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探討各種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擴散和變化,以及人類社會活動的地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是地理學的兩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人文”二字與自然地理學的“自然”二字相對應,泛指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人文地理學一般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人文地理學包括社會文化地理學、政治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等,狹義的人文地理學則指社會文化地理學。
人文地理學經過長期發展已形成一個較完整的學科體系。一般可以分為綜合理論部分、通論部分(部門人文地理學)和專論部分(區域人文地理學)。
人文地理學綜合理論部分主要指對人地關系理論的研究。人文地理學通論部分可分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三個方面,也有一些學者將其分為社會文化和經濟兩個方面。人文地理學專論部分則包括對各種地區人文要素的區域地理研究。
經濟地理學是以闡釋人類生產和生活資料的生產、流通和消費分配等人類經濟活動的地域分布和空間組織為主要任務。近代地理大發現以后,人類的商業活動空前繁榮,從而產生了經濟地理學的前身——商業地理學。
傳統的經濟地理學關心各種資源、生產及商業的分布同自然環境的關系,以生產布局、區位分析為研究的核心。其中區位論和中心地學說曾對地理學和其他學科的發展起到過重要作用。
現代經濟地理學的研究開始注意社會結構、政府決策以及人們的行為決策對經濟布局的影響,出現了國土經濟學,重視國土整治問題。有些學者認為旅游地理學研究所涉及的旅游屬于經濟活動范疇,因此旅游地理學也是經濟地理學的組成部分之一。
政治地理學是通過研究國民與領土的關系來分析政治現象的地域體系,并分析以政治、軍事、經濟和宗教為背景的各種國家集團對世界和地區所起的作用。
人文地理學以人地關系的理論為基礎,探討各種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擴散和變化,以及人類社會活動的地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它是地理學科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地理學的兩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人文”二字與自然地理學的“自然”二字相對應,泛指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僅指社會文化現象。
人文地理學一般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人文地理學包括社會文化地理學、政治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等,狹義的人文地理學則指社會文化地理學,不包括經濟地理學。
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的發展歷經知識的積累、學科的形成和理論的演變、學科的分化以及理論和方法上的革新等過程。按其發展順序,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3個階段。
古代階段
這是地理知識積累的時期,以片段記述為主,出現了各種關于人地關系的論述。
在中國地理古籍和其他古籍中,載有許多關于人地關系的論述,其中既有《禮記·王制》篇中“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的帶有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思想,又有《孟子·公孫丑下》中主張“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勝天的思想,還有東漢時期王充的《論衡·明雩》篇中“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的主張人、地各有規律,反對人地關系絕對化的思想。
從公元前5~前3世紀成書的《尚書·禹貢》開始,在許多地理古籍中還記述了大量的人文地理現象,明末清初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則討論了人地關系的若干問題。但是在中國古代未產生系統的人文地理著作來表述人地關系思想。
在西方,地理學一直是把地球作為人類的家鄉來研究,古希臘、羅馬學者如希羅多德、斯特拉波等,都在其著作中對各地的人文地理現象作過論述。
中世紀的西歐形成一些相互隔離、閉關自守的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國家,經濟、文化處于衰落狀態,人文地理學的發展相應處于停滯狀態。與此同時,阿拉伯國家的地理學獲得較大發展,伊德里西等學者在著作中記述了不少人文地理現象。
大發現后
歐洲各國陸續出版了各種地理著作,其中有不少篇幅是關于世界各地人文地理的描述,大多偏重于種族、聚落等方面的研究,對于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起到巨大促進作用。
近代階段
編輯
綜述
19世紀初至20世紀50年代,地理學進入出現不同學派、學說紛出、各種學科建立并形成體系的時期。19世紀里,地理學開始形成自然和人文兩大分支,近代科學地理學的奠基人 A.von洪堡和C.李特爾分別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創立了早期理論。從此,人文地理學出現一系列理論,各分支學科陸續建立并形成了體系。
形成和演變
李特爾用經驗法和比較法,研究世界各地區各種地理現象的因果關系。在他的《地理學──地理對人類素質和歷史的關系》(1822~1859,第2版)一書中,探討了自然現象與人文現象的相互關系,把自然作為人文的基本原因,強調自然界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在他去世后,人地關系理論在各國有不同的發展。
德國地理學家F.拉采爾在 1882年和 1891年出版的《人類地理學》一書中,論述了人類作為環境的產物,其活動、發展和分布受到環境的嚴格限制。以后他的學生美國地理學者E.C.森普爾和E.亨廷頓等人更加強調地理環境對人類文明的決定性作用,他們的觀點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形成系統的環境決定論。
幾乎與此同時,法國的地理學家P.維達爾-白蘭士不同意環境決定論的觀點,提出另一派人地關系論的觀點,后人稱之為可能論或或然論。他認為地理學的特殊任務是闡述自然條件與人文條件在空間上的相互關系。自然環境提供一定范圍的可能性,而人類在創造居住地時,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來利用這種可能性。他的這一觀點在其學生J.白呂納1910年發表的《人地學原理》(曾譯《人文地理學》)一書中得到進一步發揮,白呂納認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無定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常隨時代而變化。維達爾-白蘭士和白呂納等人的觀點對法國地理學影響很深,從而形成法國學派。
英國利物浦大學的P.M.羅士培教授受法國學派的影響,1930年創用了“調節”一詞,創立“適應論”。他認為調節包含兩重含義,即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的限制,以及人類社會對環境的利用和利用的可能性。羅士培認為人文地理學研究人-地之間雙向的相互關系,主要探討人類社會活動對環境的適應能力。
美國地理學家H. H.巴羅斯1923年發表“人類生態學”一文,則提出生態調節論。他主張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的生態的觀點,在人地關系中人是中心論題,其他現象只是當它們涉及人及其對它們的反應時,才有必要說明。他還認為歷史學研究人類在時間上的關系,地理學則側重于分析人類在空間上的關系。
20世紀初
德國學者O.施呂特爾提出文化景觀的概念,認為探討原始景觀轉變為文化景觀的過程是地理學的主要任務。以后美國地理學家C.O.索爾又提出,人類按其文化的標準,對天然環境的自然現象和生物現象施加影響,將它們改變為文化景觀。與此同時,另一美國學者D.S.惠特爾西提出“相繼占用”學說,認為地理學不應研究人類對環境的適應,而是研究人類社會在一地占用的歷史過程。他們都強調文化在人與地理環境的關系中的作用,形成有關人地關系的文化景觀論,實際上也是一種“文化決定論”。它強調一個地區居民在其態度、目標或技術上如有任何重大改變,則需要重新估價自然資源基礎對于他們的意義。
在人文地理學發展過程中起過一定作用的還有地理學上的“二元論”。同洪堡主張地理學應在復雜性中理解統一性一樣,李特爾認為統一性正是地理學的特點。但是,德國的O.佩舍爾等人卻反對李特爾的人文方向,認為地理學只能是對地球表面形態的研究,人類活動則不在其研究范疇之內。從而產生了地理學的二元論。佩舍爾主張的二元論在西歐實際支持者人數并不多。
蘇聯地理學界從20世紀30年代起,批判了人文地理學,突出發展經濟地理學,實際上以經濟地理學代替了人文地理學。同時,蘇聯把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當做互不相關的兩門科學,理由是統治物質世界的規律和統治人類經濟活動的規律是完全不同的,認為這兩門學科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際上都不能合成為一門學科,經濟地理學是純粹的經濟學科,應當徹底摒棄地理觀點。
直到1960年,..阿努欽'" class=link>..阿努欽批判了30年代以來蘇聯地理學界分裂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的二元論,主張區域研究應謀求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之間的聯系和平衡,得到許多學者如..紹什金和..馬爾科夫等人的熱烈支持,開始在蘇聯逐步強調地理學的統一性(見蘇聯地理學史)。
學科體系的形成
隨著人文地理學的理論發展,研究內容和范圍也不斷擴大,同自然地理學一樣開始分化,陸續出現了一些分支學科,并形成人文地理學的學科體系。人種地理學、人口地理學、聚落地理學、文化地理學、政治地理學、商業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工業地理學、農業地理學、交通運輸地理學等,都是在此階段形成并發展的。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歐洲各大學地理課有許多是由歷史學者講授的,許多學者強調地理學研究,特別是人文地理學的研究與歷史學關系十分密切,而且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也長期囿于歷史人文地理的內容。因此,歷史地理學曾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的學者H.C.達比等自20世紀30年代以后,開始研究歷史自然地理,使歷史地理學不僅研究歷史時期人文地理現象的變化,也研究歷史時期自然地理現象的變遷,從而成為地理學的一門獨立分支。
現代階段
編輯
綜述
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于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人文地理學在理論、方法以及研究內容等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
新發展
由過去的環境決定論、可能論以及適應論轉變為和諧論。這是由于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人口膨脹、工業增長、城市化過程加速,世界不少地區出現生態平衡破壞、環境污染、資源匱乏以及社會問題嚴重的現象,過去的人地關系理論已無法反映現實和指導人類的合理行動了。
在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發展的影響下,人文地理學者主張以和諧論分析人與環境的關系。70年代以來,分析并和諧人與環境的關系已成為人文地理學的新課題。
1980年 8月底在東京召開的第24屆國際地理大會上,大會主席英國倫敦大學教授M.J.懷斯在開幕詞中指出:“在今天世界人口日增,環境變化急劇,資源匱乏和自然災害頻繁的處境中,如何去和諧自然環境和人類文化生活的關系,已成為國際地理學界所面臨的主要研究任務”。
革新
1955年,美國華盛頓大學地理系教授W.L.加里森開設研究班,用數學統計方法培養了一批地理學者。其中的英國學者R.J.喬利和P.哈格特在1960年以后把數量方法引進劍橋大學和布里斯托大學地理系,使得這種革新很快在各國地理學者中傳播開來,對地理現象分布差異的表述開始從定性向定量階段發展。航空測量技術和衛星遙感技術的應用,使地理學在資料收集和制圖工作上有很大改進,對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也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電子計算機的應用,使地理學者能夠處理多種變量的復雜計算,對一些空間規律的研究采用新的統計方法和技術手段,進行精確的度量,并用數字形式表達人地關系,說明區域差異及其變化。
運用
50年代系統論創立以后,迅速成為各學科的基該方法論。美國地理學家E.A.阿克曼于1965年提出地理學者應當探索許多各自不同但又相互依賴的變量的一種系統的概念,從時-空角度處理人與環境的系統。60年代開始,不少學者已在研究生態系統、政治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以及地域系統方面作出貢獻。
定量計算和系統論思想的引進,使地理學開始采用模型來表述所研究的地理現象。瑞典地理學家T.哈格斯特朗用歸納模型說明新事物浪潮特征,用隨機模型來預測新事物擴散概率,引起廣泛注意。英國學者喬利和哈格特合著的《地理學的模型》(1967)和D.W.哈維《地理學的解釋》(1969),對地理學采用模型探討實際問題起到很大促進作用。
領域的出現
以及社會文化地理學、城市地理學地位的提高。60年代行為科學興起后,出現了行為地理的研究。70年代,行為研究在地理學中十分盛行,通過研究不同人類社會集團、階層、階級對不同環境的反應和行為決策這一過程,使地理學為解決實際問題的決策可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旅游事業的蓬勃發展,旅游收入對于國民經濟收入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使得旅游地理學發展很快,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新分支。人類以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形式存在,各集團的不同文化既是社會環境的組成部分,又是人們行為制約的因素。因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研究空間中的社會現象和文化差異的社會文化地理學重要性日益提高。同時,許多國家重建城市的需要,新的城市迅速增加、城市規模日益擴大的趨勢,促使城市化進程加快,帶來居住、就業、交通、環境等一系列城市問題,使城市地理學在人文地理學中逐漸居于重要的地位。
關聯運動
傳統的人文地理學以小區域研究、經濟區劃和文化景觀類型為其主要論題,則轉向分析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為主,涉及國土整治、環境保護、貧窮和饑餓、種族歧視、資源合理利用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問題。人文地理學論題的這種方向性轉變,即所謂關聯運動。傳統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是將復雜現象的組合分裂開來,以便分別研究整個復雜環境中的各個成分,從而導致學科分化階段。20世紀中期以來,人文地理學開始面向社會問題,從而在研究中打破各分支學科人為界線,出現新的綜合。
此外,70年代以來還出現了兩種人文地理學主張:
一為人本主義地理學派,認為數量運動的機械模型壓抑了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主觀性,提出以人為中心的地理學,致力于觀察具有特殊空間概念的社會結構,研究它們和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理解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一為激進地理學派,由于60年代后美國經濟衰退,階級、民族矛盾突出,一部分地理學者認為首先應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抨擊,并為革命性的變化提出建議。他們創辦了刊物《對立面》,宣傳自己的觀點和研究成果。
此外,部分學者提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武裝地理學,提出新的綜合論方向,反對學科分裂和專業化傾向。
主要分支學科:
人文地理學經過長期發展已形成一個較完整的學科體系。一般可以分為綜合理論部分、通論部分(部門人文地理學)和專論部分(區域人文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綜合理論部分主要指對人地關系理論的研究。人文地理學通論部分可分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3個大的方面,也有一些學者將其分為社會文化和經濟兩個主要方面。人文地理學專論部分則包括對各種地區人文要素的區域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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