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朱由檢（1611－1644），生于立春日，父朱常洛，母劉氏。崇禎為朱常洛第五子。朱常洛與其兄長朱由校在位時間均短，16歲的崇禎繼承帝位。此時明帝國因為小冰河期天氣異常寒冷，災荒頻繁和外敵頻繁入侵在風雨中飄搖。
十六歲登基的崇禎竭盡全力，勤儉勤勉，兢兢業業，十七年來用盡心力去挽救天下和百姓，最終以身殉社稷。用自己的生命為大明社稷殉葬。

崇禎年表：

1611年：崇禎出生，他的生日在陰歷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也有人誤為1610年。實際上按照陽歷，已經是1611年。
1614年：崇禎的母親去世。
1620年：父親病逝
1622年：被封為信王
1627年：兄長天啟帝病逝，即位為帝。
1628年：袁崇煥提出五年平遼。全國性大災荒，陜西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
1629年：三月，定立魏黨“逆案”，入案者255人，分別懲處。
五月，以徐光啟主持用“西法”修定歷書，至崇禎8年修成《崇禎歷書》137卷。
1630年：春，陜西三邊總督楊鶴對農民軍剿撫并用，部分農民軍流動至山西。
十二月，加派“遼餉”153萬余兩，合原加派“遼餉”共計680萬余兩。
1631年：正月，賑濟陜西災民，定議對農民軍實行以撫為主的政策。
1633年：農民軍大批度過黃河，進入河南地區。
1634年：正月，以陳奇瑜為五省總督，主持圍剿河南、陜西等處農民軍。
1635年：正月，農民軍克鳳陽，掘皇陵。明廷調集各省精兵7萬余在中原進行會剿。
八月，以盧象升為總理，與洪承疇分責東南、西北的剿除農民軍戰事。
十月，下詔罪己。
1636年：秋，張獻忠、羅汝才部進入四川，攻克大批州、縣。
1641年：正月，李自成部復振，攻克洛陽，殺福王。
1642年：新年，揖拜閣臣，再圖振興。
二月，李自成部在襄城大敗明軍，殺陜西總督汪喬年。
三月、四月，松山等城相繼破，洪承疇被俘，降清。
五月，李自成部三圍開封。
七月，皇貴妃田氏病故。
1644年：自盡殉國。

崇禎的境遇

崇禎是個亡國皇帝，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奇怪的是，他是一個比較不挨罵的亡國之君。且看看歷史上有名的幾個亡國之君。漢末的漢獻帝，軟弱無能。陳后主陳叔寶，是個荒淫無恥有了名的皇帝。隋煬帝楊廣，不說了，暴君的名氣可與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長于婦人之手，幾曾識過干戈？雖有一手的好詞，卻是以三千里江山為代價，最后做了違命候，連個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過不了。北宋二帝，徽宗與李煜差不離。這些人在歷史上，是罵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詞而幸免）。
但崇禎不一樣。先看看造了他十幾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登極詔》）李自成是在明朝統治下活不下去才鋌而走險，與崇禎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這段卻說的客氣之極，分明就是“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文雅說法。連李自成都是這樣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說了。
清張廷玉在《明史.流賊傳》中這樣評價崇禎：“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實上，明朝早在崇禎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實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沒一個說的過去的，有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歡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親爹媽爭名分而與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歡封自己做什么將軍、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歡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紅丸的皇帝，有喜歡微服私訪調戲良家婦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極致，整個二十五史，沒有這么胡鬧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終，外有邊患，蒙古、瓦剌、滿州相繼而起，戰事紛紛。內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劉瑾、谷大用、魏宗賢、王承恩，相繼把持朝政，而且自從有了奸宦的擅權，就有了閹黨與朝黨之間的黨爭，正邪之爭、門戶之見，都使朝政內耗于此。
所以崇禎帝即位時，明朝已是風雨飄搖了。這樣的國家接了手，已無機會可言。

崇禎的品行

但是崇禎皇帝還是沒有學他的祖先們，登基伊始，他就體現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斷，二是勤政。
天啟七年八月丁巳，崇禎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賢于鳳陽，十一月乙巳，魏忠賢縊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國興伏誅。崇禎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賢及其黨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賢黨馮銓、魏廣微籍。崇禎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這一系列的舉措，雷厲風行地清除了魏忠賢和客氏的勢力，鞏固了自己的政權地位，閹黨之禍逐漸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為之一振，人們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但是他隨后又繼續寵信宦官王承恩，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樣的錯）。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記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而且，從崇禎的諸多舉措來看，他也是想有為的，他在位十七年，動輒下《罪已詔》來安撫民心，所用之言都極盡自責之能事。
如在十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皇帝是如此說的。
“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這樣一個果斷、勤政、愛民的皇帝，為什么會亡在煤山的清風明月下？。
崇禎的果斷是有據可查的，誅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輝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斷就用錯了地方。
懷疑＋果斷，是皇帝給所有忠臣良將最大的毒藥。袁崇煥，一個打死了努爾哈赤的功臣，一個讓所的滿州人心驚膽寒的軍人，一個赤膽忠心，一心想學岳飛的人，最終與岳飛有了同樣的下場，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襲來的反間計上，自毀長城，是崇禎的果斷。“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史.袁崇煥傳》）。
崇禎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殺了袁崇煥后，他越發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殺了多少封疆大吏，罷了多少內閣首相，沒數過，但若算算年平均數的話，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幾年，可能沒有人能比的上他。
如果一個皇帝在政事上是這般的果敢，那么，亡國也就是遲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愛民，他的《罪已詔》，他動輒就下的“減膳、撤樂”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譽”，掩人耳目。崇禎年間，邊患紛擾，流賊頻仍，戰事紛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無以為生，已到了易子為食的地步，國庫無錢。顯而易見。
在崇禎九年，其實就有人提出了解決財政空虛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琎搜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進，實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圣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
“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為李璉，言“李璉者，江南武生也，上書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大學士錢士升加以駁斥。
其實這個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兩百多年，哪有窮皇帝的道理，何況前朝還有好幾個小氣的把銀子放的發了霉的皇帝和好幾個特別會搜刮的皇帝。肯不肯拿出來才是關鍵，要皇帝向臣下要錢，那多沒面子，而且他這樣說，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著私房錢不肯拿出來？他這個折子僅僅就這樣處理了，是他的命大。
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開內庫一看，其“ 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這么多錢，若真是放用來放庫賑災助餉，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進不來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盡了（只是可能）。就算不夠用，也比下《罪已詔》、“減膳、撤樂”要實惠的多，老百姓也會買他一點賬。
崇禎的亡國，《明史.流賊傳》中說的還是很全面:
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于中，不搖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并發，厥癥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賊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導致明朝的滅亡，黨爭、法壞、邊患、流賊等等，無一不可寫幾本專著，這里只是一時之慨。

紀念詩詞
---屈大鈞
先帝宵衣久，憂勤為萬方；
捐軀酬赤子，披發見高皇.
風雨迷神路，山河盡國殤；
御袍留血詔，哀痛何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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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簡介
明思宗朱由檢（1611－1644），生于立春日，父朱常洛，母劉氏。崇禎為朱常洛第五子。朱常洛與其兄長朱由校在位時間均短，16歲的崇禎繼承帝位。此時明帝國因為小冰河期天氣異常寒冷，災荒頻繁和外敵頻繁入侵在風雨中飄搖。
十六歲登基的崇禎竭盡全力，勤儉勤勉，兢兢業業，十七年來用盡心力去挽救天下和百姓，最終以身殉社稷。用自己的生命為大明社稷殉葬。

崇禎年表：

1611年：崇禎出生，他的生日在陰歷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也有人誤為1610年。實際上按照陽歷，已經是1611年。
1614年：崇禎的母親去世。
1620年：父親病逝
1622年：被封為信王
1627年：兄長天啟帝病逝，即位為帝。
1628年：袁崇煥提出五年平遼。全國性大災荒，陜西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
1629年：三月，定立魏黨“逆案”，入案者255人，分別懲處。
五月，以徐光啟主持用“西法”修定歷書，至崇禎8年修成《崇禎歷書》137卷。
1630年：春，陜西三邊總督楊鶴對農民軍剿撫并用，部分農民軍流動至山西。
十二月，加派“遼餉”153萬余兩，合原加派“遼餉”共計680萬余兩。
1631年：正月，賑濟陜西災民，定議對農民軍實行以撫為主的政策。
1633年：農民軍大批度過黃河，進入河南地區。
1634年：正月，以陳奇瑜為五省總督，主持圍剿河南、陜西等處農民軍。
1635年：正月，農民軍克鳳陽，掘皇陵。明廷調集各省精兵7萬余在中原進行會剿。
八月，以盧象升為總理，與洪承疇分責東南、西北的剿除農民軍戰事。
十月，下詔罪己。
1636年：秋，張獻忠、羅汝才部進入四川，攻克大批州、縣。
1641年：正月，李自成部復振，攻克洛陽，殺福王。
1642年：新年，揖拜閣臣，再圖振興。
二月，李自成部在襄城大敗明軍，殺陜西總督汪喬年。
三月、四月，松山等城相繼破，洪承疇被俘，降清。
五月，李自成部三圍開封。
七月，皇貴妃田氏病故。
1644年：自盡殉國。

崇禎的境遇

崇禎是個亡國皇帝，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奇怪的是，他是一個比較不挨罵的亡國之君。且看看歷史上有名的幾個亡國之君。漢末的漢獻帝，軟弱無能。陳后主陳叔寶，是個荒淫無恥有了名的皇帝。隋煬帝楊廣，不說了，暴君的名氣可與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長于婦人之手，幾曾識過干戈？雖有一手的好詞，卻是以三千里江山為代價，最后做了違命候，連個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過不了。北宋二帝，徽宗與李煜差不離。這些人在歷史上，是罵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詞而幸免）。
但崇禎不一樣。先看看造了他十幾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登極詔》）李自成是在明朝統治下活不下去才鋌而走險，與崇禎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這段卻說的客氣之極，分明就是“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文雅說法。連李自成都是這樣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說了。
清張廷玉在《明史.流賊傳》中這樣評價崇禎：“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實上，明朝早在崇禎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實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沒一個說的過去的，有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歡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親爹媽爭名分而與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歡封自己做什么將軍、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歡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紅丸的皇帝，有喜歡微服私訪調戲良家婦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極致，整個二十五史，沒有這么胡鬧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終，外有邊患，蒙古、瓦剌、滿州相繼而起，戰事紛紛。內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劉瑾、谷大用、魏宗賢、王承恩，相繼把持朝政，而且自從有了奸宦的擅權，就有了閹黨與朝黨之間的黨爭，正邪之爭、門戶之見，都使朝政內耗于此。
所以崇禎帝即位時，明朝已是風雨飄搖了。這樣的國家接了手，已無機會可言。

崇禎的品行

但是崇禎皇帝還是沒有學他的祖先們，登基伊始，他就體現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斷，二是勤政。
天啟七年八月丁巳，崇禎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賢于鳳陽，十一月乙巳，魏忠賢縊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國興伏誅。崇禎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賢及其黨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賢黨馮銓、魏廣微籍。崇禎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這一系列的舉措，雷厲風行地清除了魏忠賢和客氏的勢力，鞏固了自己的政權地位，閹黨之禍逐漸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為之一振，人們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但是他隨后又繼續寵信宦官王承恩，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樣的錯）。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記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而且，從崇禎的諸多舉措來看，他也是想有為的，他在位十七年，動輒下《罪已詔》來安撫民心，所用之言都極盡自責之能事。
如在十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皇帝是如此說的。
“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這樣一個果斷、勤政、愛民的皇帝，為什么會亡在煤山的清風明月下？。
崇禎的果斷是有據可查的，誅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輝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斷就用錯了地方。
懷疑＋果斷，是皇帝給所有忠臣良將最大的毒藥。袁崇煥，一個打死了努爾哈赤的功臣，一個讓所的滿州人心驚膽寒的軍人，一個赤膽忠心，一心想學岳飛的人，最終與岳飛有了同樣的下場，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襲來的反間計上，自毀長城，是崇禎的果斷。“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史.袁崇煥傳》）。
崇禎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殺了袁崇煥后，他越發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殺了多少封疆大吏，罷了多少內閣首相，沒數過，但若算算年平均數的話，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幾年，可能沒有人能比的上他。
如果一個皇帝在政事上是這般的果敢，那么，亡國也就是遲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愛民，他的《罪已詔》，他動輒就下的“減膳、撤樂”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譽”，掩人耳目。崇禎年間，邊患紛擾，流賊頻仍，戰事紛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無以為生，已到了易子為食的地步，國庫無錢。顯而易見。
在崇禎九年，其實就有人提出了解決財政空虛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琎搜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進，實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圣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
“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為李璉，言“李璉者，江南武生也，上書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大學士錢士升加以駁斥。
其實這個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兩百多年，哪有窮皇帝的道理，何況前朝還有好幾個小氣的把銀子放的發了霉的皇帝和好幾個特別會搜刮的皇帝。肯不肯拿出來才是關鍵，要皇帝向臣下要錢，那多沒面子，而且他這樣說，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著私房錢不肯拿出來？他這個折子僅僅就這樣處理了，是他的命大。
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開內庫一看，其“ 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這么多錢，若真是放用來放庫賑災助餉，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進不來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盡了（只是可能）。就算不夠用，也比下《罪已詔》、“減膳、撤樂”要實惠的多，老百姓也會買他一點賬。
崇禎的亡國，《明史.流賊傳》中說的還是很全面:
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于中，不搖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并發，厥癥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賊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導致明朝的滅亡，黨爭、法壞、邊患、流賊等等，無一不可寫幾本專著，這里只是一時之慨。

高壓，壓力太大，結果不言而喻。守成還行，有心。中興就差了，能力不夠。

崇禎皇帝絕對不是什么好皇帝。他自殺是因為怕農民領袖把他煮吃了。他在位17年，各種昏庸無能的政策導致農民起義不斷擴大，胡亂誅殺邊關大將自廢長城。這種貨色不誤國不亡國。可悲的是滿清乘機占領中國

崇禎皇帝即明思宗，他從明熹宗手上接過千瘡百孔的大明王朝，一方面勤儉自律、清心寡欲、勵精圖治，試圖重現明皇朝當年輝煌景象；另一方面，他疑心重重，頻繁更換和濫殺大臣，以致眾叛親離。最終這位比前朝幾代皇帝都要賢明的君主，“非亡國之君，當亡國之運”，自縊在煤山的清風明月下。

死要面子的崇禎皇帝,雖缺點突出，但他在王朝傾覆之末，沒有丟我大漢民族的臉。其自盡，以殉國，是我大漢民族千年信仰儒家精神的體現！還看今之同族，殺身成仁的精神已消亡。崇禎不是生活放蕩、不理朝政的皇帝，他的勤政，在明朝永樂以后的歷代皇帝中所少見。特別是他與那個沉迷酒色、20年不理朝政的萬歷皇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于這樣一個皇帝，姚老描寫了他作為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的思想感情，包括他的七情六欲，以及他對將相、后妃、子女、親友、太監等各種人物的態度。既描寫了他憂心國事，苦撐危局，事必躬親，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一心想做“中興之主”的一面；又描寫了他沽名、諉過、輕信、多疑、善變、專斷、暴躁、狠毒、殘酷的一面。惟其如此，這樣的描寫才顯得是真實的、可信的。

崇禎即位之初，這個16歲的少年以雷厲風行之手段收拾了魏忠賢。民間歡呼不已，稱頌他為“圣人出”《五人墓碑記》，然而明朝龐大的文臣集團對君權的限制，使這個末代帝王無能為力。他的一生在不斷的為了國家奮斗，也在不斷的與文臣集團對抗掙扎。而這批文臣，也是歷史上最無恥的文臣。他們毫不介意飛快的投降。李自成或者滿清都可以是主人，也都見識了他們的丑態。 在用人方面，崇禎啟用了好談邊事的袁崇煥。這件事可以說為明朝滅亡敲響了不幸的鐘聲。然而崇禎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不會知道袁崇煥會做出什么事來。對于他來說，帝國留下太多渾身污點的臣子，他只能扒拉著選用了。 袁崇煥抗高第命使覺華島數萬軍民被殺。又兩次抗旨賣糧食給為后金帶路的蒙古部落。袁崇煥修筑錦州，使明朝的財政不堪重負。而私殺毛文龍，又使后金可以毫無后顧之憂的繞路入塞。最終導致了后金兵臨北京城下的結局。 清乾隆時期，反清復明的聲音在民間仍然沒有停止消亡過。乾隆的御用文人編造出明朝殺袁崇煥是中了反間計的謠言，影響極廣。但真正的事實從來不怕辯論，這些年歷史研究已經有了揭開真相的呼聲。網絡的普及使歷史研究不再是某些人為某些目的服務的專利。 但崇禎不一樣。先看看造了他十幾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登極詔》）李自成是在明朝統治下活不下去才鋌而走險，與崇禎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這段卻說的客氣之極，分明就是“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文雅說法。連李自成都是這樣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說了。 清張廷玉在《明史.流賊傳》中這樣評價崇禎：“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所以崇禎帝即位時，明朝已是風雨飄搖了。這樣的國家接了手，已無機會可言。 崇禎的品行 即使是對明朝大肆污蔑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認他兢兢業業，勤勉勤儉。崇禎下旨停江南織造，自己用的器物都是木頭鐵器。他把全部的內帑都用來充當軍餉，他寵愛的田妃墓葬里的金銀器都是銅鐵，萬年燈只有上面兩寸是油。（崇禎連宮里的人參和器具都變賣了湊軍餉。 可憐這樣一位帝王，因為他的政治意義，而被扣上太多不屬于他的罪名。其中有一條就是，他有內帑數千萬銀子，他寧肯殉國也不肯花錢。造謠的人和謠言傳播的人各有各的目的，盲目相信的人懶得去思考，以獲得一種自己勝過古人的粗陋快感。 關于崇禎的著名謊言，還有他的“剛愎自用”和“生性多疑”。這些謊言在崇禎離開人世后的一百多年被創造出來。這些御用文人苦心孤詣尋找出的罪證，成為小說家意淫的素材。 但當我們自己翻開歷史，我們會看到一個和現在被妖魔化的崇禎完全不同的少年。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記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而且，從崇禎的諸多舉措來看，他也是想有為的，他在位十七年，動輒下《罪已詔》來安撫民心，所用之言都極盡自責之能事。 如在十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皇帝是如此說的。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崇禎的果斷是有據可查的，誅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輝的事情。之后，在用人方面，崇禎啟用了好談邊事的袁崇煥。這件事可以說為明朝滅亡敲響了不幸的鐘聲。然而崇禎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不會知道袁崇煥會做出什么事來。對于他來說，帝國留下太多渾身污點的臣子，他只能扒拉著選用了。 袁崇煥抗高第命使覺華島數萬軍民被殺。又兩次抗旨賣糧食給為后金帶路的蒙古部落。袁崇煥修筑錦州，使明朝的財政不堪重負。而私殺毛文龍，又使后金可以毫無后顧之憂的繞路入塞。最終導致了后金兵臨北京城下，著名女將軍秦良玉北京勤王才解了北京之圍（北京四川營胡同就是她三次勤王屯兵遺址）。“良玉自京師還，專辦蜀賊。 ”（《明史》卷二百七十.。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祟貞皇帝不是一個昏君，也算不是一個庸君，而是一位時運不濟的皇帝。他一生勤政，想要努力維持岌岌可危的皇朝，但是朝庭腐敗已經到了無力回天的地步了。 大明王朝的滅亡真的都怪罪于崇禎皇帝的治理無方？可笑！一個王朝因為一個人就能亡國，實在是難圓其說。晉朝出了一個白癡皇帝，低能兒都沒有因為自己的原因而讓一個國家滅亡，因為他還有一群有思維的大臣。更何況是崇禎皇帝，他不僅不是白癡，而且從他剪除魏忠賢及其黨羽就能看出這為年輕皇帝的睿智和膽識，但是他背就背在有一群迂腐貪婪，急功近利的大臣輔佐。王朝的棟梁都腐朽了，大廈如何可以久持？當國家遭遇萬分危急的時候，是一個拳拳愛國之心的文士顧炎武喊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大明的臣子多半對皇帝說的就是，打不贏咱就議和唄。 一個皇帝再英明，如果不能駕御自己的臣子或者是得到臣子的信任，也不能成就一個王朝的興盛。崇禎一直有一個中興之夢，希望成為力挽狂瀾，再次恢復王朝活力的帝王，但是當時的時局以及全國性官僚腐敗、復雜多變的黨爭、內宦亂政、外戚斂財已經動搖的帝國的國本，完全靠崇禎皇帝一人之力絕對不可能扭轉大局，而崇禎皇帝本身的猜度和急噪也直接影響了他和大臣的關系，在朝十幾年內閣大臣如走馬燈似的一度換了又換，殺了又殺，對于將軍們他既要牽制又要他們利用他們，文武大臣對自己岌岌可危的處境和暗中對峙的心態已經完全將崇禎孤立。明末繁重的顆捐雜稅、連連不斷的天災人禍導致農民起義的四處暴起，腦滿腸肥的親貴大臣們卻拿不出銀子給大明王朝賑災平亂，將崇禎一步步逼向的絕境。可以說明的衰亡也和明朝親貴、官僚的貪婪、迂腐自私自利是分不開的，他們才是國家滅亡的真正禍首。 崇禎絕對是一個好皇帝，寧死都要保衛最后的民族、皇家尊嚴，而他卻在史冊上必須背負一個亡國之君的罵名。眼看大勢已去的大明王朝，首先投靠李闖、滿清的是誰？滿腹經綸的大明“忠臣”，倒戈相向的是誰？誓死效忠大明皇帝陛下的大將軍吳三桂！國家棟梁的垮了，皇帝奈何？他們個個成為了新朝的功臣、親王，誰去背負歷史的罪責，接受天下人的鞭撻呢？為了臉面，總不能讓新朝的功臣去背負吧？大清的臉面何存哪？難道要他們承認重用了叛臣和漢奸？沒辦法，找來找去，就你了！——崇禎皇帝，這個黑鍋就你扛著吧。

是個好皇帝，可是身不逢時

你說的是朱由檢吧!崇禎皇帝勤政、有為、自信，但是又多疑、剛愎、燥苛，是一個性格復雜多樣的人，歷史上對他的評價一直是頗多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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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為復雜的一個.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當然,復雜性格的背后,是復雜的政治形勢.農民起義、后金軍隊的入侵、災荒、大臣之間的堂同伐異，都是讓思宗頭痛的難題。處理這樣的難題，成功或者事物都是正常的。孟森說：“思宗而在萬歷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后，則必亡而已矣！”思宗死的時候，也是這樣自解的。此后，歷史學家對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皇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然而，人才何代無之？要在知人善任罷了。然而崇禎朝“有君而無臣”。思宗既想有心為治，卻不識用人之道，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而且，孟森也說思宗“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個勤政、自律、立志有為的皇帝無奈成為亡國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馭下之嚴，卻正是加速了明王朝滅亡的催化劑。

其中，他的自信和有為可以表現在他對魏忠賢的處理上。

神明白運”是明末松江名士夏允彝對思宗在處理這件事上的評價。稍后的史學家如談遷等人，也對思宗在這件事上表現出的穩重、魄力，贊嘆不已。但是，他的政治才能卻如曇花般一現而過。在接替兄長皇位，他能很快地進入角色，順利地排除一切影響，不動聲色地除去權傾朝野的魏忠賢，是思宗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

但是，他的多疑和剛愎，也在對待袁崇煥的事件中顯露無余。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去了魏忠賢顯然讓他對自己的政治才能產生了過高的估計。這樣，他的自信就慢慢變成了自負，進而變成了剛愎自用。所以，他一方面成為明朝最勤政的帝王之一；另一方面，他的事事親為卻沒有收到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說，他雖然不是亡國之君，但事事乃亡國之象。其中錯殺袁崇煥更是愚蠢之極。

袁崇煥祖籍廣東東莞。由于是南方人，思宗私下稱他為“蠻子”。袁崇煥的才能體現在軍事方面，即使是在他被殺之前的一段時間，思宗仍認為“守遼非蠻子不可”。袁崇煥“不愛錢，不怕死”，決定了他必然深受士兵們的擁戴，他的軍隊也由此成為明末最有作戰力的軍隊。崇禎即位，任命袁崇煥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等于是將遼東的防務全部委托給了袁崇煥，信任可見一斑。但僅僅過3年，袁崇煥便在北京的西市被凌遲處死，然后傳首邊關示眾。史學界對袁崇煥之死有多種解釋，如“五年平遼”的夸夸其談、擅殺毛文龍、黨爭的后遺癥、皇太極的反間計等，這些都是袁崇煥致死的重要原因。但是最終要了袁崇煥命的還是思宗的決定。僅僅3年前，對比3年前的平臺召見、君臣面晤、賜尚方寶劍，真是天壤之別。其間的變化，真可以說明崇禎對袁崇煥由信任到懷疑態度轉變。

其實，皇太極的反間計很簡單，無非就是效仿了《三國演義》中周瑜利用蔣干盜書的故事，讓俘虜來的宦官楊某偷聽到“袁經略有密約”的對談，再縱楊某逃脫。明眼人稍加思考，即能明了。但此事正發生在后金軍隊逼近京城的敏感時刻，楊某回宮對思宗一匯報，袁崇煥就麻煩了。崇禎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禎帝命令將袁崇還凌遲處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還傳》說：“崇煥無子，家亦無余資，天下冤之。”袁崇煥一死，遼東的戰局便無人可以收拾。因此，當崇禎三年農民起義聲勢明顯壯大后，明王朝從此便陷入了內憂外患的雙重困境。但是，思宗好像從來都不會從失誤中吸取教訓。在此之后，他又密令孫傳庭在崇禎十五年（1642）殺死了李自成的同鄉賀人龍——一名在鎮壓農民起義中頗為悍勇的將領。據說，賀人龍被殺后，農民起義軍酌酒相慶說：“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可見，思宗的多疑、擅殺，真是在自毀長城！！

而他的燥苛則明顯的表現在他馭下極嚴上。

孟子說過，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國與役處。就是說，一個亡國的君主總是將他的臣民視為奴役。思宗正是這么一個人。思宗對于大臣的嚴峻、刻薄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作為一個自律甚嚴、急于求成的帝王，他總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改變長期積累下來的陋習。陜宗嗣在給思宗的奏疏中批評思宗“日習于尊倨而不自知”、“日趨于紛苛而不自知”。一個過分苛求的帝王之下，是很難出現敢于擔當的大臣的。后代史學家常感嘆崇禎朝是“有君無臣”。其實，崇禎朝被殺的大臣是最多的。在一個頻繁更迭和濫殺大臣的朝代里，又有誰敢有什么動作呢？

皇帝督責越嚴，臣下越不敢有所擔當；皇帝焦勞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學者劉宗周就在批評思宗的奏折里說：“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釀為功利；功利之心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為壅蔽。”崇禎朝的政局，正是這樣惡性循環下去的，而思宗最終也落得眾叛親離。

有雄心大志,明朝的滅亡是他一手造成的.

積重難返，無力回天。

思宗是最勤于朝政和有雄心壯志的皇帝。他受命于危難之時，滿懷希望憑借自己的努力來挽狂瀾，重建太平天下，振興朱氏政權。即位不久，他便開始了雷厲風行的改革。首先下令，逮捕罪大惡極的魏忠賢，逼得他自殺身亡；接著焚毀《三朝要典》，軟定逆案，將兩百六十余名閹黨成員或殺或禁錮或流放，從而清除了魏氏黨羽；然后平反冤獄，起有東林黨人。又整頓吏治，加強科舉，培養人才。對于邊事，崇禎也極為重視，他起用著名將領袁崇煥為兵部尚書，經略遼東，有力抵御了后金的入侵。對國內的農民起義，則主要采取安撫的政策，而將精力集中在對付后金。應該說，崇禎皇帝即位之初的政策是正確和有作為的，他也不失為一個開明的君主。

崇禎皇帝應該是個好皇帝,不過明朝當時已經江河日下,已經是強魯之末了,他也知道,也盡力去挽救,但是有些事情不是說努力就能搞好的.只能說他生不逢時,盡管出生在帝王家,但出在他那個時候確實不是一件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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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在位十七年，換了五十個大學士，對比宋朝自從開國到元佑初百三十年，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擔任宰相時，不過五十一人。崇禎提拔重用的人，入《明史·奸臣傳》的就有溫體仁、周延儒二人，而整個《明史·奸臣傳》所列者不過十人，其余明朝兩百多年中只有胡惟庸、嚴嵩、陳瑛等六個，而自命不凡的崇禎十七年就占了兩個，極端腐敗的南明也占了馬士英、阮大鋮兩個。崇禎年間換了十一個刑部尚書，十四個兵部尚書，誅殺總督七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這其中就包括總督袁崇煥。

崇禎是個多疑的人。
整天瞎琢磨。
多疑的人有了生殺大權是很可怕的。

大部分是權臣

崇禎即位，正直國家內憂外患之際，內有黃土高原上百萬農民造反大軍，外有滿洲鐵騎，虎視耽耽，山河冷落，烽煙四起。他決事果斷，雷厲風行，如處理閹黨一案， 也有心細多疑，優柔寡斷之一面，如關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內，一直拿不定，遂誤國家 ；既有刻薄寡恩 翻臉無情之一面，也有多情柔腸之一面，對周后互敬互愛；他自制極嚴，不耽犬馬，不好女色，生活簡樸；他也經常征求左右的意見，但剛愎自用，不能做到虛懷納諫；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煥 楊嗣昌，洪承疇，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們時，言聽計從，優遇有加，一旦翻臉，嚴酷無情，果于殺戮，導致用人不專，出現崇禎朝五十相局面；他憫恤黎民疾苦，常下詔罪己，但搜刮民膏，加派無度，趣百姓于水火；他勵精圖治，經常平臺招對，咨問政之得失，與臣下論討興亡之道，為政察察，事必躬親，欲為中興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責臣太驟，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斷絕常謂所任非人，終成孤家寡人，至于煤山殉國，從死者唯一太監耳 　　明思宗是一個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極詔》也說“君非甚暗（崇禎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煬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卻頗能為人民國家做出許多打擊貪官污吏好事）；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思宗的性格相當復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表現得極為機智，但在處理袁崇煥一事，卻又表現得相當愚蠢。如學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明史》說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由于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數皇帝，思宗治國救國的責任感與雄心強上許多，故史家對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明史》評價思宗說：“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謚建陵，典禮優厚。是則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歷史學家孟森說：“思宗而在萬歷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后，則必亡而已矣！”。思宗雖有心為治，卻無治國良方，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孟森也說思宗“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 、“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過重、馭下太嚴，史稱“崇禎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換五十位內閣大學士、首輔），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思宗的性格相當復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表現的超乎機智，但在袁崇煥一事上卻又表現的相當愚蠢，袁崇煥跟崇禎說五年之內收復遼東，簡直就像個瘋子。崇禎也瘋，他真就相信了。直到一年后，袁崇煥終于為自己的大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學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史家對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為剿流寇，明思宗先用楊鶴主撫，后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復用洪承疇，再用盧象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圍剿農民軍的負責人。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干。但是他不斷地加稅，民間稱呼他為“重征”以代替“崇禎”，這也使得明末農民起義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雖然明思宗期盼著明朝能在他手中迎來“中興”，無奈前幾朝的積重難返，當時天下饑饉，疫疾大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前期鏟除專權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眾大臣的吹捧下，崇禎高估了袁崇煥，誤信了袁崇煥“五年復遼”的大話，以傾國之力打造了一條寧錦防線，結果滿清從蒙古繞了過來，明王朝面臨沒頂之災。 　　乾隆親自修訂的《明史o流賊傳》中說：“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于中，不搖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并發，厥癥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賊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清朝編纂的《明史》依舊承認他兢兢業業，勤勉勤儉。崇禎的一生可以說充滿了悲劇色彩，他擁有極強的政治手腕，心思縝密，果斷干練，并且精力充沛，幾乎擁有歷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崇禎的是非功過充滿爭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悲劇色彩的皇帝之一，“無力回天”這四個字，可以概括崇禎的一生。 　　崇禎皇帝寧可煤山自盡，也沒有把寧遠鐵騎調進中原打李自成，遵守了自朱棣起歷代明皇們對臣民的承諾“天子守國門”！這樣的情況下亡國是正常的

崇禎皇帝是一個苦命皇帝，為了大明江山嘔心瀝血，但是祖宗作孽報應在子孫，最后非亡國之君卻受亡國之運，另外，崇禎的失敗與他自身的性格缺陷也有關系，剛愎自用妄自尊大多疑而又不容于他人，導致君臣離心

崇禎皇帝，即明思宗朱由檢（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明朝末代皇帝，明光宗第五子，熹宗之弟。在位時間1627年-1644年共17年。年號崇禎。崇禎皇帝卒后，南明弘光年間謚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后改為毅宗。隆武年間謚為威宗。清廷改為守道敬儉寬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莊烈愍皇帝，廟號懷宗。葬北京昌平思陵。 基本資料 　　崇禎皇帝朱由檢，于公元1622年被冊封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沒有子嗣，他受遺命于同月丁巳日繼承皇位。第二年改年號為“崇禎”。 個人功績 　　崇禎皇帝朱由檢繼位伊始，就是大力清除閹黨。明天啟七年十一月，朱由檢抓準時機鏟除了魏忠賢的羽翼，使魏忠賢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然后一紙詔書，貶魏忠賢鳳陽守陵，旋之下令逮治。在其自縊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間。此后，將閹黨二百六十余人，或處死，或遣戍，或禁錮終身，使氣焰囂張的閹黨受到致命打擊。崇禎皇帝談笑間鏟除了魏忠賢集團，曾一度使明王朝有了中興的可能。 　　當時的明王朝外有后金連連攻逼，內有農民起義軍的烽火愈燃愈熾，而朝臣中門戶之爭不絕，疆場上則將驕兵惰。面對危機四伏的政局，朱由檢殷殷求治。每逢經筵，恭聽闡釋經典，毫無倦意，召對廷臣，探求治國方策。勤于政務，事必躬親。同時，他平反冤獄，起復天啟年間被罷黜官員。全面考核官員，禁朋黨，力戒廷臣交結宦官。整飭邊政，以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劍，托付其收復全遼重任。與前兩朝相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 失敗原因 　　朱由檢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為。但因矛盾叢集、積弊深重，無法在短期內使政局根本好轉。朱由檢性剛愎自用，急躁多疑，又急于求成，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在與后金戰爭的緊要關頭，朱由檢中了后金皇太極的反間計，冤殺袁崇煥，使遼東防衛幾近崩潰。他又增加賦稅，增調重兵全力防范雄居東北的后金政權和鎮壓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軍。 　　因對外廷大臣不滿，朱由檢在清除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給予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鎮，凌駕于地方督撫之上。甚至派宦官總理戶、工二部，而將戶、工部尚書擱置一旁，致使宦官權力日益膨脹，統治集團矛盾日益加劇。無奈中，他不斷反省，四下罪己詔，減膳撤樂，但終無法挽救明王朝于危亡。 以死殉國 　　大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臨沒頂之災。明軍在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兩線戰斗中，屢戰屢敗，已完全喪失戰斗力。三月十七日，農民起義軍圍攻京城。十八日晚，朱由檢與貼身太監王承恩登上煤山 (也稱萬壽山，今北京市景山)，遠望著城外和彰義門一帶的連天烽火，只是哀聲長嘆，徘徊無語。回宮后寫下詔書，命成國公朱純臣統領諸軍和輔助太子朱慈良。又命周皇后、袁貴妃和3個兒子入宮，簡單叮囑了兒子們幾句，命太監將他們分別送往外戚家避藏。他又哭著對周皇后說：“你是國母，理應殉國。”周皇后也哭著說：“妾跟從你十八年，陛下沒有聽過妾一句話，以致有今日。現在陛下命妾死，妾怎么敢不死？”說完解帶自縊而亡。朱由檢轉身對袁貴妃說：“你也隨皇后去吧！”袁貴妃哭著拜別，也自縊。朱由忙又召來15歲的長公主，流著淚說：“你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來啊！”說完左袖遮臉，右手拔出刀來砍中了她的左臂，接著又砍傷她的右肩，她昏死了過去。朱由檢又砍死了妃嬪數人，并命令左右去催張皇后自盡。張皇后隔簾對朱由檢拜了幾拜，自縊身亡。十九日凌晨，李自成起義軍從彰義門殺入北京城。朱由檢咬破手指寫了一道給李自成的血書，說自己所以有今天，都是被臣下所誤，現在死了也無臉到地下見列祖列宗，只有取下皇冠，披發遮面，任你們分割尸身，只是不要去傷害百姓。他將血書藏入衣襟，登上煤山，自縊于壽皇亭。王承恩也在對面樹上吊死殉國。 　　明朝告亡。 　　李自成進城后，將他的尸體抬到東華門，搜出身上的血書，葬在昌平州。當地人民又將他合葬在田貴妃墓中。滿清軍入關后。將他移葬思陵，謚為懷宗，后改謚莊烈帝。南明政權謚他為思宗烈皇帝，后又改謚為毅宗，史又稱崇禎。 　　崇禎帝卒后，南明弘光年間謚思宗烈皇帝。廟號思宗，后改為毅宗。后金改為莊烈愍皇帝。廟號懷宗。葬北京昌平思陵。[1]

有作為，有思想，有志氣，但生錯了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