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國之亂是發生在中國西漢景帝時期的一次諸侯國叛亂。

黨錮之禍指中國古代東漢桓帝、靈帝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的現象不滿，與宦官發生黨爭的事件。

西漢在前，東漢在后。 順序應該是“七國之亂”——“黨錮之禍”

        《三國演義》大家都很熟悉，東漢末期皇帝都是幼主，皇室的權力大都落在宦官與外戚之手，宦官與外戚交替把持朝政，而外戚又極力想獨攬大權。士大夫階層又不能容忍皇權落入宦官之手，于是，便形成了十分復雜的矛盾沖突，最終，朝局的混亂和京城的混戰斷送了東漢王朝。

（劇照：宦官）

        中平六年四月，漢靈帝在彌留之際，將劉協托付給宦官蹇碩，要求其輔佐劉協繼位。但漢靈帝駕崩后，劉協并未能順利登基，當時圍繞著繼位人選問題，宦官與外戚展開了激烈的角逐。蹇碩想盡快扶持劉協登基，而外戚何進則想擁立自己外甥劉辯為帝。雙方處于劍拔弩張的狀態，蹇碩決定先下手為強，他計劃除掉何進，以確保劉協順利登基，但是，何進的行動更快，他聯合眾多反對宦官專權的官僚士大夫，搶在蹇碩行動之前擁立劉辯為帝。此時，蹇碩決定利用何進入宮之時除掉何進，可惜消息泄露了，何進殺了蹇碩并控制了朝廷的精銳之師西園軍。士大夫代表袁紹見何進初步得手，便建議何進滅了整個宦官集團，以鏟除東漢長期的政治惡瘤，何進便向何太后提出誅殺宦官的想法。

（劇照：蹇碩）

    何太后認為她還需要宦官的協助，所以表示反對，何進想到了他和何太后都曾得到過宦官的幫助，于是，他也猶疑不決，在殺宦官的問題上沒有決斷。此時，袁紹又勸何進召集天下精兵進入洛陽，以武力威逼太后誅殺宦官。何進接受了建議，命令發布后，各地方武裝陸續進軍洛陽。宮中的宦官們得到消息，大為恐慌。

（劇照：何進）

    在各種力量的威迫下，何太后不得不罷免了大多數宦官，只留任少數宦官服侍內宮，何太后想以此平息風波。此時，何進再一次猶豫不決，他面對著不少到他府中來謝罪求饒的宦官心軟了，何進失去了鏟除宦官集團的最佳時機。

    袁紹散布消息，謊稱何進正命令各州郡立即逮捕宦官的家屬。宦官們得到消息之后，感到外戚和官僚士大夫正聯手要致他們于死地，他們沒有任何的退路了。于是，宦官們急忙進后宮，哀求太后憐憫他們，最終說服了何太后恢復他們的官職，他們決定放手一搏。宦官們假傳太后意旨，稱何太后召見何進，何進信以為真，其屬下勸他勿獨自入宮，何進以為自己掌控著西園軍，無所畏懼。何進固執地獨自進宮，在宮內，宦官們乘其不備，一擁而上，最終何進被官宦除去。這就是東漢末年的“十常侍之亂”。

（劇照：十常侍密謀除何進）

    在東漢中后期，為什么宦官在朝中的地位會不斷上升，為什么宦官能把持朝政？

    東漢時期，為鞏固中央集權，皇帝采取了種種強化皇權的政治措施，首先，不設丞相，并弱化“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權力，史稱劉秀“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劉秀起，“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即太尉、司徒、司空原來皆是實權職務，而到了劉秀這里都成了虛職。其次，劉秀將“尚書”的職權范圍和機構進一步擴大，“官小權大”政治機制抑制了相權，但這對于維護皇帝的專制統治是非常有利的。

（光武帝劉秀）

    但凡事看兩面，缺少了相權，缺少了“三公”對于皇權的制衡，專制統治便走向了極端和反面，給了原本依附于皇權的宦官提供了專權的便利，皇權超強專制，朝廷官員缺少權力，而依附于皇權的宦官們便乘機攬權。發展到最后，宦官專權，連皇帝也被架空了，宦官成了朝中的第一大勢力。

    東漢中后期，大都是幼主繼位，這也許是東漢的大不幸。從和帝開始，多是幼小的皇帝登基，年輕的太后臨朝。《后漢書》記載，東漢中后期的11個皇帝繼位時，年齡都比較小：和帝10歲繼位；殤帝，乃是百日的小兒便登基了；安帝13歲繼位；順帝11歲繼位；沖帝2歲就當了皇帝；質帝8歲繼位；桓帝15歲繼位；靈帝12歲繼位；少帝17歲繼位；獻帝9歲繼位。

（劇照：漢少帝劉辯）

    東漢王朝皇帝大多不幸夭亡，太子多是年幼就繼位了，小小年紀的新皇帝啥也不懂，自然就出現了母后臨朝的局面，垂廉聽政成了常態。

    《后漢書·皇后紀》記載：“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皇帝幼小，太后年輕，缺乏駕馭朝局的能力，只能依靠娘家的父兄來幫助處理朝政，于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力便落入了外戚的手中，形成了外戚專權的局面。

（劇照：何后）

    而當皇帝長大之后，或者有些皇太后不甘于權力由外戚掌控，為了奪回政權，便依靠身邊可以信任的人來輔佐，與外戚斗爭，而宦官則成了皇室和后宮最值得信任的力量，如此一來，與皇帝、皇太后關系最密切的宦官便漸漸擁有了權力，在同外戚集團的權力斗爭中，宦官也就成為皇室的得力助手。

    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以來，功勛階層都有食封制的待遇，但宦官是不能食封的，當時的宦官無法得到穩定的經濟基礎的支撐，在朝中的政治地位難以提升。而到了東漢時期，生產力得到一定發展，東漢中后期，帝幼后弱需要借助于宦官力量來削弱外戚力量，宦官的勢力在政治上有了強勢的表現，而且，他們也想在經濟上提高地位。

（劉邦畫像）

    漢章帝時，宦官鄭眾以小黃門遷中常侍，漢和帝時加位鉤盾令，管理皇家花園，公元102年被封為鄲鄉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和帝時鄭眾的這一封侯，它開了宦官封侯的先例，這讓宦官有了經濟基礎的支撐。

    先例一開，一發而不可收，到漢順帝時，以孫程為代表的宦官集團的形成，開啟了宦官集團發展的重要階段，宦官食封數量大大增加；到了桓帝時，侯覽的宦官集團已不僅僅是食封了，他們直接掠奪土地，他們手握權柄，專權掌控重要部門，肆意利用手中職權，直接掠奪田宅。

    東漢宦官獲“食邑封侯”是非常可怕的事件，這表明宦官不僅有政治上的權力，而且也擁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他們成了有爵位有封地的貴族階層。

    東漢時，董仲舒改造先秦儒學創立的“新儒學”，成了倍受推崇的新的思想意識，尊卑有序、上下有別的主流觀念強化了大一統皇權。“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理論對于加強皇權的目的愈發明顯。

（董仲舒）

    “君權至上，皇權獨尊”核心理論在維護皇權，強化專制的同時，卻也無形中維護了宦官作為君權的維護者有機會進行攬權、專權。這無形中助長了宦官的囂張氣焰，宦官經常以皇權代理人的身份走出宮門，處理政事，這便促成東漢宦官集團在朝廷內外勢力的雙重擴大, 形成了東漢一朝宦官集團專權的嚴重局面。

四分鐘帶你了解東漢“黨錮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