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為止治理通脹的財政政策就有，提高稅率、收緊財政支出、發放債券。比如在今年第二季度國家提高了部分城市的二手房交易稅、6月份招商局擬發行3年期、5年期離岸人民幣債券、國家也連年收緊了財政支出擴張幅度，2010年全國財政支出預算增速為11．4％，扣除價格因素后2010年財政支出的實際增速可能不足7％，僅相當于2009年實際財政支出增速（24．1％）的30％，相當于2005—2008年期間財政支出實際增速均值（14．4％）的50％。
至于貨幣政策，到目前為止央行進行了多次加息，目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升至3.25%；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2011年以來，央行以每月一次的頻率，連續四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如此頻繁的調升節奏歷史罕見。2011年6月14日，央行宣布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也是央行年內第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這些強有力的貨幣政策的出擊，雖然對于治理通脹有一定的滯后性，但是相信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有效結合，在今年下半年cpi增長率會有一個小幅度的回落。

論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行規律——協調發展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政府實現經濟目標而用于宏觀調控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商品經濟社會中，國家調控社會總供求最為有力的兩大經濟手段，在協調社會總量與結構平衡方面起著關鍵作用，并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諸項宏觀經濟政策的主導政策。為此，有必要深入探討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理論依據，科學界定兩大政策協調的目標、途徑、有效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體系中的地位及調控合力，進而實現財政貨幣政策在深層次高水平基準上的協調配合。
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理論基礎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構建在其相互關系及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基礎之上。

1.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關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相互關系原理是研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重要理論依據。“生產表現為起點，消費表現為終點、分配和交換表現為中間環節”。這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評導言》中的精辟論斷；分配和交換作為生產與消費的中介，是生產與消費均衡發展的基本保證。如果社會再生產在分配和交換環節出現問題，繼而，或因分配的比例與消費需求難于有效銜接，或因產品適銷不對路，不能提供足夠貨幣資金以適應流通擴大的需要，部分社會產品難以順利進入消費環節，延緩社會總產品在再生產過程中的周轉時間，導致社會簡單再生產無法延續和擴大再生產得不到實現的嚴重問題。因此，有效地調節和管理社會產品在分配、流通環節出現的種種矛盾，包括結構性矛盾與總量平衡矛盾，便顯得尤為重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政府分別施用于分配和流通領域起主導作用的政策調控手段，對克服分配和流通領域中的各種矛盾舉足輕重，使社會再生產在擴大的規模上得以順利進行。同時因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分別作用于社會再生產兩個不同環節，僅限于單純某一政策手段的調節，都存在著相當大的局限性，所以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對加快和促進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運行是不可缺少。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協調配合作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好地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基本保障。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公平和效率矛盾方面各有側重，其配合效應體現在：貨幣政策偏重于效率優先。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必須首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適應供求關系變化：貨幣政策主要掌握流通領域，又參與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的積累活動，是制約和調節再分配活動重要杠桿，而商業銀行偏重于從盈利目標考慮信貸投向，要求貨幣政策對信貸結構與利率的調節能基本反映市場供求的變化，從而引導資金流向效益好的領域，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財政政策偏重于公平分配。市場經濟本身就是競爭經濟和效率經濟，競爭的結果必然在市場競爭者之間的效率上產生差別，這種差別不僅表現在個人與個人之間，也表現在產業之間、地區之間；合理的效率和收益差距是提高效率的動力，而過于懸殊的效率和收益差距，則會激化矛盾，也是引發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財政政策是影響和制約社會總產品和國民收入分配的主導環節，以其調節力度和廣度，完全能夠建立起調節經濟利益差別、防止差別過于懸殊的收入分配機制，即運用稅收和社會保障手段，限制收入分配的過分集中和過快增長，適當縮小個人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別，防止兩級分化，確保社會穩定。只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在優化資源配置、確保社會效率的前提下，通過調節收入差別，保證收入分配的適度公平，才能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調控社會供需總量和結構不可或缺的工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調節社會供需總量和結構過程中的協調配合，是通過相互不同的作用途徑與效果體現的：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會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供需總量平衡；而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供需總量平衡，間接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影響。從財政政策調節看，財政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必要的稅收惠政策、財政貼息政策、財政投資政策支持產業結構的調整，支持“瓶頸”產業的發展和短缺產品供給的有效增加；財政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規模，以結構調節為前提，借以達到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的目的。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體是通過中央銀行貨幣投放和再貸款等政策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手段控制貨幣乘數，從而有效地控制社會總需求，達到貨幣和穩定物價的目的；與此同時，中央銀行在調控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如銀行依照產業政策和市場盈利水平，選擇貸款投放方向，包括產業間、地區間信貸規模的區別對待，客觀上起到調節社會經濟的作用。可見，貨幣政策對社會供需總量的調節是直接的，而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則是間接引導的。因此，要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更加緊密地協調調節是直接的，而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則是間接引導的。因此，要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更加緊密地協調配合、相互揚長避短，在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會供需結構的調節和合理化布局，全力促進社會經濟整體協調、穩定發展。

二、現階段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態勢分析

多年來，我國依據馬列主義原理，結合我國的國情，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具體協調配合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尚待解決的矛盾。

（一）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取得的主要成效

我國經濟運行，自1992 年開始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 到1997年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此后進一步堅持改革開放，加大結構調整力度，目前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出現了宏觀調控奏效、市場化水平顯著提高的良好態勢。具體表現在以下諸方面：

1.大力增加財政收入，逐步提高財政收入的“兩個比重”，以增強政府穩定經濟的整體實力。增加財政收入，壓縮財政支出是緊的財政政策的主導措施。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低于支出的增長速度； 從1992 年開始， 財政收入的增長逐步領先于財政支出的增長（1994年除外）；1997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達到11.5％左右， 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收入總額的比重為48％左右，逐步接近振興財政的目標比重。

2.嚴格掌握貨幣發行，控制信貸規模，適時調整利率。控制貨幣流通量是緊的貨幣政策的中心內容。1993—1998年，中央銀行強化了貨幣發行的控制力度，使貨幣供應量維持在計劃目標范圍內。同時，為整頓金融秩序，控制信貸規模的增長水平，中央銀行于1993年兩次提高存貨款利率，利用金融政策遏制經濟過熱取得較大成效；而后，中央銀行又根據具體情況，相繼于1996年兩次、1997年多次降低利率，在“從緊”的基礎上有效地保證了“適度”的貨幣政策調控力度。

3.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強化固定資產投資管理，優化固定資產投資結構。投資規模膨脹是我國經濟前段過熱的重要原因，從1993年下半年開始，中央強化了固定資產投資管理措施，停建、緩建部分基本建設項目，使投資規模增長速度從1993年的58.6％，下降到1995年的17.5％，同時還成功地引導資金向農業、基礎產業傾斜，使投資結構得到優化。財政支出的另一突出癥結是行政急劇膨脹，1980年全國行政經費66.8億元，1996年達到1041億元，增長了14.5倍，而同期財政支出僅增長5. 5倍。財政支出的60％—70％以上用于“養人”，這不僅擠占了事業發展經費，導致建設資金的奇缺，而且日益成為財政的沉重負擔，使收支缺口擴大，直至影響全局的穩定。為此，各級政府結合機構精簡和職能轉變，壓縮行政經費20％—30％；實行政府統一采購制度，運用市場手段管理政府物料購買支出：推行行政經費下管一級等辦法，用以節約支出，制止奢移浪費等。

經過幾年的宏觀調控，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不僅有力控制了通貨膨脹，而且國民經濟持續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國民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同時經濟振蕩幅度很小，基本實現了經濟“軟著陸”的目標。

（二）目前宏觀經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國有企業困難日益加劇，舉步維艱。最近幾年的宏觀調控并未緩解國有企業的原有困難，相反，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更加惡化，效益下滑嚴重，虧損面和虧損額均大幅增加；國有企業債臺高筑，社會負擔沉重及長期技術改造不足等老問題，依舊未得到緩解，國有經濟占整個國民經濟比重不斷下跌，到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面達43.7％，虧損額377.9億元，同比上升20％，實現利潤同比下降10％， 目前虧損繼續擴大；與此同時，企業開工率不足，停產半停產企業增加，大批企業職工下崗待業，市場缺乏活力；另一方面，企業資產負債率已超越安全警戒線，高負債經營已經使企業成為銀行的“打工仔”，生死系于一身。可以說，近幾年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相當嚴峻。

2.目前的財政、貨幣政策對結構調整成效不大。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雖然對于總量控制卓有成效，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結構上的矛盾，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產業結構不合理、層次低、地區產業趨同化嚴重。據測算北京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為0.9，山西亦達0.92， 反映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即突出表現為產品銷售不對路，積壓嚴重。同時，對國民經濟中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重點項目投入，特別是對重中之重居基礎地位的農業，雖然加大了投入力度，但其發展速度仍慢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尚未改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薄弱地位，“瓶頸”仍不同程度地制約著經濟發展。

3.負數的通貨膨脹率顯現總需求不足，1998年度8 ％增長目標壓力較大。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經濟曾多次被劇烈的通貨膨脹所困擾，并成為全民關注的經濟熱點，自1993年宏觀調控力度加大后，通貨膨脹指數連續下落，1997年零售物價漲幅只有0.8％，到1997 年底已成了負數，今年1—2月零售物價漲幅為－1.7％，整治通脹取得了很大成績。 通脹指數變負，意味著不必付出勞動，銀行中的存款和手中的貨幣就會自動增值。然而，這對整個國民經濟而言，并不完全是好事，其負面影響超過正面影響。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結果， 決定物價水平的升降。 1997年物價水平的下降，充分說明總需求特別是投資嚴重不足，通過乘數效應造成整個市場蕭條，顯現出經濟過熱的后遺癥。與此同時，十二屆人大提出了本年度經濟平穩、持續增長幅度為8％的現實目標， 但截至1998年6月，第一季度增長率為7.8％，第二季度僅為7％， 較之既定目標具有一定距離，經濟增長的方針與總需求不足的近期情況，使國民經濟期發展速度超越8％，繼而全年增長8％的目標面臨著較大壓力。

（三）財政貨幣政策調控中面臨的困難及協調配合的深層次矛盾

透過上述問題的表面現象出現，我們不難看出在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方面所存在的深層次上的矛盾。

1.國民經濟的“兩難”狀況對財政貨幣政策的制約。其一是財政狀況舉步維艱。財政政策主要內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財政政策的目標是通過改變其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來實現的，因此，政府是否有能力改變財政收支的規模結構是有效實現財政宏觀調控政策的前提和重要保證。但此種條件在我國目前還顯得十分薄弱。首先，從財政收入看，改革開放以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重大轉變，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1980—1995年，GDP增長了10.86％，年均增長17.9％；而財政收入只增長4.46％倍，年均增長11.98％。財政收入在1993 年前增長緩慢，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28.4％下降到1995 年的10.7％。1993年以來財政收入每年約增長900億元， 但增加額中包含著物價上漲的因素。實際的增長十分有限。這反映了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的趨勢非常明顯，財力的下降直接影響到財政宏觀調控力度。其次，從支出方面看，財政支出增長快于財政收入增長，財政支出剛性化，行政管理費和各項事業費支出保持高速增長，赤字規模不斷增大。1980—1995年，財政赤字從68.9億上升到666.8億元，增長8.68倍， 年均增長16.34％，遠遠超過財政收入年均11.98％的增長速度。為彌補巨額赤字，財政被迫大量舉債。目前，中央財政支出中的1／2以上要靠借債來維持。中央財政內債規模從1990年的187億元增加到1995 年的1537億元；內債依存度從1990年的14％上升到1995年的21.3％，已突破了國際公認的20％的水平。據預測，照此速度發展，到2000年，年發國債將達8000億元。這種狀況的必然后果是財政政策作用弱化，預期的調控力度和效果難以實現。1995年，財政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力度由1978年的77.6％降為2.6％。受財政困難影響， 國有企業生產運營中應補充的資金長期得不到增補；國家政策性銀行資金難以到位，資金來源嚴重不足，迫使政策性銀行插足商業性業務。總之，財政已基本上陷入只能保吃飯，無力搞調控的境地。與此同時，有限的財力還嚴重分散，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財政收入中，固定在各部門手中的財力份額也較大，嚴重制約了中央財政的調控能力。

其二是金融形勢不容樂觀。主要問題銀行經營效益下降、債務問題突出， 資產質量惡化， 對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產生較大壓力。 1994年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經營收益率平均為0.32％；1995年各銀行基層虧損的狀況有增無減，尤其是落后地區的基層行虧損嚴重，導致四大銀行中三家全線虧損。造成銀行經營狀況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銀行不良資產包袱沉重。1994年底，全國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占全部貸款的19.7％，其中90％以上濃縮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銀行應收未收利息一直呈上升趨勢，這表明仍有相當部分不良資產潛伏于正常貸款之中，再考慮未計入的利轉本金和應計未計的虧損，真實不良資產的比重會更大。由于居民儲蓄占社會資金來源的70％，銀行承擔著儲蓄轉向投資的責任和風險，在當前的經營形勢下，銀行的信貸投入未形成相應效益，其結果必然導致信貸資產的低質量增長，如要任其發展，居民債權與企業債務的矛盾必將暴露，這對整個金融形勢將造成難以估量的影響。并且，銀行不良資產的日益增大，也將影響到目前貨幣政策：商業銀行既是貨幣政策的調控對象，又是貨幣政策的傳導者，通常會根據貨幣政策的變化按利益最大化原則調整自身的資產負債，從而最終影響到企業和公眾的經濟行為，達到貨幣政策調控的目的；其調整自身經營的條件是資產負債的流動性，但目前據有關人士估計，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真正轉動的資產不到30％。凡此種種，無不意味著銀行潛伏著發生危機的可能性。這種狀況，也使中央銀行在制定執行貨幣政策時進退兩難。
希望采納

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積極財政政策的涵義
我國政府提出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經濟社會背景和政策涵義的。
其一，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較意義而言的。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多種原因，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出現了國家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趨于弱化，“吃飯財政”難以為繼的窘境。面對中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之后出現的需求不足、投資和經濟增長乏力的新形勢及新問題，特別是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必須使我國財政政策盡快從調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來，對經濟增長發揮更加直接、更為積極的促進和拉動作用。這就是“更加積極”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涵義。
其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就我國結構調整和社會穩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結構性矛盾也日漸突出，成了新形勢下擴大內需、開拓市場、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嚴重障礙。而作為結構調整最重要手段的財政政策，顯然應在我國的結構優化和結構調整中，發揮比以往更加積極的作用。此外，由于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有企業改革中下崗、失業人數增加，城市貧困問題的日漸顯現等原因，作為社會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財政政策，也必須在促進社會公平、保證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至為關鍵的調節功能。這是市場機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無法替代的。形勢的變化，緊迫的客觀需要，使中國的財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臺，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其三，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一種政策類型，而是一種政策措施選擇。中外的經濟理論表明，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政策，大體可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三種類型。如本世紀30年代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及其與之配套、至少實行了10年之久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來所奉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等，都具有這種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國當前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只是在適度從緊財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據變化了的新情況、新問題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種應對性財政政策舉措，并非是一種政策類型。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也可以說，這是在國內經濟有緊迫需要，政策實施又有現實可能的條件下，所作出的一種有條件的政策選擇。這里所謂客觀需要，就是擴大內需以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需要，是在貨幣政策因實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與效果受限的條件下，必須進行的一種政策選擇。而所謂政策環境允許，就是說，盡管國家財政收支形勢較為嚴峻，但在銀行有較多“存差”，有富裕資金，企業因約束機制強化等原因而貸款謹慎等情況下，財政可以通過實施以適度擴張的國債政策為重點的積極財政政策，來達到擴展需求、刺激經濟的目的。一旦這種政策環境發生變化，財政政策選擇就需另行考慮。
（二）政策的定向性。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正是有鑒于此，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選擇了以調整結構、改善投資環境、增強經濟增長后勁和產業帶動效應為目的，以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的方向。
（三）政策的復合性。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簡要地說，除了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以外，同時還發行了2700億元特別國債，以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充足率；通過調整中央財政的支出結構，騰出180億元， 專門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按時足額發放和抗洪救災等，即通過財政的轉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費與投資；分批提高了一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調整了進口設備稅收政策，降低了關稅稅率，對國家鼓勵發展的外商投資項目和國內投資項目，在規定范圍內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增殖稅，以此推動和增進外經貿方面的需求。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財政政策原則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確定與適時調整，對政策目標的實現和政策效應的優劣，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國已經和正在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與適當的貨幣政策，應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幾個“兼顧”或幾個“結合”：
第一，在政策重點的選擇上，把增加投資規模與刺激、拓展最終消費需求相結合。在傳統的計劃經濟——賣方市場——短缺經濟條件下，我們一直習慣于把刺激經濟的重點放在投資和生產上，亦即放在增加產品供給上，因為供給的約束始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場經濟——買方市場條件下，需要刺激的重點則是消費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資和生產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這只是中間需求，它究竟能對經濟增長發揮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經濟效率，則取決于最終需求的狀況。新形勢下有助于擴大內需的財政、貨幣政策取向，必須把增加投資和生產與刺激最終消費有機結合起來。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總量的適度擴張與結構的調整、優化相結合。因為當前問題的性質，既不是簡單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蕭條，也不是簡單的總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經濟體制、經濟發展（增長）模式轉軌時期，在已經成功實現了經濟軟著陸，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形勢下，主要由于轉軌“鎮痛”、體制和結構障礙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過渡性困難。正是由于這種特點和性質，即在體制轉軌尚未完成，結構矛盾十分突出、適應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還很不健全等情況下，如果片面強調和實施全面松動的總量擴張政策，那就很可能誘發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加重結構調整的困難，從而非但無助于當前經濟的協調、有效增長，而且還將為后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產業結構優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就業問題的解決，造成更多的麻煩和后延性障礙。
第三，在政策傾向的掌握上，應把支持國有經濟與鼓勵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相結合。因為無論是從其發展需要、發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潛力，還是從其在諸如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國家稅收、解決就業問題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來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對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增長目標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和意義。然而，從實際情況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又的確存在著不少現實障礙和困難，財政、稅收、信貸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決的政策性問題。
第四，在政策效應的考慮上，使擴大內需的當期政策效應與長期政策效應相結合。因為，既然需求不足將是制約我國后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問題的解決就不能只顧眼前、不計長遠，在政策取向、政策效應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須把短期與長期、當前與今后加以統籌考慮。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
既然積極的財政政策并非一種長期的政策選擇，那就必然有一個政策調整或政策轉換的問題，這是我們必須預作準備的。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能否出現或找到替代當前財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條件。就是說，要逐步改變以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為重點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來加以替代或置換，從而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和轉型創造條件。我以為，從中長期看，這樣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幾個方面：
1、市場和消費替代。即當前財政、貨幣政策的著力點，應放在有利于進一步開拓市場和刺激最終消費需求方面，逐步減輕經濟增長對擴大政府投資規模的依賴。這方面可供選擇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進銀行的消費信貸；適當增加財政對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別是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財政轉移性支出數量；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村和農民收入，為開拓巨大的農村市場奠定基礎，等等。
2、民間和企業投資替代。社會資金是永遠流動和相互轉化的。為實現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除了某些社會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提供，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投入以外，民間和企業投資的增加，就能為政府基于拉動經濟增長目的而進行投入的適時退出創造條件。在這方面，我國是存在很大潛力的。比如，盡快減輕企業沉重的非稅負擔，改變有些企業存在的費大于稅狀況所能產生的企業投資潛力，就是一個十分可觀的數字。同時，只要引導有方、政策得當，激活我國巨額儲蓄存款余額和游資的利用機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經濟手段，以充分調動和吸納社會資金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兩撥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雖然國際經濟形勢動蕩不定，不確定的因素較多，但通過深化我國外經貿體制改革，加強結構調整，改善政策激勵措施，提升產品國際競爭力等途徑所能產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去年在引進外資方面所創造的成績，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積極財政政策風險實證分析
積極財政政策風險是指積極財政政策的預期目標不能實現或失敗的可能性。其風險的表現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政策決策風險，二是政策執行風險。這說明積極財政政策風險不是局限于某一個環節，而是貫穿于政策的全過程。一般而言，導致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積極財政政策目標確定方面的偏差。確定的政策目標嚴重脫離實際，或財政政策目標與國民經濟發展目標脫節，或財政政策目標本身的模糊性，都會帶來相應的政策風險。（2）在財政政策決策和執行的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對稱和未來不確定性因素的存在。（3）財政政策決策者和執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響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程度。（4）財政政策工具選擇上的失當，且政策工具之間缺乏有機配合。（5）財政政策嚴重滯后，沒有隨經濟運行狀況的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整。（6）財政政策作用的力度過大或過小。（7）在財政政策執行過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團的阻撓或政策執行者對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從純理論的角度對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含義、表現及成因進行了抽象分析，對中國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須密切聯系中國積極財政政策實踐來具體進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財政部關于增發國債用于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和今年中央財政預算調整方案（草案）的議案》，決定由財政部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專項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決不搞一般性工業項目。根據這一原則，當年安排的國債資金項目主要包括：農田水利和生態環境建設；鐵路、公路、電信和一些重要機場建設；城市環保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設500億斤倉容的國家儲備糧庫；農村電網改造和建設工程、城市電網改造；增加公檢法及司法設施建設投資；向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其資本金；調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和進口設備稅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為進一步擴大內需和鼓勵出口，決定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運用方面，既向銀行增發國債用以擴大投資，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進消費；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又支持企業技術改造。2000年，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一是發行1000億元長期國債，重點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技術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區傾斜，60％以上的國債投資用于中西部地區；二是繼續貫徹落實 1999年出臺的調整收入分配的各項政策措施，保障城鎮居民的收入穩定增長；三是進一步應用稅收等手段，鼓勵投資、促進消費、增加出口。根據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繼續追加現有國債資金項目的投資，加大西部地區開發力度，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等。
從近3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來看，通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1998年拉動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1999年拉動經濟增長2個百分點， 2000年拉動經濟增長1.7個百分點（中國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長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個百分點，這表明2000年我國國民經濟已出現了走向良性循環的重要轉機。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盡管2000年國民經濟出現了明顯的回升，但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穩固，我國的經濟競爭力還比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民間資本投資的積極性還沒有充分調動起來，消費需求增長的潛力還沒有充分挖掘出來；國有企業經營機制還沒有根本轉變，企業經濟效率沒有明顯的提高，不少企業經營十分困難，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農業發展基礎不牢，農民收入增長十分緩慢，農民負擔過重問題仍沒有很好解決；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信息化程度較低；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缺乏堅實的基礎。
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雖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們的預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這說明積極財政政策在其決策及實施過程中客觀上仍面臨著一定的風險。導致政策風險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而言，集中在拉動經濟的年度增長上，對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關注不夠。其次，在分析經濟增長速度連年下滑的原因時，認為是內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著力點只是放在擴大內需上，而對社會供給方面存在的問題缺乏充分的認識和應有的重視。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選擇方面，主要是通過增發國債、擴大財政支出規模來擴大內需，帶動經濟增長，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財政政策工具之間缺乏有機配合。第四，在2000年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開始回升的情況下，我國財政政策的重點仍然放在擴大需求上，而沒有適時地進行戰略上的轉移，財政政策顯得嚴重滯后。第五，在處理財政政策作用和市場機制作用的關系方面，片面強調前者的作用，而忽視后者的作用，沒有擺正財政政策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財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財政風險尤其是國債風險進一步加大。第六，積極財政政策沒有體現其應有的公平性，而是過于向國有經濟傾斜，對其他所有制經濟存在明顯的歧視，尤其是在財政投入方面。這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不利于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第七，由于層層截留、挪用，據估計，約有20％的國債資金不能到位，致使通過國債投資項目拉動經濟增長大打折扣。
[編輯本段]防范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基本對策
1.在積極財政政策目標的確定上，必須從片面追求年度經濟增長轉移到確保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上來。作為我國的最高決策層，在制定財政政策目標時，不能僅僅局限于確保年度或任期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而應將重心放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只有這樣，我國的國民經濟才能真正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才有保證。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既包括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也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地區經濟結構的合理化、城鄉經濟結構的合理化、生態環境的好轉等。
2. 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應該從拉動需求轉移到改善供給上來。在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初期，針對需求嚴重不足的嚴酷現實，財政政策作用的側重點放在拉動需求方面，這樣做簡單、容易操作，而且見效快，因而是無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開始回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明顯加快，投資品及消費品價格開始止跌回升，這說明我國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盡管有效需求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經轉移到有效供給上來了。經過3年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我國的財政赤字率、償債率、債務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過警戒線，雖然負債率還較低，但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國民經濟對國債的承受能力相對低下，因而以西方發達國家及歐盟成員國所確定的警戒線標準來說明我國的國債發行還有較大的空間，這是不正確的。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國的國債負擔率應控制在20％以內為宜，最多不得超過30％，否則有發生財政危機的危險。
由此可見，以擴大國債規模和財政支出規模為主要內容的旨在拉動需求增長的財政政策已沒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單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決短期的經濟增長問題，不可能解決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要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和健康發展，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應放到改善供給、增加有效供給上來。要通過財政政策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并使產業結構、地區經濟結構和城鄉經濟結構逐步合理化，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保護能夠有機協調起來。
3.在積極財政政策目標及政策的重心發生轉移的情況下，對財政政策工具的運用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
首先，在國債方面，雖然維持一定數量的國債發行是必要的，但國債發行規模要加以嚴格控制，國債增長速度應低于GDP的增長速度，從而使國債風險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國債資金的運用應僅限于具有經濟效益的領域，并重點投向基礎產業及基礎設施，以及企業技術改造和信息產業及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國債資金向這些領域的投入不是包辦或壟斷，而是重在發揮其對民間資本的引導作用。國債資金應退出納消費性領域，有關社會保障事務應通過稅收等無償性收入來解決。在國債資金投資結構上，要逐步加大新興產業及企業技術改造方面的投入，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以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升級，充分發揮國債投資的“擴散效應”和“乘數效應”，拉動民間投資的快速增長。要加大對國債投資過程的監督管理，確保國債資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國債投資加大西部地區開發力度的過程中，投資的重點應放在西部地區的基礎工業及基礎設施方面，優化西部地區投資環境，并使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得到進一步加強。
其次，要充分發揮財政貼息的杠桿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依靠財政投資支持國家重點建設、優化產業結構和對社會投資實施調控，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財政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日趨下降、國債風險加大的情況下，面對中長期優化產業結構方面巨大的投資資金需要，財政的直接投資往往顯得力不從心。當前一種切實有效的方式是通過財政貼息支持政策性融資，變直接投入為間接拉動與引導。目前要擴大財政貼息的資金規模，使之成為加強供給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過稅制改革，優化稅制結構，刺激民間投資。要廢除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變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并相應調低其基本稅率，取消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的區分；統一企業所得稅，給內外資企業以公平的稅收待遇。取消地區性稅收優惠待遇，實行以產業為導向的稅收優惠待遇。
第四，要切實解決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和亂集資問題，充分發揮人大、政協、人民群眾及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規范和約束政府本身的行為，切實減輕企業及個人的負擔，調動其投資積極性。如在政府收費方面，有關政府收費的立項、收費標準的確定等都必須通過全國人大或省級人大的審批，收費標準的調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省級人大常委會舉行聽證會。各級政府只是收費的執行者和管理者，無權進行收費的立項、收費標準的確定和調整。
4.正確認識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堅持市場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則，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只能建立在市場機制作用的基礎上，政府的財政政策只是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對財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運用財政政策以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時，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圍，保持財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適度性。要通過財政政策的實施，彌補私人經濟部門投資的不足，并積極引導其投資方向，而不是排擠私人經濟部門投資，同其在經濟領域爭利。作為財政政策的決策者和執行者，要注重提高決策水平和執行水平，及時收集和掌握經濟發展信息，減少和避免政策決策和政策執行的盲目性。
5.積極財政政策目標的實現及其風險的防范，還需要其他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國的一切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都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特別是在我國即將加入WTO的歷史背景下，要確保其公開性、公平性、公正性。財政政策的實施結果與預期目標之間尚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不僅是財政政策本身的問題，還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間投資缺乏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有力支持，民間投資產業準入政策方面的障礙等，使民間投資近幾年來一直處于低迷狀態。要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必須在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面給予公平待遇，廢除各種歧視性的規章制度，民營企業可通過發行股票、債券及銀行信貸等多種方式融資。要逐步取消產業準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礙，變審批制為登記備案制，除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及國防安全的領域不宜讓民間資本進入外，其他領域應盡可能向民間資本開放。凡是允許外資進入的領域，都必須對國內民間資本開放。

貨幣政策由“從緊”轉為“適度寬松”，這是貨幣政策性質和貨幣政策調控方向的重大轉變。這種轉變，是應對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對我國經濟沖擊的明智之舉，是有效提振內需、充分發揮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作用的重要舉措，是防止經濟大幅下滑、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有力保證。

在我看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義：其一，這是“適度擴張”而非“完全擴張”的貨幣政策。兩種政策的區別不僅在于擴張程度的差異，還在于其各自運用時所面對的宏觀經濟態勢的不同。完全擴張型貨幣政策通常在經濟發生危機或經濟蕭條時采用。作為一種“反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其實施目的在于縮短經濟危機或經濟蕭條的時間過程，拉動經濟復蘇；適度擴張型貨幣政策則適用于經濟顯著減速或即將進入下降周期的經濟環境，實施目的在于維護經濟增長的動力，遏制經濟下滑，確保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很顯然，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選擇，與我國現實的宏觀經濟態勢是吻合的。

其二，這種政策無論是在質的規定上，還是在“量”的變化上，都有別于從緊的貨幣政策。質的規定自不待言，“量”的變化也是如此。盡管沒有一個可以用來衡量“適度”的、公認的、統一的標準，但體現貨幣政策能量和實施程度的一些宏觀金融變量指標，如貸款增量、貸款增長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等的總體水平，應明顯高于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時期。

其三，貨幣政策的組成部分，如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存款準備金比率一類的貨幣政策工具都應該是放松的，盡管它們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的作用程度會有差別。以擴張信貸規模和降息為主基調的信貸政策與利率政策，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承擔著主要角色，而匯率政策的作用也不應低估。面對我國出口下滑導致外部需求明顯萎縮的情況，應改變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加大人民幣匯率向下浮動的幅度。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旨在拉動內需，確保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從投資需求看，實施這種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業投資資金的可得性，擴大投資資金來源，增強企業的投資能力；另一方面，會調低利率總水平，降低企業的投資成本。這兩方面歸結到一起，是有利于刺激企業及其他經濟主體的投資熱情，擴大投資需求。但在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資效率，使投資更好地發揮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必須通過政府的政策引導，使投資資金更多地流向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如“三農”、節能環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創新高科技等行業。應改善投資環境，消除行業和市場壁壘，給民營資本以“國民待遇”，使其能夠在依法合規的前提下公平參與金融、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投資。對某些總量型的貨幣政策措施，應賦予其結構調控功能。僅以央行作為經常性政策調控工具的存款準備金比率為例。應改變“一刀切”的存款準備金比率，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對主要的商品糧基地所在地區、金融資源相對貧乏的經濟落后地區，可實行相對較低的存款準備金比率。這樣做，既可以增強政策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進地區間經濟的協調發展，落實科學發展觀。

消費主要受勞動者收入制約，因而貨幣政策刺激消費需求的作用有限。在擴大消費需求方面，貨幣政策作用的支點，應是強化對中小企業的信貸、結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進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以拉動消費。同時，貨幣政策應和產業政策、收入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政策密切協調配合，形成拉動消費需求的合力。

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指根據經濟變化的征兆來調整政策取向，當經濟出現衰退跡象時，貨幣政策偏向擴張；當經濟出現過熱時，貨幣政策偏向緊縮。這種政策取向的調整，最終反映到物價上，就是保持物價的基本穩定。在我國貨幣政策管理中，中央銀行是以比較平穩的貨幣供應量增長來實現穩健的貨幣政策操作的。從一般貨幣理論看，對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有兩種不同的操控手段：恒定與權變。前者認為，只要貨幣供應量保持固定增長率，公眾就會作出合理預期，從而使物價收斂于穩定。后者認為，貨幣供應量應隨經濟的變動，由央行隨時調節。前者的缺點是過于僵硬，在現實中幾乎無法運行；后者則因政策制定者預測的主觀性與公眾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的沖突而受到挑戰。因此，不少國家采用預先公布貨幣供應量增長區間的方式進行調控。在我國，也有人認為控制貨幣供應量不是好的貨幣控制手段，應以利率作為調控的中間目標。其實，我國的利率還處于管制階段，企業還處于對利率不敏感時期。在這種條件下，央行放棄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控，轉而用調整利率的方式來影響經濟，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執行穩健貨幣政策的手段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傳統的貨幣政策三大工具都得到了較好應用。首先，2003 —2004年，央行兩次調高存款準備金率，雖然分別只上調了1和0．5個百分點，卻產生了很大的市場效果。上世紀90年代央行也曾多次調整準備金率，且調整幅度大大高于這兩次，但市場幾乎沒有反應。這說明我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已經很高。其次，公開市場操作日臻成熟。央行在市場上通過公開買賣國債，向商業銀行體系放松或收縮銀根，從而起到調控貨幣供應量的作用，使穩健貨幣政策的執行得以保證。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以及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形成的貨幣供給的快速增長，央行在國債買賣之外加大了央行票據的發行，以沖銷人民幣的過快增長。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交易量2003年達到14萬億元左右，2004年也有近12萬億元，大大超過其它證券市場的交易量。第三，利率手段的運用日益重要。2004年初，商業銀行和信用社貸款利率的浮動上限被放寬至央行基準利率的1.7倍和2倍。到當年10月，存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同時放開了商業銀行存款利率的下限和貸款利率的上限。特別是后一次利率調整，雖然幅度很小，但對市場的影響很大，甚至國際金融市場和一些國際原材料市場的價格都因之下跌。這說明我國市場經濟進程和經濟國際化程度的加深。利率的提高，使市場得到非常明確的信號，央行對經濟過熱的調控作用進一步加強。央行還通過票據再貼現政策、窗口指導以及發布對某些風險的提示來實施宏觀調控。可以看到，央行不再依賴單一的政策，而是比較熟練地運用一系列微調手段，前瞻性地出臺一系列措施，以達到綜合的政策效果。這種組合拳式的調控方式，將是今后的主要調控手段。緊縮貨幣政策一般是在經濟出現通貨膨脹政府財政/金融管理部門通過加息來抑制消費增長，控制物價的過快增長，以達到控制通貨膨脹的目的。從緊的貨幣政策：一是當前宏觀經濟過熱的現象并沒有得到明顯有效的控制。4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一季度我國GDP增長9.7%，這表明快速奔跑的我國經濟列車還沒有慢下來的跡象。分析一季度經濟運行和走勢，其中投資增長過快、新開工項目過多、某些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問題依然存在，并由此造成主要原材料、能源、運輸等“瓶頸”約束加劇。統計顯示，3月份的CPI已經達到了今年宏觀調控的臨界值3%。一系列問題的凸顯使得央行必須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盡快破解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問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二是必須切實加強金融資源配置對經濟結構優化的促進作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銀行信貸資金運作不可能游離于經濟之外，但金融在促進經濟資源有效配置中發揮重要反作用。報告顯示，今年3月末，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9.1%；狹義貨幣供應量(M1)同比增長20.1%；市場貨幣流通(M0)同比增長12.8%。廣義貨幣和狹義貨幣的增長幅度繼續高于同期GDP和CPI增長幅度之和。一季度金融機構實際增加貸款8351億元，占全年預期目標 2.6萬億元的32%，同比多增247億元。如果銀行信貸投放不正常擴張，銀行信貸升溫，則可能為需求增加新的泡沫，給通脹帶來新的壓力，為經濟過熱推波助瀾。特別是有些投資方自有資金不足，想方設法套取銀行信貸資金，甚至有的建設項目成為由一家或幾家銀行來承擔大部分風險的“銀行項目”，以至形成新的產業結構不合理和信貸資源的錯配，發生新的銀行不良貸款，積聚“短存長貸”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從4月25日起，對所有金融機構普遍提高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將一次性凍結金融機構可用資金1100億元左右，這對收緊銀行資金流出的“閥門”，防止貨幣信貸總量過快增長，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三是下一階段貨幣政策的取向是適度從緊,但要防止急剎車,避免大起大落,要促進經濟平穩發展。這說明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總體走向仍是穩健的，是穩健目標下發出的“緊縮”信號，也表明中央調控部門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日漸明朗，加強宏觀調控力度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日漸科學，今后將會更多地通過運用市場手段來實現調控目標。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的將獲得有力的保障。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情況再次表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關鍵時期。在經濟趨于過熱，謹防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央行、各金融監管部門應強化對金融業窗口指導的力度，督促金融業審時度勢，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保持速度、提高質量、增強后勁，為經濟、金融協調發展作出應有貢獻

　　積極的松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適度放松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主要包括信貸政策和利率政策，收縮信貸和提高利率是“緊”的貨幣政策，能夠抑制社會總需求，但制約投資和短期內發展，反之，是“松”的貨幣政策，能擴大社會總需求，對投資和短期內發展有利，但容易引起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財政政策包括國家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增稅和減支是“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減少社會需求總量，但對投資不利。反之，是“松”的財政政策，有利于投資，但社會需求總量的擴大容易導致通貨膨脹。
　　經濟形勢：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和CPI持續高位的兩難選擇。
　　政策微調：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基準利率，允許存款利率上浮到10%，進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試行。
　　根據我國現有情況我認為：總體是雙松，但貨幣政策放松必須是步伐緩慢，可以通過在放收結合中達到適當放松。財政政策則需要放松。
　　1．GDP增速從2011一季度的9.7%下滑到二季度的9.5%和三季度的9.1%。經濟增長減緩,會引起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主要為失業及由失業導致的社會穩定等一系列問題，通過貨幣政策的適當放松達到提振經濟，解決就業，穩定職工收入，穩定社會的目的。但放松貨幣政策引起信貸規模的一定增長，一是解決企業的資金鏈問題，在民營中小企業為主體GDP創造者的當今，可能效果不會明顯；二是在高準備率的環境下，金融機構通過金融工具的創新等已形成一定的繞過貨幣政策的做法，貨幣政策實際效果已打折扣。
　　2．地方財政債券的發行等財政政策的實施，擠占了貨幣流動性的釋放，擴大了投資但減少了消費。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混合使用，使市場利率水平保持穩定，在CPI高位情況下，存貸款利率不宜作大的松動，否則會使今年的調控（特別是對房價調控）付之東流。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的客觀要求和必要條件。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不僅取決于正確確定兩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及其具體操作，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外部環境的協調配合。例如，需要有產業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外貿政策、社會福利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協同；有良好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內社會政治環境；有合理的價格體系和企業(包括金融企業)的運行機制；還需要有各部委、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

積極的松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適度放松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主要包括信貸政策和利率政策，收縮信貸和提高利率是“緊”的貨幣政策，能夠抑制社會總需求，但制約投資和短期內發展，反之，是“松”的貨幣政策，能擴大社會總需求，對投資和短期內發展有利，但容易引起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財政政策包括國家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增稅和減支是“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減少社會需求總量，但對投資不利。反之，是“松”的財政政策，有利于投資，但社會需求總量的擴大容易導致通貨膨脹。
經濟形勢：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和CPI持續高位的兩難選擇。
政策微調：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基準利率，允許存款利率上浮到10%，進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試行。
根據我國現有情況我認為：總體是雙松，但貨幣政策放松必須是步伐緩慢，可以通過在放收結合中達到適當放松。財政政策則需要放松。
1．GDP增速從2011一季度的9.7%下滑到二季度的9.5%和三季度的9.1%。經濟增長減緩,會引起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主要為失業及由失業導致的社會穩定等一系列問題，通過貨幣政策的適當放松達到提振經濟，解決就業，穩定職工收入，穩定社會的目的。但放松貨幣政策引起信貸規模的一定增長，一是解決企業的資金鏈問題，在民營中小企業為主體GDP創造者的當今，可能效果不會明顯；二是在高準備率的環境下，金融機構通過金融工具的創新等已形成一定的繞過貨幣政策的做法，貨幣政策實際效果已打折扣。
2．地方財政債券的發行等財政政策的實施，擠占了貨幣流動性的釋放，擴大了投資但減少了消費。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混合使用，使市場利率水平保持穩定，在CPI高位情況下，存貸款利率不宜作大的松動，否則會使今年的調控（特別是對房價調控）付之東流。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的客觀要求和必要條件。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不僅取決于正確確定兩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及其具體操作，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外部環境的協調配合。例如，需要有產業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外貿政策、社會福利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協同；有良好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內社會政治環境；有合理的價格體系和企業(包括金融企業)的運行機制；還需要有各部委、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

http://www.zhuxia.net/it8/lunwen/economic/finance/policy/200703/8456.html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兩大經濟手段，二者都是從 價值上來影響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以實現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下如何正確認識和協調這兩大經濟手段，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我國的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這些變化突出表現在：（一）社會財力結構和社會積累職能日趨復雜化。具體 表現為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以企業資金為主體的預算外資金 的急劇增長；（二）在社會財力的運用上，出現了控資來源的多渠化，投資決 策的多極化和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三）社會財力的日趨流動化和社會資金融 通關系的廣泛化、市場化。這些新變化，客觀上提出了進一步加強財政政策與 貨幣政策的協調要求。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特征，要求財政和銀行更多地使用經濟手段調節經濟的 運行。但財政杠桿較之金融杠桿作用的發揮，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為條件， 相互補充的。財政杠桿較之金融杠桿具有更強的控制性和時滯性，而金融杠桿 則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時效性，財政杠桿對調整產業結構更為有利，而金融杠 桿對調節企業行為更為有效；財政杠桿偏重于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而金融杠 桿側重于解決分配的效率問題。兩種經濟杠桿不能單打一，要綜合運用，揚長 避短，以發揮交叉效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是由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所決定的 一方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兩者都要求達到貨幣幣值 的穩定，經濟穩定增長，勞動者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以推動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現手段具有交叉性，財政 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并取得效果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 也是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客觀基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需從以下幾方面 入手： 1、堅持“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貨幣政策，做到財政分配總規模 的大體平衡。 2、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杠桿，加強宏觀經濟調控，包括：稅收杠桿、補貼杠桿 、預算杠桿、公開市場業務和利率杠桿等。 3、加速包括金融市場、產權交易市場、生產資料市場等在內的市場建設，使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建立在市場行為之上。 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套模式 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套模式的最佳選擇應是適度從緊的財政與貨 幣政策，即緊中略有松的財政政策和松中略緊的貨幣政策的組合。 （一）實行緊縮財政政策的依據是財政面臨困難。當前財政所面臨的困難主要 體現：（1）財政收支不平衡。1979—1995年，財政幾乎年年出現赤 字2540億元。據估計，這種收不抵支的財政狀況今后仍將持續一段時間。 （2）財力分散。由于在國家與企業和個人的分配關系上處理不當，財政收入 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4年約11．8％，是歷史上的最低點。特 別應當指出的是，雖然實行了分稅制，但中央和地方分配關系仍未理順，中央 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依然很低，1994年，這一比例僅為33％ ，而同期市場工業化國家這一比重多在70％—90％之間，相對而言，我國 屬于“弱中央”的國家行列。（3）財政補貼過大。1993年財政的價格補 貼、虧損補貼分別為300億元和400億元，如此巨額的財政補貼已成為財 政的沉重負擔。（4）債務規模大，依存度高。1995年，中央發行債務達 1350億元，債務依存度為53％，1996年，中央已發行1950億國 債，沉重的債務負擔有可能導致中央財政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危機之中。（5 ）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現在全國有三分之一以上國有企業虧損，這說明，財政 收入的來源基礎受到動搖。上述五個方面均表明財政陷入困境，如果不實行較 緊的財政政策，巨額赤字和巨額債務將使人民喪失對將來經濟增長的信心，從 而導致財政危機和信用危機，進而對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 總需求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供給方面，而供給方面則是由產業結構的不 合理造成的。緊中有松的財政政策可以對這種不合理的產業結構進行靈活調節 ，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財政政策對產業結構的調查與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搞活是 通過稅收和財政支出兩大工具實現的。對于國家要優先發展的部門、行業或地 區，一方面，國家可以采取低稅率、稅收減免等措施來提高這些部門、行業或 地區的盈利水平或經濟效益，引導人力、物力和財力流向這些部門、行業或地 區，從而增加相應產品的供給；反之，對于國家想要限制的部門、行業或不優 先發展的地區，可以采取高稅率等措施來降低這些部門、行業或不優先發展的 地區，可以采取高稅率等措施來降低這些部門、行業或地區的盈利水平或經濟 效益，從而減少相應產品的供給，最終實現總供需平衡。另一方面，財政支出 本身就是社會總需求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財政資金在各部門、行政或地區的 傾斜投資或優化支出結構本身就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可見，財政支出在確保 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需要，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與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上都具有 很強的調節作用。 （二）實行松中略緊的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包括如下幾點：一是促進經濟高速發展和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需要。我國經濟仍存在著資金 不足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即要靠社會內部積累，也要積極吸收利用外資。 據調查，當前企業資金短缺，產品積壓情況嚴重，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在這種 情況下，必須適當放松貨幣政策，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利率、增加再貸款等 措施來增加整個社會的貨幣供給量，從而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盡管財政政策 也是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的有效手段，但由于財政政策調節的力度太大且直接 ，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也力不從心。貨幣政策的應用則可以發揮較好作用，避 免經濟出現急劇波動的運行情況。 二是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需要。國有企業是我國經濟的主導。國有企業的狀 況如何，直接關系到我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和改革的步伐。因此，增強國有企業 的活力，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而貨幣政 策是搞活大中型企業外部配套措施的一個內容。這些年來，資金緊張，周轉困 難，債務負擔沉重，長期高負債經營一直是國有企業虧損的重要原因。在這種 情況下，如果實行緊的貨幣政策，企業占用流動資產和固定資產所需的流動資 金和固定資金就得不到滿足，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就難以維持，搞活國有企 業就無從談起。總之，搞活國有企業需要松的貨幣政策。由于銀行資金不同于 財政資金，是有償的，可以周轉使用，那些管理不善、經濟效益差的企業，將 因此而得不到貸款，并將被淘汰。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促進搞活國有企業上， 較松的貨幣政策是可取的。 三是發揮宏觀調控和抑制通貨膨脹的客觀需要。目前，我國正進入高速度發展 經濟的新時期，銀行只有實行較松而又略緊的貨幣政策，才能提供一個穩定的 金融環境，以期達到既高速度，又宏觀協調（即防止比例失調與通貨膨脹）的 預期目標。銀行在實行松的貨幣政策，擴大貨幣發行與信貸規模時，必須同時 實行略緊的貨幣政策，適當控制過大的貨幣發行與信貸投放規模，盡量優化貸 款結構，做到松中有緊，并與財政政策密切配合，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 協調發展。

貨幣政策目標是一國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采取的貨幣政策希望達到的最終目的。
包括：經濟增長、價格水平穩定、充分就業、利率穩定、匯率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盡管央行不能直接帶來這些目的，卻能針對它可以影響的變量制定不同的政策。貨幣政策的諸多目標之間常常有沖突，政策可以達到一個目標，但卻也使另一個目標變得更加難以實現。
在中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在實際中有兩種主張，一種是單一目標，以穩定幣值作為首要的基本目標；另一種是雙重目標，即穩定貨幣和發展經濟兼顧。
從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歷史演變中來看，無論是單一目標、雙重目標或多重目標，都不能脫離當時的經濟社會環境以及當時所面臨的最突出的基本矛盾。但貨幣政策要保持足夠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政策目標不能偏頗和多變。
此條答案由有錢花提供，有錢花是度小滿金融（原百度金融）旗下的信貸服務品牌，靠譜利率低，手機端點擊下方馬上測額，最高可借額度20萬。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工具。財政政策是通過稅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來實現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等宏觀經濟目標的長期和短期財政戰略，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根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功能可將財政政策劃分為擴張性政策、緊縮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貨幣政策是說一國的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宏觀經濟目標，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控制、調節和穩定貨幣供給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措施總和。貨幣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準備金、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率。
通常一個國家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實施何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相機抉擇。縱觀我國實行宏觀經濟政策的歷程，從建國后一直奉行的“雙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開始施行的歷時近七年之久的“一積極，一穩健”的宏觀政策，再到2005年我國政府開始奉行的“雙穩健”政策，我國政府正是從實際出發，結合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形勢和國際經濟動態的轉變，審時度勢，成功地完成了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當前從經濟發展趨勢來看，由于國際經濟形勢出現的逆轉以及已經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我國經濟增長率將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調，國際收支不平衡程度將有所緩和。同時，出口增長將回調，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持續作用下，銀行的流動性雖然比去年有所緩解，但仍然比較充裕，貨幣信貸仍然處于比較寬松的環境。在此背景下，繼續實行“雙穩健”組合似乎是我國2007年繼續實行宏觀經濟政策的科學選擇。
然而，就當前經濟形勢來看，影響我國政府做出宏觀經濟決策、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關注。首先，社會過度儲蓄引起的過度投資問題。從2000年到 2006年11月末，我國金融機構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由123804.4億元增加到334361.4億元，增長了1.7倍，增長幅度平均每年達到18%，存差也由24433.3億元擴大到111219.8億元，存差擴大了3.55倍。在儲蓄增加額中，有45.3%來自于城鄉居民增加的儲蓄，另有31.1% 來自于企業增加的儲蓄。就是說，當前我國儲蓄的迅速增長主要是由居民和企業兩大主體的行為產生的。居民將過多的收入用于儲蓄，一方面是與我國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關，另一方面是金融機構儲蓄主要來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關。企業將過多的資金用于儲蓄而不是投資于創新活動，一方面是與我國的產業政策相關，另一方面是這些儲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業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業依然缺乏資金。在社會儲蓄持續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金融機構的壓力不斷增加。隨著存差規模的不斷擴大，金融機構要千方百計將這些剩余資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貸資金通過各種渠道又投向了建設領域，新一輪投資過熱和重復建設由此產生。還有，儲蓄過度增長引起過度投資，實際還對消費形成了擠出效應，因為在資金一定情況下，投資過多占有份額，必然排擠和抑制了消費。
　　其次，工業的過快增長引起的產能過剩問題。當前，在國民經濟運行中，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社會資金向金融機構流入，另一方面是社會消費增長速度又遠遠慢于工業品的生產增長速度。由此，我國經濟發展中又遇到另一個矛盾，工業品產能的過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來，我國的社會消費增長并不慢，而且從2004 年以后還有加快增長的趨勢。比如從2004年到2006年社會消費平均增長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國工業在投資的不斷刺激下產品生產量增長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國家用洗衣機、電冰箱、彩電、空調器、微型計算機、移動電話、汽車產量分別增長了1.05倍、1.33倍、1.11倍、 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業品還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長。當工業品持續以快于國內消費增長速度增加時，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又形成巨額貿易順差，由此導致外匯儲備越來越多，而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反過來又要求M供給規模不斷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引起的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當前，我國收入差距呈現全面擴大的趨勢，既存在城鄉居民、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問題，也存在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從2000年到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擴大到3.22倍，2006年擴大到3.4倍。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公共醫療、養老、教育補貼、住房公積金等社會福利項目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更大；在地區之間，西部地區居民最低收入省份與東部地區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擴大的趨勢，比如北京、上海、江蘇等省市公務員收入是貴州的3至4倍。在城鎮內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鎮居民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比由1∶3.6擴大到1∶5.7，而困難戶收入與最高戶收入差距達到11倍。行業差距更大，全國事業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約1.5萬，一般企業1萬左右，而大企業5至6萬，能源、電信、金融企業可超過10萬。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如此，從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農民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擴大到1∶7.26。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相當懸殊的程度，基尼系數已超過0.4。2005年，我國城鎮有近2000萬人月收入在 200元，有近4000萬農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們經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債維持生存。近幾年來，我國消費不足實質是結構性消費不足，主要表現為城鎮低收入群體和農村居民消費不足。當前，我們面臨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鎮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體集中，而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在不斷下降，他們將越來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機構；另一方面城鎮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邊際消費傾向高，但他們卻無錢消費。如何將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體，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身上，讓他們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費，這是當前我國宏觀政策的關鍵所在。
從經濟運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經濟運行中儲蓄過剩、產能過剩和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不僅是近期宏觀調控需要面對的，而且也是國家長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慮的。就當前而言，我國的貨幣金融政策尚顯偏松，財政政策相對偏緊，這種政策組合不利于控制工業產能的進一步過剩，也不利于擴大國內的消費，因此考慮到情況的變化，我們應該奉行“總體穩健、適度微調”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態不變的情況下，根據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在力度上調整當前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組合
具體調整建議：
一是調整貨幣政策。首先，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調控仍有空間，適當時機還可進一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并相應提高貸款利率；其次，金融機構應盡快調整資金使用結構，不斷調低投資貸款比例，相應提高消費貸款比例，出臺相關配套政策，積極推進住房抵押貸款、汽車、家電消費貸款、教育貸款、婚喪貸款等，鼓勵居民貸款消費；再次，為了緩解資金流動性過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拓寬居民投資渠道，減少銀行存差不斷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要加快發展多元化的資本市場，比如擴大企業中長期和短期債券發行規模，創新高新技術企業融資渠道，積極發展金融衍生產品，探索和支持民間金融機構的發展等；另外，要鼓勵企業走出去，在支持中國企業擴大對外投資的同時，商業銀行還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財的形式加大投資國際金融市場，以此緩解流動性過剩和因貿易盈余及FDI流入給央行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壓力。
二是調整財政政策。財政政策應從目前的偏緊(壓縮國債發行規模、壓縮赤字規模)狀態向靈活狀態調整，適當擴大政府的投資和消費。一方面，各級財政應進一步增加用于城鎮低收入人群的貧困救濟支出，進一步擴大救濟覆蓋面，繼續提高他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政府職員工資水平，并繼續向有利于消費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另一方面，通過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專項基金，推動農民消費。專項基金從三方面籌措：其一，從每年財政增收部分中劃出一定比例(比如財政增收的10%)的資金；其二，每年發行一筆新農村建設專項國債(比如每年500億元)；其三，從每年土地出讓金中切出一塊資金來。將這三塊資金捆成一起，組成新農村建設專項基金，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并支持農業、農村生產能力建設，降低農民生存和發展成本，增加他們的收入，以刺激消費。
三是國有及控股企業每年要從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財政。近幾年，在企業儲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國有企業存款，這些存款絕大部分來自利潤。目前，在現有體制條件下，許多國有企業的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原有財政投資和行業壟斷形成的，這些贏利全部歸企業，明顯地形成了過多的企業儲蓄，為進一步投資創造了源泉。因此，無論是從財政投資回報還是公平性原則看，國有及控股企業每年都應該向財政上交一部分利潤，國家拿這部分利潤用于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以改善城鄉居民的生產生活環境，降低他們的生存和發展成本，提高他們的相對購買能力。
四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降低城鄉居民預期支出。當前，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偏低，儲蓄傾向偏高，與我國教育、醫療、養老、失業扶助、貧困救濟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關系，人們緊縮即期消費，為未來儲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造成的結果。必須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現有各類社會保障制度規定的沖突與掣肘，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該市場化的要繼續堅持市場取向改革，不該市場化的一定要根據公共服務原則進行制度設計，對于影響居民消費的諸多社會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時清理，當前關鍵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衛生醫療、就業扶助、貧困救濟和養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擴大城鄉居民的受益范圍，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五是必須著手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長期問題。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是由長期問題引起的，僅僅靠短期調控是不夠的，還必須著手解決長期問題。眾所周知，我國經濟發展長期以來主要是依靠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實現的，過去我們實行這種戰略是正確的。但是根據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經驗教訓，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如不及時改變這種戰略，必然會給經濟運行帶來許多難以處理的矛盾。因此，要解決投資過熱、產能過剩、資金流動性過剩問題，還必須從長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現行財稅制度，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關系，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將目前一部分事權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擔，比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資源管理與環境治理等，同時將一部分財權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級地方政府抓投資、上項目的沖動；另一方面，改變鼓勵出口的政策安排，統一內外資企業的稅收政策，分步驟取消出口退稅政策安排，適度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步伐，適當提高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同時，在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過程中，要建立嚴格的監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監管國際投機資本流入國內，防止惡意炒作人民幣，干擾我國匯率改革的進程。
還有，我國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既要規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進一步利用稅收、財政轉移支付、捐贈、補貼等再分配手段，調節初次分配階段形成的過大收入差距，最終實現“調高、擴中、提低”的目標。

有一個APP叫簡單省，可以解決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