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過錯的則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比如明知不善喝酒卻極力勸酒或者明知其已經醉了不采取必要措施等.
　　從審判實例來看，要求共飲者承擔責任的理由大多是“明知飲酒有害健康，仍勸人飲酒”，“明知過量飲酒有損健康，仍不加勸阻”，“共飲者沒有給予醉酒者適當的救護、救助”。那么，判斷以上這些情形是否構成侵權需要哪些條件？
一、勸酒是否構成侵權？
這要看勸酒的具體情節。如果明知或者應知他人因身體疾病不能飲酒，或者因剛剛病愈等原因不宜飲酒，或者共飲人明確表示因酒量所限或者身體狀況等原因不能繼續飲酒，或者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某一共飲者不宜繼續飲酒，仍違背其意愿強勸、力勸其共飲，就具備損害他人健康的故意或者過失。如果明知他人系機動車駕駛員或者從事其他不宜酒后從事的職業，仍勸其共飲；或者在共飲后明知共飲者準備酒后駕駛或從事其他不宜酒后從事的工作而不加勸阻，以上這些情況也都構成侵權。
另外，如果共飲者無從知道繼續勸酒具備類似即時危險性，就不宜認定共飲者的勸飲行為構成侵權。
二、共飲者有沒有勸阻他人飲酒的義務？
如果共飲者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基于公平原則，就不宜賦予同為成年人的其他共飲者“勸阻其飲酒”的義務。雖然，從人情和道德的角度來講，共飲人或者在場人可以對飲酒人進行善意提示，建議其不要過量飲酒，但這種善意提示絕不具備法律強制性。既然共飲者不具備有效制止他人飲酒的強制權能，只能對飲酒者提出善意的建議，那么，我們很難認為共飲者具備勸阻他人繼續飲酒的義務。
三、那么共飲者在什么情況下，須對其他共飲者承擔救護、救助責任，這種救護、救助責任應達到怎樣的程度？
如果一個喝了酒的人說話、走路、處理事務已經失控或者出現失控的跡象，那么，就應當認為其他共飲者明知此人已經醉酒，應當予以救助。有義務救護、救助醉酒者的人應當是在場的未飲酒或者飲酒較少且辯認、控制能力未受影響的、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能夠救護、救助醉酒者的人。
如果共飲者對其他共飲者的處置方式符合普通正常人通常的處理方式，就不宜追究其不作為的法律責任。
四、就普通正常人通常的處理方式舉例說明
比如，將一個醉酒引發疾病的人或者飲酒過程中突發嚴重身體不適的人，送往醫院、醫務所；將一個醉酒至行為完全失控的人，置于其成人親屬或者醫院或者能夠提供相應照看業務的單位或個人的掌控之下；將一個雖未完全失控但已經出現失控跡象的人，安置在一個相對安全的處所；將一個表面上沒有出現失控跡象的共飲者，送上公交車、出租車，甚至送至家門口等等，這些都可以認為是普通正常人通常的處理方式。
答案補充
2005年5月13日上午10時，袁某請張某吃飯，邀請馬某、王某作陪。11時23分，王某中途離席，袁某同事吳某趕到，參與喝酒。4人喝至下午1時許，馬某和吳某有事離開，袁某、張某又到另一桌與3名年輕人喝酒。馬某、吳某20分鐘后返回時，袁某已經喝醉，3人將其送回居住地后各自回家。下午6時30分許，袁某的親友見袁不省人事，遂撥打120急救電話。經醫院診斷，袁某系酒精中毒引發腦溢血死亡。袁某的母親和兒子以4名共飲者過量勸酒，造成袁某酒精中毒死亡為由，向法院起訴，要求賠償。
法院對該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袁某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明知白酒對其身體有害，依然過量飲用，最終因酒精中毒引發腦溢血死亡，對自身的死亡承擔80%的責任；4被告明知袁某有高血壓，飲酒時卻未及時勸阻，未盡到注意義務，對袁的死亡存在過錯，應按各自參與飲酒的階段，分別承擔責任；判決張某賠償16894元、馬某賠償11263元、吳某賠償5631元、王某賠償563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