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現在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

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階級壓榨下，全國各地反抗斗爭層出不窮，陜西地區成為農民起義的 中心地。 陜西長期以來是全國社會矛盾的焦點，明朝藩王對農民橫征暴斂，農民生活比其他 地區更為困苦，階級矛盾尖銳。

明朝農民起義

1420年(永樂18年) 山東唐賽兒起義
1445年(正統10年) 江西葉宗留起義
1448年(正統13年) 福建鄧茂七起義
1448年(正統13年) 廣東黃蕭養起義
1456年(景泰7年) 廣西侯大茍起義
1465年(成化元年) 湖北劉通,石龍起義
1470年(成化6年) 湖北李原,王洪起義
1509年(正德4年) 陜西藍廷瑞,鄢本恕起義
1510年(正德5年) 河北劉六,劉七起義
1511年(正德6年) 江西農民起義
嘉靖年間 廣東李文積與江西賴清規起義
1627年(天啟7年) 陜西王二起義
1628年(崇禎元年) 陜西王夾胤在府谷,高迎祥在安塞,王左掛在宜川,張獻忠在延安分別起義

明朝末年，為了對滿族動兵。苛捐雜稅極其繁多，什么海防稅拉
你聽哪本書上講賦稅那么低

明朝，首先是政治的腐敗。雖然，經濟上有一定政策支持，但其權利集中于一人，未免會錯，何況還有那么多昏君

因為底層人民收入少，比較之下比宋朝的高額賦稅更難以接受

明朝滅亡

明朝后期，統治腐朽。宦官魏忠賢專攬朝政，迫害異己、鎮壓人民。統治者不斷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加上連年的災荒，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1628年，戰爭在陜北爆發，涌現了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幾十支起義軍。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糧”口號，深得農民擁護。1644年（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占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同年三月，占北京，崇禎皇帝在景山自縊身亡，主宰中國的明朝至此滅亡。之后清兵入關，并打敗李自成的大順政權，進入北京。在北方，原明朝殘余勢力大多投降清朝或與清朝合作共同對抗起義軍；而在南方，忠于明朝的各種勢力建立了數個流亡政權，史稱“南明”，在隨后的十多年間被清朝逐一消滅。

農民起義的原因不僅僅是賦稅等經濟的原因。
首先，政治腐敗，雖然朝廷賦稅比較低，但是土當地高度集中，地方的苛捐雜稅比較高，它的封建統治時非常腐朽的。
然后，明朝當時又趕上天災，自然災害使百姓生活困苦，明朝的腐敗更不能讓百姓生活富裕，全國各地災禍連連，起義不斷，朝廷又擁兵屯兵嚴重。
在有，就是女真人興起，攻打大明，清兵的入侵，所以朝廷內憂外患，更不能為國民帶來穩定的環境，如果惡性循環，起義自然厲害。
其實，從明朝朱元璋建朝以來，政權一直處于不穩定的狀態，所以最后起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官僚腐敗是主要原因，據說貪腐的主要是因為俸祿太低。

我認為另外一個原因是龐大的宗室人口所帶來的巨額俸祿支出，宗室的俸祿是一般官員的幾十甚至上百倍，加上這些寄生階層沒事就生孩子，人越來越多，國家財政越來越大比例的支出都拿去養這些人了。

主要是明朝的時候遇到了幾次自然災害，農民們無以為繼。所以他們就到處乞討變成了流民，失去土地之后，就加入了起義大軍。

因為只是朝廷的收的稅負并不高，經歷過地方重重轉折之后，農民實際上繳的稅負還是很高，再加上明朝末期天災橫行，朝廷沒有錢救濟，農民活不下去了，只好起義。

明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現在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階級壓榨下，全國各地反抗斗爭層出不窮，陜西地區成為農民起義的 中心地。 陜西長期以來是全國社會矛盾的焦點，明朝藩王對農民橫征暴斂，農民生活比其他地區更為困苦，階級矛盾尖銳。

明朝的時候賦稅確實不高，但是農業稅低，商業稅更低，明代的統治者殘暴荒淫，橫征暴斂，使得廣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從而爆發了農民起義。

明朝病入膏肓。朱由檢有心挽救明朝，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無能為力，無力回天。

我認為朱由檢雖然是一個勤勞的皇帝，但是他并不是一個明君，而是一個庸君，能力平庸卻管的事情還很多，對自己的手下并不信任，導致離心離德。

因為朱由檢為人志大才疏急功近利，沒有能夠制約朝臣的能力，手下也沒有得力的人最后明朝滅亡了。

公元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中國干支紀年甲申年）3月，李自成的大順軍兵不血刃攻下了北京城，明朝最后一個皇帝崇禎自縊身亡，統治中國276年的大明王朝悲愴地降下了帷幕。4月，山海關外的滿清辮子軍接受明將吳三桂的邀請，入關與李自成的軍隊在山海關決戰，隨即將登基才一天的大順皇帝李自成趕出北京城，滿清6歲的順治皇帝坐上了紫禁城的金鑾龍椅，從此開始了歷時268年的大清帝國。這一年，是中國歷史上驚心動魄的一年，是風云突變、天翻地覆的一年，也是各種勢力最后較量、江山易主、改朝換代的一年。歷史是一面鏡子，明朝滅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土地兼并嚴重，造成大量流民

明朝初年，朱元璋對土地的管理是比較緊的，貧寒出身的朱元璋當時已經意識到兼并土地會造成農民變成流民，從而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他曾下達詔令，“耕者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為己業，而轉令貧民佃種者，罪之。”朱元璋限令王公大臣們“其山場水陸田地，亦照原撥賜例為主，不許過分占為己業”，他還鐵榜九條申誡公侯，嚴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勢強占官民田產。為了讓農民安心耕田，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路引相當于通行證，需要向官方申請。沒有路引，就不能隨便離開土地，這種制度將農民的行動限制在很小的范圍。 到了朱元璋的后代統治時期，明朝的土地制度漸漸發生了變化。明朝中期開始出現了太監直接管理、收稅的皇莊，這樣就出現了大規模強占土地的問題。明孝宗年間，有皇莊四處，官田不到兩千頃，后來逐漸發展到五處皇莊，占地一萬二千八百頃。明武宗年間，皇莊增加到三十六處，占地五萬三千多頃。 皇室開皇莊占地之風，其他皇親貴戚紛紛仿效。據《明會要》記載，洪武二十六年，田地總數是八百五十多萬頃，到了弘治十五年，減至四百二十二萬頃，這減少的一半就是被皇親貴戚們兼并了，所以這些數字都不在官冊。 土地的大量被兼并，使得無數農民無地可種，從而流離失所，又因為明朝的路引制度，這些流亡到外地的農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謂的“流民”。明末流民的數量到底是多少無法統計，但有一個數字比較能夠說明問題，1639年（崇禎12年），躲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帶著只有50來人的隊伍重出商洛，輕騎走河南。河南流民聽說后，紛紛前來投奔，李自成一下子發展到了七、八萬人的隊伍。說明當時的流民實在是太多了。

二、朝廷賦稅增加，農民苛捐雜稅沉重

土地少了，朝廷的賦稅反而增加了，有地可種的農民擔負著更加沉重的苛捐雜稅，于是有田的農民也開始大規模棄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隊伍。 明朝由于外憂內患，使得軍費大幅度增加，朝廷不得不減少不必要的開支，而更重要的是增加賦稅。萬歷年間，因明神宗的貪婪而加重了對民間的收括，天啟年間更是再加賦稅，到崇禎時更是大加特加。崇禎末年，加派遼餉900萬兩、練餉730余萬餉，一年之中，單是軍費就達到2000萬兩，而萬歷初年全國歲出不過400萬兩左右，國家財政和全國經濟在這樣大的壓力下已瀕于崩潰。 從明萬歷四十八年（1618年）至崇禎十年（1637年），明朝的賦稅竟然增加了6倍。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記載：“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當時福建的糧食畝產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過賣一兩銀子。就算福建糧價瘋漲，三石大米也不過賣六兩銀子，再加上地方各級官員的層層盤剝，一畝產出六兩銀子的田地，至少要交納十幾兩的稅。所以到了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谷屢荒，人們都以無田為幸運（錢泳《履園叢話》），從而導致流民遍天下的現象。很多史學家認為，過度的征稅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另外，由于開支緊張，崇禎皇帝不得不采取緊縮銀根的措施。崇禎二年（1629年），崇禎皇帝大規模裁減驛站（相當現在的郵電局兼地方招待所），崇禎三年（1630年），李自成不幸被列入裁員名單之中，失業下崗，當時正值農民起義風起云涌，24歲的李自成殺死驛站上司，出了被裁員的惡氣，加入到他的舅舅高迎祥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中，當了一名八隊闖將，從此走上推翻明朝政權的道路。

三、軍隊紀律渙散，嚴重害民擾民

朝廷發不出軍餉，剿賊剿寇的官兵便到處害民擾民。明朝鄖陽巡按高斗樞在《守鄖紀略》中記載，崇禎十四年（1641年），他奉命駐守鄖陽，在他抵達鄖陽前的十幾天，左良玉率領的官兵路過此地，二三萬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沒有一家沒有官兵的，“淫污之狀不可言”。住了幾天大軍開拔，又將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紳和百姓見到他，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筆記.下.弘光》中說，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強盜，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們搶掠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將她們拉到船上搶走時，有人望著岸上的父親或丈夫哭泣，立刻被這些兵砍下腦袋來。 官軍搶劫百姓，主要是官府嚴重拖欠軍餉。1644年初，軍餉欠繳已達數百萬兩，而從南方來的稅款只有幾萬兩，國家的糧倉實際上已經空了，沒有足夠的大米充軍餉，戶部就買雜糧湊數。當北京被圍時，駐軍已有5個月沒有發餉，執行任務的軍隊沒有炊事用具，每個士兵領到100枚銅錢，由他們自己買東西吃。明朝大臣馬世奇在向崇禎皇帝解釋老百姓起義的原因時說：“非附闖也，苦兵也。”“苦兵”，是因為官軍破家、殺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當時，朝廷用官軍剿“寇”，而百姓望“寇”剿官軍，可見民心所向。 這樣的軍隊早已軍心渙散，不能打仗。據明朝人寫的《甲申傳信錄》中講，李自成攻北京時，明朝守北京大營的軍隊是40萬人，部將數以千計，“臨敵力戰，死于疆事者僅二人而已。嘻！”40多萬人的軍隊打仗，死于戰場的只有二人，可見人心軍心早已不想打了，明朝的氣數已盡。

四、攘外安內軍事失敗

內憂外患元氣大傷 就實力較量而言，明朝實際上是在內憂外患、內外夾擊兩重打擊下走向滅亡的。明萬歷年間，北方女真部落崛起，努爾哈赤經過30多年的東征西殺，先后統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和黑龍江女真，形成了軍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強大和統一。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58歲的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城（即興京）建立了女真少數民族政權大金，史稱后金，努爾哈赤成為“覆育列國英明汗王”，建元天命。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努爾哈赤發布明軍“七大恨”檄文，公開打出反明旗幟，向明朝宣戰。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集結十多萬兵力，分兵四路反攻努爾哈赤。結果在薩爾滸被努爾哈赤打得大敗，從戰爭開始到結束只有5天時間，明軍的十多萬人損失了6萬，文武將官死了300多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薩爾滸之戰”，被列入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100次戰爭。戰后，明朝元氣大傷，東北部邊境形勢更加嚴峻，從此遼東局勢起了根本變化，明朝在軍事上失去主動進攻的力量，被迫處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則由防御轉入進攻。此后，明軍又相繼在寧遠、錦州、大凌河、松山等戰役中失敗，尤其是松山失陷，對明朝影響極大，從此明朝在關外已不能再戰，完全無力應付遼東局面。 在抵御努爾哈赤的同時，明朝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生產落后，賦稅徭役嚴重，加之連年發生災荒，農民生活困苦，引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天啟七年（1627年），陜西大旱，莊稼顆粒無收。澄城知縣張斗耀不顧饑民死活，仍然催逼賦稅，白水縣農民王二聚集數百農民沖進縣城，殺死張斗耀，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王二率先起義后，各地饑民紛紛響應。崇禎元年（1628年），陜西府谷人王嘉胤率領饑民起義，安塞人高迎祥號稱“闖王”，揭竿而起；崇禎三年（1630年），張獻忠在陜西延安據十八寨起義。農民起義很快形成燎原烈火，遍及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四川、湖廣、安徽、甘肅、寧夏等地，與明軍展開了激烈的斗爭。農民軍起義之初的幾年，崇禎皇帝采取剿撫兼施的政策平息農民起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幾度控制了局面。在形勢的逼迫下，農民軍開始聯合起來。崇禎八年（1635年），各路農民軍會師河南滎陽，共13家，72營，在一起共商對敵之策。此后，李自成伏商洛、出河南、聲勢更加壯大，張獻忠占四川，掠湖廣，成為一支重要力量。明朝在剿滅農民軍的斗爭中元氣大傷。 五、用人和策略上失誤，自毀長城錯過良機

1、軍事將才被冤殺罷斥。

明朝重文輕武，軍隊的統帥基本都是文人出身，都是作八股文考中的進士。文人當中出真正的帥才很不容易。然而，明朝的運氣不錯，明末出了三個功勛卓著的名將，熊廷弼，萬歷二十六年的進士；孫承宗，萬歷三十二進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煥，萬歷四十七年進士。這三人都是難得的軍事人才，可惜熊廷弼、袁崇煥先后被殺，孫承宗被罷斥。 熊廷弼在薩爾滸大戰之后出任遼東經略，出關指揮遼東軍事。擔任廣寧巡撫的王化貞認為熊廷弼影響了他的地位，千方百計阻撓熊的指揮。天啟二年（1622年），努爾哈赤向廣寧進攻，王化貞帶頭逃進關內，熊廷弼只好保護群眾退到山海關內。廣寧失守，明朝政府追究責任，不問青紅皂白，將熊廷弼和王化貞一起關進大牢。魏忠賢趁機向熊廷弼敲詐勒索，要熊拿出四萬兩銀子，被熊嚴詞拒絕，于是閹黨就誣陷熊廷弼貪污軍餉，將熊廷弼斬首，熊廷弼被處死后，其首級被傳遍九邊（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山西、固原），以為警戒。 孫承宗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啟元年（1621年）以左庶子充日講官，進少詹事。當時沈陽、遼陽相繼失陷，孫承宗因為知兵被任命為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上任后，采納袁崇煥的意見，主守寧遠。經過數年艱辛努力，布置成了一道堅固的寧（遠）錦（州）防線，成為清騎兵不可逾越的障礙。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始終未能完全打破這道防線，在屢次碰壁后，迫使他們望寧遠而卻步。這道防線不僅確保了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后20多年間，基本上穩定了遼西走廊的戰局。魏忠賢為了長久把持朝柄，拉攏孫承宗，多次進行試探，均遭到拒絕，于是懷恨在心。天啟五年（1625年）8月，山海關總兵馬世龍誤信自清軍逃歸的劉伯強的情報，派兵渡柳河，想襲取耀州，結果中了埋伏，大敗而歸。閹黨借機小題大做，圍攻馬世龍，并參劾孫承宗，使孫承宗去職。袁崇煥被凌遲處死以后，孫承宗再次被任命為遼東經略，仍堅持積極防御的方針，繼續加強寧遠防線，并重筑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禎四年（1631年）8月，動工筑城才20天，大凌河城墻剛剛修完，雉堞僅修完一半，清軍突然圍城。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圍三月，守軍糧盡援絕，城中發生吃人的慘劇，守將祖大壽假裝投降，奔還錦州，城復被毀。大凌河失守，引起朝廷內部相互傾軋，孫承宗連疏引疾求退，崇禎為平息朝議，準其歸籍，孫承宗第二次被排擠下臺。崇禎十一年（1638年），清兵深入內地，11月9日圍攻高陽，賦閑在家的孫承宗率全城軍民與之血戰。三天后城破，孫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 天啟五年孫承宗被參劾去職后，高第出任遼東經略。他一上任，就下令拆撤寧錦防線，要各路明軍全部撤進山海關內,這一決定遭到袁崇煥的堅決反對。高第說服不了袁崇煥，只好答應袁崇煥帶領一部分明軍留在寧遠，并令其余所有明軍限期撤退到關內。命令下達后，各地守軍毫無準備，只好匆忙撤退，把儲存在關外的幾十萬石軍糧丟得精光，明朝在關外苦心經營的防御體系以及穩定的軍事形勢頃刻陷入一場新的危機。此后，以袁崇煥為首的廣大將士浴血奮戰，于天啟六年正月、天啟七年五月相繼取得“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奇跡般擋住了清軍的兇猛進攻。“寧遠大捷”的消息傳回京城，滿朝震動，欣喜若狂，袁崇煥一戰成名，從此晉身中國名將之列。崇禎二年（1629年），清皇太極改變戰略，避開袁崇煥，親率重兵繞過山海關天險，攻破長城大安口，從龍井關入，先后攻克遵化、薊州、順義、通州，直逼京城。袁崇煥得知后，即揮寧、錦將士回京，以解京城之圍。清兵退回長城以外，崇禎中皇太極反間計，將袁崇煥凌遲處死（崇禎三年，1630年）。皇太極聽到袁崇煥被殺的消息后，知道明朝的氣數盡了，表面卻平靜地說：“難得此公已死，咱們可長驅入明了。”有人說，袁崇煥被殺，不僅是袁崇煥本人的悲劇，也是崇禎皇帝的悲劇，更是大明王朝的悲劇。“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煥傳》)。

2、崇禎為人志大才疏，胸襟狹隘。

他人才不分賢否，政事不明得失，軍機不論成敗，性格多疑，苛刻寡恩，剛愎自用，卻又性子急躁；面對農民起義軍，他所委任的人非庸即佞，剿撫兩端，沒有定策；他御下太嚴，嚴厲而不明，打一場敗仗立即殺將，丟掉一座城立即殺吏，正所謂賞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于不能制。在他統治的十七年中，換了14個兵部尚書，被他殺死或逼得自殺的督師或總督，除袁崇煥外還有10人，殺死巡撫1人、逼死1人。這些對于崇禎來說，無疑是自折股肱，適以利敵。

3、策略上的錯失良機。

一是在流民還沒有演變成起義軍的時候，兵部郎中李繼貞曾向崇禎建議：“這些流民饑餓不堪，將來恐怕都要淪為盜匪，請以帑金十萬來救濟他們。”當時崇禎沒有聽，反而派兵圍剿。 二是當李自成控制西北、逼近京城的時候，朝廷在是否調吳三桂的軍隊回師京畿這個問題上久議不決，先是滿朝文武面面相覷，不敢發言，怕承擔責任，繼而內閣首輔、大學士陳寅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口號，堅決反對棄地，致使調兵之事一議再議，拖延了一個多月都沒有結果，直到李自成大軍逼近京畿，北京城快要陷落，崇禎才最后下決心，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命其入關勤王。可是未等吳三桂等人趕到京畿，李自成就兵不血刃地進了北京。 三是與滿清議和之事意外泄密，遭到大臣們的紛紛反對，崇禎怕背千古罵名，只好處死委托議和的兵部尚書陳新甲，使得自己更是受到滿清和李自成軍隊的兩面夾擊，錯過了一次極好的集中對付李自成軍隊的機會。 四是在南遷的問題上作出錯誤決策。遷都南下陪都南京的建議是翰林學士李明睿首次提出來的，1644年2月10日，崇禎召集李明睿及總憲李邦華、原九江軍府總督呂大器等人議事，李明睿力主遷都南京，崇禎先是大驚失色，繼而有些心動，但還是猶豫，后李明睿斗膽警告說，如果皇上仍然堅持在京城廝守尊位，則明朝必亡，崇禎聽了頗為言動。當晚，崇禎又召李明睿入宮，問了許多南遷的細節，當談到動用皇帝內庫這一敏感問題時，談話不歡而散。李自成的軍隊急速推進到居庸關下的時候，南遷一事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但一些大臣提出應派太子南下，由皇帝肩負守衛社稷之責，留下來守衛北京。看到崇禎明顯流露出不快，幾位大臣急忙改變立場，兵科給事光時亨憤怒抨擊主張南遷的李邦華和李明睿，在場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立即表示放棄南遷主張。后來，崇禎拒絕了南遷的建議，既不派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離開北京。有人說，他這一自我犧牲的決定，對后來滿清占領北京時的形勢產生了深遠影響，導致滿清比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由此接受了明朝幾乎全部漢族官吏，擁有了他們所缺乏的東西，并依靠這些漢朝官吏接管天下，最后征服南方。 五是在最后的時刻，由于決斷難下，議和的最后希望破滅。1644年3月17日，李自成占領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處的昌平，而且焚燒了明朝皇陵。李自成在昌平派原明將王永吉到北京與崇禎談判，交換條件是分割出中國北部并封他為王。這一次，王永吉沒有見到崇禎皇帝。后來，李自成又派杜勛為使者去與崇禎談判，直接說明交換條件是明朝封李自成為王，賜銀100萬兩，承認陜西和山西為其封國，李自成則負責平定國內其他起義軍，并為明朝抗擊滿清，保衛遼東。對于這些很有誘惑力的條件，當時崇禎希望能有一個大臣挺身而出，支持議和的策略，他問在場的首席大學士魏藻德：“此議如何？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但是，魏藻德有自己的小算盤，不想作自我犧牲。他一言不發，崇禎皇帝頓感不快，再次問道：“此議如何？”魏藻德還是沉默不語，崇禎皇帝氣得發抖，轉身先打發杜勛走了。杜勛剛一離開，崇禎皇帝就當著魏藻德的面猛擊龍椅，并將這位老臣一把推到。魏藻德慌忙退出，談判之事遂未再提。魏藻德這個人后來在李自成進北京時出城迎接，親自陪同李自成由長安們入城。李自成進北京后，發動了“追贓助餉”運動，魏藻德被拷打，交出一萬三千兩黃金贖身，但劉宗敏依舊不滿足，魏被拷打至死。 一部明朝的滅亡史，飽含著多少歷史經驗和教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千秋功罪，后人評說，正應了李商隱詩中的那句話“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歷史錯誤是犯不得的，尤其是在各種社會矛盾復雜交錯的時候，更當慎之又慎。明朝的崇禎皇帝，此人不可謂胸無大志，不可謂不為政勤勉，他16歲登基做皇帝，上臺時就面對著險惡的政治環境，外有滿清進攻，內有流民起義，也是夠難為他的。他從他哥哥手中接過來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病入膏肓的江山，加上他本人的缺點，給大明王朝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明朝的滅亡，還應了李世民的那句話，人民群眾是水，我們是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些歷史的經驗教訓，當牢牢銘記。

公元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中國干支紀年甲申年）3月，李自成的大順軍兵不血刃攻下了北京城，明朝最后一個皇帝崇禎自縊身亡，統治中國276年的大明王朝悲愴地降下了帷幕。4月，山海關外的滿清辮子軍接受明將吳三桂的邀請，入關與李自成的軍隊在山海關決戰，隨即將登基才一天的大順皇帝李自成趕出北京城，滿清6歲的順治皇帝坐上了紫禁城的金鑾龍椅，從此開始了歷時268年的大清帝國。這一年，是中國歷史上驚心動魄的一年，是風云突變、天翻地覆的一年，也是各種勢力最后較量、江山易主、改朝換代的一年。歷史是一面鏡子，明朝滅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土地兼并嚴重，造成大量流民

明朝初年，朱元璋對土地的管理是比較緊的，貧寒出身的朱元璋當時已經意識到兼并土地會造成農民變成流民，從而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他曾下達詔令，“耕者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為己業，而轉令貧民佃種者，罪之。”朱元璋限令王公大臣們“其山場水陸田地，亦照原撥賜例為主，不許過分占為己業”，他還鐵榜九條申誡公侯，嚴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勢強占官民田產。為了讓農民安心耕田，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路引相當于通行證，需要向官方申請。沒有路引，就不能隨便離開土地，這種制度將農民的行動限制在很小的范圍。 到了朱元璋的后代統治時期，明朝的土地制度漸漸發生了變化。明朝中期開始出現了太監直接管理、收稅的皇莊，這樣就出現了大規模強占土地的問題。明孝宗年間，有皇莊四處，官田不到兩千頃，后來逐漸發展到五處皇莊，占地一萬二千八百頃。明武宗年間，皇莊增加到三十六處，占地五萬三千多頃。 皇室開皇莊占地之風，其他皇親貴戚紛紛仿效。據《明會要》記載，洪武二十六年，田地總數是八百五十多萬頃，到了弘治十五年，減至四百二十二萬頃，這減少的一半就是被皇親貴戚們兼并了，所以這些數字都不在官冊。 土地的大量被兼并，使得無數農民無地可種，從而流離失所，又因為明朝的路引制度，這些流亡到外地的農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謂的“流民”。明末流民的數量到底是多少無法統計，但有一個數字比較能夠說明問題，1639年（崇禎12年），躲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帶著只有50來人的隊伍重出商洛，輕騎走河南。河南流民聽說后，紛紛前來投奔，李自成一下子發展到了七、八萬人的隊伍。說明當時的流民實在是太多了。

二、朝廷賦稅增加，農民苛捐雜稅沉重

土地少了，朝廷的賦稅反而增加了，有地可種的農民擔負著更加沉重的苛捐雜稅，于是有田的農民也開始大規模棄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隊伍。 明朝由于外憂內患，使得軍費大幅度增加，朝廷不得不減少不必要的開支，而更重要的是增加賦稅。萬歷年間，因明神宗的貪婪而加重了對民間的收括，天啟年間更是再加賦稅，到崇禎時更是大加特加。崇禎末年，加派遼餉900萬兩、練餉730余萬餉，一年之中，單是軍費就達到2000萬兩，而萬歷初年全國歲出不過400萬兩左右，國家財政和全國經濟在這樣大的壓力下已瀕于崩潰。 從明萬歷四十八年（1618年）至崇禎十年（1637年），明朝的賦稅竟然增加了6倍。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記載：“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當時福建的糧食畝產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過賣一兩銀子。就算福建糧價瘋漲，三石大米也不過賣六兩銀子，再加上地方各級官員的層層盤剝，一畝產出六兩銀子的田地，至少要交納十幾兩的稅。所以到了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谷屢荒，人們都以無田為幸運（錢泳《履園叢話》），從而導致流民遍天下的現象。很多史學家認為，過度的征稅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另外，由于開支緊張，崇禎皇帝不得不采取緊縮銀根的措施。崇禎二年（1629年），崇禎皇帝大規模裁減驛站（相當現在的郵電局兼地方招待所），崇禎三年（1630年），李自成不幸被列入裁員名單之中，失業下崗，當時正值農民起義風起云涌，24歲的李自成殺死驛站上司，出了被裁員的惡氣，加入到他的舅舅高迎祥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中，當了一名八隊闖將，從此走上推翻明朝政權的道路。

三、軍隊紀律渙散，嚴重害民擾民

朝廷發不出軍餉，剿賊剿寇的官兵便到處害民擾民。明朝鄖陽巡按高斗樞在《守鄖紀略》中記載，崇禎十四年（1641年），他奉命駐守鄖陽，在他抵達鄖陽前的十幾天，左良玉率領的官兵路過此地，二三萬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沒有一家沒有官兵的，“淫污之狀不可言”。住了幾天大軍開拔，又將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紳和百姓見到他，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筆記.下.弘光》中說，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強盜，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們搶掠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將她們拉到船上搶走時，有人望著岸上的父親或丈夫哭泣，立刻被這些兵砍下腦袋來。 官軍搶劫百姓，主要是官府嚴重拖欠軍餉。1644年初，軍餉欠繳已達數百萬兩，而從南方來的稅款只有幾萬兩，國家的糧倉實際上已經空了，沒有足夠的大米充軍餉，戶部就買雜糧湊數。當北京被圍時，駐軍已有5個月沒有發餉，執行任務的軍隊沒有炊事用具，每個士兵領到100枚銅錢，由他們自己買東西吃。明朝大臣馬世奇在向崇禎皇帝解釋老百姓起義的原因時說：“非附闖也，苦兵也。”“苦兵”，是因為官軍破家、殺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當時，朝廷用官軍剿“寇”，而百姓望“寇”剿官軍，可見民心所向。 這樣的軍隊早已軍心渙散，不能打仗。據明朝人寫的《甲申傳信錄》中講，李自成攻北京時，明朝守北京大營的軍隊是40萬人，部將數以千計，“臨敵力戰，死于疆事者僅二人而已。嘻！”40多萬人的軍隊打仗，死于戰場的只有二人，可見人心軍心早已不想打了，明朝的氣數已盡。

四、攘外安內軍事失敗

內憂外患元氣大傷 就實力較量而言，明朝實際上是在內憂外患、內外夾擊兩重打擊下走向滅亡的。明萬歷年間，北方女真部落崛起，努爾哈赤經過30多年的東征西殺，先后統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和黑龍江女真，形成了軍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強大和統一。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58歲的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城（即興京）建立了女真少數民族政權大金，史稱后金，努爾哈赤成為“覆育列國英明汗王”，建元天命。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努爾哈赤發布明軍“七大恨”檄文，公開打出反明旗幟，向明朝宣戰。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集結十多萬兵力，分兵四路反攻努爾哈赤。結果在薩爾滸被努爾哈赤打得大敗，從戰爭開始到結束只有5天時間，明軍的十多萬人損失了6萬，文武將官死了300多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薩爾滸之戰”，被列入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100次戰爭。戰后，明朝元氣大傷，東北部邊境形勢更加嚴峻，從此遼東局勢起了根本變化，明朝在軍事上失去主動進攻的力量，被迫處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則由防御轉入進攻。此后，明軍又相繼在寧遠、錦州、大凌河、松山等戰役中失敗，尤其是松山失陷，對明朝影響極大，從此明朝在關外已不能再戰，完全無力應付遼東局面。 在抵御努爾哈赤的同時，明朝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生產落后，賦稅徭役嚴重，加之連年發生災荒，農民生活困苦，引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天啟七年（1627年），陜西大旱，莊稼顆粒無收。澄城知縣張斗耀不顧饑民死活，仍然催逼賦稅，白水縣農民王二聚集數百農民沖進縣城，殺死張斗耀，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王二率先起義后，各地饑民紛紛響應。崇禎元年（1628年），陜西府谷人王嘉胤率領饑民起義，安塞人高迎祥號稱“闖王”，揭竿而起；崇禎三年（1630年），張獻忠在陜西延安據十八寨起義。農民起義很快形成燎原烈火，遍及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四川、湖廣、安徽、甘肅、寧夏等地，與明軍展開了激烈的斗爭。農民軍起義之初的幾年，崇禎皇帝采取剿撫兼施的政策平息農民起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幾度控制了局面。在形勢的逼迫下，農民軍開始聯合起來。崇禎八年（1635年），各路農民軍會師河南滎陽，共13家，72營，在一起共商對敵之策。此后，李自成伏商洛、出河南、聲勢更加壯大，張獻忠占四川，掠湖廣，成為一支重要力量。明朝在剿滅農民軍的斗爭中元氣大傷。 五、用人和策略上失誤，自毀長城錯過良機

1、軍事將才被冤殺罷斥。

明朝重文輕武，軍隊的統帥基本都是文人出身，都是作八股文考中的進士。文人當中出真正的帥才很不容易。然而，明朝的運氣不錯，明末出了三個功勛卓著的名將，熊廷弼，萬歷二十六年的進士；孫承宗，萬歷三十二進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煥，萬歷四十七年進士。這三人都是難得的軍事人才，可惜熊廷弼、袁崇煥先后被殺，孫承宗被罷斥。 熊廷弼在薩爾滸大戰之后出任遼東經略，出關指揮遼東軍事。擔任廣寧巡撫的王化貞認為熊廷弼影響了他的地位，千方百計阻撓熊的指揮。天啟二年（1622年），努爾哈赤向廣寧進攻，王化貞帶頭逃進關內，熊廷弼只好保護群眾退到山海關內。廣寧失守，明朝政府追究責任，不問青紅皂白，將熊廷弼和王化貞一起關進大牢。魏忠賢趁機向熊廷弼敲詐勒索，要熊拿出四萬兩銀子，被熊嚴詞拒絕，于是閹黨就誣陷熊廷弼貪污軍餉，將熊廷弼斬首，熊廷弼被處死后，其首級被傳遍九邊（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山西、固原），以為警戒。 孫承宗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啟元年（1621年）以左庶子充日講官，進少詹事。當時沈陽、遼陽相繼失陷，孫承宗因為知兵被任命為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上任后，采納袁崇煥的意見，主守寧遠。經過數年艱辛努力，布置成了一道堅固的寧（遠）錦（州）防線，成為清騎兵不可逾越的障礙。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始終未能完全打破這道防線，在屢次碰壁后，迫使他們望寧遠而卻步。這道防線不僅確保了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后20多年間，基本上穩定了遼西走廊的戰局。魏忠賢為了長久把持朝柄，拉攏孫承宗，多次進行試探，均遭到拒絕，于是懷恨在心。天啟五年（1625年）8月，山海關總兵馬世龍誤信自清軍逃歸的劉伯強的情報，派兵渡柳河，想襲取耀州，結果中了埋伏，大敗而歸。閹黨借機小題大做，圍攻馬世龍，并參劾孫承宗，使孫承宗去職。袁崇煥被凌遲處死以后，孫承宗再次被任命為遼東經略，仍堅持積極防御的方針，繼續加強寧遠防線，并重筑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禎四年（1631年）8月，動工筑城才20天，大凌河城墻剛剛修完，雉堞僅修完一半，清軍突然圍城。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圍三月，守軍糧盡援絕，城中發生吃人的慘劇，守將祖大壽假裝投降，奔還錦州，城復被毀。大凌河失守，引起朝廷內部相互傾軋，孫承宗連疏引疾求退，崇禎為平息朝議，準其歸籍，孫承宗第二次被排擠下臺。崇禎十一年（1638年），清兵深入內地，11月9日圍攻高陽，賦閑在家的孫承宗率全城軍民與之血戰。三天后城破，孫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 天啟五年孫承宗被參劾去職后，高第出任遼東經略。他一上任，就下令拆撤寧錦防線，要各路明軍全部撤進山海關內,這一決定遭到袁崇煥的堅決反對。高第說服不了袁崇煥，只好答應袁崇煥帶領一部分明軍留在寧遠，并令其余所有明軍限期撤退到關內。命令下達后，各地守軍毫無準備，只好匆忙撤退，把儲存在關外的幾十萬石軍糧丟得精光，明朝在關外苦心經營的防御體系以及穩定的軍事形勢頃刻陷入一場新的危機。此后，以袁崇煥為首的廣大將士浴血奮戰，于天啟六年正月、天啟七年五月相繼取得“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奇跡般擋住了清軍的兇猛進攻。“寧遠大捷”的消息傳回京城，滿朝震動，欣喜若狂，袁崇煥一戰成名，從此晉身中國名將之列。崇禎二年（1629年），清皇太極改變戰略，避開袁崇煥，親率重兵繞過山海關天險，攻破長城大安口，從龍井關入，先后攻克遵化、薊州、順義、通州，直逼京城。袁崇煥得知后，即揮寧、錦將士回京，以解京城之圍。清兵退回長城以外，崇禎中皇太極反間計，將袁崇煥凌遲處死（崇禎三年，1630年）。皇太極聽到袁崇煥被殺的消息后，知道明朝的氣數盡了，表面卻平靜地說：“難得此公已死，咱們可長驅入明了。”有人說，袁崇煥被殺，不僅是袁崇煥本人的悲劇，也是崇禎皇帝的悲劇，更是大明王朝的悲劇。“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煥傳》)。

2、崇禎為人志大才疏，胸襟狹隘。

他人才不分賢否，政事不明得失，軍機不論成敗，性格多疑，苛刻寡恩，剛愎自用，卻又性子急躁；面對農民起義軍，他所委任的人非庸即佞，剿撫兩端，沒有定策；他御下太嚴，嚴厲而不明，打一場敗仗立即殺將，丟掉一座城立即殺吏，正所謂賞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于不能制。在他統治的十七年中，換了14個兵部尚書，被他殺死或逼得自殺的督師或總督，除袁崇煥外還有10人，殺死巡撫1人、逼死1人。這些對于崇禎來說，無疑是自折股肱，適以利敵。

3、策略上的錯失良機。

一是在流民還沒有演變成起義軍的時候，兵部郎中李繼貞曾向崇禎建議：“這些流民饑餓不堪，將來恐怕都要淪為盜匪，請以帑金十萬來救濟他們。”當時崇禎沒有聽，反而派兵圍剿。 二是當李自成控制西北、逼近京城的時候，朝廷在是否調吳三桂的軍隊回師京畿這個問題上久議不決，先是滿朝文武面面相覷，不敢發言，怕承擔責任，繼而內閣首輔、大學士陳寅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口號，堅決反對棄地，致使調兵之事一議再議，拖延了一個多月都沒有結果，直到李自成大軍逼近京畿，北京城快要陷落，崇禎才最后下決心，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命其入關勤王。可是未等吳三桂等人趕到京畿，李自成就兵不血刃地進了北京。 三是與滿清議和之事意外泄密，遭到大臣們的紛紛反對，崇禎怕背千古罵名，只好處死委托議和的兵部尚書陳新甲，使得自己更是受到滿清和李自成軍隊的兩面夾擊，錯過了一次極好的集中對付李自成軍隊的機會。 四是在南遷的問題上作出錯誤決策。遷都南下陪都南京的建議是翰林學士李明睿首次提出來的，1644年2月10日，崇禎召集李明睿及總憲李邦華、原九江軍府總督呂大器等人議事，李明睿力主遷都南京，崇禎先是大驚失色，繼而有些心動，但還是猶豫，后李明睿斗膽警告說，如果皇上仍然堅持在京城廝守尊位，則明朝必亡，崇禎聽了頗為言動。當晚，崇禎又召李明睿入宮，問了許多南遷的細節，當談到動用皇帝內庫這一敏感問題時，談話不歡而散。李自成的軍隊急速推進到居庸關下的時候，南遷一事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但一些大臣提出應派太子南下，由皇帝肩負守衛社稷之責，留下來守衛北京。看到崇禎明顯流露出不快，幾位大臣急忙改變立場，兵科給事光時亨憤怒抨擊主張南遷的李邦華和李明睿，在場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立即表示放棄南遷主張。后來，崇禎拒絕了南遷的建議，既不派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離開北京。有人說，他這一自我犧牲的決定，對后來滿清占領北京時的形勢產生了深遠影響，導致滿清比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由此接受了明朝幾乎全部漢族官吏，擁有了他們所缺乏的東西，并依靠這些漢朝官吏接管天下，最后征服南方。 五是在最后的時刻，由于決斷難下，議和的最后希望破滅。1644年3月17日，李自成占領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處的昌平，而且焚燒了明朝皇陵。李自成在昌平派原明將王永吉到北京與崇禎談判，交換條件是分割出中國北部并封他為王。這一次，王永吉沒有見到崇禎皇帝。后來，李自成又派杜勛為使者去與崇禎談判，直接說明交換條件是明朝封李自成為王，賜銀100萬兩，承認陜西和山西為其封國，李自成則負責平定國內其他起義軍，并為明朝抗擊滿清，保衛遼東。對于這些很有誘惑力的條件，當時崇禎希望能有一個大臣挺身而出，支持議和的策略，他問在場的首席大學士魏藻德：“此議如何？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但是，魏藻德有自己的小算盤，不想作自我犧牲。他一言不發，崇禎皇帝頓感不快，再次問道：“此議如何？”魏藻德還是沉默不語，崇禎皇帝氣得發抖，轉身先打發杜勛走了。杜勛剛一離開，崇禎皇帝就當著魏藻德的面猛擊龍椅，并將這位老臣一把推到。魏藻德慌忙退出，談判之事遂未再提。魏藻德這個人后來在李自成進北京時出城迎接，親自陪同李自成由長安們入城。李自成進北京后，發動了“追贓助餉”運動，魏藻德被拷打，交出一萬三千兩黃金贖身，但劉宗敏依舊不滿足，魏被拷打至死。 一部明朝的滅亡史，飽含著多少歷史經驗和教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千秋功罪，后人評說，正應了李商隱詩中的那句話“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歷史錯誤是犯不得的，尤其是在各種社會矛盾復雜交錯的時候，更當慎之又慎。明朝的崇禎皇帝，此人不可謂胸無大志，不可謂不為政勤勉，他16歲登基做皇帝，上臺時就面對著險惡的政治環境，外有滿清進攻，內有流民起義，也是夠難為他的。他從他哥哥手中接過來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病入膏肓的江山，加上他本人的缺點，給大明王朝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明朝的滅亡，還應了李世民的那句話，人民群眾是水，我們是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些歷史的經驗教訓，當牢牢銘記。

處于傳統農業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時期各種思想散漫恰逢天災不斷，國內各種矛盾無法協調，造成顧此失彼的局面，導致了農民的嚴重不滿，造成了大規模的流民暴動但這朝廷是有能力鎮壓滴，但是但是崇禎的誅殺宦官卻導致了皇權旁落（與東漢靈帝末年相似），沒有了東廠等特務情報機構，下面的官員對皇帝的命令開始消極抵抗，各省對于流竄作戰的農民軍督剿不力也就容易解釋了，后來坐視農民軍攻陷北京而勤王之師不至，也就不足為奇，正如馬克思曾說過的一句話：“而在大家這樣混戰的時候。不列顛的人闖了進來，把他們全都征服了。”在這里非常適用。

明亡其實是死在天啟皇帝手里的，崇禎的責任大約不到50%。
明朝不是不出能人，流民問題也不是明末才有的，明中就有了，但是出了個張居正，部分解決了這個問題。明朝歷朝都有邊患，軍費開支也很大，但是都沒有垮掉。萬歷年間連官都不多幾個，照樣還能運轉。明不是沒有內政能人，不是沒有軍事將領，但是很不幸，都讓天啟和崇禎自己給殺光了。當一個領導作出決定卻要部下去承擔責任的時候，沒有人會幫你出主意的。崇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土地兼并嚴重，造成大量流民
二、朝廷賦稅增加，農民苛捐雜稅沉重
三、軍隊紀律渙散，嚴重害民擾民
四、攘外安內軍事失敗
五、用人和策略上失誤，自毀長城錯過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