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吳飛龍于2021年被抓，法院曾建議量刑5年，孫海洋一家得知此消息后非常傷心，吳飛龍曾拐賣孫卓和符建濤兩個兒子，但由于沒有拐騙的證據，吳飛龍至今都不肯認罪，只承認拐騙罪，而拐騙兒童最高量刑為5年，因此孫海洋夫婦都非常憤怒。

孫海洋接受采訪透露，認為應該給吳飛龍判28年，符建濤14年，孫卓14年，加起來就是28年。由于妻子彭四英太過憤怒，孫海洋希望她不要出庭，怕看到吳飛龍后控制不住情緒，沖上前打他。

前幾天，彭四英在社交平臺發文，畫面中的她滿含淚水，并寫了一段傷感的文字，只有失去孩子的父母才能夠體會到其中的痛苦。

孫悅則表示，孫卓案已經受到社會那么大的關注，我呼吁取消拐騙罪，統一成拐帶罪，無論是你把孩子帶到哪里，是賣掉了、送人了、還是留在家自己養，只要是你把孩子帶走了，就應該以拐賣罪量刑。

此外，孫悅回應起了弟弟孫卓被拐的14年，全家人都陷入了巨大的打擊，媽媽一度想要自殺，曾用額頭在地上撞，當場就流血了。孫悅表示，對那一幕的印象非常深刻，就站在旁邊看著，由于自己年齡小，也不知道該怎么辦，她的童年留了一定的陰影。

孫悅把這些事情都記錄到了新書《回家：14年又57天》里，寫到那一幕時，孫悅非常心疼自己的爸爸媽媽，能夠體會到他們的不容易。

此次吳飛龍開庭，孫海洋特意剃掉了兩鬢的白發，他不認同檢方5年量刑建議，將提出給吳飛龍加刑。除此之外，孫海洋將向吳飛龍索賠580萬，即使他將來出來了，日子也沒那么好過。
其實孫海洋并非是要吳飛龍的錢，而且他一下也拿不出那么多錢來，其目的就是想讓對方痛苦，不要讓他在里面過得如此輕松。如果吳飛龍拐走兩個孩子只判了五年，這對于他來說，確實太輕了。


孫卓案成為了社會大事件，吳飛龍極有可能重判，希望法院能夠給出公平的判決吧！

孫海洋再一次走入公眾視野，這次是因為一份檢方的量刑建議書——孫卓被拐案的嫌疑人吳某龍被建議判處5年有期徒刑。
　　
拐走兩名孩子長達14年，嫌疑人只被建議判五年？此事迅速在網上引起熱議。建議量刑法律依據是什么？拐賣兒童罪和拐騙兒童罪，為何量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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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截圖
　　
孫海洋認為量刑建議過輕
欲起訴索賠500萬
2007年，時年4歲的孫卓在位于深圳白石洲的自家包子鋪門口被拐走。7年后，以孫卓父親孫海洋為原型的尋親故事被改編為電影《親愛的》上映。又一個7年，2021年，孫海洋終于找回了他的兒子。
　　
如今，孫海洋再次被輿論聚焦，6月14日，他在社交平臺曬出一份檢方的量刑建議書。
　　
建議書中顯示，被告人吳某龍涉嫌拐騙兒童犯罪、吳某光涉嫌窩藏、包庇犯罪一案，經本院審查認為，被告人吳某龍、吳某光的行為分別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2條、310條之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分別以拐騙兒童罪、窩藏、包庇罪追究其刑事責任。鑒于被告人吳某龍拐騙兩個兒童，性質惡劣，建議對其判處五年有期徒刑；鑒于被告人吳某光系累犯，建議對被告吳某光判處二年六個月有期徒刑。
　　
“拐走一名孩子，給父母乃至一整個家庭都會帶來巨大的傷害，造成的社會影響也非常惡劣，而他們拐走兩名孩子長達14年。”孫海洋如此表示，他認為這樣的量刑建議過輕。
　　
孫海洋對媒體表示，他咨詢律師得知，檢方也是依法建議量刑，因為警方沒有查到吳某龍存在拐賣的罪行，只是確認了拐騙罪行，根據現有法律只能如此量刑。
　　
他準備向吳某龍提起民事訴訟，索賠包含精神損失費等在內的賠償金500萬元。“我不在意他能賠多少，只希望他能得到應有的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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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一次認親儀式現場。杭州市濱江公安 供圖
　　
拐賣兒童罪和拐騙兒童罪
有什么區別？
此事引起網友熱議。有網友表示，“找孩子找了十幾年，結果最后人販子判刑還沒有找的年數多”。還有網友提出疑問，拐賣和拐騙都是把孩子從父母身邊偷走，對受害家庭沒什么區別，為何量刑不一樣？
　　
北京德翔律師事務所主任安翔對中新網記者表示，按照現行的法律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的，應該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如果有特殊情形，可以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直至死刑，比如說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奸淫被拐賣婦女，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等等。但是一般的拐賣行為，是在五到十年之中進行量刑。
　　
拐騙兒童罪，則指拐騙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使其脫離家庭或者監護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對于拐騙兒童罪來講，五年是量刑的上限，而對于拐賣兒童罪來講，五年是量刑的下限。
　　
如何判定是“拐賣”還是“拐騙”？安翔解釋，拐賣婦女兒童是以出賣為目的，進行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等行為。拐騙兒童罪，不以出賣、交易為目的，通常情況下是把兒童拐騙來作為自己的孩子撫養、傳宗接代，或讓孩子替自己完成一些工作，對孩子進行奴役等。這是兩者從立法上的不同。
　　
在實踐中要區分“拐賣”和“拐騙”，一是看客觀上是否有出賣的行為，比如有無聯系上下家、買賣交易等行為，不需要實際產生交易，只要開展相關活動就可以。另一個是看主觀上是否有出賣的目的，通常情況下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為依據去判斷。
　　
“在這個案子當中，很可能是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沒有抓住對方以出賣為目的、實施拐賣的證據。所以，最終只能以比較輕的拐騙兒童罪，作為定罪量刑建議的依據。”安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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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一次認親儀式現場。鎮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供圖
　　
“天下無拐”，還要怎么做？
一字之差，量刑卻大不相同。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就曾提醒，公眾應區分拐賣兒童罪和拐騙兒童罪，后者不存在利益驅使和買賣行為，量刑相較前者更輕。拿符建濤一案舉例，若“人販子以送的方式送給他人撫養”的說法在此案中成立，那么該案件應屬于拐騙兒童案。
　　
安翔認為，不管是“拐賣”還是“拐騙”，從行為上都可能包含如非法拘禁、綁架等產生傷害的一些行為，其侵害的對象都是被拐的兒童。犯罪行為對被害人及其家人精神上的打擊都相當嚴重，破壞了中國人最珍重的親情之間的連接。從刑法罪責刑相適應的角度來說，目前的打擊力度不足以對相關的行為產生震懾，也不足以與其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和主觀惡性相匹配，建議未來加大對拐騙兒童犯罪的懲治力度。
　　
此外，除了拐賣者，今年兩會期間，不少代表委員建議從日常著手，實現“常態化打拐”。如嚴格當地公安機關戶籍管理責任，使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無法在當地落腳、無法辦理戶口；加強被拐婦女兒童普查力度，鏟除“買方市場”等。
　　
還有專家學者認為，應提高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還有人呼吁買賣雙方“同罪同罰”。
　　
全國人大代表、“寶貝回家”尋子網創始人張寶艷表示，對于收買方的量刑不應該低于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量刑。她還建議，對拐賣犯罪分子(包括買主)終身追責。
　　
“從交易過程來看，‘沒有收買就沒有拐賣’，市場的需求滋生了大量拐賣兒童案件，收買和出賣在法律上有一種共犯性質。”安翔認為，過去立法時著重打擊拐賣的一方，而對收買的一方量刑更低，或許是考慮到減輕公安機關解救被拐賣婦女兒童的障礙。
　　
而隨著新的理論進步，社會環境的變化，比如警力配備，各種信息化、交通發達等情況，立法可以考慮做出適當調整，本著罪責刑相適應的角度提高買賣兩端的量刑標準，更有利于打擊拐賣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