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在這場戰爭中，中國輸得一敗涂地，清政府被迫割地賠款，半殖民地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按照《馬關條約》規定，清政府割讓臺灣、澎湖等地，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并給予日本人在華諸多特權。為此，清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主權受到嚴重損失，國內經濟和社會受到嚴重沖擊。按理說賠了這么多錢，割了那么多地，清政府應該是債臺高筑、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才是。但有趣的是，甲午戰爭后，清政府不僅財政沒有破產，日子反而越來越富裕，可以說讓人百思不得其解。那么甲午戰爭后，清政府的日子為何越來越寬裕？

其實清政府之所以越來越有錢，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個是辦實業。甲午戰爭后，清政府放寬了對民間辦廠的限制，國內實業救國思潮高漲，各種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大量出現，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大大加快。加上大量外資到中國國內設廠，中國的廠礦企業大大增加。企業增加和經濟的發展使得稅收大幅度提升，清政府的財政自然越來越寬裕。

第二個是關稅增長。鴉片戰爭后，日本提出在華設廠,產品內銷時免納內地稅。很快列強紛紛效仿，聯合起來壓低中國關稅，使得中國關稅稅率大大降低，中國進出口貿易因此激增。鴉片戰爭后，國外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國，清政府海關關稅激增，到清末已經高達4300多萬兩，是清朝增長最快的收入，也是清朝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可以說，關稅支撐著大清國的財政，支撐著大清國的正常運轉，清政府賠款、練兵、重建海軍很大程度上依賴關稅。

第三個是發行貨幣和票據。甲午戰爭后，越來越精明的清政府也玩起來金融手段。清政府實行貨幣管制，建立了對內對外兩種貨幣體系。清政府通過向國內貨幣體系注水，使得國內貨幣貶值，國內外匯兌差變大。每年清政府通過這種內外貨幣差，賺取了巨額的差價。當然，清政府惹不起洋人，外幣匯率不敢注水，所以受損的只能是中國老百姓。清政府利用這種方式套取民間財富，可以說壞透了。所以中國的百姓越來越窮，那些商人也不例外，尤其是那些和進出口有關的商人和農民。此外，清政府還發行了大量的債券，以增加國家收入。不過，老百姓早已看清了清政府，所以清政府發行的債券認購一直不足額。

因此， 在甲午戰爭后，受到戰爭沖擊的清政府不僅沒有茍延殘喘、勒緊褲腰過日子，反而越來越有錢，日子越過越滋潤。當然，這種怪現象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只是一種假象。不管是關稅還是賺取貨幣差，都是建立在損害國家和國民利益之上的。清政府的收入越高，對國家的損害越大，對國民的剝削越嚴重。所以說，清政府已經腐爛透了，已經無藥可救。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清政府利用賺來的錢買槍買炮，又是編練新軍，又是重建海軍，還奪了對自己有威脅的漢人大臣的權。對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逆來順受的中國老百姓開始還能忍受，畢竟清政府手里有洋槍洋炮。但隨著清政府越來越過分，老百姓不干了。

1911年5月，清政府為了向四國銀行團借款鎮壓革命，公然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這下老百姓不干了，因為修鐵路的錢是他們的血汗錢。由于清政府態度強硬，用暴力鎮壓百姓，憤怒的四川民眾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并最終引發了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國。遭到打壓、對清政府嚴重不滿的漢人官僚趁機出手，利用革命和軍隊進行要挾，一舉把清政府趕下了臺。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最終篡奪了革命勝利的果實。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搞錢能力很強的朝代，從它入主中原開始，滿洲人搞錢的本領就讓明朝那些不想納稅的官紳們嘆為觀止。到了清末，中國搭上了工業革命的順風車，因此清政府的收入翻了一倍。不過朝廷收入雖然增加了，但開支也異常的大。為了平衡財政收支，清政府又施展各式各樣的吸錢大法，向外國銀行和國內的富商們借錢，最終因為借錢不還、與民爭利、橫征暴斂，把自己玩垮臺了。

眾所周知，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比較窮的朝代之一。但是明朝不是真的窮，它的問題在于朝廷的稅收結構不正常，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官紳階層不用納稅，朝廷的開支負擔全壓在了老百姓身上，最后導致明末的農民大起義。清朝在入關后，完全不給各級官僚地主面子，管你是不是官紳，一律都要給朝廷納稅！于是清廷的收入大增，哪怕是順治剛剛入關那幾年的稅收都比明朝收入最巔峰的年份還高。

并且清朝還有一個人狠話不多的地方，就是它徹底貫徹了明末張居正改革的精髓，像什么徭役、實物這些在前朝能抵稅的玩意，朝廷通通不要！就收實實在在的銀子。康熙駕崩后，繼位的雍正也是個狠角色。他一上臺就搞了攤丁入畝、耗羨歸公、士紳一體一體納糧，這三大撈錢政策。把民間隱匿田產的富戶巨賈們又實實在在的勒索了一把，朝廷收入大增。乾隆繼位后，基本貫徹了雍正的征稅思路，至此清朝的稅收也就穩定在四千萬兩左右了，一直持續到了道光時期。（巔峰時期也有搜刮到八千萬的記錄）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清朝被英法聯軍徹底打怕了。洋人要求的開放口岸，允許洋人在中國設立租借，允許洋人進北京等要求，清政府一律答應。這些極為不平等的條件雖然踐踏了中國的主權，但在客觀上也為清政府增加財政收入。另外由于清朝的江南財賦重地被太平天國控制，朝廷窮的叮當響，還不上英法聯軍要求賠償的軍費，于是在英國人的建議下，西方列強根據與清廷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條款，將中國的海關規范化，并推薦洋人擔任清政府的海關總稅務司。這樣一來，清政府每年就因此又多了一項財政收入。并且洋人的職業操守很好，由洋人替清政府收關稅，避免中國官員腐敗，從海關中乘機撈錢現象。

同治三年時，清朝的關稅收入約為五百萬兩白銀。到了同治十年，每年的關稅收入達到了一千一百萬兩。此后清朝關稅收入一直保持著爆發式增長，到宣統元年時，清政府的關稅收入已經接近了四千萬兩，這個數字幾乎等同于鴉片戰爭之前，清朝一年的財政收入了。從同治元年到宣統二年，洋人操控下的中國海關一共收了九億兩關稅。

除了上面提到的傳統的賦稅和關稅外，清政府又開辟厘金這個新稅種。這個收入說白了就是朝廷在各交通要道、各關口設卡，凡是商品路過，均征收一定數額的厘金。此后厘金就成為清朝一個重要的稅種，而且稅率不斷提高，到了宣統晚期，厘金收入跟田賦收入基本上持平了。

到了宣統元年，晚清的財政收入大概維持在1.2億兩左右，其中主要的四類來源：

田賦——48101306兩、比重27%

鹽課——46312355兩、比重26%

里金——43187097兩、比重24%

關稅——43139287兩、比重23%

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古代政府在滅亡前還有這么多稅賦的。清朝是獨一例……

不過收入多，開銷也大，清朝后期辦洋務可謂是一擲千金，比如歷史上大名鼎鼎的江南制造總局、金陵機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學堂、北洋和南洋水師、天津機械局、長江口至南京下關等九處炮臺，以及后來的京師同文館和幼童赴美留學等洋務項目都花費了清朝大筆的銀子。不過這些開銷跟另外兩筆開銷相比完全就是小巫見大巫。

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最高收入不過四千萬兩左右，到了光緒十三年（1887）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了將一倍多，為8578多萬兩白銀，到了宣統元年（1909）財政收入暴漲至2.63億兩！

那么，清末，清政府為什么這么有錢？它的錢又是從哪來的？我們不妨看看宣統元年（1909）的收入最大的幾個稅種：

田賦——48101306兩鹽課——46312355兩厘金（商業稅）——43187097兩關稅——43139287兩洋、土藥厘稅（鴉片稅）——33020000兩這幾個稅種占了清朝財政收入的大頭，加上其他小稅種的收入，清朝宣統元年的收入達到了驚人的2.63億兩白銀！我們逐一分析幾大稅種，來看看他們究竟為什么能夠貢獻這么高的稅收。

田賦田賦是中國古代最早就有的稅種，也是各個朝代的主要收入來源。從咸豐二年開始，清政府就在四川開始加收田賦附加稅，隨后在全國多省開始增收，全國八年間增收的田賦達到了1000多萬兩。甲午戰爭后田賦附加稅更加嚴重，以河北定縣為例，甲午戰爭之后定縣的田賦附加稅比甲午戰爭之前增加了3.5倍。也就是說，田賦收入增加，是清政府把財政壓力分派到農民身上的結果。

鹽課道光年間，清政府每年鹽稅收入不過700多萬兩。鴉片戰爭后，清政府不斷增加鹽稅導致鹽價不斷上漲，到了甲午戰爭前，全國鹽價比起鴉片戰爭前已經增加了一倍多。甲午戰爭之后，清政府再次增加了鹽課，導致鹽價再次增長了百分之六十。食鹽是生活必需品，清政府通過漲價食鹽來將財政壓力轉嫁給全體國民，使得鹽課在清末達到四千萬兩的財政收入。

厘金厘金就是清朝的商業稅，從咸豐三年(1853)開始起征，自開征日起就是清朝的財政支柱之一。同治年間厘金每年就能有1360萬兩上下的收入，最高可達1963萬兩左右。如此高的財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對厘金的征收異常苛刻，在各地設局和卡來征收厘金國內厘金局卡數量已達到了"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國內厘金嚴重剝削了我國的農民、手工業者和中小商人，打擊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列強在中國傾銷，厘金制度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關稅關稅收入是清朝增長最快的收入。鴉片戰爭前，清朝海關只有六七百萬兩的收入，到了清末卻高達4300多萬兩，增長了6—7倍。海關收入的暴增，與列強在中國的傾銷密不可分。

海關收入的多少嚴重依賴于與進口貨物的數量。清朝時期中國基本沒有發展出什么有競爭力的企業。以紗為例，洋紗比起土紗精致、耐用甚至還更便宜，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對洋貨的需求日益增加，清朝想要關稅的高收入也樂得大量進口，這才有了清末關稅收入的暴增。

另外，清朝的海關部門是一個高度自治的部門，清朝雇傭英國人赫德擔任清朝海關稅務總司，長達46年。赫德建立了一個高效、清廉的海關體制，這樣的海關體制避免了巨大的浪費和貪腐，高效的海關部門使得清政府更加依賴關稅收入。

洋、土藥厘稅（鴉片稅）中國千年來有過數萬稅種，鴉片稅無疑是第一惡稅。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覬覦英國鴉片貿易帶來的收入，在云南、貴州、四川種植鴉片，隨后迅速推廣至全國，還美其名曰"與洋爭利"，同時清政府設立洋、土藥厘稅，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自此鴉片的傳播在中國在無阻礙，在中國橫行近百年。

明朝末年，明朝廷為了區區幾百萬兩的軍費而絞盡腦汁，崇禎皇帝幾乎都要跪下來求大臣們捐款，結果最后連幾十萬兩白銀都湊不齊；清朝末年，清朝廷面對動則幾千萬甚至上億白銀的賠款，卻是談笑風生，甚至慈禧太后還一擲百萬金修建頤和園，大肆慶祝她的六十大壽。

面對如此巨大的差距，很多人不免好奇，為何清朝末年時，清政府還如此有錢呢？

很多人說，是因為清朝的人口要遠多于明朝，所以清朝政府可以征收的稅收，自然要遠高于明朝，這樣一來，清朝政府自然要比明朝政府有錢太多。

客觀來說，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問題是，按照史書上的記載，在崇禎年間，明朝的人口也有近一億，而清朝最巔峰時期，也只有近四億人口，雙方只有四倍的差距。按照概率和生產力來說，雙方的財政收入，正常情況下應該不會超過十倍的差距。

但是呢，明朝政府的皇帝那是節約了再節約，卻也只能擠出幾十萬兩白銀；清朝政府呢，慈禧太后是奢侈了又奢侈，卻還是可以很輕易的拿出幾千萬甚至上億兩白銀的賠款，這其中的差距，已經達到了數百上千倍。

關鍵是，清政府在賠款的同時，又還要出軍費鎮壓起義，還是花錢買軍備、辦工廠、開現代教育等，這其中所需要的錢，也都是天文數字。面對明朝和清朝之間這樣大的差距，很顯然已經不能再用單純的人口來解釋原因。

那么，清朝末年政府那么有錢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其實，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一是清政府擁有強大的基層控制力，讓它可以充分保障其田稅收入不被攔截。

大家知道，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至少在改革開放之前，田稅（農業稅）一直都是國家財政收入的最大一頭；至于在封建社會，田稅就更是歷代封建王朝的立國之本、財政之源。毫不夸張的說，在各個封建王朝，田稅收入至少占據國家財政收入的60%以上。

在明朝末年時，政府之所以沒錢，并不是因為明朝真的很窮，而是因為明朝政府的田稅，都被下面的官員和鄉紳地主階層給攔截了，這些人通過巧取豪奪占據了國家一半以上的土地，但卻一分錢的稅收都不交。

另一方面，他們還各種搜刮和貪污老百姓所上交的稅收。在這種背景下，明朝政府和百姓那都是窮得叮當響，但廣大官員和鄉紳地主階層，那都是富得流油。

如果，清朝末年也是明朝這種情況，估計慈禧也不敢大肆鋪張浪費；問題是，因為清朝政府對官員和基層擁有強大的控制力，加上清朝立國以來，多次嚴厲打擊官員和鄉紳地主階層侵占土地的行為，所以使得即便在清朝末年，清政府的田稅依然可以比較好的征收上來。

據統計，明朝末年政府每年能夠征收上來的田稅，只有區區200萬兩白銀而已；而清朝末年政府每年所能征收上來的田稅，多達4800萬兩白銀。面對如此大的田稅差距，也難怪清政府會那么有錢，慈禧敢如此的鋪張浪費！

第二個原因，是清朝末年時，清政府開辟了三個新的稅收，分別是關稅、厘金和洋、土藥厘稅。

首先說下關稅，這是之前歷代封建王朝都沒有過的稅收，它的開通還要歸功于鴉片戰爭。這是在1840年時，由于南京條約的簽訂，清政府被迫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自此國內商人和外國商人便可以自由通過這五個口岸出口或進口商品。

由于涉及到進出口，自然就需要專門的機構來負責，于是便有了所謂的“海關”這一機構成立，相應的清政府也就有了關稅這一新的稅收。從這層意義上說，清政府這次也算得上是因禍得福。當然，當時清政府所能征收的關稅還非常有限，所以誰也沒有把它當回事。

但后來，隨著清政府開放的通商口岸越來越多，進出口貿易越來越繁華，清政府這一塊稅收也跟著水漲船高，等到洋務運動興起之后，關稅每年能夠清政府創造的收入，已經高達4300萬兩白銀，完全不遜色于田稅收入。

其次是厘金，這個稅收的本質就是所謂的商業稅。

雖然在清朝之前的朝代，也有部分王朝曾收過商業稅，比如晚唐和兩宋，但因為當時的商品經濟并不是很發達，所謂的企業大都是手工業者或中小商人，并不存在所謂的企業家或資本家，所以政府所能征收的商業稅，其實是非常有限的，至少相比于田稅收入，是非常有限的。

但等到清朝末年時，由于西方工業革命的傳入，民族資本主義開始真正興起并壯大起來，由此全國各地涌現出許多中大型民族企業，至于小型的工商企業，就更是數不勝數。鑒于此，清政府對它們征收了非常苛刻的商業稅。

雖然說，由于清政府制定了非常苛刻的商業稅，嚴重打擊和阻礙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但它卻讓清政府擁有了充足的財政收入。據統計，洋務運動之后的清政府，每年所能征收的商業稅，也高達4300萬兩白銀。

最后是洋、土藥厘稅，這個稅收說簡單點就是鴉片稅。

這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覬覦英國鴉片貿易帶來的收入，在云南、貴州、四川種植鴉片，隨后迅速推廣至全國，還美其名曰“與洋爭利”，同時清政府設立洋、土藥厘稅，對鴉片交易進行征稅。

從某種意義上說，清政府征收鴉片稅，相當于就是公開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客觀來說，清政府的這個行為，實在是太無節操，是禍國殃民之舉。但同時也不得不承認，清政府靠這個賺了不少錢。據統計，清政府每年說征收的鴉片稅，高達3300萬兩白銀。

綜上所述，清政府開辟的關稅、厘金和洋、土藥厘稅這三個稅收，每年可以為清政府提供高達1.2兩白銀的稅收收入。有了這樣一大份收入，清政府自然可以看起來那么有錢。

第三個原因，是西方列強對清政府提供各種貸款。

雖然說，清朝末年時，清政府每年的各項稅收收入很高，但它的賠款和開支卻更高，尤其時在某些特殊的年份，需要立馬支付一大筆錢，清政府又如何拿的出來的呢？這個時候，西方列強的貸款就非常必要了。據統計，截止清朝滅亡，清政府共向西方列強貸款13億兩白銀。

最后，以上三個原因（保證田稅穩定、開辟三個新稅和西方列強的貸款），便是清政府末年看起來那么有錢的主要原因！

首先，明清軍制明顯不同，明朝軍隊多，費用開支遠超大清。一個國家之所以強大，必定要維持一支足夠震懾地方勢力以及外來侵略的武裝力量，沒有強大軍力只能任人宰割。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效仿隋唐舊制，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衛所制度”，單獨劃出軍戶，并給予土地；平時從事生產，戰時當兵作戰。由于軍隊擁有土地，所以國家不再需要投入額外軍費，財政負擔相對較輕，朱元璋曾自豪地宣布：“吾養兵百萬，不用百姓一糧”。正因為推行“衛所制度”，所以明朝可以養活更多兵，永樂時期，軍隊規模據說有280萬，這數目相當大。隨著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各地軍戶多有破壞，國家于是只能給予補貼，如此一來，財政開支就很大了。崇禎時期，國家土地稅收白銀500萬兩，其他漕銀、關稅、商稅等收入也不是狠多。但是，崇禎時期，軍費開支很大，遼東費用且不說；左良玉、劉澤清、高杰、劉良佐等擁兵合計150余萬，這些軍隊的日常費用就夠崇禎受了。

與其它封建王朝相比，清朝軍隊規模要小得多，八旗、綠營兩支國家正規武裝力量合計60萬，其中八旗20萬，綠營40萬。八旗兵，全民皆兵，單獨駐防，平時不能從事勞動生產，全部由國家財政供養；綠營兵，由原明朝軍隊改編而來，后不斷擴充，但幾乎全靠招募，也就是搞“社會化”。這60萬軍隊，對于擁有龐大國土面積的大清而言，并不夠用，但卻恰到好處。要知道，清朝是由關外少數民族女真人建立，其主體民族人口不多，順治年間估計10萬左右（八旗不全是滿洲人，也包括蒙古人、漢人）；所以，清朝不會大規模擴軍，以防漢族勢力趁機崛起，威脅到大清江山社稷之穩定。乾隆、嘉慶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在3000—4000萬兩白銀之間，雖說開支也不小，但養活這些軍隊還是不成問題，這是明朝所無法比擬的。

除軍事體制有差別，明清在籌集軍費之途徑上也差異很大；明朝不敢放手讓地方興辦團練，讓地方自己籌集軍費，清朝則正好相反。1644年3月，闖王李自成率百萬大軍抵達城下，向崇禎提出一條件：“犒餉百萬，大軍撤退，并可往遼東剿女真”，不過，崇禎拿不出這筆錢，不可能答應。此外，崇禎在即將亡國之時，號召大臣募捐百萬給遼兵來勤王，居然只得不到五萬兩，這著實可笑。崇禎拿不到錢，籌集不了軍費，是不是說大明沒錢呢？李自成破后在官員家中“搜出”7000萬兩白銀；揚州商人、紳士不想讓劉良佐軍隊進城駐扎，自愿拿出百萬白銀犒賞軍隊。所以說，崇禎時期的大明王朝不是沒錢，而是錢不在國家手里。那么，崇禎能不能從官僚、商人、士紳哪里征稅呢？不能，因為這是王朝的根基，東林黨都護著他們，沒了魏忠賢，搞不了錢了。更關鍵的是，崇禎不舍得讓地主興辦團練，讓地方自己征稅養兵；地方征稅靈活性大，還可以讓中央政府免于受“責難”，將征稅黑鍋推給地方，轉移民眾視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