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目標是一國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采取的貨幣政策希望達到的最終目的。
包括：經濟增長、價格水平穩(wěn)定、充分就業(yè)、利率穩(wěn)定、匯率穩(wěn)定、國際收支平衡。盡管央行不能直接帶來這些目的，卻能針對它可以影響的變量制定不同的政策。貨幣政策的諸多目標之間常常有沖突，政策可以達到一個目標，但卻也使另一個目標變得更加難以實現(xiàn)。
在中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在實際中有兩種主張，一種是單一目標，以穩(wěn)定幣值作為首要的基本目標；另一種是雙重目標，即穩(wěn)定貨幣和發(fā)展經濟兼顧。
從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歷史演變中來看，無論是單一目標、雙重目標或多重目標，都不能脫離當時的經濟社會環(huán)境以及當時所面臨的最突出的基本矛盾。但貨幣政策要保持足夠的穩(wěn)定性和連續(xù)性，政策目標不能偏頗和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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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fā)達國家以及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不同的是，中國貨幣政策的目標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在發(fā)達國家的單一目標制下，貨幣政策更關注利率工具，用政策利率穩(wěn)定物價并允許匯率自由浮動。但是中國貨幣政策目標的多元化，就得統(tǒng)籌考慮物價、就業(yè)、增長及國際收支等目標之間的關系。這種多重目標制與當前中國轉軌經濟有關，同時由于長期面臨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國內流動性投放過多，使得中國央行不得不關注國際收支等問題。因此，在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上，目前中國央行可采用利率、匯率、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等價格及數量型工具。
首先，中國的基準利率與歐美發(fā)達國家不同。中國的基準利率是商業(yè)銀行一年期存貸款利率，而美聯(lián)儲是貨幣市場隔夜拆借利率。前者是對商業(yè)銀行的信貸風險直接定價，后者則是金融市場間接利率，需要相關的傳導機制影響金融市場各行為主體的信用風險定價。中國銀行利率是管制下的利率，而美國金融市場的利率是市場化的利率。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容易受到扭曲，而且當商業(yè)銀行都在突破央行的利率管制而產生嚴重的金融脫媒的情況下，中國央行貨幣政策效用更是容易弱化。這也就是為何中國央行的降息所產生作用不大的原因所在。
其次，由于中國資本項目還沒有全面開放，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還沒有確立，人民幣匯率不可自由浮動。因此，中國貨幣政策長期以來都受到宏觀經濟的內外失衡的困擾。1994年之后，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出現(xiàn)。在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后，由于人民幣單邊升值，上述情況更是極端化。在這種宏觀背景下，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受到資本流入和外匯占款較快速增長的挑戰(zhàn)。在這種情況下，匯率政策工具既影響國內經濟增長模式變化及產生結構調整，也影響國際資金進入中國市場的流向及規(guī)模，影響貨幣政策工具使用上的主動性。所以，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匯率工具同樣是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重要考量。
綜上，當前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就得在現(xiàn)實的基點上及既有的貨幣政策框架下，促進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周期性調整，逐漸地擠出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就得去杠桿而不是加杠桿，從而保持貨幣政策的中性；就得促進當前中國經濟由舊的增長模式向新的增長模式轉型及保證經濟增長，而不是重新啟動又一輪的信用過度擴張或推出所謂的中國版QE，讓中國經濟重新回到以往的增長快車道。因此，在當前經濟內外失衡的大背景下，保持貨幣政策的穩(wěn)健性，應是今年或當前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主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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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財政政策的涵義
　　我國政府提出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經濟社會背景和政策涵義的。
　　其一，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較意義而言的。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多種原因，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出現(xiàn)了國家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趨于弱化，“吃飯財政”難以為繼的窘境。面對中國經濟成功實現(xiàn)“軟著陸”之后出現(xiàn)的需求不足、投資和經濟增長乏力的新形勢及新問題，特別是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必須使我國財政政策盡快從調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來，對經濟增長發(fā)揮更加直接、更為積極的促進和拉動作用。這就是“更加積極”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涵義。
　　其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就我國結構調整和社會穩(wěn)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結構性矛盾也日漸突出，成了新形勢下擴大內需、開拓市場、促進經濟持續(xù)快速健康發(fā)展的嚴重障礙。而作為結構調整最重要手段的財政政策，顯然應在我國的結構優(yōu)化和結構調整中，發(fā)揮比以往更加積極的作用。此外，由于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有企業(yè)改革中下崗、失業(yè)人數增加，城市貧困問題的日漸顯現(xiàn)等原因，作為社會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財政政策，也必須在促進社會公平、保證社會穩(wěn)定方面發(fā)揮至為關鍵的調節(jié)功能。這是市場機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無法替代的。形勢的變化，緊迫的客觀需要，使中國的財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臺，充分發(fā)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其三，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一種政策類型，而是一種政策措施選擇。中外的經濟理論表明，現(xiàn)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政策，大體可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三種類型。如本世紀30年代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及其與之配套、至少實行了10年之久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來所奉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等，都具有這種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國當前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只是在適度從緊財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據變化了的新情況、新問題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種應對性財政政策舉措，并非是一種政策類型。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xiàn)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huán)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也可以說，這是在國內經濟有緊迫需要，政策實施又有現(xiàn)實可能的條件下，所作出的一種有條件的政策選擇。這里所謂客觀需要，就是擴大內需以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需要，是在貨幣政策因實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與效果受限的條件下，必須進行的一種政策選擇。而所謂政策環(huán)境允許，就是說，盡管國家財政收支形勢較為嚴峻，但在銀行有較多“存差”，有富裕資金，企業(yè)因約束機制強化等原因而貸款謹慎等情況下，財政可以通過實施以適度擴張的國債政策為重點的積極財政政策，來達到擴展需求、刺激經濟的目的。一旦這種政策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財政政策選擇就需另行考慮。
　　（二）政策的定向性。從我國的現(xiàn)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yè)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yōu)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正是有鑒于此，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選擇了以調整結構、改善投資環(huán)境、增強經濟增長后勁和產業(yè)帶動效應為目的，以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的方向。
　　（三）政策的復合性。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xiàn)了政策復合性。簡要地說，除了向國有商業(yè)銀行增發(fā)1000億元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以外，同時還發(fā)行了2700億元特別國債，以提高國有商業(yè)銀行的資本金充足率；通過調整中央財政的支出結構，騰出180億元， 專門用于國有企業(yè)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離退休人員養(yǎng)老金的按時足額發(fā)放和抗洪救災等，即通過財政的轉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費與投資；分批提高了一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調整了進口設備稅收政策，降低了關稅稅率，對國家鼓勵發(fā)展的外商投資項目和國內投資項目，在規(guī)定范圍內免征關稅和進口環(huán)節(jié)增殖稅，以此推動和增進外經貿方面的需求。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財政政策原則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確定與適時調整，對政策目標的實現(xiàn)和政策效應的優(yōu)劣，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國已經和正在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與適當的貨幣政策，應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幾個“兼顧”或幾個“結合”：
　　第一，在政策重點的選擇上，把增加投資規(guī)模與刺激、拓展最終消費需求相結合。在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賣方市場——短缺經濟條件下，我們一直習慣于把刺激經濟的重點放在投資和生產上，亦即放在增加產品供給上，因為供給的約束始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場經濟——買方市場條件下，需要刺激的重點則是消費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約國民經濟發(fā)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資和生產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這只是中間需求，它究竟能對經濟增長發(fā)揮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經濟效率，則取決于最終需求的狀況。新形勢下有助于擴大內需的財政、貨幣政策取向，必須把增加投資和生產與刺激最終消費有機結合起來。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總量的適度擴張與結構的調整、優(yōu)化相結合。因為當前問題的性質，既不是簡單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蕭條，也不是簡單的總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經濟體制、經濟發(fā)展（增長）模式轉軌時期，在已經成功實現(xiàn)了經濟軟著陸，出現(xiàn)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形勢下，主要由于轉軌“鎮(zhèn)痛”、體制和結構障礙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過渡性困難。正是由于這種特點和性質，即在體制轉軌尚未完成，結構矛盾十分突出、適應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還很不健全等情況下，如果片面強調和實施全面松動的總量擴張政策，那就很可能誘發(fā)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加重結構調整的困難，從而非但無助于當前經濟的協(xié)調、有效增長，而且還將為后續(xù)經濟的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就業(yè)問題的解決，造成更多的麻煩和后延性障礙。
　　第三，在政策傾向的掌握上，應把支持國有經濟與鼓勵非國有經濟的發(fā)展相結合。因為無論是從其發(fā)展需要、發(fā)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潛力，還是從其在諸如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國家稅收、解決就業(yè)問題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來看，非國有經濟的發(fā)展對擴大內需、實現(xiàn)經濟增長目標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和意義。然而，從實際情況看，非國有經濟的發(fā)展又的確存在著不少現(xiàn)實障礙和困難，財政、稅收、信貸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決的政策性問題。
　　第四，在政策效應的考慮上，使擴大內需的當期政策效應與長期政策效應相結合。因為，既然需求不足將是制約我國后續(xù)經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問題的解決就不能只顧眼前、不計長遠，在政策取向、政策效應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須把短期與長期、當前與今后加以統(tǒng)籌考慮。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
　　既然積極的財政政策并非一種長期的政策選擇，那就必然有一個政策調整或政策轉換的問題，這是我們必須預作準備的。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能否出現(xiàn)或找到替代當前財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條件。就是說，要逐步改變以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為重點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來加以替代或置換，從而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和轉型創(chuàng)造條件。我以為，從中長期看，這樣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幾個方面：
　　1、市場和消費替代。即當前財政、貨幣政策的著力點，應放在有利于進一步開拓市場和刺激最終消費需求方面，逐步減輕經濟增長對擴大政府投資規(guī)模的依賴。這方面可供選擇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進銀行的消費信貸；適當增加財政對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別是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財政轉移性支出數量；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村和農民收入，為開拓巨大的農村市場奠定基礎，等等。
　　2、民間和企業(yè)投資替代。社會資金是永遠流動和相互轉化的。為實現(xiàn)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除了某些社會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提供，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投入以外，民間和企業(yè)投資的增加，就能為政府基于拉動經濟增長目的而進行投入的適時退出創(chuàng)造條件。在這方面，我國是存在很大潛力的。比如，盡快減輕企業(yè)沉重的非稅負擔，改變有些企業(yè)存在的費大于稅狀況所能產生的企業(yè)投資潛力，就是一個十分可觀的數字。同時，只要引導有方、政策得當，激活我國巨額儲蓄存款余額和游資的利用機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經濟手段，以充分調動和吸納社會資金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yè)和房地產開發(fā)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兩撥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雖然國際經濟形勢動蕩不定，不確定的因素較多，但通過深化我國外經貿體制改革，加強結構調整，改善政策激勵措施，提升產品國際競爭力等途徑所能產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去年在引進外資方面所創(chuàng)造的成績，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風險實證分析
　　積極財政政策風險是指積極財政政策的預期目標不能實現(xiàn)或失敗的可能性。其風險的表現(xiàn)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政策決策風險，二是政策執(zhí)行風險。這說明積極財政政策風險不是局限于某一個環(huán)節(jié)，而是貫穿于政策的全過程。一般而言，導致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積極財政政策目標確定方面的偏差。確定的政策目標嚴重脫離實際，或財政政策目標與國民經濟發(fā)展目標脫節(jié)，或財政政策目標本身的模糊性，都會帶來相應的政策風險。（2）在財政政策決策和執(zhí)行的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對稱和未來不確定性因素的存在。（3）財政政策決策者和執(zhí)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響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程度。（4）財政政策工具選擇上的失當，且政策工具之間缺乏有機配合。（5）財政政策嚴重滯后，沒有隨經濟運行狀況的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整。（6）財政政策作用的力度過大或過小。（7）在財政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團的阻撓或政策執(zhí)行者對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從純理論的角度對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含義、表現(xiàn)及成因進行了抽象分析，對中國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須密切聯(lián)系中國積極財政政策實踐來具體進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財政部關于增發(fā)國債用于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和今年中央財政預算調整方案（草案）的議案》，決定由財政部向國有商業(yè)銀行增發(fā)1000億元國債，專項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決不搞一般性工業(yè)項目。根據這一原則，當年安排的國債資金項目主要包括：農田水利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鐵路、公路、電信和一些重要機場建設；城市環(huán)保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設500億斤倉容的國家儲備糧庫；農村電網改造和建設工程、城市電網改造；增加公檢法及司法設施建設投資；向國有獨資商業(yè)銀行發(fā)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其資本金；調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和進口設備稅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為進一步擴大內需和鼓勵出口，決定繼續(xù)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運用方面，既向銀行增發(fā)國債用以擴大投資，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進消費；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又支持企業(yè)技術改造。2000年，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一是發(fā)行1000億元長期國債，重點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yè)技術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區(qū)傾斜，60％以上的國債投資用于中西部地區(qū)；二是繼續(xù)貫徹落實 1999年出臺的調整收入分配的各項政策措施，保障城鎮(zhèn)居民的收入穩(wěn)定增長；三是進一步應用稅收等手段，鼓勵投資、促進消費、增加出口。根據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繼續(xù)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繼續(xù)追加現(xiàn)有國債資金項目的投資，加大西部地區(qū)開發(fā)力度，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等。
　　從近3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來看，通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1998年拉動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1999年拉動經濟增長2個百分點， 2000年拉動經濟增長1.7個百分點（中國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長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個百分點，這表明2000年我國國民經濟已出現(xiàn)了走向良性循環(huán)的重要轉機。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盡管2000年國民經濟出現(xiàn)了明顯的回升，但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穩(wěn)固，我國的經濟競爭力還比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民間資本投資的積極性還沒有充分調動起來，消費需求增長的潛力還沒有充分挖掘出來；國有企業(yè)經營機制還沒有根本轉變，企業(yè)經濟效率沒有明顯的提高，不少企業(yè)經營十分困難，就業(yè)壓力進一步加大；農業(yè)發(fā)展基礎不牢，農民收入增長十分緩慢，農民負擔過重問題仍沒有很好解決；產業(yè)結構不合理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的信息化程度較低；國民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缺乏堅實的基礎。
　　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雖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們的預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這說明積極財政政策在其決策及實施過程中客觀上仍面臨著一定的風險。導致政策風險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而言，集中在拉動經濟的年度增長上，對國民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關注不夠。其次，在分析經濟增長速度連年下滑的原因時，認為是內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著力點只是放在擴大內需上，而對社會供給方面存在的問題缺乏充分的認識和應有的重視。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選擇方面，主要是通過增發(fā)國債、擴大財政支出規(guī)模來擴大內需，帶動經濟增長，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財政政策工具之間缺乏有機配合。第四，在2000年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開始回升的情況下，我國財政政策的重點仍然放在擴大需求上，而沒有適時地進行戰(zhàn)略上的轉移，財政政策顯得嚴重滯后。第五，在處理財政政策作用和市場機制作用的關系方面，片面強調前者的作用，而忽視后者的作用，沒有擺正財政政策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財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財政風險尤其是國債風險進一步加大。第六，積極財政政策沒有體現(xiàn)其應有的公平性，而是過于向國有經濟傾斜，對其他所有制經濟存在明顯的歧視，尤其是在財政投入方面。這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不利于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xiàn)。第七，由于層層截留、挪用，據估計，約有20％的國債資金不能到位，致使通過國債投資項目拉動經濟增長大打折扣。
　　[編輯本段]防范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基本對策
　　1.在積極財政政策目標的確定上，必須從片面追求年度經濟增長轉移到確保國民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上來。作為我國的最高決策層，在制定財政政策目標時，不能僅僅局限于確保年度或任期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xiàn)，而應將重心放在國民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方面。只有這樣，我國的國民經濟才能真正步入良性發(fā)展的軌道，經濟增長的可持續(xù)性才有保證。在國民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方面，既包括國民經濟持續(xù)增長，也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業(yè)結構的合理化、地區(qū)經濟結構的合理化、城鄉(xiāng)經濟結構的合理化、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好轉等。
　　2. 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應該從拉動需求轉移到改善供給上來。在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初期，針對需求嚴重不足的嚴酷現(xiàn)實，財政政策作用的側重點放在拉動需求方面，這樣做簡單、容易操作，而且見效快，因而是無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開始回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明顯加快，投資品及消費品價格開始止跌回升，這說明我國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盡管有效需求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經轉移到有效供給上來了。經過3年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我國的財政赤字率、償債率、債務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過警戒線，雖然負債率還較低，但我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相對于西方發(fā)達國家而言，國民經濟對國債的承受能力相對低下，因而以西方發(fā)達國家及歐盟成員國所確定的警戒線標準來說明我國的國債發(fā)行還有較大的空間，這是不正確的。根據我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我國的國債負擔率應控制在20％以內為宜，最多不得超過30％，否則有發(fā)生財政危機的危險。
　　由此可見，以擴大國債規(guī)模和財政支出規(guī)模為主要內容的旨在拉動需求增長的財政政策已沒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單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決短期的經濟增長問題，不可能解決國民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因此，要確保國民經濟持續(xù)、快速和健康發(fā)展，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應放到改善供給、增加有效供給上來。要通過財政政策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并使產業(yè)結構、地區(qū)經濟結構和城鄉(xiāng)經濟結構逐步合理化，經濟增長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能夠有機協(xié)調起來。
　　3.在積極財政政策目標及政策的重心發(fā)生轉移的情況下，對財政政策工具的運用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
　　首先，在國債方面，雖然維持一定數量的國債發(fā)行是必要的，但國債發(fā)行規(guī)模要加以嚴格控制，國債增長速度應低于GDP的增長速度，從而使國債風險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國債資金的運用應僅限于具有經濟效益的領域，并重點投向基礎產業(yè)及基礎設施，以及企業(yè)技術改造和信息產業(yè)及生物醫(y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yè)。國債資金向這些領域的投入不是包辦或壟斷，而是重在發(fā)揮其對民間資本的引導作用。國債資金應退出納消費性領域，有關社會保障事務應通過稅收等無償性收入來解決。在國債資金投資結構上，要逐步加大新興產業(yè)及企業(yè)技術改造方面的投入，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tǒng)產業(yè)，以推動我國產業(yè)結構、產品結構的升級，充分發(fā)揮國債投資的“擴散效應”和“乘數效應”，拉動民間投資的快速增長。要加大對國債投資過程的監(jiān)督管理，確保國債資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國債投資加大西部地區(qū)開發(fā)力度的過程中，投資的重點應放在西部地區(qū)的基礎工業(yè)及基礎設施方面，優(yōu)化西部地區(qū)投資環(huán)境，并使不同地區(qū)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得到進一步加強。
　　其次，要充分發(fā)揮財政貼息的杠桿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依靠財政投資支持國家重點建設、優(yōu)化產業(yè)結構和對社會投資實施調控，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財政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日趨下降、國債風險加大的情況下，面對中長期優(yōu)化產業(yè)結構方面巨大的投資資金需要，財政的直接投資往往顯得力不從心。當前一種切實有效的方式是通過財政貼息支持政策性融資，變直接投入為間接拉動與引導。目前要擴大財政貼息的資金規(guī)模，使之成為加強供給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過稅制改革，優(yōu)化稅制結構，刺激民間投資。要廢除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jié)稅；變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并相應調低其基本稅率，取消一般納稅人和小規(guī)模納稅人的區(qū)分；統(tǒng)一企業(yè)所得稅，給內外資企業(yè)以公平的稅收待遇。取消地區(qū)性稅收優(yōu)惠待遇，實行以產業(yè)為導向的稅收優(yōu)惠待遇。
　　第四，要切實解決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和亂集資問題，充分發(fā)揮人大、政協(xié)、人民群眾及新聞輿論的監(jiān)督作用，規(guī)范和約束政府本身的行為，切實減輕企業(yè)及個人的負擔，調動其投資積極性。如在政府收費方面，有關政府收費的立項、收費標準的確定等都必須通過全國人大或省級人大的審批，收費標準的調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省級人大常委會舉行聽證會。各級政府只是收費的執(zhí)行者和管理者，無權進行收費的立項、收費標準的確定和調整。
　　4.正確認識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堅持市場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則，充分發(fā)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只能建立在市場機制作用的基礎上，政府的財政政策只是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對財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運用財政政策以實現(xiàn)經濟發(fā)展目標時，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圍，保持財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適度性。要通過財政政策的實施，彌補私人經濟部門投資的不足，并積極引導其投資方向，而不是排擠私人經濟部門投資，同其在經濟領域爭利。作為財政政策的決策者和執(zhí)行者，要注重提高決策水平和執(zhí)行水平，及時收集和掌握經濟發(fā)展信息，減少和避免政策決策和政策執(zhí)行的盲目性。
　　5.積極財政政策目標的實現(xiàn)及其風險的防范，還需要其他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國的一切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都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客觀要求，特別是在我國即將加入WTO的歷史背景下，要確保其公開性、公平性、公正性。財政政策的實施結果與預期目標之間尚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不僅是財政政策本身的問題，還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間投資缺乏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有力支持，民間投資產業(yè)準入政策方面的障礙等，使民間投資近幾年來一直處于低迷狀態(tài)。要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必須在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面給予公平待遇，廢除各種歧視性的規(guī)章制度，民營企業(yè)可通過發(fā)行股票、債券及銀行信貸等多種方式融資。要逐步取消產業(yè)準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礙，變審批制為登記備案制，除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及國防安全的領域不宜讓民間資本進入外，其他領域應盡可能向民間資本開放。凡是允許外資進入的領域，都必須對國內民間資本開放。

　　貨幣政策由“從緊”轉為“適度寬松”，這是貨幣政策性質和貨幣政策調控方向的重大轉變。這種轉變，是應對國際經濟環(huán)境變化對我國經濟沖擊的明智之舉，是有效提振內需、充分發(fā)揮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作用的重要舉措，是防止經濟大幅下滑、確保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的有力保證。

　　在我看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義：其一，這是“適度擴張”而非“完全擴張”的貨幣政策。兩種政策的區(qū)別不僅在于擴張程度的差異，還在于其各自運用時所面對的宏觀經濟態(tài)勢的不同。完全擴張型貨幣政策通常在經濟發(fā)生危機或經濟蕭條時采用。作為一種“反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其實施目的在于縮短經濟危機或經濟蕭條的時間過程，拉動經濟復蘇；適度擴張型貨幣政策則適用于經濟顯著減速或即將進入下降周期的經濟環(huán)境，實施目的在于維護經濟增長的動力，遏制經濟下滑，確保經濟增長的持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很顯然，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選擇，與我國現(xiàn)實的宏觀經濟態(tài)勢是吻合的。

　　其二，這種政策無論是在質的規(guī)定上，還是在“量”的變化上，都有別于從緊的貨幣政策。質的規(guī)定自不待言，“量”的變化也是如此。盡管沒有一個可以用來衡量“適度”的、公認的、統(tǒng)一的標準，但體現(xiàn)貨幣政策能量和實施程度的一些宏觀金融變量指標，如貸款增量、貸款增長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等的總體水平，應明顯高于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時期。

　　其三，貨幣政策的組成部分，如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存款準備金比率一類的貨幣政策工具都應該是放松的，盡管它們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的作用程度會有差別。以擴張信貸規(guī)模和降息為主基調的信貸政策與利率政策，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承擔著主要角色，而匯率政策的作用也不應低估。面對我國出口下滑導致外部需求明顯萎縮的情況，應改變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加大人民幣匯率向下浮動的幅度。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旨在拉動內需，確保經濟的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從投資需求看，實施這種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業(yè)投資資金的可得性，擴大投資資金來源，增強企業(yè)的投資能力；另一方面，會調低利率總水平，降低企業(yè)的投資成本。這兩方面歸結到一起，是有利于刺激企業(yè)及其他經濟主體的投資熱情，擴大投資需求。但在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資效率，使投資更好地發(fā)揮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必須通過政府的政策引導，使投資資金更多地流向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短板”，如“三農”、節(jié)能環(huán)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創(chuàng)新高科技等行業(yè)。應改善投資環(huán)境，消除行業(yè)和市場壁壘，給民營資本以“國民待遇”，使其能夠在依法合規(guī)的前提下公平參與金融、教育、醫(yī)療等領域的投資。對某些總量型的貨幣政策措施，應賦予其結構調控功能。僅以央行作為經常性政策調控工具的存款準備金比率為例。應改變“一刀切”的存款準備金比率，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對主要的商品糧基地所在地區(qū)、金融資源相對貧乏的經濟落后地區(qū)，可實行相對較低的存款準備金比率。這樣做，既可以增強政策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進地區(qū)間經濟的協(xié)調發(fā)展，落實科學發(fā)展觀。

　　消費主要受勞動者收入制約，因而貨幣政策刺激消費需求的作用有限。在擴大消費需求方面，貨幣政策作用的支點，應是強化對中小企業(yè)的信貸、結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進中小企業(yè)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會以拉動消費。同時，貨幣政策應和產業(yè)政策、收入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政策密切協(xié)調配合，形成拉動消費需求的合力。

積極的松的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的適度放松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xiàn)既定的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jié)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主要包括信貸政策和利率政策，收縮信貸和提高利率是“緊”的貨幣政策，能夠抑制社會總需求，但制約投資和短期內發(fā)展，反之，是“松”的貨幣政策，能擴大社會總需求，對投資和短期內發(fā)展有利，但容易引起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財政政策包括國家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增稅和減支是“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減少社會需求總量，但對投資不利。反之，是“松”的財政政策，有利于投資，但社會需求總量的擴大容易導致通貨膨脹。
　　經濟形勢：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和CPI持續(xù)高位的兩難選擇。
　　政策微調：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基準利率，允許存款利率上浮到10%，進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試行。
　　根據我國現(xiàn)有情況我認為：總體是雙松，但貨幣政策放松必須是步伐緩慢，可以通過在放收結合中達到適當放松。財政政策則需要放松。
　　1．GDP增速從2011一季度的9.7%下滑到二季度的9.5%和三季度的9.1%。經濟增長減緩,會引起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主要為失業(yè)及由失業(yè)導致的社會穩(wěn)定等一系列問題，通過貨幣政策的適當放松達到提振經濟，解決就業(yè)，穩(wěn)定職工收入，穩(wěn)定社會的目的。但放松貨幣政策引起信貸規(guī)模的一定增長，一是解決企業(yè)的資金鏈問題，在民營中小企業(yè)為主體GDP創(chuàng)造者的當今，可能效果不會明顯；二是在高準備率的環(huán)境下，金融機構通過金融工具的創(chuàng)新等已形成一定的繞過貨幣政策的做法，貨幣政策實際效果已打折扣。
　　2．地方財政債券的發(fā)行等財政政策的實施，擠占了貨幣流動性的釋放，擴大了投資但減少了消費。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混合使用，使市場利率水平保持穩(wěn)定，在CPI高位情況下，存貸款利率不宜作大的松動，否則會使今年的調控（特別是對房價調控）付之東流。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xié)調配合，是實現(xiàn)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的客觀要求和必要條件。但兩大政策協(xié)調配合的效果，不僅取決于正確確定兩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及其具體操作，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外部環(huán)境的協(xié)調配合。例如，需要有產業(yè)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外貿政策、社會福利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協(xié)同；有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和穩(wěn)定的國內社會政治環(huán)境；有合理的價格體系和企業(yè)(包括金融企業(yè))的運行機制；還需要有各部委、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

國家信息中心建議：2009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貨幣政策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課題組報告建議
明年宏觀調控將“保持經濟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作為基本取向，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在全國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加快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

報告認為，明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應不同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所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這次不僅要擴大政府建設投資，由政府配置資源來集中力量辦大事，更要強調通過市場配置資源來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同時，通過減稅費降低企業(yè)成本和居民負擔，增強企業(yè)投資和居民消費的積極性。

據測算，推行消費型增值稅第一年，名義總投資增長率將提高2.25個百分點，可使名義GDP增長率提高1.22個百分點，就業(yè)勞動力增加約200萬人。此外，報告建議明年中央長期建設國債發(fā)行規(guī)模擴大到2000億元，重點用于災后重建、國家重點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節(jié)能減排和結構升級等產業(yè)發(fā)展項目、支持“三農”項目等。

報告提出，明年應實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貨幣當局應根據貨幣流動性變化實際情況，靈活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控制在16%-17%，取消信貸額度管理，重點加強信貸結構引導，在重視中小企業(yè)貸款的同時，引導資金向結構調整、自主創(chuàng)新、節(jié)能環(huán)保和國債項目配套傾斜。

宏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要內容,并根據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說明如何進行
希望采納

2008年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由原來的“穩(wěn)健的財政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轉變?yōu)椤胺e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最根本的原因“保增長”。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xiàn)既定的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jié)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主要包括信貸政策和利率政策，收縮信貸和提高利率是“緊”的貨幣政策，能夠抑制社會總需求，但制約投資和短期內發(fā)展，反之，是“松”的貨幣政策，能擴大社會總需求，對投資和短期內發(fā)展有利，但容易引起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財政政策包括國家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增稅和減支是“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減少社會需求總量，但對投資不利。反之，是“松”的財政政策，有利于投資，但社會需求總量的擴大容易導致通貨膨脹。
雖然這兩項政策在宏觀經濟運行中都有較強的調節(jié)能力，但僅靠一項政策很難全面實現(xiàn)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沒有雙方的配合，單個政策的實施效果將會大大減弱，這就要求二者相互協(xié)調，密切配合，充分發(fā)揮綜合優(yōu)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四種不同的搭配組合，政府究竟采用哪種取決于客觀的經濟環(huán)境，實際上主要取決于政府對客觀經濟情況的判斷。概括地說，“一松一緊”主要是解決結構問題；單獨使用“雙松”或“雙緊”主要為解決總量問題。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國家履行宏觀經濟管理職能的兩個最重要的調節(jié)手段，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中，由于根本利益一致和統(tǒng)一的總體經濟目標，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實施具有堅實的基礎，同時這兩大政策具有內在的統(tǒng)一性，為它們之間的協(xié)調配合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但由于這兩大政策在我國也是各有其特殊作用，調節(jié)的側重面也不同，因此，這兩大政策又具有相對獨立性，二者既不能簡單地等同或混同，又不能各行其是，而應該相互協(xié)調，密切配合，以實現(xiàn)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
在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xié)調配合，需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兩大政策的協(xié)調配合要以實現(xiàn)社會總供求的基本平衡為共同目標。
第二，兩大政策的協(xié)調配合應有利于經濟的發(fā)展。
第三，兩大政策既要相互支持，又要保持相對獨立性。
第四，從實際出發(fā)進行兩大政策的搭配運用。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xié)調配合，是實現(xiàn)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的客觀要求和必要條件。但兩大政策協(xié)調配合的效果，不僅取決于正確確定兩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及其具體操作，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外部環(huán)境的協(xié)調配合。例如，需要有產業(yè)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外貿政策、社會福利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協(xié)同；有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和穩(wěn)定的國內社會政治環(huán)境；有合理的價格體系和企業(yè)(包括金融企業(yè))的運行機制；還需要有各部委、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

通貨膨脹最初指因紙幣發(fā)行量超過商品流通中的實際需要量而引起的貨幣貶值現(xiàn)象。紙幣流通規(guī)律表明，紙幣發(fā)行量不能超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銀貨幣量，一旦超過了這個量，紙幣就要貶值，物價就要上漲，從而出現(xiàn)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只有在紙幣流通的條件下才會出現(xiàn)，在金銀貨幣流通的條件下不會出現(xiàn)此種現(xiàn)象。因為金銀貨幣本身具有價值，作為貯藏手段的職能，可以自發(fā)地調節(jié)流通中的貨幣量，使它同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相適應。而在紙幣流通的條件下，因為紙幣本身不具有價值，它只是代表金銀貨幣的符號，不能作為貯藏手段，因此，紙幣的發(fā)行量如果超過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就會貶值。例如，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銀貨幣量不變，而紙幣發(fā)行量超過了金銀貨幣量的一倍，單位紙幣就只能代表單位金銀貨幣價值量的1/2，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用紙幣來計量物價，物價就上漲了一倍，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貨幣貶值。此時，流通中的紙幣量比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銀貨幣量增加了一倍，這就是通貨膨脹。在宏觀經濟學中，通貨膨脹主要是指價格和工資的普遍上漲。通貨膨脹在現(xiàn)代經濟學中意指整體物價水平上升。一般性通貨膨脹為貨幣之市值或購買力下降，而貨幣貶值為兩經濟體間之幣值相對性降低。前者用于形容全國性的幣值，而后者用于形容國際市場上的附加價值。兩者之相關性為經濟學上的爭議之一。通貨膨脹之反義為通貨緊縮。無通貨膨脹或極低度通貨膨脹稱之為穩(wěn)定性物價。在若干場合中，通貨膨脹一詞意為提高貨幣供給，此舉有時會造成物價上漲。若干（奧地利學派）學者依舊使用通貨膨脹一詞形容此種情況，而非物價上漲本身。因之，若干觀察家將美國1920年代的情況稱之為“通貨膨脹”，即使當時的物價完全沒有上漲。以下所述，除非特別指明，否則“通貨膨脹”一詞意指一般性的物價上漲。通貨膨脹之反義可為“通貨再膨脹”，即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物價上漲，或緊縮的程度降低。也就是說，一般物價水平雖然下降，但幅度縮小。相關詞為“通貨膨脹率減緩”（en:disinflation），即通貨膨脹上升速率減緩，但不足以造成通貨緊縮。測量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之測量由觀察一經濟體中之大量的勞務所得或物品價格之改變而得，通常是基于由政府所收集的資料，而工會與商業(yè)雜志也做過這樣的調查。物價與勞務所得兩者共同組成物價指數，為整組物品的平均物價水準之測量基準。通貨膨脹率為該項指數的上升幅度。物價水準量測整體物價，而通貨膨脹是指整體物價的上揚幅度。對通貨膨脹沒有單獨性的確實量測法，因通貨膨脹值取決于物價指數中各特定物品之價格比重，以及受測經濟區(qū)域的范圍。通用的量測法包括：生活指數cli（cost of living index）為個人生活所需費用的理論增幅，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es）概估之。經濟學家對特定的cpi值應估計為高于或低于cli值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因為cpi值公認具"偏向性"（bias）。cli可用"購買力平價"（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來調整以反應區(qū)域性商品與世界物價的廣泛差距。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consumer price index）測量由‘典型消費者’所購物品之價格。在許多工業(yè)國家中，該指數的年度性變化百分比為最通用的通貨膨脹曲線報告。該項測量值通常用于薪資報酬談判中，因為雇員希望薪資（名目）能相等或高于cpi。有時勞資合約中會包含按生活指數調整條款（cost of living escalators），表示名目薪資會隨cpi的升高自動調整，其調整之時機通常于通貨膨脹發(fā)生之后，幅度較實際通貨膨脹率為低。 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測量生產者收購物料的價格，與cpi于物價津貼、盈利、與稅負上有所不同，導致生產者之所得與消費者之付出產生差距。ppi反應于cpi升高而上升，具有典型的延遲。雖說其具多樣化的組合，一般相信這種延遲的特性使得根據今日的ppi通貨膨脹粗估（rough-and-ready）明日的cpi通貨膨脹成為可能；各種的論述與內容有極重要的不同。 批發(fā)物價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測量選擇性貨品之批發(fā)價格變化（特別是銷售稅），與ppi極為類似。 商品價格指數（commodity price index）測量選擇性商品售價之變化。若使用金本位制，則其所選擇的商品為黃金。美國使用復本位制，其指數包含黃金與白銀兩者。 gdp平減指數（gdp deflator）為基于國內生產總值的計算：名目gdp與經通貨膨脹修正后的gdp（即不變價格（constant-price）gdp或實質gdp）兩者間所使用的金錢之比例（參見實質與名目經濟）。這是對價格水準最宏觀測量。本指數也用來計算gdp的組成部分，如個人消費開支。美國聯(lián)邦儲備改用核心個人消費平減指數（personal consumption deflator）及其他平減指數作為制訂“反通脹政策”的參考。 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指數pcepi（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price index）。2000年2月17日，在半年一度的國會金融政策報告（亦即humphrey-hawkins報告）中，聯(lián)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聲稱將主要的通貨膨脹測量法自cpi改為連鎖式個人消費開支價格指數。 因為每一種測量法都基于他種測量法，并以固定模式結合在一起，經濟學家經常爭議在各測量法及通貨膨脹模式中是否有‘偏差’存在。例如，boskin委員會于1995年找出美國勞工部統(tǒng)計局（bls）所計算出的cpi具有偏差。在對其偏差進行定量分析后，他們認為當年度的通貨膨脹遭過分夸大。因‘快樂論’（hedonic ）所帶來的科技創(chuàng)新增加與以平價品取代昂貴的商品，兩者都會降低cpi-u的升高率。另一個例子是在1980年代早期，無人居住的出租單位并不計入cpi-u與cpi-w的租金收入部分；在加計此部分后，通貨膨脹率實際上是極度的受低估，于是在1982年的cpi計算中加入了這項改變。現(xiàn)存的爭論為應否計入關于快樂論的調整部分，包含人們會在高物價的地區(qū)不可企及時搬遷到較便宜的地區(qū)。也有人認為指數中的購屋部分極度低估了日常生活費用對房價的沖擊，亦極度低估了醫(yī)療費用在退休者的日常費用中的重要性。通貨膨脹在經濟學上的角色穩(wěn)定的小幅度通貨膨脹的其中一個影響是難以重新談判降價，特別是對薪資與合約而言更是如此。所以物價若緩步上漲，則相關的價格便較易于調整。有多種物價會‘滯留降價’,但悄悄上漲。所以零通貨膨脹（物價維持平準）的效應會以降低價格、盈利、與雇員數的方式影響到其他方面。所以，若干公司的執(zhí)行部門視溫和的通貨膨脹為‘潤滑商業(yè)巨輪’。追求完完全全的價格穩(wěn)定會帶來極具毀滅性的通貨緊縮（物價持續(xù)降低），將導致破產與經濟衰退（甚至經濟蕭條）。金融體系視通貨膨脹之‘潛在風險’為高于儲蓄累積財富的基本投資誘因。換句話說，通貨膨脹就是市場對金錢的時間價值之措辭。也就是說，因為今天的一元較明年的一元更具價值，所以未來的資本價值在經濟學上有所扣減。此種觀點視通貨膨脹為對未來資本價值的不確定性。對低階層者而言，通貨膨脹通常會提高由經濟活動之前的貼現(xiàn)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通貨膨脹通常導因于政府提高貨幣供給政策。政府對通貨膨脹的所能進行的影響是對停滯的資金課稅。通貨膨脹升高時，政府提高對停滯的資金的稅負以刺激消費與借支，于提高了資金的流動速度，又增強了通貨膨脹，形成惡性循環(huán)。在極端的情形下會形成惡性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增強不確定性可能會打擊投資與儲蓄。 重新分配 領取撫恤金之類固定收入者，其收入可能重新分配至非固定收入者，而大部分的薪資所得則用來應付通貨膨脹。 同樣的，固定金額的放款者，其資產可能會重新分配給貸方（若放款方對通貨膨脹猝不及防或無法調整金額）。例如，政府通常是貸方，降低政府負債會將資金重新分配回政府手中。這種情況有時被視為通貨膨脹稅 國際貿易：若國內通貨膨脹率較低，遭削減的貿易余額會破壞固定匯率。 鞋底成本：因為現(xiàn)金的價值在通貨膨脹時會萎縮，在通貨膨脹時期人們因此會傾向持有較少的現(xiàn)金。此詞表示真實的成本會更經常流向銀行。（鞋底成本一詞是句玩笑話，意指因走到銀行而磨損鞋底所產生的成本。） 菜單成本：商號須更勤于改變產品價格。此詞表示餐廳用于改印菜單所需的成本。 惡性通貨膨脹：若通貨膨脹升高的程度失去控制，會干擾到正常的經濟活動，損害供給能力。 在一經濟體中，會有若干部門編入通貨膨脹指數，而若干部門沒有，通貨膨脹行為會自未編入的部門向編入的部門重新分配。在影響幅度小時，這屬于一種政策性的選擇，不對儲蓄而對變現(xiàn)優(yōu)先權與手頭資金課稅。若影響超出一定幅度時，則其效應歪曲，成為個人‘對通貨膨脹的投資’，也就是鼓勵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心理。因為以上打擊通貨膨脹的理由都高于打擊其預期行為與打擊持有大量資金所需的小幅影響，大部分的中央銀行顧及物價穩(wěn)定性，都以可見但極低的通貨膨脹為目標。痛苦指數（misery index）痛苦指數于1970年代發(fā)表，代表令人不快的經濟狀況，等于通貨膨脹與失業(yè)率之總合。其公式為：痛苦指數 = 通貨膨脹百分比 + 失業(yè)率百分比，表示一般大眾對相同升幅的通貨膨脹率與失業(yè)率感受到相同程度的不愉快。現(xiàn)代經濟學家不同意以完全負面的‘痛苦’一詞來形容上述通貨膨脹機轉的負面沖擊。實際上，經濟學家中有許多認為公眾對溫和通貨膨脹的成見是來自其相互影響：群眾只記得在高通貨膨脹時期相關的經濟困難狀況。以現(xiàn)代經濟學家的觀點來說，溫和的通貨膨脹是較不重要的經濟問題，可由對抗滯脹[stagflation]（可能由貨幣主義[monetarist]所刺激）來作部分中止。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在日本）曾鼓吹以較高的通貨膨脹作為經濟衰退的一個解決方案。 所有對通貨膨脹的調查都顯示出新古典經濟學派學者與一般大眾對溫和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損害有岐見：公眾仍然認為其損害劇烈，而財政型經濟學者視其損害為微不足道，許多學者甚至說一點傷害也沒有。 因通貨膨脹具重分配之性質，反對承受通貨膨脹重負的意見落居下風。因為資本利得稅為名目數額，所以通貨膨脹被主張為與‘富人稅’一樣重要，而低度通貨膨脹的社會會傾向于財富凝結。通貨膨脹的起因不同學派對通貨膨脹的起因有不同的學說。貨幣主義的解釋對于通貨膨脹最廣為人知也最直接的理論是：通貨膨脹導因于貨幣供給率高于經濟規(guī)模增長。此說主張以比較gdp平減指數與貨幣供給增長來作測量，并由中央銀行設定利率來維持貨幣數量。此觀點不同于下述之奧地利學派者在于其著重于貨幣之數量而非實質。在貨幣主義架構下，貨幣的聚集是重點所在。貨幣數量理論，簡單的說，就是經濟體所耗貨幣總量取決于現(xiàn)存貨幣總量。下列公式創(chuàng)自此說：p 為一般消費品物價水平，dc為消費品總需求量，而sc消費品總供給量。公式背后的觀念是：在消費品總供應量對消費品總需求量相對下降，或消費品總需求量對消費品總供應量相對上升時，一般消費品物價會隨之提高。基于總開銷主要基于現(xiàn)存貨幣總量的觀點，經濟學者們以貨幣總量計算消費品總需求量。于是乎，他們斷定總開銷與消費品總需求量隨著貨幣總量提高。于是相信貨幣數量理論的學者們同樣也相信物價上漲的唯一原因就是經濟成長（表示消費品總供給量正提高），以及央行因之以貨幣政策提高現(xiàn)存貨幣總量。以此觀點來說，通貨膨脹的最根本原因是貨幣供給量多于需求量，于是‘通貨膨脹是一定會到處發(fā)生的貨幣現(xiàn)象’，弗里德曼如是說。意指通貨膨脹的控制有賴于貨幣上與財政上的限制。政府不可令借支過于容易，其自身亦不可超額貸款。此觀點著重于中央政府預算赤字與利率，以及經濟生產力，也就是由生產成本（總供應）所推動的通貨膨脹( cost - pull inflation )。新凱恩斯主義（neo-keynesian）依新凱恩斯主義，通貨膨脹有三種主要的形式，為robert j. gordon所說的"三角模型"之一部分:需求拉動通脹 - 通貨膨脹發(fā)生于因gdp所產生的高需求與低失業(yè)，又稱菲利普斯曲線型通貨膨脹。 成本推動通脹 - 今稱‘供給震蕩型通貨膨脹’（supply shock inflation），發(fā)生于油價突然提高時。 固有型通貨膨脹（built-in inflation） - 因合理預期所引起，通常與物價／薪資螺旋（price/wage spiral）有關。工人希望持續(xù)提高薪資，其費用傳遞至產品成本與價格，形成惡性循環(huán)。固有型通貨膨脹反應已發(fā)生的事件，被視為殘留型通貨膨脹，又稱‘慣性通貨膨脹’，甚至是‘結構性通貨膨脹’。 這三型的通貨膨脹可隨時合并解釋現(xiàn)行的通貨膨脹率。然而，大多時前兩種型態(tài)的通貨膨脹（及其實際的通貨膨脹率）會影響固有型通貨膨脹的大小：持續(xù)性的高（或低）通貨膨脹帶動提高（或降低）固有型通貨膨脹。三角模型中有兩項基本元素：沿著菲利普斯曲線移動，如低失業(yè)率刺激升高通貨膨脹；以及轉移其曲線，如通貨膨脹升高或降低對失業(yè)率的影響。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或稱需求面）通貨膨脹說需求帶動理論主要集中于貨幣供給：通貨膨脹可由流通中的貨幣數量與經濟供應力（其潛在輸出）相關。這點在政府（可能于對外戰(zhàn)爭或內戰(zhàn)期間）印行超額的貨幣引起金融危機時特別鮮明，有時會導致惡性通貨膨脹使得物價飛漲（或達每月上漲一倍的程度）。貨幣供給在程度溫和的通貨膨脹中也扮演主要角色，但其重要性有爭議。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相信其具強力連結；相反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強調總體需求在其中的角色，而貨幣供給僅只是總體需求的決定性因素。凱恩斯主義解釋法的基本觀念為通貨膨脹與失業(yè)率之間的關系，稱之為菲利普斯曲線模型。此模型在物價穩(wěn)定度與失業(yè)率之間權衡（trade off）；故為將失業(yè)率降至最低，可允許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菲利普斯曲線模型極佳的描述出美國在1960年代的經歷，但不足以詮釋其于1970年代所遭遇到的通貨膨脹升高與經濟停滯結合。現(xiàn)今菲利普斯曲線用以關聯(lián)薪資總額增長與一般性通貨膨脹的關系而非失業(yè)率與通貨膨脹率。菲利普斯曲線之位移因為供給震蕩與通貨膨脹已成為經濟活動的固定因素，當代整體經濟使用‘位移’過的菲利普斯曲線（以及物價穩(wěn)定度與失業(yè)率之間的取舍平衡）來描述通貨膨脹。供給震蕩意指1970年代的油價震蕩，而固有型的通貨膨脹意指物價/薪資循環(huán)與通貨膨脹預期，表示在正常經濟情況下容忍通貨膨脹。因此，菲利普斯曲線僅代表三角模式中的需求拉動通脹。另一個凱恩斯主義的觀點為潛在產出(有時稱為國內生產總值)－也就是達到最高生產力的狀況下經濟體之gdp水準－為習慣性且固有的限制。此種輸出標準對應于nairu－固有失業(yè)率、自然失業(yè)率或全職性的失業(yè)率。在如此架構下，固有型通貨膨脹率為內因性地取決于經濟體內的勞動量：gdp超出其潛在水準(且失業(yè)率低于nairu)時。該理論指出，在其他條件相等時，通貨膨脹隨著供應者提高價格而加劇，且固有型通貨膨脹會更惡化。進一步將導致菲利普斯曲線朝著高通脹與高失業(yè)擺向滯脹。這種"加速型通貨膨脹"曾見于1960年代的美國，當時越戰(zhàn)的開銷（由小額加稅抵消）在數年間將失業(yè)率壓低在百分之四以下。 gdp低于其潛在水準(且失業(yè)率高于nairu)，而其他條件相等時，通貨膨脹隨著供應者企圖降價，讓市場消化超額數量，并低估固有型通貨膨脹而減低；即阻止通貨膨脹。將導致菲利普斯曲線朝著低通脹與低失業(yè)擺向期望的方向。阻止通貨膨脹曾見于1980年代的美國，當時美聯(lián)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的抗通脹措施帶來數年的高失業(yè)率，其中兩年曾高達百分之十。 gdp相等于其潛在水準(且失業(yè)率也等于nairu)時，只要沒有供給震蕩，通貨膨脹率即不變。長期說來，大多數的新凱恩斯總體經濟學者視菲利普斯曲線為垂直。也就是說，若通貨膨脹率高到可以壓過失業(yè)率的情況下，失業(yè)率為其前提，且等相于nairu。 然而，以該理論作為政策制訂的標的存在缺陷。潛在產出（以及nairu）的數量通常為未知，且會隨時間改變。另外，通貨膨脹率的發(fā)生并不對稱，上升的速度較下降為快；更糟的是還趨向隨政策而變。例如說，在撒切爾首相主政時期，失業(yè)者發(fā)覺自己處于結構性失業(yè)，也就是無法在不列顛經濟體內找到適才適所的就業(yè)機會，當時英國的高失業(yè)率可能提高了nairu（且潛力降低）。在一經濟體避免跨越高通貨膨脹的門坎時，結構性失業(yè)率的提高暗示著只有小量的人力可在nairu中找到就業(yè)機會。若假定nairu與潛在產出兩者皆具獨特性且迅速達成，則絕大多數的非凱恩斯主義的通貨膨脹理論可理解為包含于新凱恩斯主義的觀點中。當"供給面"固定時，通貨膨脹取決于總體需求（aggregate demand）。固定供給面也暗示著公私機構的開銷定然相互沖突。故政府的赤字開支會對私營機構產生排擠效果，而對就業(yè)水準并無影響。也就是說，資金供給與金融政策為唯一可影響通貨膨脹者。供給面學說供給面經濟學說假定通貨膨脹一定由資金供給過剩與資金需求不足所引起。對這兩個因素而言，資金數量純粹只是標的物。于是，歐洲于中世紀的黑死病流行期間所發(fā)生的通貨膨脹，可視為因資金需求降低所引起；而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可歸因于美國脫離布雷頓森林體系所訂定的金本位后所產生的資金供給過剩。供給學派假定，資金供給與需求同時提高時，不會導致通貨膨脹。供給面經濟學說所闡述的一個要素，稱美國1980年代由低稅負所引領的經濟擴張為結束高通貨膨脹的手段。其論點在經濟擴張?zhí)岣邔举Y金的需求，且此種作法抵銷通貨膨脹的影響。經濟擴張可視為經常性的帶來對資金的高需求，且其他條件等同于提高資金數量。在國際貨幣市場中，此種政策無可置辯。供給面經濟學說主張，經濟擴張不僅提高國內對資金的評價，也會提高國際上的評價。反通貨膨脹國家中央銀行，如美聯(lián)儲，可經由設定利率及其他貨幣政策來有力地影響通貨膨脹率。高利率（及資金需求成長遲緩）為央行反通脹的典型手法，以降低就業(yè)及生產來抑制物價上漲。然而，不同國家的央行對控制通貨膨脹有不同的觀點。例如說，有些央行密切注意對稱性通貨膨脹目標，而有些僅在通貨膨脹率過高時加以控制。歐洲中央銀行因在面對高失業(yè)率時采行后者而受指責。貨幣主義者著重經由金融政策以降低資金供給來提高利率。凱恩斯主義者則著重于經由增稅或降低政府開支等財政手段來普遍性的降低需求。其對金融政策的解釋部分來自羅伯特·索羅對日用品價格上漲所作的研究成果。供給學派所主張的抵抗通貨膨脹方法為：固定貨幣與黃金等固定參考物的兌換率，或降低浮動貨幣結構中的邊際稅率以鼓勵形成資本。所有這些政策可透過公開市場操作達成。另一種方法為直接控制薪資與物價（參見工資議價，incomes policies）。美國在1970年代早期，尼克森主政下，曾試驗過這種方法。其中一個主要的問題是，這些政策與刺激需求面同時實施。故供給面的限制（控制手段、潛在產出）與需求增長產生沖突。經濟學家一般視物價控制為不良作法，因其助長短缺、降低生產品質，從而扭曲經濟運行。然而，若能避免因經濟嚴重衰退導致成本升高，或在抵抗戰(zhàn)時通貨膨脹的情形下，這樣的代價或許值得。實際上，物價控制可能因抵抗通貨膨脹而使經濟衰退更具影響力（因降低需求而提高失業(yè)率），而經濟衰退可在需求高漲時防止物價因控制產生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