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責任年齡的下調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因為近年來由于信息網絡的發展，受各種渠道影響，未成年人也變得越來越早熟，十四周歲以下嚴重暴力的案件時有發生，犯罪低齡化已經成為了一種趨勢。法律作為社會治理的一種手段，也應當做相應的調整。
二、體現了立法機關審慎的態度，符合我國一直以來對未成年人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首先，本條適用對象只針對其中兩個罪名而非兩類犯罪即故意殺人罪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其次，這兩個罪名首先要導致嚴重后果，例如故意殺人未遂，是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需要情節惡劣，此處主要從主觀惡性來界定情節是否惡劣，例如是否出自于比較邪惡的動機、手段是否殘忍等。最后在程序上，需要報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
三、“個別下調”相比于過去“一刀切”地免于刑責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這樣的進步和突破，不但契合了社會發展的現實，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精神，同時也滿足了絕大多數公眾對法律公平的樸素價值觀。有了“個別下調”，將對未成年人涉嫌嚴重違法犯罪問題起到應有的震懾作用，同時也有利于引導未成年人的父母加強對子女的約束和管教，讓那些年齡不大，卻因為其違法犯罪行為給別人帶來極大痛苦、產生嚴重社會危害的“未成年人得到應有的法律懲戒。
按照法律專家和學者們一貫的主張，個別下調刑事責任年齡，實在尋求一種處理上的平衡，對涉嫌嚴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來說，這是一種懲罰，也是一種挽救，很有必要。

刑法規定有八種極其嚴重的罪行，刑事責任年齡是14歲。
如果將刑事責任年齡普遍降低到14歲的話，我認為正面和負面的影響都是有的。
一、先從正面影響來說，我們有一個普遍認識，就是現在的未成年人實際上心智成熟度已經略有超過我們對于未成年人的認識，很多未成年人，尤其是已滿14歲未滿16歲的人已經在意識到自己不用負擔刑事責任的情況下為非作歹，因此也引發了很多的社會問題，比如最為突出的就是校園霸凌，這些校園中的未成年施暴者總是可以逍遙法外。受害者和整個社會層面也處于無可奈何的境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確是可以有效的震懾低年齡犯罪分子，可以大大降低低年齡群體犯罪率，對于社會的穩定也會有一定的幫助。
二、在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呼聲普遍漸高的時候，我認為還是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的。因為這個社會的法律體系根據社會發展的狀況是穩定的，分工明確的，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恐怕會讓刑法的觸手伸的過長，而使其他的法律沒有發揮到社會效果。的確現在未成年人犯罪率高是一個棘手的社會問題，但是我們還是要看到未成年人有著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特點，更多的時候我們還是應該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這對于未成年人本身也是一種保護，毫不夸張的說，對于整個社會也是一種保護，因為社會普遍需要一個良性的引導，這種引導不僅僅是懲戒，也包括包容和教導，一個成熟的社會肯定不是主張睚眥必報，肯定不是主張同態復仇的。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也會大量占用司法資源，使得學校、社區等原本負有教育規范未成年人行為方式的組織機構更為倦怠，我同樣認為，正是他們，尤其是學校，只重視未成年人的學業教育而忽略了規范未成年人的行為，沒有充分的盡到教育機構的責任，也是現在未成年人犯罪率高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