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榮枝上訴案雖然已經正式立案，但改判的可能應該會很小，因為原則上改判是法院二審認為一審是證據不充足才會改判。雖然勞榮枝在一審判死刑后，還沒有認罪伏法，依然認為自己是被利用的，所以提起上訴，但是一審過程中勞榮枝作案證據充足，之前沒有死在大魔頭下的一位幸存者也是見證人，據證人證實這么多年過去了，身上還有當年勞榮枝作案后留下的痕跡，相信這個痕跡不僅是身體上的，更是心靈上的，所以說改判的可能性真的很小。勞榮枝出生于1974年，從小學習就很好，長相也算是比較清秀，學業也一直比較順利，后來考上了師范大學，畢業之后成為了一名語文老師。一次偶然的機會在一次飯局中，勞榮枝認識了一個比她大又比她老的男人，這個男人就是惡魔法子英。原來勞榮枝美好的一生也葬送在了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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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審完畢之后，勞榮枝還表示自己非常無辜，平時連一只雞都不敢殺，完全是被法子英脅迫的，可法子英已經早早的認罪伏法，勞榮枝依舊不知悔過，還在為自己辯解。眾所周知，女魔頭勞榮枝在作案過程中手段極其惡劣，極其殘忍，對社會危害性極大。尤其是曾經對一家三口作案時，勞榮枝怕指紋會留在現場，本身勞榮枝的反偵查能力也是很強的，便讓法子英一把火把受害人的房子給燒了，難道這是無辜嗎，是脅迫嗎。在作案過程中出謀劃策包括與法子英的緊密配合，充分說明了手段兇狠，從側面證實了證據充足。

勞榮枝上訴二審改判的概率幾乎為零。

本案中另案處理的法子英當年的代理律師俞晞告訴記者，對于勞榮枝的死刑判決，早在意料之中。他認為，南昌中院認定勞榮枝為主犯沒有問題，因為勞榮枝和法子英兩人共同策劃犯罪且有分工，勞榮枝負責色誘被害人，法子英具體實施暴力將其殺死。此行為實質就是共同犯罪，雖然分工不同，但均屬于積極實施犯罪行為，因此都是主犯。

對于勞榮枝的悔罪問題，俞晞認為從一審庭審和此次宣判來看，勞榮枝并無認罪悔罪態度，其在庭審中并不承認與法子英共同謀劃，而是稱自己被法子英脅迫，此外雖然聲淚俱下向被害人家屬道歉，但是也曾說出“你可以說我不優秀，但不能說我不善良”“我愿意賠償，但是我只有3萬元存款，我愿意眾籌賠償被害人”等“金句”。

俞晞表示，雖然勞榮枝有常州案的坦白情節，但是并不足以從輕處罰。法律保障勞榮枝的訴訟權利，但是除非證據存在問題，否則就目前認定的事實來看，二審改判的概率幾乎為零。

陳年舊案的證據認定難題

對于勞榮枝的定罪問題，前檢察官、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金琳認為，距離案件發生已經20余年，除常州案外其他案件均沒有幸存者，加之客觀證據又因為犯案時間久遠而無法提取，故此，能夠證實勞榮枝的作用、犯罪表現的證據就依賴于法子英、勞榮枝的供述。在這種情況下，證據上的缺陷使得勞榮枝在是否實施殺人行為以及能否認定為主犯時存在證據認定困難，這也是陳年舊案普遍面臨的難題。

“勞榮枝是否積極參與，是否能夠成立主犯，是否給法子英的犯罪行為和最終造成的7人死亡的犯罪后果存在不可替代的貢獻，都需要回歸到案件的證據本身。”金琳說。

她分析，第一起南昌案中，案發時勞榮枝供述被害人熊某家和鄰居家的電話線被剪斷，是她給法子英出的主意，而且還在供述里提過“不如一把火燒了這個家”，兩次到熊某家踩點和索財；

第二起溫州案中，兩名陪侍小姐都是和勞榮枝相識，由勞榮枝騙取信任之后分別到達梁某住處，從勞榮枝供述中，她實施了用電線、布條等物捆綁被害人的行為，也負責去取錢通知法子英得手；

第三起常州案中，勞榮枝更是在單獨看管劉某期間，對其實施威脅，并且被害人還證實在她到指定地點帶回被害人劉某妻子時，交代法子英如果她沒按時回來，就將被害人殺害。被害人的證言顯示，之所以法子英放棄加害行為，是劉某的妻子苦苦哀求，勞榮枝不在場的情況下，法子英放棄殺害行為。

這一點，也從側面印證，被害人的幸存與勞榮枝沒有絲毫的關系；第四起合肥案中，勞榮枝不僅引誘殷某到住處并捆綁、看守，而且購買冰柜，在陸某遇害被放入冰柜后，與法子英一起將冰柜推至次臥。更是在殷某的字條上增加了“少一分錢我就沒命了”“他的同伙一定會讓我死得比剛才那個人還快”等內容。

“這些細節性的證據都能證實勞榮枝在四起犯罪中積極出謀劃策，以及與法子英之間就犯罪形成的相互配合的關系。”金琳認為，從這幾點分析，公訴機關認為，勞榮枝和法子英之間成立有共謀的共同犯罪，與法子英不區分主從犯，對7名被害人死亡的結果負責亦不存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