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賦稅相比明朝而言更高。古代王朝的財政收入大多來源于賦稅，幾乎都是從老百姓的口袋里得到的。

在古代，田地賦稅在整個國家稅收里面的占比是最大的，但與明朝不同的是，清朝后期在打開國門后，開始有了鴉片稅等新稅種，同時對于關稅、鹽稅等稅目的稅率都比明朝時期更高。

因為兩個朝代所推行的政策和制度不一樣，明朝多少賦稅是為了體恤老百姓。

因為皇帝和朝代的不同了，所以推行的政策和收的賦稅也不同，只能說清朝沒有明朝體恤百姓了。

　　明朝滅亡的教訓和與清對外方針不同的分析
　　文章提交者：華夏圖狼14 加帖在 貓眼看人 【凱迪網絡】 http://www.kdnet.net

　　　　明朝被滿清滅亡，中國第二次淪為殖民地的悲慘歷史是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因為不把這一來龍去脈搞清楚，對中華文明以及漢族和中國的未來都會帶來極大的禍患，中國的崛起就無從談起。

　　明朝是推翻蒙古殖民者的統治而建立起來的。實際上，蒙古相比滿清雖然強度和時間長短有差別，但對中國的文化摧殘也是相當嚴重的。蒙古統治使得漢族知識分子的地位極劇下降，使一部分知識分子對自己自輕自賤，也開了后世對知識分子蔑視的先河。同時蒙古統治時期使得漢族的奴性大為增加，到在明朝建立初期，漢人留蒙古發式，著蒙古衣冠，甚至說蒙古語的都大有人在。

　　明太祖朱元璋的偉大不僅是因為他推翻了蒙古人的統治，重新建立了漢族的統治，還在于其從文化的角度進行了大量“恢復中華”的工作。朱元璋禁止用蒙古名字、留蒙古發式、著蒙古衣冠、蒙古語和那些蒙古化漢族的書寫方式，把恢復中華文明的漢唐衣冠、束發、以及唐宋散文體作為國家正式公文的樣式用法律的形式確立起來，重新確立漢族的民族意識。并且通過向全國城鄉普及儒家倫理道德加強了中國人的文明認同,明太祖的這種通過政府行為復興中華文明的方式是意義深遠的，其重要性怎樣估計也不過分。從這一點來說，明太祖其實最大的功績遠不是一次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將中華文明從死亡的邊緣拯救出來，朱元璋作為個人對中華文明的貢獻可能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治家。但現在的歷史上對朱元璋的這些非常重要的措施往往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

　　當然，蒙古人的統治遺毒也有大量的殘留。蒙古統治時期的低官俸、普遍貪污、知識分子地位的低下、甚至殉葬制度都對新王朝有很大影響。明初的官場在朱元璋與貪污腐敗斗爭的巨大努力下，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雖然朱元璋對官員有過大量屠殺，但主要針對的是貪污腐敗，功臣的不法行為，和找借口對蒙元降臣、降將進行清洗。對于明朝建立后選拔上來的年輕官員的直言，甚至冒犯，朱元璋更多的是以一種盡量寬容對待的。殉葬制度之所以被朱元璋延續了下來，恐怕也是從防止后宮干政的角度考慮，這一制度是在明英宗時期廢除的。明朝廢除丞相制度只在朱元璋這個極為勤奮和精力極為充沛的皇帝手中是真正實現的，實際上就是朱元璋自己同時干了皇帝和丞相的工作。但在朱元璋以后，甚至在成祖時期，內閣的權力已經與唐宋的丞相地位相差無幾了，到了后期，明朝內閣的權力甚至大于歷代丞相的權力。

　　明太祖在明初是以建立一個尚武、普及道德文化、公正開放的人才流動機制、勤儉、民富、國強的中國為目的的，這一目的基本達到。所以在明初，國家資源的分配是基本合理的，中國的向心力和自信心都非常強大，國家的政策是統一和一貫的，而且在對外的意志是強硬的和不妥協的（這一點基本貫穿了整個明朝）。使一個如此人口眾多的大國成為一個凝聚的力量，其強大在當時世界上是無可匹敵的。

　　實際上，我認為明朝滅亡與中華文化無關，不是因為經濟不發達造成的，甚至與專制關系也不大。明太祖時期應該算是明朝經濟是薄弱、人口最少、最專制的時期了，但在明太祖時期，象奴爾哈赤、黃臺雞、多爾袞這樣的貨色只有被殺或是獻俘的份。那么原因何在呢？

　　明朝的衰落和經濟的發展和官僚權力的增加有很大原因。由于經濟高度發達，到了明朝中晚期，社會風氣日益奢侈，即使底層平民也超過自己的消費水平進行高消費，民間的糧食儲備很少，這是明朝后期出現大的自然災害導致了北方出現了特大災荒，引發了明末北方大亂的重要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內閣的權力日益增大，官僚的權力過于強大，而官僚中大量成員主要維護本集團、本地區的利益，對國家長遠利益考慮不足。隨著官僚地主們從商業和土地兼并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們對政府中有識之士抑制土地兼并和征收商稅的努力百般阻撓，而且由于官僚和舉人、秀才本身就是免稅的，導致了明朝的財政只能依靠日益減少的非官僚土地上，也就是普通農民身上，使得明朝的財政狀況日益緊張。使得雖然明朝經濟繁榮，但國家應對災荒和對外戰爭的財力嚴重不足。另外一個問題，自明朝中期以來就有一個思想解放的思潮，這一思潮在基本是有益的，但是各種思潮的傳播，不可避免的帶來了思想的混亂。隨著儒家思想的削弱，享樂思想和過度的自利思想逐漸占了當時思想的主流,這也是明末對滿清抵抗力弱的一大原因。

　　事先說明我并非挑起地域分爭，只是進行理性探討。但我認為明朝的滅亡，南方尤其是東南的官僚知識分子要承擔相當的責任。由于南方的文化發展要高于戰爭不斷的北方，南方人尤其是東南地區的知識分子在官僚階層中比例很大，他們對自己的地方利益和集團利益的維護力量也最大，使得南方經濟繁榮的社會財富并沒有成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在明末北方大饑荒的情況下，江南的官僚阻撓了讓南方的財富對饑荒地區進行救濟，使得明朝財政因為災荒和戰亂的增加的開支主要轉嫁到本就處于災荒和戰亂狀態的北方，導致了明朝北方局面的徹底崩潰。而北方的崩潰給了滿清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飽經戰亂、饑荒、瘟疫摧殘的北方已經再也沒有能力抵抗外敵了。就象正是北方冉閔的滅胡，東晉才有喘息之機一樣。由于北方已經精疲力竭，沒有了北方作為屏障和對外敵進行牽制，南方也沒能抵抗得了滿清的南下，造成了滿清近三百年的黑暗統治，這是一個最大的歷史悲劇。所以作為一個漢族人，一個中國人，不要以為一個遙遠地區發生的損害漢族和中國的事情，與自己無關而漠然視之，甚至站外人的角度冷嘲熱諷。這是冷漠，也是愚蠢，因為這樣遲早會損害到你自己頭上。

　　就象1998年印尼屠殺華人，也許你覺得這只是外藉華人與自己無關，但屠殺華人的本身就是告訴你他們對中國的藐視，如果不去反擊，離屠殺中國人難道就遠嗎？新疆離我們很遠，河南人有許多人有壞名聲，可漢族人在維吾爾人的壓迫下生活的時候，河南中牟的漢族遭到回族人的殺戮的時候,如果我們不支援，那么漢族人就安全嗎？你自己就安全嗎？一些滿奴挑撥南北漢族的關系，一些漢族蠢貨還在跟風狂吠，難道都成了滿奴的走狗就會有更好的下場嗎？所以不要辱罵中華文化，不要搞地域紛爭，要讓漢族團結起來，否則就是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價值，就是把自己脖子放在鍘刀下面。

　　在對待異族和外國的態度上，對其嚴厲的益處要遠遠大于對其寬厚。明初時，明太祖將大量蒙古人和色目人以及降蒙漢奸的后代貶為賤民，讓其世代以賣淫等賤業為生，其他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也是保持一種歧視的態度，而這正使得他們迫切的謀求漢化，脫離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身份。之所以明朝時回回動亂較少，并不是因為明朝對他們優待，而是由于明朝漢族的強勢地位和政府的漢族本位立場讓其不敢妄動。明朝前期對蒙古一向以搗巢和燒荒及經濟封鎖來對其進行扼制，之所以蒙古開始南犯，正是明朝的邊將由于惰性，沒有堅持在草原燒荒導致了蒙古人能接近長城。在明朝對女真人掠殺的懲罰作戰中，也正是因為沒有將其趕盡殺絕，才導致了三百年國難。以國外為例，車臣人在斯大林的嚴酷懲罰下服服帖帖，基本沒有反抗的情況，卻在四十多年后，在高度自治的情況下發動了分裂戰爭，這告訴了我們什么才是維護國家完整的正確做法。正是一些不明大義的人把仇敵也當成了仁者愛人中的“人”。才導致了抗戰結束后對日本的“以德報怨”這樣反中華文明的丑劇的發生。“以德報怨”從來就不是儒家的思想，也不是中華的思想，老子的“以德報怨”是指一些個人的小怨，而對大怨的態度也是“和大怨，必有余憾，安可以為善”，孔子更是提倡“以直報怨”，儒家春秋大義：君子十世之仇猶當報之。正是儒家思想的缺失，造成了如今中國漢族人的軟弱,也造成了中國的軟弱。

　　明朝在對外關系上，始終保持不退讓的強硬態度，正是因為明朝皇帝有一個充滿自豪感的中國利益代表的心態和儒家思想熏陶的結果。明朝皇帝在外國以武力進犯之時，哪怕兵臨城下，哪怕屢戰屢敗，哪怕內憂外患，從來就沒對敵人做出讓步，如果在鴉片戰爭和以后歷史次戰爭中，西方列強遇到的是這樣的皇帝，恐怕早就一敗涂地了。滿清為什么在西方列強面前一觸即潰，就是因為滿清始終把漢族人視為最大的敵人。盡力與列強作戰，必然削弱滿清的力量，也會暴露八旗的衰弱，漢族人將會威脅滿清的統治，這才是滿清統治者最恐懼和最不能容忍的。所以當了解列強可以容忍滿清維持統治后，滿清是不會吝惜中國的土地和財富的。因為滿清是以一個竊賊的心態對待中國的，所以只要還能保留一部分，其他的贓物它是可以與其他強盜分享的。
　　　明末三餉

　　1. 前言

　　明末三餉向來被評價為亡國之舉，這已經是所有人的共識。

　　簡單的看，萬歷初年張居正主持朝政時候，是明帝國經濟狀況最好的時代，當時戶部太倉庫歲收入四百萬兩白銀，號稱國庫充溢。而到崇禎年間，三餉加派多達每年近兩千萬兩白銀，可想可知耗盡國力。

　　然而，明政府不是不知道加派的危害，只是確有迫不得已的地方。

　　《明史食貨志》記載：

　　御史赫晉亦言：“萬歷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七百三十余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疏語雖切直，而時事危急，不能從也。

　　明末天災人禍、內憂外患不絕，帝國財政入不敷出，無力籌備軍餉組建軍隊，又不能任蠻夷、流寇蹂躪國家而置之不理，于是不得不征收巨額賦稅，卻又將良善百姓逼上造反之路。為御敵入侵而加派，因加派而逼民為寇，要蕩寇又得加派，于是惡性循環，乃至亡國。
　　但明末這種加派和平亂兩難的局面，究竟應該怎樣妥善解決呢？

　　對此，孟森先生說：夫古禮家之說，年不順成，天地祖宗可以殺禮，社稷神詆可以變置。古者神權最重，而救國只有奪典禮，而不聞可以剝民生。臥薪嘗膽，乃有國者自處于極苦，與軍民同其生活，自能盡全國之人力物力以度此難關。

　　孟森先生的這種意見代表了傳統史觀的看法，雖然合情，卻未必合理。

　　明帝國戶部正常歲收入不過四、五百萬兩白銀，皇帝個人收入金花銀不過一百萬兩白銀，在支出京師宮廷日常開銷、武將薪酬等等必要費用后，只要節省，就能解決遼東邊防所需每年上千萬兩白銀的問題嗎？

　　顯而易見，三餉深深的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但在明末時期賦稅最重的是在長江三角洲一代，為什么期賦稅最重的地區沒有造反起義呢？

　　仔細想來，其實關于三餉以及相關的明代財政稅收我們還有很多問題沒搞清楚。三餉究竟占到明帝國田賦總收入的多少？三餉攤入田賦的是多少？三餉怎樣分配給各個地區？明代真實的財政總收入是多少，明末軍事費用的總支出是多少？明帝國的財政結構是怎樣的？

　　了解這些以后，我們才能做出判斷：明末三餉是否過分重到民眾不可接受？明帝國是否能夠在不征收三餉的情況下打贏國外國內戰爭？

　　2. 三餉的計算

　　遼餉，征收于萬歷四十六年遼東戰爭，總共為一千零二十九萬九千六百零二兩?！睹魇肥池浿尽酚涊d：“戶部尚書李汝華乃援征倭、播例，畝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定額?！背绲澦哪?，“乃于九厘之畝復征三厘，共增賦稅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

　　剿餉，征收于崇禎十年，共二百八十萬兩?！睹魇贰酚涊d：主要來源于“因糧”（畝輸六合，石折銀八錢，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驛遞”（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

　　剿餉，征收于崇禎十二年結束。

　　練餉，征收于崇禎十二年。合計七百三十余萬兩。《明史》記載：主要包括田賦（大江南北地狹糧重，乃照地畝，每畝加一分，共四百八十一萬一千八百余兩）。以及賦役（七十萬）、兵部所裁站銀（五十萬）、關稅（二十萬）、鹽課（四十萬）、契稅（二十四萬）、賬罰（二十萬）、典稅（三萬）、公費節約（一萬），雜稅合之二百七十八萬。

　　三餉同時征收時加起來大概有二千一百萬兩白銀。

　　我們主要討論的加派中最大的項目——田賦。

　　明政府采用的是萬歷六年會計錄所額定的田畝數，共七百多萬頃（折算七億畝，即七千萬畝），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加派。

　　遼餉加派計算

　　序號 田地基數（萬畝） 加派率 計算加派銀（萬兩） 實際加派銀（萬兩） 偏差率 說明
　　1 7000 0.035 245 200 0.82 萬歷四十六年加派
　　2 7000 0.035 245 200 0.82 萬歷四十七年加派
　　3 7000 0.021 401 20 0.86 萬歷四十八年加派
　　4 7000 0.032 101 65.3 0.79 崇禎四年加派
　　（顯然，以上偏差是加派時對某些貧困地區的免稅造成的）

　　整的來說，直接用畝來折合銀是不恰當的方法。土地有肥沃貧瘠，產量各不相同，如果僅僅按照畝來統一征收賦稅，顯然是行不通的。明代一般采用稅畝的概念來計算賦稅，大致認為每稅畝即能夠產一石糧食，這樣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一畝可以算一稅畝，而西北地區甚至要七、八畝才是一稅畝。然而，在明政府進行加派計劃時，并不做過多考慮，只是簡單的用畝乘以幾分幾厘幾毫得出加派的白銀數量。這樣就給我們造成了分析上的困難，究竟明代田賦的正常稅率是多少？明代田賦的總收入有多高呢？

　　我們來看明代的田賦稅率。

　　1578年省直稅糧定額
　　序號 省份 田地總數（畝） 稅糧總額（糧食石） 平均稅率（每畝石）
　　1 浙江 46,696,982 2,522,627 0.054
　　2 江西 40,115,127 2,616,341 0.065
　　3 湖廣 221,619,940 2,162,183 0.010
　　4 福建 13,422,500 851,153 0.063
　　5 山東 61,749,899 2,850,936 0.046
　　6 山西 36,803,927 2,314,802 0.063
　　7 河南 74,157,951 2,380,759 0.032
　　8 陜西 29,292,385 1,735,690 0.059
　　9 四川 13,482,767 1,082,544 0.080
　　10 廣東 25,686,513 999,946 0.039
　　11 廣西 9,402,074 371,696 0.040
　　12 云南 1,799,358 142,690 0.079
　　13 貴州 516,686 50,807 0.098
　　14 南直隸 77,394,662 6,011,846 0.078
　　15 北直隸 49,256,836 598,622 0.012
　　16 合計 701,397,607 26,692,642 0.038

　　引黃仁宇著作摘自《大明會典》的這個數據顯示平均每畝約0.038石，較符合《大明會典》提到明初制定的單一稅率，民田每畝0.035石，官田每畝0.0535石。

　　當然，以上稅率有一定虛假成分，稅率低的河南要承擔巨額的河工費，北直隸要承擔京師的各種沉重徭役，而稅率高的云南、貴州則可以用水銀、丹砂、甚至貝殼來代替稅糧。不過作為簡略的全面分析，這個數據還是很有參考意義的。

　　明帝國田賦的總收入大概在2600萬石左右，黃仁宇推斷當時每石折合0.8兩白銀，那么，明帝國來自田賦的總收入大約在2100萬兩白銀左右。三餉的加派共二千一百萬兩，則相當于將明代的田賦賦稅增加了一倍。

　　然而，明代田地總產量的多少，三餉占其比例是否非常高，這才是三餉是否明帝國百姓沉重負擔的關鍵。

　　不得不承認要了解明帝國田賦總產量的困難，缺乏土地數據、改折比例、農產品價格、會計方法等必要的數據，很難進行數學處理，對于明代經濟全面而透徹的研究至少還會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黃仁宇是目前對明代經濟全面考察的的第一人。他首先分析了具有代表性，并且數據較為清晰的1572年浙江杭州府（全府約田地四百二十萬畝）田賦的稅率，得出結論是稅率最高的仁和縣約為全部農田的10.8%，最低的富陽縣約為3.3％，全府稅收收入占該地區全部糧食和絲絹的6.7%。

　　然后又分析了1608年山西汾州府（全府約田地四百八十萬畝）的田賦稅率。得出結論是靈石縣稅率為12％，孝義縣為5.5％，全府平均8.3％。

　　黃仁宇還進一步選取了更多的典型案例：

　　1、1543年的湖廣安化縣，稅率為3.9％；
　　2、1569年的南直隸溧陽縣，最高稅率不到農田收入5.4％，最低不到1％；
　　3、1570年山東省，最高稅率在8.6%到12.2%之間，最低在5.8%到8.1%之間；
　　4、1573年福建省漳州府，稅率達12％（稅率過高的原因是同倭寇作戰而增加的附加稅）；
　　5、1580年左右山東曹州，稅率在8.5％到12.6％之間；
　　6、1584年廣東順德縣，稅率在3.5％到6.1％。之間；
　　7、1620年浙江開化縣，稅率低于6％；
　　8、十七世紀初南直隸蘇州府吳縣，賦稅最嚴重的地區，實際不超過農業產出的20％。

　　于是黃仁宇得出結論認為：十六世紀時候的明帝國，稅收不超過總產量的10％。這也符合明帝國“藏富于民”的基本國策。

　　那么，如果明帝國田地產量10％有2100萬兩白銀的話，我們可以知道明帝國田地總產量大概在21000萬兩白銀左右，那么三餉的加派2100萬兩白銀大概是明帝國田地產量的10％。

　　我們知道，三餉真正同時征收不過兩三年，還不是全部都攤入田賦，至少有三百萬兩白銀來自于其他方面。

　　即使三餉全部攤入土地，明帝國末期老百姓所要承擔的田賦負擔共計4100萬兩白銀，只是田地總產量的20％，僅從這方面看，絕非沉重得不可接受。

　　我們還需要注意另外兩個數字，一個是隨著海外貿易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出現了通貨膨脹，在十七世紀物價水平上漲了40％；另一個是即使在和平年代，明帝國稅收的完額繳納從來也沒有超過80％，資料顯示加派的稅收在許多地區可能只完成了50％左右。

　　綜合考慮以上因素，三餉的2100萬兩白銀還得大幅縮水，由此可見，明帝國即使是征收三餉的這一稅率也絕不會高到不可接受。

　　我們還可以通過另外的數字來予以驗證。

　　我們可以看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稅統計》統計的清代田賦數據：
　　年代 糧食（石） 銀（兩）
　　順治十八年 6,479,465 21,560,006
　　康熙二十四年 4,331,131 24,449,724
　　雍正二年 4,731,400 26,362,541
　　乾隆十八年 8,406,422 29,611,201

　　我們知道，十六世紀晚期到時期世紀初期，中國大陸經歷了長期的戰爭的破壞，人口銳減，土地荒蕪，土地總產量大幅下降。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稅統計》統計的清代人口和田畝數據：
　　年代 人丁（口） 田地（畝）
　　順治十八年 21,068,609 549,337,640
　　康熙二十四年 23,411,448 607,845,001
　　雍正二年 25,284,818 683,791,427
　　乾隆十八年 102,750,000 708,111,288

　　我們不難發現，直到乾隆十八年，清帝國的人口和田畝數才相當明帝國萬歷年間的情況，這個時候清帝國的稅收，如果按照糧食每石1兩白銀來計算，則田地收入共計3800萬兩白銀，相當于明末田地正賦和三餉加派的總和，明末百姓的負擔和乾隆時期的負擔是差不多的，而乾隆年間，正是中國的“康乾盛世”，還是“永不加賦”的低稅統治時期。

　　其實，清帝國在順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四年期間，只有二千萬人口和六百萬頃的田地，，還能征收2100萬兩和六百萬石糧食的賦稅，略高于明帝國至少六千萬人口和七百萬頃田地的正常??稅，清初老百姓的負擔才是真的沉重呢。

　　對比黃仁宇的結論與清代數據的核對，我們可以了解到，三餉加派只不過占到明代田地總產量的10％，使田賦增加到田地總產量的20％，這樣的征收水平并不高，而且在清代以這種稅率水平征收并沒有引起普遍的反抗。

　　何況三餉在明末因為通貨膨脹和嚴重的拖欠，導致實際征收數額遠遠低于政府所期待的數字。由此可見，三餉絕沒有到“直接導致了明帝國的滅亡”這種地步，明代的農業經濟也沒有到被榨干的狀況。

　　3. 歷史的原因

　　我們知道三餉雖然成為了明帝國民眾前所未有的負擔，但其沒有耗盡明代的國力，稅率也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范圍內，可為什么三餉在明末會造成這么惡劣的影響，而且被一致認為與明帝國的滅亡有著緊密關系呢？

　　顯然，眾所周知的政府及官員腐敗之原因。

　　為數十萬之眾宗室的供養，藩王、權貴、宦官、勛臣占有大量土地并且享受免稅政策，地主豪強兼并土地又偷稅漏稅，地方行政官員胥吏營私舞弊，軍隊上軍官們貪污浪費嚴重?？梢韵胂螅罅康呢摀急患藿拥狡胀ㄞr民身上，三餉成為了壓彎駱駝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偏偏崇禎年間北方連年大干旱，瘟疫流行，農民無法完成納稅任務，只得逃亡，明帝國政府的荒政措施沒有發揮作用，絕望的農民只有造反起義。

　　以往無論是傳統史觀還是階級斗爭史觀，都集中在這些方面進行批評，使我們對皇帝奢侈浪費、政府極端無能、王室貪婪自私、官員貪污腐敗的明末亡國景象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可否認，這些現象是廣泛存在的，指責也不是毫無道理的，但是否這些現象就無可置疑的造成明帝國滅亡的結果呢？

　　實際上，對于以上現象，學者文人們不無夸大之處。比如1587年刊行的《大明會典》記載的土地數據顯示：1393年為850,762,368畝，1502年為622,605,881畝，1578年為701,397,628畝。土地在明代中間的銳減被認為是土地兼并和有意隱瞞造成的，但最新研究的結果顯示明初的數據沒有經過全國性清丈，大多數數字只是隨意估計的，實際明初納稅田土面積要少于4億畝。

　　其實，明政府對免稅土地限制非常嚴格，雖然不少皇帝對寵信加以賞賜，但有制度的約束，繼任者也會經常清理這些土地。

　　《萬歷會典》卷17田土條載：“勛戚莊田，五服遞減，勛臣止于二百頃，已無容議。惟戚臣如始封本身為一世，子為二世，孫為三世，曾孫為四世，曾孫之子為五世，以今見官品為始，以今見留地數為準，系二世者，分為三次遞減。系三世者，分為二次遞減，至五世止留一百頃為世業。如正派已絕，爵級已革，不論地畝多寡，止留地五頃，給旁支看守墳塋之人?！?br />
　　明代制度如此，那執行的效果呢？

　　我們來看一下黃仁宇統計的“免納正稅的田土”。
　　類別 位置 畝數估計 歲入估計 支配
　　皇莊 順天、河間、真定、保定 370萬畝（到1522年為止）； 50,000兩（16世紀晚期） 太后開支
　　200萬畝（此后）
　　王府莊田 山東、河南大部、湖廣一部， 100萬畝（1500年左右）；
　　邊緣的山西和四川 300萬畝（17世紀早期）
　　任何時候都不可能超過 100,000兩17世紀初 福王受封200萬畝

　　其他貴族莊田集中在北直隸 440萬畝（到1530年為止）；
　　280萬畝（此后） 50,000兩到90,000兩 地方官員將收入
　　解給勛戚重臣，
　　有時也還田于國家京營草場 北直隸 未知 11,000兩（到1580年為止）；
　　30,000兩（1596年） 此收入解給太仆
　　寺，有時也解給戶 部
　　太仆寺草場 北直隸、南直隸、山東、河南 300萬畝（1569年） 92,400兩（1576年左右）解運太仆寺、
　　南京和戶部
　　皇帝御馬、象房
　　和苑囿土地 北直隸、山東和河南 超過300萬畝 34000兩解送戶
　?。?580年－1590年左右） 50,000兩 部；中官征收
　　16,000兩。

　　上表可以發現，真正免稅的田地落入王府和貴族手中的，任何市斗都沒有超過30萬兩白銀，很難對明代經濟產生持續惡劣的影響。

　　明末所暴露出來的經濟問題，很多是明代始終都存在的問題，并不能單單歸咎于明末的腐敗。

　　比如農業地區田地的計量單位是畝，明代規定，五尺為一步，二百四十平方步為一畝。在實際測量過程中，步有大小，就會造成差異。土地肥沃的長江三角洲，一畝可以產3、4石米，而干旱的西北部，畝產不過半石。即使同是長江三角洲，土質也變化多樣，分別存在山丘、池塘、沼澤等地貌，再加上很多地區存在河水退落后形成的土地，在漲水時期則土地淹沒。明代田地還有官田、民田之分，官田還有一沒、二沒、三、四沒之分，稅率各不相同，一般來說，官田征收的稅率要高于民田，以至許多人將官田當作民田報稅。這些使得稅收極其復雜，單一稅率根本無法適應不同的情況。

　　與土地的復雜性相比，明代財政部門戶部人員嚴重不足。1390年，戶部官員只有51名，加上160名處理文書事務的吏。十六世紀七十年代晚期，戶部官員增加到74名官員和165名吏。稅收任務不得不依賴行政官員來執行。

　　而同樣的，明帝國的行政官員也極少。1371年，整個明代地方官員總數僅有5488名。十六世紀早期，整個帝國文官20400名，吏員總數為51000名（還包括了供職于軍隊的吏）。

　　一般來說，一個大約十萬人的縣，一般只有6個正式官員和吏來統治。即使如此，縣官還受到諸多條件的限制。在十六世紀晚期，絕大多數的官員只有三年的任期，由于“回避法”，他們被委派到遠離自己家鄉的地方，既不熟悉風土人情，又語言不通，等到稍微熟悉轄區內具體事務時，任期也快結束了。

　　有明一代，而效率低下的行政機構決定了明代田地的稅率始終只能保持在一個額定的非常低的水平上。何況任何征收賦稅的行為都會被認為是不道德和給后任留下難題的，多余的賦稅也會被認為會提供

其實明末時皇室沒多少錢，崇禎帝后來很多次都是自己掏錢犒賞軍隊和大臣，這錢本應是國庫出的。明末賦稅很高，基本上有兩個去處，一是打仗，包括遼東和農民軍的戰役，二是進了各級官吏的腰包，恐怕后者是主要的去處了。因為即便是打仗的軍資也有大批將領在克扣，層層扒皮。

　　原因：
　　明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現在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
　　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階級壓榨下，全國各地反抗斗爭層出不窮，陜西地區成為農民起義的 中心地。 陜西長期以來是全國社會矛盾的焦點，明朝藩王對農民橫征暴斂，農民生活比其他 地區更為困苦，階級矛盾尖銳。

　　明朝
　　明朝（1368－1644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歷經十二世，共十六位皇帝，享國二百七十六年。

明朝的賦稅也不低啊,對外作戰連連潰敗,遼東龐大的軍餉還不全都得從稅收上想辦法.
再加上當時災害連連,還有個著名的“三餉加派”?這就是明末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導火索.
怎么說賦稅低?

因為魏忠賢一死，東林黨無人牽制，而且明朝的支柱也不太穩了，由此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這個說法其實是后來的崇禎皇帝說的。在他活著的時候，國家的支柱還算是穩當，也能牽制住東林黨。

因為在魏忠賢掌權時，對工商業、礦業大量征稅，降低對農民的征稅。這樣國家的稅收有保證，農民的日子也過得安生，所以也就沒有誰吃飽了撐的去鬧起義。

因為當時魏忠賢雖然是奸臣，但是他的權力一直很大程度地制衡了朝中其他的反叛分子，而他死了之后，朝廷中自然一片混亂，沒有人去制約那些亂臣賊子，所以加快了明朝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