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村，東西佛滋釁的動因與城區有所不同：鄉與鄉之間，各有田園隔離，不比城內鋪境與鋪境相接，因此“洗鋪尾”的爭端自然不會起于鄉村，即使偶有也較少。“妝人”、“接香”也較城區為少，不致因此發生誤會。鄉村東西佛械斗的起因，常見婚姻、田土、灘涂、水利、風水之爭。
鄉村東西佛及其變種的沖突械斗，往往較城區為烈。有時因細故口角，械斗牽連至幾十鄉，雙方死亡達數百，械斗時間有至十年八年還未停止。這是因為城區的械斗，風潮起伏掌控于某個階層，且官府易于覺察制止，旋起旋息。而鄉村基層政權統治較薄弱，且往往大面積涉及普通農民，不易掌控。
在鄉村，械斗一經發動，經常出現如下形式： 清·吳增《泉俗激刺篇·混擄人》云：“干卿甚事，不識姓字，南北風馬牛，汝我各一處，何得將人混擄去？……葫蘆依樣畫，互擄不控官。”
陳盛明注：“雙方械斗，互抓對方的人作人質，所抓的人平時互不牽涉，不知姓名，也無仇怨，只因為東西佛或強弱房不同，碰到對方的人，不問是誰就抓。”
雙方破裂之初，劃分疆界，不相侵越。但有的鄉民外出，恰在雙方交惡當兒回家，不知道最新事態，偶然經過敵對方鄉域，就免不了被截虜。甚至有的鄉民到他鄉探親作客，驟然遇上變故，他鄉成敵國，無事時的座上賓，頓為階下囚。 清·吳增《泉俗激刺篇·混擄人》云：“擄去又殘酷，鑿壁為桎梏，一身分兩界，有癢搔不著。生平詎必有深仇，祗為東西與強弱。誰知彼此皆野蠻，活人當著死人看。”
陳盛明注：“……抓來關在屋里，將墻壁鑿個洞，人在一邊，雙腳拉到另一邊綁著，使動彈不得，非常殘酷……詩篇作者曾為晉江旅菲華僑蔡明盤的父親蔡文德做墓志，志中說：‘光緒庚寅（1890年），鄉（指晉江馬坪鄉）與鄉械斗，文德坐被擄，禁之一室，系急（縛緊）不能自脫，體幾焦爛，乃縱歸。舁至家，則奄然一息，醫藥已不可為，遂歿。’這便是一實例。”
兩下決裂之后，彼此截虜，或在對陣中抓獲俘虜。一經虜來，便即禁錮。為防俘虜逃逸，于是私設各種刑具，將被虜者用木頭制的“銬扣”扣起來。最殘酷的就是上述的“銬過屋”。這些俘虜，要等到械斗終止，雙方才交換俘虜。在械斗中，如一方有人陣亡，死亡的一方，有的會因一時之憤，將俘虜處死。 “對陣”就是正式交鋒。清·吳增《泉俗激刺篇·械斗》云：“械斗禍一起，殺傷數十里。死解尸，冢發骨，鄉里毀成灰，田園掘成窟。傷心慘目有如是，不知悔禍不講理。”
陳盛明注引清·申翰周《閩南竹枝詞·詠械斗》云：“兩姓相爭嚴伍陣，拼將人命作收場。”自注云：“兩方械斗，認族不認親，雖翁婿甥舅，相持不讓。及死傷多人，始罷戰議和。雙方推除死者人數外，按名給恤了事，并不報官，各親串仍往來吊唁。當爭斗時，雖兵警亦難禁阻。”
“對陣”時的臨時指揮者是掌旗的。各鄉、鋪、境的旗子，都有區別。在城區，西佛是方形，東佛是三角形（鄉村不詳）。對指揮旗，是很慎重的，無事時卷藏在鄉、鋪、境的菩薩宮內；一遇與人決裂，才把旗子展開，奉以三牲酒禮，燒以金紙；及至交鋒對壘，旗子就在槍林彈雨中招展了。戰斗員的進退，都要服從旗子的指揮。
鄉村參戰分子，都是鄉中成年壯丁。集合場所，不外祠堂或菩薩宮。出陣前，最忌諱的是親人的阻止，怕不吉利。 斗事終止，便涉及命案賠償，即申翰周《閩南竹枝詞·詠械斗》自注中所說的“雙方推除死者人數外，按名給恤”。賠例：一是雙方命案數目相抵后，少死的一方要賠給多死的一方人命錢，多死幾個賠幾個。如甲方死3人，乙方死5人，則甲方應賠給乙方2人的人命錢。二是在本鄉內，要給所有犧牲者的親屬——“苦主”——人命錢。
人命錢的估價，泉州各地不同。晉江的老例，一條命案賠償六十元（慘殺倍之）。人命錢何以定得如此之賤？兩方械斗，難免死亡。與對方相抵的賠款已歸無著，自己鄉里于事息之后，也須籌一筆公款，來給“苦主”。賠償自己的鄉人，是以對方賠償的數目為標準。如人命錢增加，那些和對方相抵的就要歸自己彌補，豈不也得隨之增加？因此，人命錢的限制，只能就于便宜。習慣相沿，遂成定例。至于為鄉事犧牲，被支配于鄉眾之下的“苦主”，那敢和自己的鄉眾論價。
清·吳增《泉俗激刺篇·械斗》陳盛明注引宋應祥撰《誥授奉政大夫曾公墓志銘》載：光緒十九年（1893年），泉州南門外名僑曾天眷回國，值近鄉大械斗，就賠費巨金，為之和解，才使得“附城一帶無南鄉之釁連禍結、戕命數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