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他作為宦官之后，曾經真的遭到名士大族的排斥。

因為曹操是宦官之后，東漢不少士大夫都從內心瞧不上他。曹操后來的唯才是用，就和這個有關。

諸侯割據之際，當時不少有名的人才，去支持名門望族出身的袁紹的人太多了，投靠曹操的就很少，一來他當時勢力不夠，二來就是他的出身被嫌棄。聰明的曹操就實行唯才是用，憑借個人魅力完成逆襲，成就人生目標。

曹操遭人鄙視和排斥，和歷史宦官本就被人所看不起有關，東漢時期的士大夫與宦官之間，沖突很明顯，后來到了水火難容的地步。激烈的沖突下，袁紹等人將宮內所有宦官一律處死。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宦官之后的曹操，當然會受到士大夫群體的不屑和排斥。

以當時士大夫謀士的投奔方向，也能看出來心之所向。

比如，軍閥割據形成后，士大夫們也展開擇主之路，他們的首選，是袁紹，極少一部分人投奔曹操，比如荀彧。即便是荀彧，最初也先奔袁紹而去，他認為對方不夠格局，才轉投曹操。曹操的另一位謀士郭嘉，也是從袁紹處投奔而來的。從這些情形來看，曹操在當時確實遭到士大夫們的排斥和不屑一顧。

后來袁紹常會在一些場合，大罵曹操是“贅閹遺丑”是他故意對曹操的貶低，讓天下豪杰不要奔他而去，那不過是戰爭時的宣傳語，也用來泄私憤罷了。

黨爭，原意為“政府官員自行拉幫結派，為爭取個人或共同的政治經濟等利益而互相對異己人士或團體進行攻擊”的行為，就是官員結成黨派為爭取政治利益互相攻擊。東亞歷史上泛指士大夫結成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稱為黨爭。現今政治中，黨爭可解讀為黨派之間的斗爭，常見議會政治。

因為，每個人看待事物的眼光不同，所以，難免有政見不合的情況。

不過，發生在古代王朝中的“朋黨之爭”，顯然與政見不合沒有太多關聯。爭斗的兩黨，純粹是為了權力而相互傾軋，為此不擇手段。之所以古代黨爭頻發，還是因為古代的黨派往往是建立在人際網絡上的，其本身就具有不穩定性。古代比較嚴重的朋黨之禍，有唐代的“牛李黨爭”以及明朝的“東林黨爭”。

拆開“朋黨”這個詞來看，就不難理解朋黨的內涵。官場之上，同窗、同鄉拉幫結派，為了鞏固己方在朝中的勢力，也為了扶持更多私黨，不斷對其他官員、朋黨進行攻擊。正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黨爭之亂，往往始于兩個甚至多個朋黨。在絕大多數時候，皇帝都不會坐視這種現象的發生。

自唐朝步入中期以后，宦官之禍愈發嚴重。起初，皇帝為了鞏固集權，賦予了宦官參政的權力。沒想到，這些宦官比官員更難掌控。宦官掌權后，靠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阻斷了皇帝與外界的聯系，名為皇帝的“代言人”，實際上，他們已成了真正的土皇帝。

很多朋友以為，歷史上宦官之禍最嚴重的是明朝，實則不然。

很少有哪個朝代的宦官，能像唐朝宦官一樣凌駕于皇帝之上。什么將皇帝架空對外廷發號施令，對于唐朝宦官來說都是小兒科。唐朝宦官可怕到了什么程度？他們能夠操縱皇儲的人選，廢立天子。更有甚者，像仇士良之流，敢直接帶兵與皇帝對著干。唐朝宦官之盛，堪稱絕無僅有。

宦權滔天，皇帝的處境十分尷尬。按理說，作為輔國棟梁的文臣集團，理應挽大廈于將傾，幫助皇帝解決宦官問題。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大唐文臣忙于內斗，根本無暇顧及皇帝的處境。

說起“牛李黨爭”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憲宗一朝。

元和四年，牛僧孺、李宗閔這兩個靠科舉入仕的新生力量，在奏章中極力抨擊當朝宰相李吉甫的政治主張。李吉甫身為一國之相，怎會容忍這兩個毛頭小子？

于是，他立即上奏朝廷，對二人進行彈劾。雖然彈劾之事不了了之，雙方的爭執也告一段落，但是，兩派的矛盾卻延續了下去。在后來，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帶著一眾私黨（是為李黨），與牛僧孺、李宗閔這些新生力量（是為牛黨）進行了一番角逐。

根據文獻的記載，雖然，憲宗一朝這兩派就已經有了相互傾軋的苗頭，但均屬一些不傷筋骨的小打小鬧。兩個朋黨開始正式較量，是在穆宗繼位以后。兩個朋黨及依附于兩黨的官員，在四十年的時間里不斷傾軋，在政治場上進行較量，將本就在走下坡路的大唐王朝搞得烏煙瘴氣。

直到宣宗登基后，這場“牛李黨爭”才畫上了句號。雖然，黨爭已被平息，但因黨爭所引發的一系列影響卻破壞了大唐王朝之根基，將王朝推向覆滅的深淵。

在古代王朝中，黨爭的形式大同小異，無非就是我方得勢后打壓你方，你方得勢后變本加厲地回報，不斗個滿門抄斬家破人亡絕不善罷甘休。

那么，這場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牛李黨爭”，究竟在爭些什么呢？是個人私怨，還是政治主張？

從表面上來看，不難發現“牛李黨爭”中存在一定私怨的成分。

作為前任宰相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處于黨爭的風口浪尖上。憲宗一朝，牛僧孺等“新生力量”得到了重用，被憲宗調到全國各地擔任節度使，統領藩鎮。早年牛僧孺與李吉甫之間鬧過矛盾，所以牛黨將仇怨全都發泄在其子李德裕身上，一有機會就遞折子對其進行彈劾打壓。

武宗上臺后，局勢陡然扭轉。李德裕平步青云，官拜宰相，一躍成為內閣第一人。今時不同往日，得風得水的李德裕自然不會放過早年打壓自己的牛黨，于是便對其進行了又一輪政治攻擊。武宗登基后，牛僧孺再度崛起，成為新一任宰相，風水輪流轉，牛黨自然要給李黨些顏色瞧瞧。

我們知道，自安史之亂之后，天子腳下鬧事的藩鎮就像是按倒葫蘆起了瓢一樣，擁兵自重的藩鎮勢力成了朝廷的大難題。藩鎮問題，就是牛李兩黨之間最大的沖突點，兩黨對藩鎮問題所持的主張截然相反：

李德裕及“李黨”成員，都覺得應該竭盡所能打壓藩鎮，避免安史之亂的再次發生；

牛僧孺、李宗閔等“牛黨”則覺得，應該姑息藩鎮勢力，畢竟藩鎮關系到國家之安危，牽一發而動全身。

李德裕當宰相時，對藩鎮拿出了強硬的態度，極力彈劾那些有作亂苗頭的藩鎮勢力。到了牛僧孺擔任宰相時，正趕上“盧龍軍亂”的爆發，但牛僧孺卻主張姑息，還拿出了“不系國家休戚”的理由。且不說這兩人的主張孰是孰非，從他們截然相反的立場來看，牛李黨政已注定不可能善終。

可以說，只要藩鎮仍存在，他們之間的爭斗就不會停下來。

除了藩鎮問題之外，牛李兩黨還有另一個沖突點，那就是朝臣的選拔問題。我們知道，自武周朝開始，科舉制度已經逐漸成型。不過，雖然有這樣一套成熟的官員選拔制度，但讓科舉制就這樣取代士族制，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們且來看看李德裕與牛僧孺入仕的方式，就會恍然大悟。

李德裕的父親是誰？前任宰相李吉甫。李德裕是個非常典型的士族官僚，他能夠子承父業，多半要得益于他的老爹。

而牛僧孺呢？十年寒窗，啃了許多年書本終于登科入仕，憑自己的本事躋身官場，并闖出了一番天地。

在李德裕眼中，牛僧孺就是個出身卑賤的草民；

在牛僧孺看來，李德裕就是個靠拼爹起家的官二代。

由于在當時，科舉制和士族制并行，所以，此二人一個支持科舉制，一個支持士族制。

如果說，對于藩鎮問題的政見不和，源于牛李自身，那么，對官員選拔主張的不同，則牽涉甚廣。在當時，有不少官員像李德裕一樣，出身官宦世家，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都是朝中棟梁，甚至，其祖宗的畫像還掛在凌煙閣里。

這批官二代、官三代就是靠著士族制進的官場，又想將自己的爵位和官職傳承給子孫，怎會允許科舉制的存在？然而，牛僧孺與他代表的登科進士人數更多，他們希望能給天下寒門子弟一個入仕的機會。選官制度之爭，關乎大唐官場之根本，這也是這場黨爭能夠持續四十年的最大原因。

像這樣的黨爭，不分個高下，雙方絕不肯罷休。而這場黨爭的戲劇性結局，頗為耐人尋味。兩虎相爭必有一傷，那么，牛李兩黨斗罷后，誰是最后的贏家呢？

前文說過，自唐中期開始，宦官已經成為皇帝與官場之間的“傳話人”。牛黨與李黨想要斗上一斗，難免要討好內廷的宦官，給自己找靠山。在牛李兩黨鬧得如火如荼之際，他們根本沒意識到文臣集團的斗爭使第三方坐收漁翁之利。

一場“甘露之變”，讓宦官控制了皇帝，一手遮天。此后，宦官掐死了皇帝與外廷的一切往來，外廷大臣再也沒機會讓皇帝聽到自己的聲音。到了這時，連皇帝都被控制在宦官手里，黨爭還有什么意義？“牛李黨爭”就這樣戲劇性收場了，雙方斗了個兩敗俱傷，反倒便宜了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