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淪喪還是人性的扭曲
與父親遺體“同居”七天

46歲上海男被判“遺棄罪”

6月28日，上海松江區人民法院公開宣判了一起刑事案件。46歲王姓男子被以遺棄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3個月。

根據名為“紅星新聞”的頭條賬號消息，該名王某系逝者兒子，與老父親同住一室，案發前鄰居察覺到該居所有異味，隧報警才使得案件曝光。

根據“紅星新聞”的消息，這名現年46歲的王姓男子為已逝老人獨子，2009年老宅拆遷，分得兩套房子，隨后王某與妻子離婚，賣掉一套房子拿出部分作為給予妻子的離婚補償，剩余部分則因投資失敗并欠下巨額外債。隨后王某與母親租住在出租房，父親則另居他處，父子只有過年時才能得一見。

后王某母親去世，王某要求去父親處居住，遭父親拒絕。2021年6月，因房租到期，王某無力繼續支付房租，便再次要求搬去父親處居住，隨后王某便搬進父親的居所生活，但是父子間幾乎沒有交流，王某每天出去遛狗上網，父親則忙自己的事情。父子形同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路人，期間，王某父親因一次意外跌倒，從此臥床，王某除了每天看一眼問一句，就繼續出去遛狗上網，直到案發。

這起看似簡單的刑事案件中，有幾個細節或者是幾個點值得我們探討:

第一，利益分配，因為房子而起家庭矛盾兄弟成仇父子反目的事件并不少見，甚至你我身邊就有這樣的事例；在這個案件中，我們看到，王某在拆遷得到兩套房子后即刻與妻子離婚，新聞信息中我們不知離婚的具體原因，但是可以推測其中必然有利益引起的連鎖反應。

第二，生活壓力，從“紅星新聞”的消息中我們知道，王某在人到中年時遭遇了離異，投資失敗，失業等等的打擊和變故，這對于很多中年人來說可能是致命的，就比如疫情爆發后的房子斷供現象，那么在處于事業家庭陷入雙重壓力下的中年人，不但斷供，在巨大經濟壓力下，有多少人也會“選擇斷養”或者“棄養”呢？文中還寫到一個細節，王某在遭遇重重變故，搬進父親家里后，每天就是遛狗上網，對父親感情冷漠。我們可以想象，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下，這是不是一種類似于“創傷后遺癥”的心理疾病？眼看著生活無望，與其掙扎痛苦，還不如放棄一切，包括尊嚴和親情。

第四，情感因素，在這個案子中，王某在拿到兩套房產后即選擇與妻子離婚并支付了賠償金，還有一個細節是，在賣掉一套房子后王某與母親在外租房住，而不是和父親住在一起。我們無法得知為什么他們會有這種選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家庭的感情生活是不和諧的，王某無論在愛情，還是親情方面都沒有得到溫暖和寄托，這也可以說是他后續對其父親感情冷漠的伏筆，以至于他最后把情感都訴諸于上網和遛狗。

最后一點，也是我要重點討論的養老與老年人問題。在這個案件中，可以看出，王某的父親有過很長時間的獨居史，無論是什么原因，獨居生活對于老人，尤其中國這種特質文化背景下，獨居老人一定會具有某種異于團圓家庭生活的老人，比如性格缺陷，感情空虛，為人刻薄等等。在這個案件中，王某父親在一次大病后“性格大變”，這可能也意味著某種老年病的發生，比如腦萎縮前期，認知障礙等等，但是由于家庭狀況和社會支持系統的欠缺，這種狀況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就更不用說提前干預了。

綜上所述，我認為，這起案件并非一個獨立的刑事案件，他是一個具有極大社會參考意義的普遍性社會問題。

引用社會學的觀點，在一個社會急劇變遷的背景下，最難以同步的是文化的變遷。中國社會經濟領域的巨變使傳統文化價值觀在現代性面前變得無所適從，傳統文化規范在現代化沖擊下變得支離破碎。

如果說傳統社會是鄉紳式的父權長老統治，那么現代社會，我們面臨的就是一個“有奶就是娘”的交換原則環境，傳統社會的價值觀無法再指導約束規范個人的行為，而現代化的價值體系的唯利是圖加劇惡化了人的生存環境。

長老統治文化和父權話語的式微喪失導致了整個社會評價體系的混亂和坍塌。

在孝道文化下成長生活的我們，被經濟魔咒所掌控，要生存，就要相信金錢至上，物質主義，要生活就要妻賢子孝，父慈子愛，要讓這兩者并行不悖，在現實中幾乎沒有幾個人能做到。

一對八零后的中年夫妻，撫養一個孩子，贍養四位老人，就像一位八零后所說，生活就像挑擔子走鋼絲的雜技，即要注意孩子，又要兼顧老人，還有頭上的房貸，每個人像是西西弗斯，即要推著面前的巨石上山，又要防止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于是某一個微小的變化，就可能是壓垮最后一根稻草的駱駝...

有人說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總想用傳統的道德力量來約束社會成員的行為，所以每遇到一個類似的問題，就又把四書五經翻出來，用孟子來充當救火英雄，用孝道來匡扶正義，但是事實上，這不僅做不到匡正社會風氣，而且還適得其反，最后的結果是這種惡性案件還是屢屢發生。

按照圖爾干的說法，任何社會看似獨立的偶發事件都有促使他發生的社會根源，假如我們把每一個刑事案件，尤其是表現形式相似的案件放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來考察，也許才能找到解決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