法律分析：

計劃生育目前來說已經算是全面放開生育了。 自2016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施行就代表著計劃生育的全面放開。 滿足條件的居民可以生育二胎，這個是國家支持

的，對于個別家庭還可以生育三胎。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規定：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

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少數民族也要實行計劃生育，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

夫妻雙方戶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之間關于再生育子女的規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當事人的原則適用。

　　國家開放二胎政策的五大原因：

　　一、單獨兩孩實踐遇冷，生育率低到危險。

　　1、 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國僅有不足100萬對單獨夫婦提出再生育申請，而此前的官方預計是每年增加200萬人左右。

　　2、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經濟藍皮書：2015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認為，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4，遠低于更替水平2.1，已經非常接近國際上公認的1.3的“低生育陷阱”。

　　雖然也有專家表示中國已經進入“低生育率陷阱”沒有根據，但不可否認的是：人口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基本要素。沒了人口紅利，在競爭力上就少了一枚盾牌。

　　“人口紅利” 簡單通俗地理解為：由于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

　　二、“銀發危機”。

　　從人口結構上看，現在中國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斷上升，從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目前，中國已成為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老人生活旅居問題也在不斷凸顯出來。

　　據聯合國統計，到本世紀中期，中國將有近5億人口超過60歲，而這個數字將超過美國人口總數。

　　這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課題：出生率降低，年輕人越來越少，今后誰來工作、誰來納稅、誰來養活數以億計的老年人?

　　三、“劉易斯拐點”隱憂。

　　“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在1968年提出。它指的是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人口紅利慢慢消失，最終枯竭。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

　　從目前的現狀來看，低生育率和老齡化是中國經濟劉易斯拐點提前出現的關鍵誘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的增長，大量的富余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在催生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目前農村問題頻發。以“老弱病殘”為主的農村人口結構已逐步凸顯了農村經濟的增長乏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2014年兩會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2004年開始民工荒，從沿海城市迅速蔓延到內地，此后再沒有停止過，工資從那個時候開始上漲，也沒有再停止過，而且是低端勞動者工資上漲。所以2004年肯定是一個起點。如果說區間的話，我們可以看到，2010年開始，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出現負增長。這是一個巨大的轉折，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不是減慢了，而是一路負增長下去了，所以讓我說一個區間，就是從2004年到2010年，這個區間總共才6年，但是這個區間在日本走了30年，在韓國走了40年，中國還是很快的。

　　四、“失獨”社會之殤。

　　近些年來，我國家庭規模不斷縮小，從1982年的4.43人縮減至2010年的3.10人，獨生子女家庭超過1.5億戶，家庭的生育、養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許多獨生子女面對沉重的養老負擔，常感到有心無力、獨木難支，而老人“失獨”不僅是家庭災難，也是社會之殤。

　　五、男女比例失衡。

　　我們將1950到2014的64年時間劃分為4個時期，而每個時期的男女出生比例都與背后的經濟社會和政策因素變化相符。

　　計劃生育政策自1980年開始強化，這分別體現為城市的普遍“一胎”和農村的普遍“一胎半”政策。在重男輕女思想依然普遍和B超逐漸普及的情況下，可能促使男女出生比例節節升高，從1980年的107.4上升到2004年的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