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訊逼供罪判好多年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以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從重處罰。二、立案標準：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1)以毆打、捆綁、違法使用械具等惡劣手段逼取口供的;(2)以較長時間凍、餓、曬、烤等手段逼取口供，嚴重損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體健康的;(3)刑訊逼供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輕傷、重傷、死亡的;(4)刑訊逼供，情節嚴重，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殺、自殘造成重傷、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5)刑訊逼供，造成錯案的;(6)刑訊逼供3人次以上的;(7)縱容、授意、指使、強迫他人刑訊逼供，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8)其他刑訊逼供應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通過上文的介紹，可以知道，刑訊逼供是觸犯法律的違法行為，應該得到法律的制裁，通過國家機關的不斷完善相關制度，從而減少刑訊逼供造成的不良行為。如果您還需要法律方面的幫助，歡迎到進行法律咨詢。

《刑法》第十四條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第二百四十七條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刑訊逼供是指國家司法工作人員（含紀檢、監察等）采用肉刑或變相肉刑乃至精神刑等殘酷的方式折磨被訊問人的肉體或精神，以獲取其供述的一種極惡劣的刑事司法審訊方法。

刑訊逼供行為嚴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使其在肉體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出的某種供述，以致會造成被審訊對象重傷、死亡和冤假錯案的發生。這嚴重損害了國家司法機關的形象，破壞了社會穩定，造成了嚴重后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7條專門規定了刑訊逼供的罪名。

刑訊逼供1979年寫入《刑法》，1997年進行細化，此后并未進行修改。

（一）1979年《刑法》規定刑訊逼供罪

1979年《刑法》第136條的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國家工作人員對人犯實行刑訊逼供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肉刑致人傷殘的，以傷害罪從重論處。”

（二）1997年《刑法》細化刑訊逼供罪的規定

1997年《刑法》細化了刑訊逼供罪的內容，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將本罪主體具體為國家司法工作人員；第二，將行為對象確定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第三，刪除“肉刑致人傷殘，以傷害罪從重論處”的規定；第四，增加刑訊逼供致人傷殘、死亡的從重處罰規定。

《刑法》第247條的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一）刑訊逼供行為與刑訊逼供罪

刑法并沒有將“情節嚴重”規定為刑訊逼供罪的構成要件，但是，不能將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刑訊逼供行為解釋為刑訊逼供罪。依照立案標準，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追訴：

1．以毆打、捆綁、違法使用械具等惡劣手段逼取口供的；

2．以較長時間凍、餓、曬、烤等手段逼取口供，嚴重損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體健康的；

3．刑訊逼供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輕傷、重傷、死亡的；

4．刑訊逼供，情節嚴重，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殺、自殘造成重傷、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5．刑訊逼供，造成錯案的；

6．刑訊逼供3人次以上的；

7．縱容、授意、指使、強迫他人刑訊逼供，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8．其他刑訊逼供應予追訴的情形。

根據《刑法》第247 條的規定，犯本罪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刑訊逼供而致人傷殘、死亡的，分別依照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定罪從重處罰。

審判實踐中，“致人傷殘、死亡”，是指行為人故意采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直接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輕傷、重傷或者死亡的，還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殺自殘造成重傷、死亡的。

（一）民警對行政違法人實施毆打、體罰，是否構成刑訊逼供行為？

刑訊逼供罪的對象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是指被偵查機關正式立案后，被偵查機關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審、監視居住、逮捕等刑事強制措施的人。在公訴案件中，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前涉嫌有犯罪行為的人稱為“犯罪嫌疑人”，在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后至人民法院判決前則稱為“被告人”。

作為民警在辦理行政案件過程中，在案件初查階段，制作詢問筆錄后，對行政違法人實施的毆打、體罰行為，不屬于刑訊逼供行為，僅屬于普通傷害行為。

（二）因刑訊逼供獲得第二手證據是否需要排除？

通過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屬于非法證據，應予排除，不得作為定案根據。該種證據規則已經成為被《刑事訴訟法》第56條所確立，也是實踐中的通例、學術界的通說。

但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是，基于刑訊逼供的口供，而取得第二手的物證、書證等其他證據，是否也應當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例如，張三持刀殺人，經公安機關刑訊逼供其承認殺人，并交代了作案工具“刀”的下落，公安機關根據口供而找到的“刀”可否作為證據使用。學術界很多人認為，如果口供被認定為是通過刑訊逼供而取得的，那么根據該口供而取得的物證、書證，也就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也應當予以排除。但在實踐中，因刑訴法和刑訴法司法解釋對此都沒有明確規定。一些司法文件例如，《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4條、《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第14條甚至變相的認可其進行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仍可以作為定案依據。需要權衡“刑訊逼供的程度”和“第二手證據的使用是否會影響公正審判”這兩個因素，再作出具體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