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人販子被判處死刑，在法律上并不存在障礙。根據《刑法》的規定，犯拐賣婦女兒童罪的，起步量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而且，在司法實踐中，有人販子被判處死刑，只是數量較少，比如在2021年，全國最大的販嬰案主犯喻立香，就被武漢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判處死刑。從現代法治精神角度說，人販子究竟要受到怎樣的處罰，該不該被判處死刑，應當遵循罪刑相適應原則，重罪要重判，輕罪要輕判。“人販子一律判死刑”，不區分情節，“一刀切”的判處死刑，就背離了現代法治的罪刑相適應原則。即便是呼吁對人販子處以極刑的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也只是呼吁對于罪行嚴重的人販子應該判處死刑，而不是呼吁對所有人販子都判處死刑。而且，從客觀后果上講，“人販子一律判死刑”未必就能增強威懾力，有效遏制拐賣兒童案件的發生，相反會危及被拐賣兒童的人身安全，可能逼迫人販子在最后一刻報復社會和被拐賣的兒童。實際上我們需要反思和反省的是，不是人販子該不該一律判處死刑，而是“人販子一律判死刑”這種明顯有悖現代法治精神的論調，為什么會有如此強大的市場，在網絡上能夠得到超過九成網友和不少社會名人的支持，這反映了民意。究其原因，直接原因當然是拐賣兒童直接導致一個家庭的破碎，人販子的這種拐賣兒童行徑令人深惡痛絕，才有了對其處以極刑的主張。另一方面，最關鍵的是，近年來，拐賣兒童案件頻發，但對人販子的刑罰確實不重。尤其是對于購買兒童的行為，雖在法律上定性為違法行徑，但收買者只要沒有阻礙公安機關、孩子的親生父母解救，并且沒有限制孩子的人身自由、傷害虐待、強迫乞討等行為，公安機關就不會對他們追究法律責任。相反，很多被解救的被拐兒童，如果找不到親生父母，公安機關還將他們送還被拐兒童的養父母。換句話說，司法實踐實質上默認購買兒童行為并不違法，這招致了人們的強烈不滿和憤慨，才有了“人販子一律判死刑，買孩子的一律判無期”的主張和論調。可見，“人販子一律判死刑”論調雖然有悖法治精神，雖然是在網絡營銷，但背后透露的民意，不能不傾聽。提高對人販子的刑罰，以及追究買兒童行為的責任，這也是遏制拐賣兒童的必要之策，應當從“人販子一律判死刑”論調中讀懂這一點。當然，要減少、杜絕拐賣兒童行為，還需要降低收養門檻，方便民眾合法收養、領養孩子，不必采取買小孩的違法方式。同時，政府加大對困難家庭的子女撫養救助，讓困難家庭養得起孩子，不必賣孩子。

《刑法》第二百四十條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一）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二）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的；（三）奸淫被拐賣的婦女的；（四）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五）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婦女、兒童的；（六）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七）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八）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

古代對于人販子的處罰如下：

元朝對人販子的懲治基本沿襲唐宋律令，不過，在刑罰方面，把笞杖刑與徒刑、流刑結合起來，讓刑法體系更加完善具體，這點又被明清繼承下來。

明朝開始減輕對人販子的處罰手段，只有人販子殺傷受害人時，才執行最嚴厲的死刑，其他就只有杖刑和流刑。

到了清朝，刑罰又進一步減輕，即便人販子殺傷受害人時，也只被處以絞監候或者斬監候，存在不被執行死刑的可能性。

現代對于人販子的處罰：

1、人販子構成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應當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2、有法定加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3、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