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
資本主義發展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生產社會化、資本社會化和管理社會化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為全社會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和共同組織社會化生產準備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第一，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社會化大生產，為社會主義取替資本主義準備了必要的物質條件。第二，無產階級力量的不斷壯大，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準備了社會條件。第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還為社會主義建立后管理社會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提供了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組織形式和管理經驗。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規律作用的必然要求，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深化和發展的必然結果。
（2）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長期性。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加深和激化，在現實中的運動形式是復雜的，時而激化，時而緩和，起伏交錯。運動中有多種因素的作用，如科技革命、資本占有形式的調整、政策變化、革命成熟程度狀況等，都使基本矛盾運動呈現出復雜性和曲折性，從而使得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一個復雜曲折的歷史過程，并具有長期性。
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和長期性
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取代，其發展為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1)資本主義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準備了物質條件。這就是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化的大生產。
(2)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還產生和鍛煉了實現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歷史使命的社會力量，即無產階級。
(3)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還為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后管理社會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提供了組織形式和可供借鑒的經驗。壟斷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使社會化大生產的水平大大提高，工人階級的隊伍更加壯大，同時還積累了管理大生產的經驗和創造了高級的管理機構和管理方式。這些都為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可利用的形式。
總之，資本主義的發展為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了必要的條件，這是由資本主義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決定的，是根源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歷史必然性。
但同時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個長期的、曲折的過程，這是因為：
(1)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只有當它的生產關系已經不可能繼續容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時，才會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隨著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關系的調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還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內部再也找不到緩和的辦法，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尖銳化的時候，資本主義才會滅亡。
(2)當新制度創造出較之舊制度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更快地提高社會生產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顯現出本身的優越性時，新的社會制度才能徹底戰勝舊的社會制度。而現實的社會主義各國都是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條件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要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并取得最終的勝利，顯然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
(3)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復雜性、曲折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長期性。當出現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后，世界上就形成了兩大社會制度并存的格局。兩種社會制度并存的現實，迫使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某些調整。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并緩和社會以及階級矛盾。這也使得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過程是一個長期、復雜、曲折的過程。
(4)在當今世界格局中，存在著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的龐大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在科技發展、經濟相對穩定繁榮的時期，社會主義國家處于低潮期。這也決定了社會主義最終取代資本主義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既具有不可抗拒的歷史必然性，又具有難以避免的歷史長期性。這是符合一切新事物戰勝、取代舊事物的共同規律的。

（一）必然性 首先，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包含著現代的一切沖突的萌芽”。只有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取代之，才能根本解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 其次，資本積累推動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激化并最終否定資本主義自身。當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各種矛盾在資本積累中不斷發展、激化到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無法使之釋放時，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就將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這是資本主義積累過程所具有的客觀歷史趨勢。 再次，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社會化的最高形式，是社會主義的前奏。資本的社會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全社會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和共同組織社會化生產準備了最充分的物質條件和經濟條件。 （二）長期性 資本主義必然為更加美好的社會制度所代替。但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會觸及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必然會遭到阻撓和反抗，因而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必然是一個復雜的、長期的歷史過程。 首先，任何社會形態的存在都有相對穩定性，從產生到衰亡都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跨度。從歷史上看，社會形態的交替往往需要較長的時期才能完成。而且，以前的社會交替大多是一種私有制代替另一種私有制，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對剝削制度的廢除，所以不能期望在短時期內完成，而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其次，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決定了過渡的長期性。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在資本主義鏈條中的某些薄弱環節，在一國或數國首先發生，而另外一些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若沒有特殊的矛盾和革命形勢，則要經過資本主義發展的較長歷程，才能逐步為社會主義準備物質基礎。因此，從世界范圍來看，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必將是一個從個別國家逐步向更多國家擴展的相當長的歷史過程。 再次，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還顯示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容納的空間，說明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所代替尚需長期的過程。目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處于科技發達、經濟相對繁榮的時期。與之相比，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社會主義自身的發展還需要走比較長的路，這意味著社會主義最終取代資本主義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但必須明確，盡管資本主義在全世界被社會主義所取代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盡管這個過程可能出現這樣那樣的曲折，但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總趨勢，則是必然的歷史走向。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指出：“發展社會勞動的生產力，是資本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理由。資本正是以此不自覺地創造著一種更高級的生產形式的物質條件。”這是對資本主義歷史過渡性最精辟而辯證的論述。 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所代替，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同以往一切社會一樣，有其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資本主義必然要被社會主義所代替，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產生時起，就包含著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隨著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產生和發展，生產日益社會化（即生產資料的使用、生產過程和產品都社會化了），在客觀上要求生產資料和產品轉歸全社會所有，并由社會進行統一的計劃管理和分配。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社會化的大生產卻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實現的，生產資料和產品并不歸勞動者共同占有，這就必然要形成社會化的大生產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 首先，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飽含著現代的一切沖突的萌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是占統治地位，越是發展，“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顯的表現出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表現在階級關系上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表現在生產上，是個別企業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正是這個基本矛盾發展的結果。 其次，資本積累推動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激化并最終否定資本主義自身.在資本家追逐剩余價值的驅使下，資本主義生產具有盲目擴大的趨勢，而社會消費能力即勞動人民的購買力卻相對縮小，這就使得生產和消費之間嚴重失調，必然導致周期性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爆發，從而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暫時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本質上就是無產階級生產剩余價值，資產階級無償占有剩余價值的一種剝削被剝消的關系。它造成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利益的根本對立。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必然要加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以及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引起政治危機，促使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斗爭的高潮。 再次，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社會化的更高形式，將成為社會主義的前奏。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一定時期內和一定程度上有所緩和，暫時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但從根本上來說，它只能加深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因為一方面，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推動生產走向了更全面的社會化；另一方面，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特殊形式，而且是資本關系社會化的最高形式。這一切，必然使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進一步加深，并客觀上要求以新的、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來代替舊的、過時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最后，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巨大發展，資產階級由生產力的解放者變成阻礙者，資本主義在走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同時，也產生了推動和運用這一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在經濟上所處的被剝削的地位使其具有徹底的革命性和斗爭精神；社會化大生產是無產階級成為最具有組織性的革命力量。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表，無產階級在自己的政黨的領導下，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隨著生產社會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無產階級隊伍的不斷壯大，無產階級必將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統治，逐步建立起消滅一切階級、確保人人得以自由發展的聯合體。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社會主義要在全世界范圍內代替資本主義，必然要經歷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當然，無論這個過程有多么長，也不論資產階級怎樣掙扎，從本質和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上看，都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所代替的歷史必然性。

資本是什么？是商品通過交換使商品產生剩余價值（增值）的過程。這個過程中，貨幣扮演了便于交換的媒介和用以支付的功能，并且在資本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資本增量和儲存的作用。
既然資本的產生是靠剩余價值的產生，那資本的所有活動必然就是圍繞著剩余價值而進行的，也就是說，資本活動的意義必然是服務剩余價值。剩余價值是商品本身價值以外的增值，體現在貨幣上，就是貨幣的增加，如果商品本身的價值是不變的不可增加的，那剩余價值，必然就不是商品的價值的增加，而是資本圍繞著商品價值的本質屬性勞動力所做的價值轉換，勞動力是衡量商品價值的不變量，整個人類社會的公認體系，所以，資本產生剩余價值的過程，也就是對勞動力進行控制和剝削的過程。
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體現，不需要論述，它之所以骯臟，是因為非自愿的不等價交換。

在幾十年前，甚至幾百年前，就出現了資本主義，這些人不斷用駭人聽聞的方法，壓迫著無產階級的工作者，他們擁有著巨大的財富，卻只有陳朽腐敗和骯臟的思想

本人不懂資本論，也沒有看過。就一門外漢的想法。這句話說的對不對？我個人不大贊同。我們國家現在改革開放，不是引進資本嗎。我們國家改革開放是為的什么啊，那這樣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流進中國了嗎？他的話他說的太過頭了，太絕對了。不要再找什么史實了，為要說明他的話就是對的，在今天的社會，他的這些話可以說是錯誤的。你看朝鮮都準備改革開放了。你還要守舊，關鍵還是錯誤的東西。

如何認識科學技術革命是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杠桿？
科學技術特別是科學技術革命是“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馬克思對科學技術的偉大歷史作用作過精辟而形象的概括，認為科學是“歷史的有力的杠桿”，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推動了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特別是極大地促進了歐洲近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把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稱為預告資本主義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封建社會的貴族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幫助資產階級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印刷術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近代分工、蒸汽機和機器的應用，成為“18世紀中葉起工業用來搖撼舊世界基礎的三個偉大的杠桿”。
近代以來，曾經發生過四次科學技術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發生在18世紀70年代，它以蒸汽機的發明為主要標志，推動了西歐國家相繼完成了第一次產業革命，使資本主義生產迅速過渡到機器大工業，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奠定了物質基礎。第二次科技革命是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它以電力的發明為標志。電力取代蒸汽機成為新的動力，使社會生產力又一次得到迅猛發展。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在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它以原子能的利用、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的發展為主要標志。第四次科學技術革命是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它以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高科技的出現為標志，推動了人類社會由工業經濟形態向信息社會或知識經濟形態的過渡。
每一次科學技術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深刻變化和社會的巨大進步。
首先，對生產方式產生了深刻影響。其一，改變了社會生產力的構成要素。科技發展使生產過程自動化程度提高，使勞動者的智能迅速提高，大大地改變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比例，使勞動力結構向著智能化趨勢發展。其二，改變了人們的勞動形式。微電子技術的出現和廣泛應用，智能機器代替了人的部分腦力勞動，使人們的勞動方式正在經歷著由機械自動化走向智能自動化、由局部自動化走向大系統管理和控制自動化的根本性變革。其三，改變了社會經濟結構，特別是導致產業結構發生變革。新的技術革命在推動傳統產業現代化的同時，使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產業結構的變化又導致就業結構的變化。從事第三產業的人數比例迅速增高，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的比例日益增長。科技革命推動了生產規模的擴大，進而推動生產的分工和協作的廣泛發展，并使生產社會化的程度進一步提高，最終必然會導致生產關系的變革。
其次，對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現代科技革命把我們帶入了信息時代。伴隨科技迅速發展而來的是“知識爆炸”，要求人們不斷更新和充實知識，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學習已日益成為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現代信息技術為我們提供了處理、儲存和傳遞信息的手段，給學習、工作帶來極大便利。現代化的交通、通訊等手段，為人們的交往提供了方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人們自由支配的閑暇時間增多，為人們全面自由的發展創造了更多的機會，使人們能更多地從事科學、藝術、文化、教育等事業的創造性活動。
最后，促進了思維方式的變革。引起思維變化的最切近的基礎是實踐。科技革命首先通過改變社會環境來促使思維方式的發展，如擴大了人們的交往，開闊了人們的視野。現代科技革命對人的思維方式產生了更重要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新的科學理論和技術手段通過影響思維主體、思維客體和思維工具，引起了思維方式的變革。在現代科技革命條件下，人們具有了新的知識理論結構和社會組織結構，能夠運用新的理論工具和現代化技術手段，去研究一系列新現象、新領域、新課題。
總之，科學技術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若能在科學技術上不斷進取，就可能實現社會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事實表明，我國制定并實施“科教興國”戰略，鼓勵自主創新，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促進科技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蓬勃發展，是正確的戰略決策。

您好：資本主義從萌發至今已有500年了，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確立了資本主義的統治算起也有360年了。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是一部用血與火的文字寫成的歷史。遠的不說，單是在本世紀的前半葉，資本主義就發生了一次世界性大危機、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空前嚴重的災難。只是在二戰后的幾十年間，由于社會主義運動的空前高漲，資本主義在重重矛盾中被迫進行調整和改革，才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現實向人們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應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
一、資本主義發展的四個階段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學術界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從那時至今的500年間，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母體內孕育、成長并最終取代封建主義的階段，即從15世紀初到18世紀中葉的英國產業革命，為期約300年；第二階段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階段，即從18世紀中葉產業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過渡為止，為期約150年；第三個階段是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即從19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期約50年；第四個階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即通常所說的當代資本主義階段。
戰后開始的當代資本主義階段究竟應叫做什么，學術界目前意見還不甚一致，有各種不同的提法。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我認為，這一階段的資本主義已由“一般壟斷”發展到“特殊壟斷”，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所謂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在于國家直接占有多少生產資料、國有經濟占多大比重，而在于其基本特征是“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相結合”。這個階段的資本主義，由于增加了“國家干預”這一手，國家作為“總資本家”對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全面地進行干預和調控，使資本主義變得不是完全“無計劃”、“無政府”，而是在堅持資本主義基本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在市場自我調節的基礎上，逐漸建立起了一套比較成熟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從而使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一個與列寧所稱的帝國主義階段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新階段”。
二、當代資本主義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
資本主義如果還是列寧時代的那種情況，它決不可能死里逃生而獲得今天這么大的發展。然而實際情況是，資本主義延緩了衰老，現在還有較強的生命力，這是因為它發生了以下幾方面的變化：
第一，從社會生產力層面看，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力不僅沒有停滯，反而有很大發展。戰后發生了新的科學技術革命，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新部門、新產品、新工藝層出不窮。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增長的速度比戰前要快得多，從而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經濟中仍居中心和支配地位。在戰后的半個世紀里，世界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接近4%，世界國民生產總值每年達30萬億美元，而其中西方發達國家所占比重約為3/4，僅美國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就超過8萬億美元。作為發展水平重要指標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尤其快，美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如今已超過3萬美元，有的國家甚至超過4萬美元，同20世紀初相比提高了100倍。
第二，從生產關系層面看，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但它已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范圍內進行了重大調整。股份制和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以及國家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干預作用，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私人占有的局限性。馬克思談到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局限性時曾說過：“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并指出，股份公司的出現標志著“作為私人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的揚棄”。[1]現代股份公司、跨國公司的飛速發展以及國家的參與和干預，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單個私人資本占有的局限性，從而緩解了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
第三，從階級狀況層面看，產業結構、階級結構以及勞資關系都出現了新變化，勞資矛盾在繼續深化中趨向總體緩和，社會在多重危機的挑戰中呈現出全局性相對穩定。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的發展，當代資本主義的產業結構和勞動力結構，已出現了轉向信息化、服務化和高科技化的趨勢；以金融、信息和其他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第三產業迅速崛起，在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經濟中占據的比重已上升到2/3，而作為工農業物質生產部門的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比重則大幅度下降，兩個部門加在一起只占約1/3。與此相應，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力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西方發達國家中，農業勞動力只占勞動力總數的5-6%，在美國則下降到不足3%。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工人數量也大幅度下降，在多數發達國家勞動力中的比重已不到30%。相反，第三產業從業者和產值連年增加，在總量中已上升到60-70%。勞動者隊伍出現了知識化、腦力化、白領化、多層次化的新趨勢，其整體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素質日益提高，以知識分子為主的中間階層不斷擴大。現在所謂“雇員”的情況差別很大，整個雇員隊伍的利益、需求和價值觀念呈現出多樣化趨勢。在不少國家，雇員分別有不同的工會組織，很難在全國范圍內提出一致的要求，組織統一的行動。西方發達國家推行“社會福利政策”、“工人持股”和“工人參與管理”等改良主義措施，使資本主義昔日的“勞資兩大營”尖銳對峙、陣線分明的情況復雜化、模糊化了。
第四，從上層建筑和法制層面看，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已是趨向成熟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多黨議會民主制相當穩定，一般能按法律規定遵守“游戲規則”，定期通過選舉平穩地輪流執政。在社會管理領域，國家法制相當完備，管理機制比較成熟。歐洲國家的雇主和雇員都有各自的組織，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談判，達成勞資協議，遇到糾紛有勞工法院裁決。一些國家對工人參與企業管理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德國1972年的《企業章程法》明確規定了企業內部的有關制度，包括雇員的“參與決定權”；對新就業人員有健全的培訓機制，畢業后憑證就業；對失業者除給補貼外，還采取“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即通過職業培訓、職業介紹，讓其盡早重返工作崗位；對不利于公平競爭的壟斷，有反壟斷法約束；對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污染環境的行為，有環境保護法懲治等。
第五，從社會管理層面看，當代資產階級提出了較完整的“社會安全”、“社會機制”理論，普遍建立了比較系統、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資產階級從“社會安全”角度認識到，把錢體面地花在工人的福利上，比讓工人罷工消費掉合算得多：他們給工人以香腸，自己卻能得到火腿。資產階級理論家還提出了“社會機制”理論，認為一個社會要平衡地發展，既需要“動力機制”也需要“平衡機制”，二者缺一不可。他們認為，市場機制鼓勵競爭，因而能推動經濟發展，使社會具有“動力機制”；但競爭免不了有失敗者和弱者，如果沒有相應的“平衡機制”，社會將缺乏公正和穩定，所以實行市場經濟時需要有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社會黨理論家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是“優越的”，但資本主義的分配制度是“有缺陷的”，它必然帶來貧富對峙，因此要通過“收入再分配”來進行調節。戰后，發達國家通過稅收制度使資本家的一部分利潤脫離了資本家的直接控制而轉到了政府手里，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創造了物質條件。于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已不再像歷史上零星的“慈善濟貧”，而是覆蓋全民的社會福利保障網絡；也不再是誰的“施舍”、“恩賜”，而是在法律上有明確規定的公民的一種“權利”。這對保障資本主義相對穩定地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六，從國際層面看，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創造了大量新產品、新技術和勞動服務，拓展了貿易空間，導致了生產經營和資本流動的國際化，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的進程。當今國際商品貿易總額高達六萬億美元，國際直接投資猛增到3萬多億美元，世界外匯市場每天的交易額超過1.5萬億美元，年交易額高達500萬億美元左右。作為生產和資本國際化主要載體的跨國公司，無論數量還是規模均在急劇擴大，其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跨國公司在國際貿易、金融、投資和生產經營中占有極大的份額。
三、當代資本主義為什么會有這些變化？
資本主義能有如此大的變化，從總體上講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加強“國家干預”，在市場自我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之外，增加了國家干預這只“看得見的腳”。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大危機，宣告了資本主義傳統的“市場自我調節”理論失靈，已走進死胡同。危機期間，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下降36%，世界貿易額減少2/3，失業工人達3000多萬，幾百萬小農破產，上萬家銀行倒閉，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遭到沉重打擊。而在這次大危機爆發之前，社會主義蘇聯已于1928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這立即引起西方經濟學家的密切關注。1929年美國經濟學會主席、新古典經濟學派理論家弗·曼·泰勒(1855-1932)就發表了《社會主義國家生產指南》一文，提出了“指導性計劃”的新概念，強調資本主義國家如果采用“指導性計劃”來對市場經濟加以宏觀調控，會大有好處。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約·梅·凱恩斯(1883-1946)發表其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從理論上總結了資本主義國家“反危機”措施的經驗，提出了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需要的基本理論，這就是：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在堅持市場經濟機制的基礎上，加強國家的干預和調控。二戰后，國家干預、計劃調控的作法普遍為資本主義國家采用，標志著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進入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新階段。總之，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變是大危機的產物，是在一定程度上參照蘇聯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反映。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通過“國家干預”，對資本主義延緩衰老起了關鍵性作用。這是因為：1、這種結合擴大了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職能，使政府獲得“超階級的裁判員”身份，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穩定。國家自誕生以來就有兩種職能：一是階級壓迫職能，二是社會管理職能。正如恩格斯所說，國家的“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2]在資本主義先前的各階段，國家只限于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不介入經濟，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然而到了國家壟斷資本階段，國家對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進行干預調控，使其社會管理職能空前擴大；同時借助相應的制度和政策手段，使相當大的一部分利潤脫離了壟斷資本家的直接掌握，為政府用來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和完成其社會管理職能提供了物質條件。于是國家就有條件通過各種方式對不滿的民眾進行安撫，滿足他們的某些要求，照顧到他們的某些利益，從而緩解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有利于維護社會的相對平衡。2、國家干預和調控職能的發揮，使當代資本主義的各個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經濟領域，由于國家的干預使資本主義變得不是完全“無計劃”、“無政府”，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產社會化與資本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在分配領域，通過稅收制度、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機制，一定程度上調節了收入分配不公，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在政治領域，通過發展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制，使社會不滿在平時有所發泄，不致于積攢到矛盾總爆發的程度，實際上起到了政治“減壓閥”的作用。這些變化都有利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和壽命的延長。
第二，資本主義認識到“壟斷”的危害，不斷地反對壟斷，鼓勵和保護自由競爭，從而使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仍能獲得較快發展。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垂死腐朽的資本主義，是從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壟斷這一趨勢出發的，認為壟斷必然產生停滯和腐朽的趨向。但是，資本主義的現實正如列寧所指出過的，壟斷沒有絕對排除競爭，資本主義的壟斷并不是絕對的。當代資產階級國家已認識到壟斷對國家和社會的危害，早就建立了各種反壟斷的立法，限制壟斷的發展。1890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了第一個反壟斷法——《謝爾曼法》。此后，壟斷與反壟斷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反壟斷法規也不斷完善。20世紀末，發達國家企業并購活動規模空前，但反壟斷仍然是西方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杠桿。最近，美國司法機構起訴微軟公司違背反壟斷法就是例證。新興產業的興起需要有較寬松的自由競爭環境，資本主義采取反壟斷措施，鼓勵私人資本發展新產業，從而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壟斷可能在局部（某種產品、某個部門、某個地區或一國內部）和一定時期內形成對市場的絕對壟斷統治，但從資本主義經濟的整體看，特別是從世界市場發展的長期趨勢看，絕對壟斷是不可能的。
此外，壟斷有排除競爭的傾向，但它還有加劇競爭的傾向，資本主義的壟斷總是與資本主義的競爭同時并存的。在壟斷條件下，競爭有以下幾種情況：1、壟斷組織與非壟斷組織之間的競爭；2、壟斷組織之間的競爭；3、不同行業和部門之間壟斷組織的競爭；4、不同國家的壟斷組織對世界市場的競爭。這些競爭都是無法消除的。不僅如此，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產品生命周期的趨于縮短，經濟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各國經濟相互聯系和依賴性的加強，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加劇等等，都會使競爭趨于激化和尖銳化。當代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規模比過去無比擴大，資本實力無比增強，它們有巨大的潛力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的增長。它們在外部激烈競爭的壓力下，會不遺余力地發揮自己的內部潛力，使科學技術和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只有危機才可能使之暫時中斷。列寧在指出帝國主義的“腐朽性”的同時已明確指出，“壟斷決不能完全地、長久地排除競爭”，“如果以為這一腐朽趨勢排除了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那就錯了”，“整個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從前要快得多”[3]。這就是說，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的“腐朽性”，是從歷史發展總趨勢上把握的，并未排除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所以不能簡單機械地理解為資本主義就不發展了。
第三，資本主義在保持其基本制度不變的前提下，不斷地進行自我調整和改革，逐漸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比較成熟的新體制，從而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使資本主義獲得相對穩定發展的環境。可以說，資本主義是通過“體制改革”緩解了“制度危機”，獲得了“延緩衰老之術”。戰后資本主義的新體制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特點，但總的說來有以下共同特征：1、在經濟領域，告別了純粹依靠市場機制對經濟的調節，增加了國家的宏觀干預和調控。雖然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強調面和著力點不盡相同，所采取的具體方式和形式也不盡相同，但總體講都實行“市場機制與國家調控相結合”的原則。2、在社會層面，建立了標準參差不齊但比較完備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這是為使資本主義能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持續發展，迫于工人運動高漲的壓力，利用戰后經濟繁榮時期所創造的物質條件逐步建立起來的。3、在政治領域，擴大了資產階級民主，健全了資本主義法律體系。這既滿足了民眾的民主要求，又約束了某些過激的、不利于社會的行為，將社會各種利益集團間的沖突和斗爭納入法制軌道，使社會“既自由又有序”。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為社會不滿提供了通暢的發泄渠道，不致于使之積攢起來，最后導致火山式總爆發。4、在文化與意識形態層面，倡導個人自由、個人奮斗，將事業的成敗歸結于個人，使之不致于怨恨政府和社會；普遍的宗教信仰客觀上充當著社會的“心理醫生”，使公民個人的失意可以從上帝那里求得精神解脫；“因果報應”的宗教信念有利于強化道德自律，再加上嚴格的法律懲罰，從軟硬兩方面凈化了社會心態，規范了社會秩序；倡導民族傳統文化，并使之與現代文明結合，從而形成了適應科技進步和時代發展要求的現代企業精神、經營思想和社會理念，創造了適應現代化發展要求的文化要素與精神氛圍等。
資本主義的這一新體制，使當代資本主義既再不是《悲慘世界》所描述的那種狀況，也不再是20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總危機”所表現的那種情況了。雖然資本主義仍未脫離剝削制度的窠臼，社會兩極分化依然嚴重，甚至有一些人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但是它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還有發展余地，這是與列寧時代不同的新情況。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4]
四、延緩衰老之術不是長生不老之藥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堅持基本制度不變的前提下，通過體制改革緩解了制度危機，獲得了“延緩衰老之術”。然而，延緩衰老之術不是長生不老之藥。
戰后逐漸形成和建立起來的現代資本主義體制或模式，在當時是比較成功的。但是70年代以來發生“滯脹”現象后，這一模式的問題開始突現出來。自1973年“石油危機”之后，資本主義除周期性經濟危機外，又出現了結構性危機、體制性危機、國際債務危機、大規模結構性失業危機、國際金融體系危機、泡沫經濟、福利國家危機、生態危機，以及普遍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病態與危機等等。于是，發達資本主義又不得不進行新的調整。
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調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二是調整和改革社會福利保障制度。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政府對國有企業開始實行“私有化”，后來別國政府也加以仿效，致使私有化風潮已持續近20年了；同時改革社會保障制度，限制享受福利的條件，減少某些福利項目，削減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資本主義不得不進行調整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西方的國有企業長期虧損，成為國家財政的包袱；二是西方國家（主要是歐洲國家特別是北歐國家）過高的社會福利在經濟增長減速停滯后已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據專家估計，像北歐那樣的高福利國家，只有經濟增長率保持在4.5%左右才能實現“充分就業”，否則就難以維持下去。由于后來經濟增長達不到這一要求，就出現了“福利國家危機”；同時，由于福利國家“運轉費用”很高，造成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削弱，難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此外，高福利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使歐洲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福利病”，即由“大鍋飯式”的福利制度造成的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不高，勞動效率低。在有的高福利國家，甚至培養出一批坐享其成的懶漢，這些人心安理得的享受福利，喪失了進取心和積極性。
90年代以來，特別是近年來，發達資本主義在調整中又提出了“第三條道路”的口號。所謂“第三條道路”，乃是80年代調整的延續和發展。這次調整同80年代的調整一樣，是對戰后新體制的調整，而不會也不可能完全否定戰后形成的新體制。其主要內容是：減少國家干預，但不會完全放棄國家干預；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但不會取消社會福利保障。
要全面認識資本主義，還必須研究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發達資本主義只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當中的一部分，世界上還有一類資本主義，這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主義。這后一類資本主義是后進的、不發達的、成長中的資本主義，是“外圍”的或“邊緣”的資本主義。當今有一百多個國家都屬于這種資本主義。一講資本主義，人們通常就限于“發達的”資本主義，而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那種資本主義排除在外，這是不全面的。尼加拉瓜有位叫卡德納爾的神父提供了一個看待這個問題的新視角。1994年他在墨西哥《美洲紀事》雜志上撰文說：“新聞界得意洋洋地在全世界宣布社會主義的失敗，但是他們不提資本主義的更大的失敗。資本主義只在世界10%或20%的人口中取得了成功。對于第三世界占人口大多數的窮人來說，資本主義是災難性的，而資本主義的失敗先于社會主義的失敗。”只有將這類資本主義考慮在內，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認識才能避免片面性。就總體而言，這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主義與發達資本主義的差距很大，其形勢非常嚴峻。目前占世界人口的17%的24個工業化國家擁有世界生產總值的79%，而占世界人口83%的發展中國家僅占世界生產總值的21%。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高達2.5萬億美元，有13億人生活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每天人均收入不足1美元，8億人忍受著饑餓，8000萬人完全不能享受醫療服務，超過2.6億的人不能上學。
從當代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來觀察資本主義就不難發現，當代資本主義固然還有很大發展，但發展越來越不協調，越來越畸形，到處都存在著兩種對立現象的強烈對比：進步與落后，創新與毀滅，富足與貧困，高貴與低賤，物質豐富與精神空虛，智慧與愚昧，科學與反科學。這種狀況正如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篇所寫的：“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昧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種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登天堂，人們正在下地獄。”用這段睿智的話來說明當代資本主義的現實，倒是很恰當的。
五、正確認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
首先，應當全面認識和正確對待資本主義，要有同資本主義“長期打交道”的思想準備。因為資本主義還有相當的適應和調整能力，因而還有較強的生命力，它不可能迅速崩潰，“一球兩制”將是相當長的歷史現象。我們既要大膽地學習借鑒資本主義一切先進的、進步的東西，但又要抵制其腐朽落后的東西。學習和利用資本主義必須大膽，但又不能照抄照搬，搞“全盤西化”，必須從戰略高度上處理好同資本主義特別是同發達資本主義既矛盾斗爭又借鑒合作的關系，堅持“以兩手對兩手”。
第二，要全面認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既否定又繼承的關系。列寧曾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于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我們不能設想，除了建立在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還有別的什么社會主義”。[5]因此，就總體而言，社會主義在不忽視同資本主義斗爭的同時，在戰略上要樹立“利用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
第三，在“基本制度”上與資本主義劃清界線的同時，在“具體制度”即體制上必須有對資本主義所借鑒。體制的好壞直接關系著制度的生存安全，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概無例外。要重視制度的安全，就必須重視體制上不斷的改革和完善。資本主義在大危機后借鑒了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的辦法，不僅沒有變成社會主義，反而延緩了衰老，鞏固和發展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社會主義借鑒其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等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手段和管理制度，也不會變成資本主義，而只會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
第四，理想和信念必須植根于科學的認識，既不要忽視“兩個決不會”，又要堅信“兩個必然”。馬克思主義在分析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就歷史發展的總趨勢而言的。至于這一“代替”如何實現、在多長時間內實現，他們則認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必須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用變化和發展的觀點將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的歷史“必然性”與歷史演進過程的“長期性”統一起來，將資本主義的“腐朽性”與它繼續發展的“可能性”統一起來，將歷史發展進程的“階段性”與歷史結局的“指向性”統一起來，既堅信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又要看到這一過程的長期性、曲折性和復雜性，做堅定而清醒的共產黨人。

原作者：肖楓 請引用時注明版權

謝謝

歷史說，資本主義必然得不到滿足，進入到帝國主義。
現實說，資本主義是農業社會積累財富走向富足的最快道路。
但是，社會的物質現代化不等于社會完全現代化，比如，資本主義就容易在發展的過程中歪樓。現在西方國家的高福利和政權“民主“（？）就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歪樓，，，，
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我們不能既想著大踏步，又害怕抻著筋。關鍵是看各個時期大政策的側重，而“適度”問題，卻是專業的細致的工作，老百姓看熱鬧不可怕，可怕的是瞎起哄的暴民。

資料解答：
　　（一）近代歷史上，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天主教應改為加特力教或羅馬公教）對我中華民族文化侵略的途徑和形式有那些？
　　現將“近代以來西方對華文化侵略的歷史演變”一文的有關部分內容，摘選如下，予以作答。
　　近代以來，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對華的文化侵略是與對華政治控制、軍事侵略、經濟掠奪同時進行并為之服務的，因此，他們文化侵略的目的就是宣傳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對華政治控制、軍事侵略、經濟掠奪是合理的；宣揚“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的殖民主義奴化思想，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摧毀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摧毀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要讓中囯人民接受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的侵略和奴役，不反抗不斗爭，進而達到他們永遠控制奴役中華民族的目的。
　　在近代歷史上，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對華文化侵略的途徑和形式主要有以下兩種。
　　其一，在華發展傳媒事業，制造對西方有利的殖民主義奴化思想輿論，從而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
　　自1840 年鴉片戰爭結束后，西方列強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撞開了中國的大門，在領事裁判權的庇護下，為了在華發展傳媒事業，更好地制造對華奴化思想輿論，他們在中囯的辦報活動由華南沿海逐漸擴展到華中、華東和華北。在19 世紀 40 到 90 年代的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他們先后創辦了近170 種中、外文報刊，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 95 %，其中大部分是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的名義創辦的。
　　西方列強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之所以將發展在華傳媒事業作為文化侵略的途徑，是基于他們認為只要控制住在中國出版的“主要的報紙”和“主要的雜志”，“我們就控制了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李提摩太：《給英駐上海領事白利蘭的信》）。他們認為要毒化、奴化中國人民的思想，辦醫院、辦學校、辦教堂固然重要，但是收效仍嫌太慢。“我們還有一個辦法，一個更迅速的辦法，這就是出版書報的辦法”（瑪·布朗宜：《沒有更迅速的道路》）。因為，“別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變頭腦，而文字宣傳則可以使成百萬的人改變頭腦”（李提摩太：《給英駐上海領事白利蘭的信》）。因此他們很重視書報出版工作，尤其重視報刊的出版工作。他們在辦報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1860 年外國教會和外籍傳教士在中國出版的報刊達到 32 家，比鴉片戰爭以前增加了一倍。1⑧90 年發展到 76 家，比1860 年又增加了一倍。這些報刊和同時期以教會名義編印出版的一千多種中文書籍，形成了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毒化和奴化中國人民思想的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
　　這一時期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中文報刊主要有：
　　《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香港新聞》、《中外雜志》、《中外新聞七日錄》、《教會新報》、《中國讀者》、《中西聞見錄》、《益聞錄》（后改名《格致益聞匯報》）、《圣教雜志》、《圣心報》、《學塾月報》、《新學月報》、《通問報》等。
　　這些刊物的主編人都是隨著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軍旗闖進中國，在不平等條約的庇護下進行文化侵略活動的外國傳教士。如：麥都思、林樂知、李提摩太、艾約瑟、丁韙良、慕維廉、傅蘭雅、奚理爾、理雅格、李佳白、瑪高溫等。這些刊物雖然由教會和傳教士主辦，但它們并不那么熱衷于“闡發基督教義”。有些刊物象《遐邇貫珍》、《中西聞見錄》等，則幾乎完全以“各國近事”，商業消息和一般的新聞評論為主，很少刊載宗教材料。尤其是《教會新報》，從一份本該專言基督教教會內容的刊物，卻最后發展成為一份以刊載時事性政治材料為主的刊物。它的后期的英文報名“The Review of the Times”（時代評論報）恰當地反映了它的這一變化。這一情況充分說明，西方傳教士披著宗教外衣在華創辦的報刊正是西方對華文化侵略的重要途徑。
　　這些刊物首先致力的，是用文字來消除中國人民對西方侵略者的仇恨。他們大念“和平經”，重彈 “天下不啻一家，萬民皆如同胞”之類的老調；宣揚他們這些人“越七萬余里航海東來”，其目的只不過是“與中國敦和好之誼”；他們的“傳教”，是“替天行道”；他們的“通商”，是“以有余補不足，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因此，只要中國人民放棄抵抗，“不尚武功”，去掉他們所說的那種“仇敵之根性”，就可以“盛享”他們所描繪的那種“中外和平之幸福”。說穿了，就是要中國人民認敵為友，束手就擒，聽憑他們宰割，不要有任何的反抗。
　　這些刊物在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斗爭蓬勃開展、帝國主義者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日趨尖銳的情況下，有時也自行掀掉偽裝，不顧一切地赤.裸裸地進行反.華叫囂。它們惡狠狠地反咬中國人民對他們“不以為德，反以為仇；恫嚇中國人民“不宜拘守疆域，自隘其愛人之量”；把參加反洋教斗爭的人民群眾一律誣詆為“愚.民”和“亂.民”。出于對充當帝國主義走狗媚外殘民的清朝政.府的支持，它們對國內一切足以動搖封建統治基礎的革命斗爭，都極端仇恨。他們攻擊太平天國的革命隊伍是“發逆”、“賊黨”、“紅頭賊”。誣蔑參加反清起.義的農民武裝是“奸人”、“莠民”。咒罵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孫中山是“孫汶”、“孫逆”；說他“鼓煽狂言”，“目光如豆”；叫嚷一經“拘獲”，就應“明正典刑”。這充分暴露了它們的盜憎主人的丑惡心理。
　　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為了更好地加強組織管理在華的文化侵略活動，他們于1887 年在上海創立了一個規模宏大的社團“廣學會”。在以后的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廣學會成為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在宗教的掩護下對中國人民進行文化侵略的一個重要機構。廣學會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參加廣學會工作的傳教士分隸于英、美、加拿大等國的不同教派的不同差會。它的董事會的董事除傳教士外，還有英、美兩國駐華的職業外交官、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官員和在華的外籍知名人士。充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職務達四十九年之久的英國人赫德，是它的第一任會長。曾任英國派駐埃.及的總督、富有殖民地統治經驗的克羅梅爵士，充當過它的顧問。僅此即可以看出廣學會的殖民主義性質。廣學會以“輸入最近知識，振起國民精神，廣布基督恩綸”為幌子，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內先后編譯出版了累計達 369377530 頁，包括神道、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實業、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十幾個方面的兩千多種書籍和《成童畫報》、《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大同報》、《女鐸》、《福幼報》、《明燈》、《道聲》、《女星》、《平民家庭》、《民星》等十幾種中文報刊。把“開放” “中國人的頭腦”的工作，納入他們的軌道，進行了廣泛的欺騙、愚弄和奴化毒害中國人民的宣傳。
　　廣學會的主要機關報是《萬國公報》。它先后出版近四十年，累計近1000 期，是外國傳教士所辦的中文報刊中歷史最長，發行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家。參加編輯和撰稿的都是當時知名的外國傳教士，林樂知、慕維廉、韋廉臣、李提摩太、丁韙良、狄考文、艾約瑟、潘慎文、花之安等。《萬國公報》名義上是一個教會報紙，但是有關教會的新聞和闡明教義的文章卻不多見。刊物上大量刊載的是評論中國時局的政論和介紹西方國家情況的文章，是一個綜合性的時事刊物。
　　《萬國公報》的文章，極力為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侵略罪行作辯護。它極力稱道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對中國的幫助，吹噓教會慈善事業對中國人民的“造福”，威脅中國人民必須老老實實、心悅誠服地接受他們的奴役和統治。尤其是那些美化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的史論文章，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散布了崇外、媚外、懼外的思想，引導他們按照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的藍圖來“改造”中國，加深中國的殖民地化。在戊戌變法時期，《萬國公報》則主張一切變法新政都必須在他們這伙“西士”的指揮下來搞，上自皇帝的顧問，下至各部的總管，外交、內政的大員，和籌款、筑路、辦學等事的督辦，以至于擬議中的國家日報的主編，都必須由“西人”來擔當。中國人不但應該把實行變法的大權拱手.交給他們這伙“西人”，而且還“不得存域畛之見”，可見他們在思想和精神上麻痹、奴化中國人民的文化侵略，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完全控制和奴役中華民族。
　　象林樂知、李提摩太這樣披著學者、出版家、教育家、慈善家的華麗外衣的傳教士，在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對華文化侵略的活動中是扮演著重要角色的“重量級人物”。也由于這些傳教士在對華文化侵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們也都得到了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褒獎。英國代.理上海總領事白利蘭曾經親昵地稱呼李提摩太為他們的“陰謀家”美國政.府也贊譽林樂知是為他們“播種中國的人”。林樂知回國休假時，還曾經受到當時的美國總統在白宮的特別接見。這都說明了他們在中國的這幾十年間（林樂知在華 46 年，李提摩太在華 45 年），確實為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的對華文化侵略活動立下了特殊的功勞。
　　其二，通過教會在中國辦學，直接培養親西方的“精英人士”， 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企圖使文化侵略在意識形態層面更有效地影響中國，以便達到掌控中國政治、外交、思想文化教育等各領域的目的。
　　傳教士剛進入中國的時候，采取的是大規模的向下層群眾傳教的策略，可是收效甚微。他們逐漸意識到：在封建社會的中國，“士大夫們充斥在帝國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實上他們乃是這個帝國真正的靈魂，并實際地統治著中國。這就很明顯，如果我們要影響整個中國，就必須從他們下手；只有當我們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們在中國的事業才愈能順利進行。”[1] “我們的目的——尤其是基督教大學的目的，是要培養一種特殊的人才。此種人才，不獨要有專門學識和訓練，對于改造國家的影響，可因少數堅決的領袖而轉移，影響到該地區人民以后的歷史。”[2] 美國傳教士狄考文說“西方文明與進步的潮流正向中國涌來，這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將遍及全國。許多中國人都在探素，渴望學習使西方如此強大的科學。”在這一形勢下，“傳教士要努力培養在中國這場……變革中起帶頭作用的人才”。[3] 美國新教圣公會全國委員會曾議訂了一個所謂《設在中國之教會學校標準》，其中提出的基本原則是：教會學校是作為基督教信仰的客觀標志，以傳播福音手段而建立起來的。學校當局和作為教會代表的主教，必須盡一切努力建立和促進學校的宗教特點。倘若基督教學校能產生出持有基督人生哲學和道德裁判力的領袖人才，倘若他們能參與指導中國文化和國家生活進步的方向，而且能有實力令這種進步得以實現，這便是基督教教育永久特殊貢獻。[4] 要實現這樣“偉大”的目的就必須依靠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基于這種認識西方資本帝國主義更加強調培養能控制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骨干力量。因此，高等教育作為對中國社會（尤其是對士大夫們）精神滲透的手段必然也就越來越受到他們的重視。從這些教會大學創辦人的講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教會大學的辦學方針：是要在改變中國人的信仰讓中國人接受基督教的同時，傳播西方文化和西方價值觀，并培養一大批精通西學且完全接受了西方價值觀的“精英”知識分子，從而通過他們來更有效地實現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控制奴役中華民族的目的。
　　依仗不平等條約中各種特.權和帝國主義的槍炮軍事威脅與割地賠款的政治、經濟危機的壓迫，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各國教會在近代中國建立起了教會大學的基本框架。從1882 年美國長老會在山東將登州文會館正式升為學院開始，到 20 世紀 20 年代末，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各國教會在中國辦教會大學進入高速發展時期。有資料證明，這一時期外國人在中國開辦的學校的學生數占整個中國在校學生的 32 %，其中高等教育竟達 80 %。1919 年又成立了“中華基督教大學.聯合會”，包括了燕京、齊魯、金陵、東吳、圣.約.翰、之江、協和、嶺南、雅禮、文華等14 校，學生共 2017 人，常年經費共1222000 銀元。此時的中國國立大學為 5 所。即北京大學、東南大學、北洋大學、山西大學、上海商科大學常年經費為 1492223 銀元。[5] 可見，在經濟實力上，教會大學已經基本可與當時的國立大學相抗衡。在這些教會大學中，絕大多數是由美國的基督教差會開辦的，其中包括美以美會、長老會、公理會、浸禮會和圣公會等。這也是近代中國教會大學發展的特點之一。
　　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在華辦學活動中，教會大學作為文化侵略的主陣地之一，其核心目的是掩蓋西方侵略，欺騙中國人民，奴化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培養控制中國發展的所謂精神領袖。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時，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曾致函羅斯福總統說“哪個國家能在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的事上成功，哪個國家就會付出一定的努力，而在道德、知識和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可能之收獲。如果美國在十五年前就做到把中國學生之潮流引到美國來，并使這個潮流不斷壯大，那么，我們今天就一定能夠通過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領袖們，來對中國的發展進行一種最令人滿意的又最為巧妙的控制。”[6] 1907 年在華傳教士大會報告中，傳教士分析了基督教會可以將所培植的人物輸送到中國政.府各部門。他們認為，必須在那必將到來的更大的機會來到前，就做好準備；現在就應該訓練我們之青年人，使他們將來在擔任政.府職務時能夠勝任。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過渡，他們對華的侵略也具有了新的歷史特點。一是在經濟上對華以資本輸出取代商品輸出，二是展開了劃分勢力范圍的角逐。為適應這種經濟政治侵略的需要，對中國的精神文化侵略也要求深化。為此教會大學便成為其滲透西方文化，奴化中國人的思想意識最有效的手段。他們毫不隱晦地說“傳教士們是值得我們援助和支持的。如果我們讓他們失掉支持，我們國家的名譽將要受到損害。毫無疑問，他們一走，我們的商業，就會遭到極大的損失，我們之外交就會失掉支柱。”[7] 解放前夕，協和醫學院美國校長顧林寫信給國民黨政.府衛生部的美國顧問蘭安生說：“用一百萬美元來支持個教會大學，比用兩百萬美元幫助蔣介石維持軍隊更有用。軍隊會叛變，至于由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則更為馴服可靠，忠誠不變。”[8] 由此可見，西方國家支持教會大學是有其特殊的目的和作用，絕不止于辦教育本身，也不僅僅是幫助教會傳播基督教思想，而是有其更深遠的政治目的。這一點，在1908 年《日本外交時報》刊載的《論各國以國際競爭爭奪中國教育權》一文中都明確指出了：美之獎勵中國青年，意亦甚殷，派遣學者赴華，傳授教育，其精神活潑，能使人知其宗旨為情愛主義之宗教，而不知其為政治之競爭。
　　在教會大學里，傳教士們把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的對華侵略行徑神圣化。由于中國人民對西方侵略者的野蠻、殘.暴行徑深惡痛絕并屢次掀起反帝愛國運動性，因此基督教的一項使命就是為野蠻的侵略掩飾，把他們的侵略和掠奪美化為上帝委托的一項道德使命。例如，美國的基督清教徒自封為上帝的選民，受上帝派遣建立美國，為落后和劣等民族及整個世界樹立一個典范。他們堅信用基督教去征服其他民族文明是上帝賦予他們的神圣使命。基督教領袖阿伯特曾為美國在華的侵略擴張辯護說：“有人認為我們無權進入未開化民族的土地，并且干涉他們的生活；也有人認為他們已經習慣了那種野蠻的生活，并且有權保持他們現有的生活方式。我不承認一個野蠻的民族在當今世界上有保留自己領地的權利，我愿意重申我的觀點，野蠻不能享受被文明尊重的權利，文明人雖然應該尊重野蠻人很多權利，但對他們保持野蠻生活的權利，則沒有尊重的必要。”用基督教使命意識把對華政治、經濟、軍事的侵略擴張美化說成是上帝使命的一部分，使其神圣化，這是近代中國教會大學對中國學生進行巧妙欺騙的慣用說法。
　　所以，我們中華炎黃子孫必須清楚地看到：“像西方對中國發生影響的許多事例一樣，教會大學的建立是出于西方人的需要，而不是中國人的需要。”[9] 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在中國辦教會大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培養聽命于他們的“領袖人物”，以文化侵略的方式，追求著政治目的和經濟利益，使西方可以自由地擴展他們在華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這一活動構成了近代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侵略中國的另一個側面。教會學校在辦學過程中，始終將 “使學生成為社會上和教會有勢力的人物，成為一般人民的教師和其他領袖人物。”[10] 作為他們的頭等大事，極力為西方侵略中國辯護，誣蔑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斗爭，并肆無忌憚地宣揚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入侵有理，種族優劣論，西人高貴，培養學生.殖民心理。奴化學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西方列強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侵略中國的工具，這對近代中國社會尤其是一些知識分子產生了很深地消極影響。
　　（二）中華炎黃子孫應該這么辦？
　　近年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對中國的文化侵略也在廣度和深度上有擴展和延伸。尤其是近幾年，通過互聯網更有“提速” 的勢頭。回顧一下近代以來，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對中國文化侵略的歷史演變，可以看到，今天西方國家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對中國不斷加緊西化、分化促其演變的一系列活動，雖與近代以來他們對中國實施的文化侵略在途徑和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總的目的是一脈相承的。這一點，很值得我們中華炎黃子孫深思和警示。
　　尤其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天主教應改為加特力教或羅馬公教），不擇手段對我中華民族的文化侵略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目前，它們更是不擇手段，它們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文化載體，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機會，尤其是利用互聯網、地下教會組織，大肆對我中華民族進行文化侵略，大肆傳播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荒謬邪說，大肆發展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教徒，大肆推行它們的“一神論”“唯一性”及“排他性”理念，大肆詆毀我們中華文明、優秀傳統文化，企圖加速“毀滅.中華文化”，妄圖實現所謂“中華歸主”之美夢。對此，我們中華炎黃子孫必定堅決抵制、予以痛擊！
　　（參考資料來源于大學網，文作者：鄭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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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一、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的現代，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天主教應改為加特力教或羅馬公教）”對我國文化侵略的手段及途徑主要有那些？
　　現將約16000字的“近代以來西方對華文化侵略的歷史演變”一文的有關部分內容，摘要如下，以作答之。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后，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在華辦的刊物和學校，很快就結束了其在華歷史。其后雖然他們從未放棄文化侵略與“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中國的戰略目標，但因上世紀 50 至 70 年代整個世界大環境，尤其是中國自身環境的限制，使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沒有找到一種可實施的最有效的對華文化侵略的途徑。自上世紀 80 年代始，特別是經濟全球化浪潮涌起之后，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又找到了可實施的最有效的對華文化侵略的途徑。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的第一輪.大規模文化侵略的目的是美化西方對華侵略，用宗教“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的殖民主義思想奴化中國人民，使中國人民對西方列強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壓迫不反抗、不斗爭，極力維持中國永遠處于貧窮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而達到他們企圖永遠政治上控制、經濟上奴役中華民族的總目的。當歷史進入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社會，因為他們不愿意看到或接受日益和平崛起的社會主義中國，因此，新一輪.大規模文化侵略的目的就演變為極力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顏色，使中國放棄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轉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為此，文化侵略就以美化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極力宣揚所謂“人權”、“民主”、“自由”、“多黨輪流執政”、“議會制”、“多元化”、“普世價值”等為其內容，旨在轉變中國人民的世界觀、價值觀，最終以“西化”、“分化”中國的形式實現“和平演變”中國。從而在 21 世紀又可以達到他們早在19 世紀就企圖永遠政治上控制、經濟上奴役中華民族的總目的。可見，第一輪文化侵略是要極力維護舊中國那個社會性質（半殖民地半封建），第二輪文化侵略是要極力改變新中國這個社會性質（社會主義），一個維護，一個改變，都是為實現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永遠政治上控制、經濟上奴役中華民族的總目的。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社會，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對華文化侵略的手段和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
　　其一，利用互聯網及其它傳媒、文化交流、高層論壇、電影電視、學術研討等途徑進行文化侵略。
　　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網絡微博推.特、外交渠道、報刊雜志、廣告、電影、電視、藝術表演、名人演講、學術研討會、美.國.之.音廣播、組織基金會等各種途徑等，對中國大量宣傳西方的資本主義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詆毀和批判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民族文化。尤其是美國的意識形態及其價值觀不斷地滲透到我們的思想文化宣傳陣地，他們想用這種軟性攻擊形式進行西方思想文化的強制性灌輸，達到徹底顛覆我們民族原有的價值觀、世界觀和是非觀的目的。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曾說，應該制訂一個在鐵幕里面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戰略”，即在軍事遏制的基礎上，發揮美國的經濟優勢，以經濟援助和技術轉讓等條件，誘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開展“意識形態競爭”，打“攻心戰”，擴散“自由和民主價值觀”，打開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變革之門”。
　　美國通過各種文化表現形態實施的這種旨在改變我們民族原有的價值觀、世界觀和是非觀的文化侵略，也是美國進行和實現“和平演變”、顏色革命成功的必要過程。沒有這個“洗.腦”過程，美國企圖實施對華的“和平演變”是根本不可能的。
　　事實上，網絡已是美國對中國輸出美國價值觀的主要途徑，目前中國的網民數量迅速增長，尤其是發達地區的年輕人基本上都會上網，而美國是互聯網技術最先進的國家。最近幾年，美國無論是在東歐、中亞的顏色革命，還是在北非、中東的政局巨變中能夠屢屢得手，主要是通過“推.特”和“臉譜”等網絡工具來傳遞消息和煽動群眾。可見，互聯網已成為美國對華實施“和平演變”和對其他國家發動顏色革命的有力武器。
　　為了更好地集中優勢用好這一有力武器，美國政府決定從 2011 年10 月1 日起，美.國.之.音將全面停止中文短波、中波以及衛星電視廣播，全面取消粵語廣播。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對中國進行廣播政治宣傳的時代將結束。不過，美.國.之.音的中文網站將被保留。其普通話節目將轉入互聯網。美國廣播理事會戰略與預算委員會主.席恩德斯·溫布什是該計劃的支持者。他說，在中國收聽短波廣播的人數過去幾年一直微不足道，而中國現在是世界上使用互聯網人數最多的國家。
　　2011 年 2 月 15 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華盛頓喬治大學發表網絡自由講演。她表示，美國國.務.院在使用阿拉伯語及波斯語發送“推.特”信息后，還準備推出中文及俄文的“推.特”賬戶。并且，美國今年將花費 2500 萬美元，用來保護網絡作者，幫助他們突破網絡限制。美.國.之.音停播華語與“推.特”被美國政府熱捧，此消彼長之間實際上是美國政府內部宣傳資源的一種調整。從中不難看出，美國政府正日益重視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文化侵略影響力，希望借此加強對中國的宣傳攻勢。
　　2010 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會見各大網絡公司的負責人時公開表示，美國會利用網絡推行“民主化進程”。美國政府希望利用網絡達到政府目的。目前，控制國際互聯網的 13 臺域名根服務器全部被美國所把持。美國不顧世界各國的強烈反對和多次要求，拒不交出根服務器的管理權，宣布美國商務部將無限期保留對13 臺域名根服務器的監控權，這樣美國就在事實上把持著國際互聯網的生殺大權，隨時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給別國斷網。2009 年 5 月微軟公司根據美國政府禁令，切斷了古巴、朝.鮮、敘利亞、蘇丹和伊朗等 5 國用戶的 MSN 接入服務，這表明美國利用互聯網這一有力武器不僅用于文化侵略也是對其它國家最大的潛在威脅。
　　從本質上來說，利用互聯網這一新式戰略武器是延續了近代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華進行文化侵略的網絡翻版。撇開漂在表層的信息技術的浮沫，美國推進使用互聯網這一滲透手段，與近代西方列強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在華大力發展傳媒事業辦各類報刊雜志從事欺騙宣傳活動，并無本質區別。無非是文化侵略的載體發生了變化——從傳統傳媒（紙制）到網絡（無紙化）。至于其它途徑，如報刊雜志、廣告、電影、電視、藝術表演、名人演講、學術研討會等也都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仍然緊抓不放地對華文化侵略的手段和形式。
　　其二，仍然緊緊抓.住宗教“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作為對華文化侵略的有效手段。
　　“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之宗教滲透曾是近代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對華文化侵略的主要載體，“傳播福音”是他們披的華麗外衣。由于“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是一種具有歷史延續性的傳統模式和具有現實滲透力的社會意識形態。因此，西方資本帝國主義才極力借助“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把西方的思想意識和文化價值理念傳播滲透到中國，以達到從精神世界統治、奴役中華民族。對于我國現階段來說，“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之宗教滲透作為西方文化侵略的一個方面，主要表現為以宗教交流、傳播為掩護，以宗教信仰自由為借口，使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從西方社會滲進來，浸透到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土壤中并將其逐步社會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的占領和控制社會主義思想陣地，消融和瓦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和同化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人民，干涉宗教事務，破壞祖國統一，顛覆社會主義制度。
　　“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之宗教滲透是政治活動而非宗教活動，政治惡意性是其最核心的特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利用“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之宗教對抗和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以此實現向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是他們的慣用伎倆。蘇東巨變中，受西方支配的羅馬教皇攜帶西方的陰謀計劃，親自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傳道布施，推銷資本主義的“政治多元化”理論。
　　美國前國務卿舒爾茨明確說過：從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動只有一小步距離。所以西方某些國家一直利用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反.華，如支持達.賴喇.嘛謀求西.藏.獨立，鼓動法.輪.功邪.教分子鬧.事，并出巨資160 億美元要“把中國基督教化”等等。美國《時代周刊》前駐北京記者艾克曼在他所寫《耶穌在北京》一書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陸基督教會，崇尚美國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價值，傾向支持中國走向民主。”[11]“在中國，上至政治學術精英，下至農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數占人口比例雖極少，但還是可利用的一個力量”[12]“未來30年，中國經濟在實現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基督徒的人數要達到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這條東方的巨龍，或許會被基督的羔羊所馴服。”[13]
　　特別是一些打著學術交流、研討、傳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識的旗號，進行著較為隱性的“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之宗教滲透更值得警惕。
　　2005 年以來，在英國某基金會的資助下，中國國內一些著名大學連續舉辦“科學與宗教”系列講座，“面向那些關注基督教信念和科學理論相聯系的大學讀者”，[14] 描繪了一幅科學與宗教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壯美圖景。
　　以北美某基督教學會為例，2001 年以來，該學會已經連續舉辦數屆“美國宗教與文化暑期高級研討班”，每屆研討班都有10 位左右的中國學者組成，其中不少都是中國高校和研究機構宗教學及相關學科系、研究所的領導人和學科帶頭人。比如，在 2002 年的第二屆研討班上，共安排了八次講座，分別由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圣公會神學院、環球圣經公會和大使命中心等機構的中美神學教授和牧師主講。此外，研討班還組織了一系列考察和體驗活動，包括參觀早期歐洲清教徒到達美洲乘坐的五月花號船和居住的普利茅斯等歷史遺跡，探訪美國東西兩岸的近 20 家中美教會，與教牧人員進行深入的對話和交流，其間還參加了四次儀式各異的基督教.主日崇拜、七次團契和查經活動、一次布道會，親身體驗了基督教豐富多彩的敬拜活動和宗教生活。在隨后的幾屆研討班上，又漸次增加了拜訪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接觸美國國會和政府人士，參觀各種類型的華人教會和家庭、感受華人同胞在美國社會的真實處境等內容。
　　主辦者很明確地說出了舉辦這個研討班的目的，就是“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提供一次親身考察、理解、感受和認識美國宗教文化與社會的機會”[15] ，這“對于他們認識美國的宗教文化，反省中華民族的歷史、現狀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來發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思想啟迪”。[16] 參加研討班的一些中國學者也真“受益非淺”，一方面表示“現在對美國的基督教有了更具體、更切身的認識和體會”，[17] 從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信仰如何使他們的生命變得喜樂與豐盛、更有意義”；[18] 另一方面認為“這種美國經驗，對當下中國大陸，可鑒之處甚多”，“把基督教中有益于社會、個人的文化精髓發揚廣大是有必要的，對于中國的進步和人民的幸福也是有價值的”，“這對于重構中國當代社會的信仰體系和價值坐標不無啟示意義”。[19]
　　更值得關注的是，國外的神學教授、神職人員己經在中國的一些高校內或開課程，或做講座，有的甚至被聘為兼職教授、客座教授。如，新加坡某神學院院長、英國倫敦大學榮譽神學士 M 就到北京某大學哲學系開設“基督教思想史”，并被聘為客座教授。此后，M 多次到該系任教，給研究生開設“現代基督教神學著作選讀”，給本科生開設“《圣經》神學及其現代意義”。不僅如此，M 還經常應國內一些著名高校的邀請，舉辦諸如“圣經導論”、“基督教的人文精神”、“基督教思想與西方文化的關系”等專題講座。1992 年，M 又被上海某大學聘為客座教授。更有甚者，2004 年12 月 26 日至 2005 年1月12 日，北美某基督教學會竟來中國舉辦了跨數省長時間的基督教“學術講座”。北美某基督教學會會長帶領兩位美國基督徒學者──舊金山大學生物系某教授和波士頓大學神學院某教授，三人的首站選在北京，然后是哈爾濱、長春、南京、杭州。18 天時間在五座城市的八所大學中作了十場講座和座談，舉辦者稱，“為中國知識分子了解科學與宗教的全新關系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這到底是一扇什么樣的窗口？看主辦者的身份和以宗教為主題的講座就不言自明了。[20]
　　2004年以來，受美國某基金會的資助，北京某大學連續六年舉辦“宗教學高級研討班”。研討內容涉及歐洲和北美洲基督教的現狀、當代流行的宗教社會科學理論、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傳統對公眾生活和利益的影響與貢獻等。雖然不能說這些講座都是宣教，但其掩蓋了宗教所具有的文化以外的其他功能，這對于消解中國宗教研究的無神論本色、擴大宗教的意識和觀念在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中的影響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這樣的研討班不僅免收學費，而且依據學員出勤、學習態度和成績等情況，評選杰出學員和優秀學員。杰出學員每人獎金 2000 元，優秀學員每人獎金 1000 元。另從杰出學員中推薦最優秀者，赴美國某大學做訪問學者，費用由研討班提供。2009 年，該研討班進一步推出一項研究和培訓項目，項目分為“研究中心課題”和“個人課題”。“研究中心課題”主要面向中國大陸大學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每項資助金額在 5 萬到 10 萬美元之間；“個人課題”主要資助由1 或 2 位研究者進行的研究課題，每項資助金額在 1 萬到 3 萬美元之間。與課題申請配套，該項目還將舉辦三期培訓工作坊。第一期將于 2010 年暑期在中國舉辦，邀請第一階段入圍的 30 位申請者參加，為期大約兩周，由該項目提供食宿費用和旅費補貼。第二期及第三期將分別于 2011 年及 2012 年暑期在美國舉辦，每期一個月，由獲獎的 12—15 位研究者參加，費用同樣由該項目提供。面對如此研究和培訓計劃，我們實在有些匪夷所思。研討班何以如此慷慨？又是在慷誰之慨？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和警覺。[21]
　　由此可見，西方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之宗教對社會主義實施文化侵略，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之宗教作為了“西化”“分化”中國的突破口。上述事實充分表明，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之宗教滲透活動，從本質上說是為顛覆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政治目的服務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宗教意義上的活動，也遠遠超出了“學術交流”之本意。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西方“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之宗教滲透活動的手段和范圍也會擴大。因此，我們中華炎黃子孫必須將危害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等之宗教滲透活動予以高度警惕，采取有效措施抵御西方帝國主義旨在“西化”“分化”“和平演變”中國的任何形式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滲透活動。
　　其三，通過資助、扶持中國的某些“西化精英”，實現“和平演變”中國。
　　前文所述，近代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在第一輪對華文化侵略中，辦教會大學有一現實目的即在華培養聽命于他們的“領袖人才”。那么，當前西方帝國主義正在實施的第二輪文化侵略，則是通過某些基金會資助、扶持中國的某些“西化精英”，來實現他們“和平演變”中國之目的。
　　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曾經闡述過，控制中國不能主要依靠武力，要通過控制中國精英來影響中國決策，輔之以控制戰略威懾，使中國更加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如美國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與中國的關系可分為兩個部分：前期以資助美國及世界其他地區對中國的研究和了解為主，后期即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直接與中國建立聯系，資助有關項目和機構。該基金會最早介入中國的項目是 1949 年調查從大陸流到香港的大批知識分子“難民”情況，并協助對他們的安置。根據基金會駐京辦事處的最新資料，自1988 年1月在中國建立辦事處起至 2001 年 9 月，基金會在中國資助總額為 1.28 億美元，項目包括人權與社會公正、治理和公共政策、教育與文化、國際事務、項目支持等。在這些資助中即培養了某些西方國家需要的“西化精英”。洛克菲勒基金會早在 1916 年就開始在華資助美國教會辦的協和醫學院。改革開放后特別是近年來，該基金會更是與中國很多領域科研機構合作。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所言，要通過控制中國精英來影響中國決策。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美國通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控制中國的某些社會活動家和法學家，在中國制造政治動蕩和分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 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此外，還有許多所謂非政府組織受其資助，包括《民主雜志》、世界民主運動、國際民主研究論壇、國際媒體援助中心等等。它雖屬非政府組織，但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系，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因為 NED 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 NED 比秘密支援更可靠”。這個 20 世紀 80 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如在拉美、獨聯體、西亞、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影響非同小可，主要是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NED 還頻頻資助中國的“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直接.干涉中國內政。NED 撥款大多來自美國國會，服務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二戰后，一些美國志愿者組織被發現暗中接受中情局的秘密資金，在國際上引起了激烈爭論。1982 年，美國總統里根在一次重大外交政策演講中提出促進“民主基本建設”的計劃，在全球“推廣民主”。1983 年11月，美國國會通過《國.務.院授權法》，撥款 3130 萬美元成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并讓其享受美國稅法 501（C）3 條款免稅待遇。有統計顯示，美國財政對該組織的撥款 2006 財年為 7404 萬美元、2007 財年約為 5000 萬美元、2008 財年為 8000 萬美元。此外，國會還有專項的旨在顛覆他國的所謂民主項目。[22]
　　為了扶持他們的“西化精英”，2010 年10 月 8 日，諾貝爾委員會接受希拉里·克林頓的建議，把諾貝爾和.平.獎公然授予了曾無恥地、赤.裸裸地說 “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么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中國人有什么？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余地。”“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23] 并早在 19⑧9 年制造動.亂的、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分子劉.曉.波，這不是西方帝國主義扶持中國的某些“西化精英”，實現“和平演變”中國的明證嗎？曾作為訪問學者赴美國康涅狄格州立大學政治系從事研究一年，并在日本東京大學攻讀國際政治學的某位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國內高級學者，因觸犯泄漏國家機密罪而于 2009 年被捕，2011 年2 月被法院處14 年有期徒刑。這一事例也告訴我們必須高度警惕西方帝國主義扶持的這些中國“西化精英”，他們是西方帝國主義對華文化侵略和實現“和平演變”中國的馬前卒、急先鋒。[24]
　　總之，由于近代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在對華政治、經濟、軍事侵略的同時，可以采取公開的對華文化侵略的途徑如辦教會辦報刊辦學校等，而當前的對華文化侵略己不可能再采取己往公開的途徑了，他們必需采取非常隱蔽的途徑進行。通過互聯網、廣告、電影電視、報刊雜志、高層論壇、學術交流研討、講座培訓、基金會資助等表面正常的各種文化形態暗中輸入他們的價值觀念。歷史上采取公開的文化侵略，目的是使中國人民接受“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的殖民奴化思想，使中國社會永遠處于被西方殖民主義者統治壓迫的境遇。而現在采取非常隱蔽的途徑進行文化侵略，目的是使中國人民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和資產階級的那套政治理念，從而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平演變”成資本主義。而無論是過去要維護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還是今天想要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其總目的都是一個，即夢想永遠控制、奴役中華民族。但是歷史終將會雄辯地證明，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的這一戰略企圖必將會伴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遭到可恥的失敗。
　　（參考資料來源于大學網，文作者：鄭言雨）
　　二、中華炎黃子孫應該這么辦？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列強及“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不擇手段對我中華民族的文化侵略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目前，它們更是不擇手段，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文化載體，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機會，尤其是利用互聯網、地下教會組織，大肆傳播“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荒謬邪說，大肆發展“基督新教（耶穌教）、加特力教（羅馬公教）”教徒，大肆推行它們的價值觀、政治理念、文化理念，企圖加速“毀滅.中華文化”，妄圖實現所謂“中華歸主”之美夢。對此，我們中華炎黃子孫是絕不會袖手旁觀的！一定會堅決抵制、予以痛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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