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似點

1. 從歷史背景看：兩者都是在封建社會的后期，封建統治出現了嚴重危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商品經濟有了顯著發展，資本主義萌芽有了一定發展的前提下出現的。

2. 從內容看：兩者都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李贄挑戰傳統的儒家思想，認為孔子并非圣人，儒家經典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論，不能以它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黃宗羲否定舊儒學的“君為臣綱”，認為“天下為主，君為客”，君主專制是“天下之大害”，發展了民本思想；顧炎武主張限制君權，提出“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別；王夫之認為天下土地不能為帝王私有，應當“耕者有其田”。法國啟蒙思想家們提出了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主權在民、三權分立等思想主張，反對君主專制和天主教會。

3. 從進步性看：兩者都反映了商品經濟蓬勃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特點。黃宗羲駁斥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顧炎武強調經世致用，力求解決國計民生的現實問題。法國啟蒙思想家的主張則反映了不斷壯大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

4. 從影響來看：兩者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末清初思想家在批判地繼承傳統儒學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觀點，使儒家思想更趨實事求是，與國計民生靠的更近，從而又一次發展了儒學；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潮具有解放思想和和民主思想啟蒙的歷史進步性，給后世民眾以深刻的啟迪。啟蒙思想進一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沖擊了歐洲的封建專制統治，構建了資產階級未來的理想社會藍圖，為資產階級革命做了充分的輿論準備。

（二） 不同點

1. 經濟條件：明清之際的中國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而歐洲資本主義手工工場迅速發展，17世紀的法國資本主義發展比較充分和成熟。

2. 政治條件：明清之際的中國君主專制空前強化，還未形成資產階級力量，李贄等人都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異端”或“另類”；而西歐已進入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封建統治風雨飄搖，資產階級力量壯大。

3. 思想條件：中國長期以來，儒家思想統治著人們的思想，尤其是明清實行“八股取士”和文化高壓專制政策，使新思想很難傳播；而在法國啟蒙思想產生之前，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而且還可以吸收英國早期的啟蒙思想。

4. 思想內容：中國的思想家們雖然對君主專制進行了強烈的批判，但只是限于表面，力度不夠深；他們提出的各種限制君權的理論和設想過于空泛，不夠具體，可操作性不強；他們也未明確提出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而啟蒙思想家全面批判封建專制統治和天主教會，并為資本主義社會設計出一套完整的政治方案，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并付諸實施。

5. 影響：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想對當時的封建專制起了一定的沖擊作用，但無法動搖其統治的基礎，對后來的辛亥革命只起了一定的影響；啟蒙運動則為法國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動員，極大地推動了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對亞洲革命運動也起了作用。

儒家思想，是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之一。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從事喪葬行業的司儀，后來以此為基礎逐漸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影響深遠。它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
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儒學”、“儒家”、“儒教”這些概念要分清。儒學作為一種學說，儒家作為一個階層，儒教作為一種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區分開來。

儒家思想的精華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與禮、從前孔子時代的禮樂制度到孔子的仁禮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禮、孔子的孝道、《論語》中的孝、《孝經》論孝、孔子的命觀、孔子命觀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觀的特征與內涵、“修身俟命論”的人生指導意義、孔子的人生問題論、樂——孔子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境界、孔子與弟子論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與默、孟子的性善論與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學說以及荀子的性惡論與禮治說、儒家思想的流變、貫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學思想、“性即理”——周、張、程、朱的理學思想、“心即理”——象山、陽明的心學思想、新儒家——西學東漸的文化回應、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學促進現代經濟發展的可能等內容。

（2）墨家是中國東周時期的哲學派別，諸子百家之一，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三大哲學體系，墨家被古代大家認為是道家的分支，深受道家影響。
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張是：人與人之間平等的相愛（兼愛），反對侵略戰爭（非攻），推崇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節用），重視繼承前人的文化財富（明鬼），掌握自然規律（天志）等。
解答：

儒家思想主張“道德自覺”，另外“善人”是先秦儒家思想中比較重要的一個概念，即一種兼具道德與地位的人物，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善良之人，故①正確；墨家學派主張“兼愛”“非攻”“尚賢”“節儉”的思想，在題干中無體現，故②錯誤；斯多亞學派主張所有的人都同樣具有理性、“順應自然的生活就是至善”、人生而平等等，“有益于人類、培養善人，”故③正確；智者學派主張“人是萬物的尺度”，而忽視了道德

同：實質都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思想解放運動,都注重人的價值，都為資產階級取得政治、經濟上的統治地做了思想準備；他們追求的所謂人類利益都是資產階級的利益。
異：（1）背景不同。文藝復興和明清反封思想是資產階級萌芽的產物，主要是反對教會對人的束縛和反對皇權；啟蒙運動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矛頭直指封建專制制度。
（2）內容不同。文藝復興提倡“人性”，旨在擺脫天主教神學的束縛，強調追求現世的幸福；啟蒙運動則進一步高舉“理性”的旗幟，旨在反對專制主義、教權主義和封建特權，追求政治平等和經濟自由。 明清反封思想反對專制主義、封建特權。
（3）方式不同。文藝復興時許多思想家借用宗教的外衣，啟蒙運動已提出無神論思想，公開向宗教神學挑戰。 明清反封思想則完全沒有實質性的行動。
（4）影響不同。文藝復興推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引發了歐洲范圍內的宗教改革浪潮。啟蒙運動是在科學事業發展的前提下出現的，它打擊了封建主義的世俗統治，引發了歐洲及世界范圍內資產階級革命浪潮。明清反封思想推動了中國思想的進步，為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埋下伏筆。

同：
實質都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思想解放運動,都注重人的價值，都為資產階級取得政治、經濟上的統治地做了思想準備；他們追求的所謂人類利益都是資產階級的利益。

異：
（1）背景不同。文藝復興和明清反封思想是資產階級萌芽的產物，主要是反對教會對人的束縛和反對皇權；啟蒙運動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矛頭直指封建專制制度。

（2）內容不同。文藝復興提倡“人性”，旨在擺脫天主教神學的束縛，強調追求現世的幸福；啟蒙運動則進一步高舉“理性”的旗幟，旨在反對專制主義、教權主義和封建特權，追求政治平等和經濟自由。 明清反封思想反對專制主義、封建特權。

（3）方式不同。文藝復興時許多思想家借用宗教的外衣，啟蒙運動已提出無神論思想，公開向宗教神學挑戰。 明清反封思想則完全沒有實質性的行動。

（4）影響不同。文藝復興推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引發了歐洲范圍內的宗教改革浪潮。啟蒙運動是在科學事業發展的前提下出現的，它打擊了封建主義的世俗統治，引發了歐洲及世界范圍內資產階級革命浪潮。明清反封思想推動了中國思想的進步，為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埋下伏筆。

中國近現代的大變局，其本質是由西方引起的，但是在客觀上，是明清時期中國封建集權王朝未能跟隨時代潮流，導致兩個文化體系難以對話和互相進步。這一點鮮明的體現在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上。
之所以說“西學”，這是因為它們在地理位置上更偏向于西方，而且當時的西方人以天主教傳播為動力，帶來了一系列西方的思想、知識和文化。雖然這些東西看來是西方所有的文化核心了，但是這仍然不是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而且當時的中國人也沒有清楚地對傳入的新東西作出宗教與世俗的劃分，“天學”、“天教”、“西學”這樣的名詞成為人們指稱新文化通用的術語，這就決定了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實際上是兩個文化維度上，并不能互相理解的對牛彈琴，他們在對更深層的內容理解上存在偏狹，從而導致了西學東漸只是停留在比較膚淺的層次，未對中國造成實質的影響和變動。。
“西學東漸”這一活動開始于1700年。這一時期的西方已經步入了文藝復興，達到了世俗神權的絕對統治，人的本性和本能得到了充分的釋放，而宗教變成人們世俗的約束，成為普遍的信仰，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盡管在經濟總量上，它們當時還不能和明清時候的封建王朝國家相比，但是他們一開始就已經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明清王朝急需趕上新的世界潮流。而在此時進行的西學東漸讓中國有了引進西學的客觀需要和可能。同時，西方各國陸續進行資本主義，并積極向海外進行殖民擴張，其觸角也伸展到中國。因此，這一時期的大批的教會人員來華傳教，他們帶著種種復雜的目的，希望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找到更多可能性。

在這些眾多傳教士中，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進入明朝的利馬竇。他將西方的科學，如幾何學、農業學、宗教思想等一并帶來中國，影響了當時的士大夫。利馬竇本人為了更好的在中國扎根，他努力研究漢學，學習中國文化，了解這一個龐大帝國人員的思想 、主張和觀念風俗，因此他主張融通儒理，介紹西方學說。所以，在和當時的士大夫交往上，他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而其身上帶有的西方神秘色彩也吸引了不少士大夫的注意。他熱衷并依賴于封建上流社會，通過他們擴大影響力。當然，這種傳教方式的選擇絕不是出于主觀上的喜好，而完全是對中國社會的適應。利瑪竇曾經寫過一本書，叫《交友錄》，將西方的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呈現于中國人的面前，使中國人對其產生了一定的認同感，他將自己的經驗傳授給當地其他教士，幫助他們適應中國的環境，以求其接納。

同：實質都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思想解放運動,都注重人的價值，都為資產階級取得政治、經濟上的統治地做了思想準備；他們追求的所謂人類利益都是資產階級的利益。
異：（1）背景不同。文藝復興和明清反封思想是資產階級萌芽的產物，主要是反對教會對人的束縛和反對皇權；啟蒙運動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矛頭直指封建專制制度。
（2）內容不同。文藝復興提倡“人性”，旨在擺脫天主教神學的束縛，強調追求現世的幸福；啟蒙運動則進一步高舉“理性”的旗幟，旨在反對專制主義、教權主義和封建特權，追求政治平等和經濟自由。 明清反封思想反對專制主義、封建特權。
（3）方式不同。文藝復興時許多思想家借用宗教的外衣，啟蒙運動已提出無神論思想，公開向宗教神學挑戰。 明清反封思想則完全沒有實質性的行動。
（4）影響不同。文藝復興推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引發了歐洲范圍內的宗教改革浪潮。啟蒙運動是在科學事業發展的前提下出現的，它打擊了封建主義的世俗統治，引發了歐洲及世界范圍內資產階級革命浪潮。明清反封思想推動了中國思想的進步，為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埋下伏筆。

不同：中國：未能推動社會的轉型，影響力有限（2分）。法國：為未來的資本主義制度設計了藍圖，并得以實現（2分）
明清時期，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下，出現了一股要求個性發展、反對宋明理學為主要內容的新的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明代的李贄、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和清代戴震等。他們反對宋明理學對人的束縛，主張個性的自由等，預示著中國文化即將向近代轉型。啟蒙運動是17—18世紀資產階級性質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主張用理性的陽光驅散現實的黑暗。宣揚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等，反對君主專制，等級制度，為以后的資產階級革命做了輿論的準備

相同點：
無論是先秦諸子百家爭鳴還是明清之際思潮都具有思想啟蒙的作用，都對其各自的時代變革產生一定影響

不同點：
1、社會和時代背景不同：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產生于春秋末年至戰國時期，也就是中國社會由奴隸制社會過渡至封建社會的時期，是在自身“社會政治制度”變革背景下不同階段，不同階層的思想家表達各自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觀點的盛世。
而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產生更多是由于受到“經濟和文化領域”的沖擊，經濟上土地私有制迅速發展，手工業日益發達，雇傭勞動力增多，即資本主義萌芽，這種新經濟因素的增長挑戰了傳統經濟結構，激化了階級矛盾，對政治統治產生深刻影響。文化上更受到西學東漸的影響，擁有更健全的世界觀，接觸了更多的科學技術，產生價值裂變。
2、思想家的階層性：
就像前面所說的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思想家來源于社會的各個階層，例如：道家老子（沒落貴族）、儒家孔子（封建地主階級)、墨家墨子（社會底層民眾、小生產階級）法家韓非（新興地主階級），廣泛反映社會各個階層的呼聲。
而明清之際的思想家，例如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大部分只代表了底層民眾。
3、作用不同：
雖然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思想家來自于社會的各個階層，代表了各個階層的利益，但都是站在統治者的高度上各抒己見的，實際上是維護封建統治的，穩固封建統治基礎，尤其到了戰國時代，各國之間兼并戰爭不斷，諸侯國的君主或為了富國強兵，一統天下，或為了免于被亡國，大部分都拼命的招賢納士，兼聽則明，換言之，統治者本身非常尊重和渴求這種思想上的交流，是謂“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荀子論》，其代表如齊宣王的“稷下學宮”。
但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的待遇卻遠不如此，明清之際思想家如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是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宣稱“天下非一家之私”要求君主分權而治，帶有“民主”色彩，其在綱常倫理方面也提倡個性解放，這種言論可想而知會受到統治者的反感，所以李贄才把自己的書叫做《焚書》。
其實從總體的影響力來講，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影響較明清之際思想啟蒙更深遠，其百花齊放，燦若星河，而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卻只能通過著書立說等“低調”的方式宣揚思想，其實也從另一方面體現了君權逐步加強的歷史趨勢，直至清王朝達到頂峰，也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希望對你有幫助！

相同點, 1.思想活躍，2背景都是舊制度的衰落，新的社會因素產生3，涌現出一批思想家
不同點1，明清儒家思想遭到質疑，2批判君主專制3受到西學東漸的影響

我國的具有啟蒙性質的民主思想是由當時的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提出，反對封建專制，但是當時中國剛剛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并沒有階級基礎，然而，歐洲十六世紀資本主義開始發展，到了十八世紀，資本主義力量強大，有一定的階級基礎，而歐洲啟蒙思想家形成了新的理論體系，并對未來社會做出設計，是明清之際思想家所不具備的

世紀中西方的歷史發展為什么會出現大分流，即中國為什么沒有在商品經濟十分活躍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類似西方那樣的理性資本主義?早在近一個世紀前，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1864—就曾提出并談論過這一問題。1915年韋伯在他有關中國宗教倫理的名著《儒家與道教》中，就提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不乏有利于資本主義產生的因素，但中國之所以沒有能發展出西方式理性資本主義的原因，在于中國文化中缺乏一種像西方新教教義那樣的精神心態。簡言之，中國缺乏一種類似于西方基督教新教那樣的宗教倫理作為必要的啟動力量。時至當代，美國加州大學的彭慕蘭教授2000年發表了其專著《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又引發了一場以美國學者為主的中英近代歷史比較的大討論。《大分流》的主題是從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相互聯系的角度來探究現代世界經濟的起源及其發展。在這一主題下，彭慕蘭也提出了韋伯已經提出的問題：為什么工業革命會發生在西歐，西歐有什么獨有的優勢?圍繞這一問題，彭慕蘭主要從地理、環境、人口與生態的角度進行了比較研究。 本文作為對上述討論的回應，提出導致18世紀中西方大分流的原因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主要包括東方獨特的地理環境所形成的集權制度和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政策。 馬克思提出要理解東方社會必須從東方特殊的地理環境人手。地理環境在東方早期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的形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從地圖上對比東亞大陸與歐洲大陸，很容易發現一個差別是東亞大陸呈比較規則的橢圓形板塊，海洋未能深深切入陸地腹里。中國的西北廣大地區均距海一千公里以上，這種內陸區約占全國版圖的百分之六七十。 馬克思指出：東方的這種“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在東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愿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 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馬克思在這里所講的“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就包含有中國的西北高原。馬克思關于東方國家水利、公共工程在國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所形成的中央集權國家形態的論述，是他在古代社會形態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觀點。這一思想觀點，馬克思曾多次反復強調。例如，1853年6月2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東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恩格斯則在6月6日的復信中強調了東方的氣候、土壤性質，指出：“在這里，農業的第一個條件是人工灌溉，而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馬克思在文章中把他們通信的意義歸納在一起，強調了形成東方國家集權體制的基礎條件就是依靠集體勞動的水利工程

世紀中西方的歷史發展為什么會出現大分流，即中國為什么沒有在商品經濟十分活躍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類似西方那樣的理性資本主義?早在近一個世紀前，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1864—就曾提出并談論過這一問題。1915年韋伯在他有關中國宗教倫理的名著《儒家與道教》中，就提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不乏有利于資本主義產生的因素，但中國之所以沒有能發展出西方式理性資本主義的原因，在于中國文化中缺乏一種像西方新教教義那樣的精神心態。簡言之，中國缺乏一種類似于西方基督教新教那樣的宗教倫理作為必要的啟動力量。時至當代，美國加州大學的彭慕蘭教授2000年發表了其專著《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又引發了一場以美國學者為主的中英近代歷史比較的大討論。《大分流》的主題是從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相互聯系的角度來探究現代世界經濟的起源及其發展。在這一主題下，彭慕蘭也提出了韋伯已經提出的問題：為什么工業革命會發生在西歐，西歐有什么獨有的優勢?圍繞這一問題，彭慕蘭主要從地理、環境、人口與生態的角度進行了比較研究。　　本文作為對上述討論的回應，提出導致18世紀中西方大分流的原因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主要包括東方獨特的地理環境所形成的集權制度和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政策。　　馬克思提出要理解東方社會必須從東方特殊的地理環境人手。地理環境在東方早期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的形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從地圖上對比東亞大陸與歐洲大陸，很容易發現一個差別是東亞大陸呈比較規則的橢圓形板塊，海洋未能深深切入陸地腹里。中國的西北廣大地區均距海一千公里以上，這種內陸區約占全國版圖的百分之六七十。

歷史研究中江南通常指環太湖流域（即長江三角洲地區），明清時期一般指江南六府（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外加太倉州。清代的地圖上會把更大的范圍劃分到江南，但實際上其核心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

■人口規模

粗略統計：大致在1620年明末之時，江南人口達到了2000萬；1850年太平天國前夕，江南人口達到了歷史最多的3600萬人，但由于太平天國最后占領了江南地區，其爆發到失敗過程中人口銳減。

■耕地面積

基本上仍指江南六府，總面積差不多沒有變化。明朝的時候，江南能夠耕作的土地差不多都已經耕作了；自明到清，人口越來越稠密，農業家庭和農民勞動力能夠耕作的土地面積明顯減少，耕地越來越稀缺。

■經濟與賦稅

江南在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在隋唐時期就成了帝國的糧倉，隋煬帝統一全國后挖大運河，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把江南的財富運到北方去，供養北方尤其是沿長城的軍隊。

明清時期江南仍然是中國最發達的地區，而且農業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民們大量地種植棉花、紡紗織布，生產的棉紡織品運銷到全國，因此有“衣被天下”之說。江南棉布還大量出口到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以及歐洲等地。

江南的賦稅從全國來看是最重的。清代江南耕地只占全國耕地5%，卻要負擔全國10%的地丁和40%的漕糧。作為土地擁有者的農民，要交兩種稅：一種是“地丁銀”（繳納銀兩），一種是漕糧（繳納稻谷）。明清時期江南人口達到了全國人口的最高密度，但由于當時江南很多地方的農民開始不種糧食，或者只種少量的糧食，導致生產的糧食不足以養活本地的人口和繳納漕糧，于是不得不從江西、湖南、湖北這些地區運來

江南地區水網密布，四通八達，農田水利和交通運輸都依靠河流。如果去看谷歌江南衛星圖，我們會發現江南城鄉聚落都是沿著大大小小的河流而建，這些河流大都是人口挖鑿的。

江南的鄉村聚落規模都非常小，這與華北平原地區的村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在江南不同的區域這些鄉村聚落的規模還是會有些差別，太湖流域周邊地勢比較低的地方，村莊規模稍大，三、四十戶人家一個村莊的規模較為普遍。而到了太湖東部外緣的所謂“高鄉”，村莊的規模都非常小，七八戶、五六戶乃至三四戶人家的村莊也很常見。30年代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做江南地方調查的時候發現，江南不同于北方聚落用“村”、“莊”為名，而是都叫某宅、某角、某橋，這便是地方自然村的實際情況。
明清時期的進士和狀元一大半都來自江南，明清兩代全國進士一共5萬多人，有近8000人都來自江南，占15%以上。狀元就更多了，明朝四分之一的狀元、清朝半數以上的狀元都來自江南，而“盛產狀元”的蘇州又占了其中的一半，清朝京城官員中江南人是最大的群體。江南的文化教育一直很發達，所以科舉的成就也一直冠于全國

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區域史和地方史的研究成為了潮流，江南史研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熱點，海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豐富，大大拓展和深化了我們對江南以及中國歷史的整體了解，同時也改變了我們之前對中國歷史的認識。

在江南區域史研究興起之前，西方學者對中國經濟史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的經濟自宋代以后便沒有了突破性的發展。美國學者珀金斯（D·H·Perkins）所著的《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1969）討論了明代以來中國農業的發展。他肯定了中國傳統農業的成就，因為從明朝到20世紀，中國農業養活了不斷增長的人口，這期間中國人口增長了近8倍，世界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地區在工業時代來臨以前，經歷過這么大幅度的人口增長。這600年間，除了一些新的作物從美洲引進以外，中國的農耕和農業技術實際上沒有大的突破，而中國農業能夠養活飛速增長的人口，全靠中國人的勤勞，使耕地面積增加了3倍、平均畝產翻了一番。

另一位美國歷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他的著作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對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了一個影響很廣的觀點，即中國到了宋朝的時候已經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農業經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宋以后中國的發展基本停滯，經濟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原因在于人口增多，人力便宜，資源和資本越來越稀缺，發展節省勞動力的技術反而變得不經濟、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