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稅收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又反作用于經濟，稅收收入的可持續增長與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是相輔相成的。

可持續發展將對稅收產生長遠而深刻的影響。首先，可持續發展是獲得長期穩定稅源的保證。

稅收的增長以經濟的發展為前提。只有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才能為稅收的持續增長提供長期充足的稅源。其次，可持續發展將會使稅制結構逐漸趨于優化。在可持續發展下，產業結構趨于優化的同時改變了稅源結構。這必然要求國家及時調整稅收工作重點，開征新的稅種，不斷完善和優化稅制結構，減少稅收流失。再次，可持續發展使稅收調控的目的不止局限于經濟發展，也注重環境的保護和人類的長遠利益。

稅收是保障可持續發展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這是由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和稅收本身的性質、職能決定的。影響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一環境污染問題是一個負外部性問題，即企業的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稅收作為市場經濟下最主要的經濟杠桿之一，對負的外部性問題有直接、有效的調節作用。個別企業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向外界排放污染物，這就等于將本應該由企業負擔的成本轉嫁給社會承擔，這顯然是不公平的。解決這種負外部性問題最有效的辦法還是通過政府實施公共政策。有兩種途徑，一是政府實施對污染企業的管制，二是通過征稅來解決此問題。前者是通過規范或禁止某些行為來解決負外部性問題。但政府管制者為了設計良好的規則，需要了解這些行業可以采用的各種技術的細節。因存在信息不對稱，所以政府實施管制的成本較高。而稅收作為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主要是通過向私人提供符合社會效率的激勵來解決負外部性問題，因此是一種最優手段。一方面，稅收將企業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增大了排污企業的成本壓力，企業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將不得不采用先進技術減少單位產出的能源消耗或購買先進的污染處理設備，從而實現企業間的公平競爭。這都將對社會生產效率、資源利用率的提高和污染的防治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該項稅收收入又可作為專項資金用于環境保護事業（可用圖2說明）。圖2a表示生產可帶來污染的產品具有負外部性，即生產該產品的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因此生產該產品的最優的數量小于均衡數量，即市場量。政府可以向企業征收等于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差額的稅收，來使產品的供給達到最優的數量。圖2b表示，將稅收看作是對污染的收費，即企業為污染所付出的成本，或者說是政府通過征稅確定了污染的價格。在這種情況下，污染權的供給曲線完全具有彈性（因為企業納稅后，污染量將不受限制），但同時由對產品利潤的需求所決定的對污染權的需求曲線也是既定的。兩者的交點共同決定了污染量。因此，可以看出，對任何一條既定的污染需求曲線，政府可以通過征稅確定價格來達到需求曲線上的任意一點，從而達到控制污染量的目的。另一方面，稅收政策還可以通過對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各項生產經營行為的稅收優惠，引導和激勵納稅人積極參與到保護環境、促進可持續發展的事業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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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等就是把人們分為9種等級，每個等級穿的衣服是不一樣的，這樣更加能區別開。

。《禹貢》一篇又列出九州賦納物品的具體情況，將物品數量分作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上下、中下、下下九等。又根據與夏后氏都邑地理距離的遠近分作甸、侯、綏、要、荒“五服”。

夏朝的稅收制度中的九等是指人的等級，而五服又是根據人的等級規定的穿衣標準。

也就是將整個夏朝的人分為9種等級，依照不同的等級來實行稅收制度之后，又將它分為5種穿衣服的質量不同而取決。

應當由法律規定。

2015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修改《立法法》的決定。其中，正式明確了稅收法定的原則。規定“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