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拐賣婦女兒童，人人痛恨。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寶貝回家”志愿者協會理事長張寶艷提出一個備受關注和支持的建議：
針對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行為，犯罪起刑點應從“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提到“十年以上至死刑”;
拐賣犯罪的量刑必須重于綁架罪。
在接受《生命時報》（微信內搜索“LT0385”可關注）記者專訪時，張寶艷說，十幾年來，她所在的組織已幫助2826名被拐賣的孩子找到親生父母。
這么多年見到的痛哭、心碎、家破人亡，是她提出這個建議的依據和底氣。
受訪專家
全國人大代表、“寶貝回家”志愿者協會理事長 張寶艷
作者 | 本報記者 李 迪 徐文婷 本報赴兩會記者 徐夢蓮
拐賣量刑必須重于綁架
在這份《關于加重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量刑標準的建議》中，張寶艷寫道：拐賣婦女兒童是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行為，其破壞社會倫理，毒害社會風氣，制造人間悲劇，社會危害性巨大，必須嚴厲打擊。
但現實情況是，針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分子的量刑過輕，打擊起不到震懾作用，使得一些犯罪分子依然鋌而走險。
張寶艷介紹了目前我國刑法中有關拐賣和綁架的三條規定。
刑法第240條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有加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刑法第241條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買但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解救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刑法第239條規定，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的，或者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張寶艷說，通過對比不難發現，拐賣及收買婦女兒童罪量刑明顯低于綁架罪。
她認為，拐賣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綁架，同時還伴有強奸、虐待、非法拘禁、侮辱、毆打、強迫賣淫，甚至致人死亡等罪行。
綁架還給親人一個贖票的機會，但拐賣往往盡力阻止被害人的親友得到相關信息，讓親人終生不能相見。
所以，拐賣相較綁架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造成的后果嚴重得多。因此，拐賣的量刑必須重于綁架。
張寶艷認為，當前針對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犯罪的量刑也過輕了。她說，收買是拐賣的源頭，沒有買方市場就沒有人販子的橫行。就算收買者在警方解救過程中配合，但多是面臨警方壓力不得不放人，和良心發現主動把人送回是兩碼事，不該成為從輕處理的理由。
“我們既要嚴厲打擊拐賣，更要注重法律和制度的支撐，做好源頭防范。只有重拳出擊、重典治理、依法嚴懲，才能撫慰被拐者及家人，才能彰顯社會正義，震懾犯罪分子，遏制犯罪行為?！睆垖毱G說。
妻離子散，家毀人亡
“寶貝回家”志愿者協會成立于2007年，十幾年來幫助了很多家庭，也見證了大量催人淚下的故事。
自從6歲左右被人販子拐賣，40年來，趙軍(化名)一直都在找他的爸爸媽媽，找他的家。他憑著模糊的記憶說，自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小時候，家里人都特別疼他。
6歲那年，趙軍出去玩，一名中年男子對他說：“我和你爸是同事，跟我去找你爸吧?！壁w軍傻乎乎地跟他走了，直到男子露出真面目，小小的他才知道被騙了。

孫海洋女兒之所以這么呼吁，是因為本案的人販子按照拐賣兒童罪可判處死刑，而按照拐騙罪只能判5年徒刑。5年對于對一個家庭造成終身痛苦的人販子而言，確實太輕了，因此我支持提高對人販子的量刑力度，至少15年起，情節嚴重者無期或死刑。
但我并不贊同對人販子一律判處死刑，因為這樣就意味著人販子手中的兒童對于人販子而言成了燙手山芋。情急之下的人販子很可能為了消滅罪證，而將兒童殺害——反正都是個死，賭一把說不定還能死中求生。
我們的法律，不僅要嚴懲人販子，但更要注意保護受害者。對于人販子而言，只要還留存一絲希望，他們就很可能不會鋌而走險。與此同時，加重他們的刑期，實現對他們犯罪欲望的有效嚇阻，才是保護兒童最好的選擇。
我們需要完善立法，取消拐騙罪，統一量刑。無論被拐兒童的去向如何，都應該受到同等嚴重的懲罰。拐賣兒童罪和拐騙兒童罪的判決應該統一，讓罪犯無所遁形，讓受害者和家屬得到公正的對待。
同時，我們也應該呼吁判處吳飛龍死刑。他的罪行已經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是拐賣兒童犯罪問題的樣本。只有重判，才能夠震懾其他的犯罪分子，保護更多的孩子免受傷害。
14年的煎熬和尋找，讓孫卓和付建濤的家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們應該給予他們公正和尊重，讓他們的痛苦得到真正的關注和解決。讓我們一起呼吁完善立法，切實保障兒童的安全和權益，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夠健康
成長，享受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