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協商，約定價格為X元，車輛交付。后車輛在行駛過程中，出現離合器故障、發動機漏油、碳罐不能使用、隨車不帶千斤頂、電子扇不能運轉等故障。經檢驗，該車發動機不是日本原裝三菱機，而是東風二汽發動機。因退貨和賠償問題未達成一致，A以B公司在銷售過程中具有欺詐行為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賠償。 A提供如下三份證據：第一，B公司宣傳單，上面印有“會員卡系列8.98萬元起，11.38萬輕松擁有三菱動力”，“主要配備三菱高效能2.4L電噴發動機”字樣，B公司予以承認。第二，車的方向盤及四輪軸外側均有三菱標志的照片。第三，銷售人員C的談話錄音及該錄音書面材料。該“談話錄音”中明確說明：“是日本原裝機器”，“絕對是三菱機器”，而且告訴A，方向盤上打的標志是合資標志，但主要是代表發動機的標志。C對此表示認可。 一審法院認為，B公司在向A銷售汽車時，隱瞞發動機生產廠家的真實情況，使A在購買車輛時，陷入錯誤認識而購買該車，故應認定B公司的行為系欺詐行為。 二審法院認為，A不能提供有力證據證明B公司存在欺詐行為，同時，從日常生活經驗和消費心理考慮，A作為一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如此大額的消費，其從選看車型直至交付車輛期間，應該查驗發動機，特別是對發動機上顯著位置標明的東風標志也應予注意，因此，對A主張欺詐的事實和理由不予支持。 說法 爭議焦點：B公司在銷售過程中是否具有欺詐行為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B公司在銷售過程中是否具有欺詐行為。這是一個事實認定的問題，而決定這一判斷的因素除對證據的認識之外，其實還有判斷者的價值傾向。 關鍵是對現有證據的認識。二審法院在對上述三份證據逐一分析后認定，三份證據中的每一份都不能證明B公司在銷售中具有欺詐行為，甚至以證據三（C的談話錄音）沒有兩個以上無利害關系人作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六十五條“當事人以錄音、錄像等視聽資料形式實施的民事行為，如有兩個以上無利害關系人作為證人或者有其他證據證明該民事行為符合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的規定，可以認定有效”之規定為由而否定其證據效力。 證據評價：不能以其不合民事法律行為的形式要件而否定其證據效力 筆者認為，法院的證據評價過程存有不當之處。證據三要證明的并不是A與B公司訂立合同的事實，而是B公司銷售過程中的欺詐性陳述，所以法院以其不合民事法律行為的形式要件而否定其證據效力，明顯不是在對癥下藥。此其一。 其二，將上述三份有機聯系的證據割裂開來逐一單獨評價，不符合認識事物的普遍規律。當事人所提供的每一份證據，只要符合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的要求，都會在一定的方面對其主張的事實加以印證。單獨的其中一份證據，可能只能證明要證事實的一個側面或一個部分，所以單看這份證據，可能并不會確信要證事實一定為真。但這并不表明法院可以就此否定該份證據的效力，如果這份證據證明到要證事實的一個側面或一個部分，而當事人提供的另外的與此關聯的證據可以證明到要證事實的其他側面或其他部分，或者這份證據尚不足以使法官的心證達到所要求的證明度，而當事人提供的另外的與此關聯的證據可以提升法官對要證事實的確信程度。所以法院要做的是綜合全部的證據認定事實。 其三，關于所提供的證據要達到何種程度或者要提供哪些證據才能讓法院確信要證事實為真的問題，當事人常常覺得困惑，或因持有不同的認識而不能服判。 經驗法則：法官對證據的評價過程受內在的客觀性制約 就本案而言，所涉及的是A所提供的三份證據能否證明B公司在銷售行為中具有欺詐行為。這個問題雖然是屬于法官心證的范疇，但并非不能檢驗、不能監督，因為法官對于證據的評價過程受內在的客觀性制約，這一內在的客觀性制約即為經驗法則。 首先，經驗法則作為人們一般經驗的歸納或抽象，由具體證據顯示出來的已知事實不過是同種經驗的又一例而已。法官從證據或已知事實出發選擇經驗法則必須受兩者之間這種內在聯系的制約。同時，運用特定的經驗法則在評價具體的證據并就要證事實作出判斷時，也必須受人們關于該經驗法則內容及蓋然性程度的一般理解所制約。 其次是左右事實認定的價值立場。二審法院認為A作為一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大額的消費中，應當有足夠的注意義務，從而否認B公司的欺詐行為。法院的立場很像龐德為我們描述的嚴格法階段的立場：凡成年人均須照顧好自己，他不應指望法律如父母般地給予保護。如果他做了一筆愚蠢的交易，他必須像個男人一樣去履行義務，他能抱怨的只有他自己。如果他欲有所為，那他就要睜開雙眼，面對風險而為之。社會生活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觀念不能再被堅持已毋庸贅言。對欺詐的認定應當首先從欺詐主體的行為角度考察，不能以被欺詐人的抗欺詐能力來考驗整個社會對欺詐的承受力。在現實生活中，有關汽車的資訊比較復雜，汽車銷售公司一般都會聘用有專門知識的銷售人員進行銷售，而大多數人并不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只能依靠銷售商的宣傳、銷售人員的介紹和汽車的顯著標志來進行選擇，在此情形下，顧客的購買意愿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對銷售公司以及其銷售人員的依賴。本案中B公司的宣傳單和其銷售人員C積極主動地實施了欺騙性的宣傳和講解，導致A作出了錯誤的認識，如果因其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而判決B公司不成立欺詐，無疑是對不誠信行為的一種肯定，對顧客來說也是一種苛求。本案也讓我們聯想到常被曝光的房產銷售中常見的虛假宣傳，從理論上說此種宣傳單系要約邀請，不能作為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但司法應勇于發現受騙者的救濟途徑，借此杜絕該不誠信的行為。盧埃林說過，只有技術而沒有價值是罪惡。 （作者分別為鄭州市人民檢察院、鞏義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