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有8條重罪:故意殺人,縱火,決水,投毒,綁架,搶劫,謀反國家,爆炸。      那么,轉化型搶劫罪的構成特征,是什么?如何正確認定搶劫罪?搶劫罪從犯怎么判刑?下面,就由來詳細說明一下。希望對大家會有所幫助。一、轉化型搶劫罪的構成特征      犯盜竊、詐騙、搶奪罪是前提;      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是其目的;      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是其行為方式;符合這三點就是轉化型搶劫罪。      之前這三種犯罪都是僅僅侵犯公私財產權的,但是由于暴力的使用,使得行為人侵犯的客體不僅僅是財產權,而加入了對人身權的侵犯,故而性質上轉化為同時侵犯財產權和人身權的搶劫罪。

二、如何正確認定搶劫罪      (一)罪與非罪      搶劫罪的罪與非罪需要嚴格劃分,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把握:      1、因為婚姻、家庭糾紛,一方搶回彩禮、陪嫁物,或者強行分割并拿走家庭共有財產的,即使搶回、拿走的份額多了,以及類似的民事糾紛,也屬于民事、婚姻糾紛中處理方法不當的問題,不具有非法強占他人財物的目的,不構成搶劫罪。      2、搶劫罪是侵犯財產罪中危害性最大、性質最嚴重的犯罪。在一般情況下,凡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行奪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就具備了搶劫罪的基本特征,構成了搶劫罪。立法上沒有搶劫的數額和情節的限制性規定。但是依照刑法的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不能認為構成搶劫罪。      (二)既遂與未遂      區分搶劫罪的既遂與未遂,應當以搶劫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是否具備,即法定的犯罪結果是否已經造成為標準。      刑法規定,搶劫罪的犯罪構成有基本的和加重的兩種形態。因而,其既遂未遂標準應分別考察,當犯罪事實屬于基本的犯罪構成時。以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是否取得財物為準;當行為人的行為屬于本條所定加重情節之一時,已具備加重形態的全部要件,無論行為人是否搶到財物,應是犯罪既遂。三、搶劫罪從犯怎么判刑      根據刑法第27條第1款的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從犯包括兩種人: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對共同犯罪的形成與共同犯罪行為的實施、完成起次于主犯作用的犯罪分子;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即為共同犯罪提供有利條件的犯罪分子,通常是指幫助犯。      從犯是相對于主犯而言的。主犯是共同犯罪中的核心人物,沒有主犯就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只有主犯(須二人以上)沒有從犯的現象是存在的,而只有從犯沒有主犯的現象則不可能存在。      從犯也應對自己參與的全部犯罪承擔刑事責任,但根據刑法第27條第2款的規定,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即搶劫罪）的規定定罪處罰。”這就是我國《刑法》對“轉化型搶劫”的規定。“轉化型搶劫”是我國刑法體系中一個特殊現象，從立法確立時起，就引起法學理論界很多爭議，在司法實踐中也遇到一些問題。筆者謹以此文談談個人看法，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轉化型搶劫”有無存在的必要？

　　有人認為，“轉化型搶劫”沒有存在的必要。對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所規定的情形，應認定行為人構成盜竊、詐騙、搶奪罪；行為人當場所實施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應當視為盜竊、詐騙、搶奪犯罪的從重情節；如果暴力行為造成他人受到傷害甚至死亡，可認定其構成傷害罪、殺人罪，實行數罪并罰。筆者不同意這種看法，就當前形勢而言，“轉化型搶劫”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首先，這種犯罪現象較為普遍，危害很大，為有力地打擊這類犯罪，有必要通過立法形式加以單獨確立；其次，“轉化型搶劫”存在斂財與暴力兩種行為、兩個階段，兩種行為、兩個階段又組成一個整體，若定性為“盜竊、詐騙、搶奪罪”，不能包涵行為人的暴力行為，失之以寬；若對兩種行為分別定罪，實行并罰，則割裂了兩種行為的聯系性、統一性。唯有將兩種行為、兩個階段聯系起來，確立為一個“轉化型搶劫”，才能解決這個矛盾。

　　（二）“轉化型搶劫”的前提罪名是否可以增加？

　　現有“轉化型搶劫”的前提罪名僅限于“盜竊、詐騙、搶奪”這三個罪名，有人指出，“轉化型搶劫”的前提罪名不應僅限于這三個罪名，其他涉財類犯罪，如侵占、敲詐勒索甚至貪污等犯罪也應納入“轉化型搶劫”的前提罪名。筆者認為，“轉化型搶劫”的前提罪名不宜增加，因為從立法本意來看，“轉化型搶劫”是針對盜竊、詐騙、搶奪這三種常見犯罪而確立的，這三種犯罪發案率高，而且常常出現犯罪后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情況，轉化為搶劫罪的機率高，而其他涉財犯罪不屬多發犯罪，轉化機率很低，就立法效率、精簡原則而言，沒有必要將其納入“轉化型搶劫”之列。實踐中，對于此種情況可根據其情節從重處罰，若構成數罪，則實行并罰。

　　（三）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是否必須構成犯罪？

　　依據《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規定，構成“轉化型搶劫”的前提是“犯盜竊、詐騙、搶奪罪”，從字面理解，行為人不僅僅實施了盜竊、詐騙、搶奪行為，而且該行為必須構成犯罪，才有可能轉化為搶劫罪。對于上述三種犯罪來說，是否構成犯罪，主要依據犯罪數額，如果犯罪數額達到“數額較大”，則構成犯罪，才有可能轉化為搶劫罪；反之，則屬于一般違法行為，不能轉化為搶劫罪。筆者不同意此種觀點。首先，就“轉化型搶劫”的自身性質而言，屬于搶劫犯罪，而搶劫犯罪對犯罪數額并沒有限制，因此，“轉化型搶劫”不必要求必須達到“數額較大”；其次，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1988年3月16日在《關于如何適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的批復》中指出：在司法實踐中，有的被告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雖未達到“數額較大”，但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嚴重的，定搶劫罪；若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不嚴重、危害不大的，可不認為是犯罪。“在司法實踐中，《批復》中所提到的情形十分常見，若要求”轉化型搶劫“的前提行為必須構成犯罪，會放縱大量的犯罪。

　　（四）準備或正在進行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尚未取得財物時便被發現，為取得財物，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是否適用“轉化型搶劫”？

　　司法實踐中常常出現這種情況，不少人認為應適用“轉化型搶劫”，筆者認為，這種情形應直接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即直接認定構成搶劫罪。“轉化型搶劫”行為人的目的是“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并不是取得財物，而搶劫罪的主觀目的是為了取得財物。上述情況的行為人為了達到其取得財物的目的，在進行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沒有實際取得財物的情況下，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迫使被害人交出財物，這種行為完全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無需適用“轉化型搶劫”的規定。

　　（五）只要“使用暴力相威脅或者以暴力相威脅”，就構成“轉化型搶劫罪”嗎？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對“轉化型搶劫”的暴力程度未明確加以限制，只要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即構成“轉化型搶劫”。筆者認為，“轉化型搶劫”畢竟不同于典型的搶劫罪，其作案動機和主觀惡性相對較輕，而且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因此，對其實施的暴力程度應有所限制，只有那些情節嚴重的暴力行為，才能認定為“轉化型搶劫”，如果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可不認定為搶劫罪。

　　（六）入戶盜竊時，因被發現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是否認定為“入戶搶劫”？

　　《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0年11月17日）第一條二款規定：“對于入戶盜竊，因被發現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入戶搶劫。”筆者認為對這種情形應認定為“轉化型搶劫”，但不宜認定為“入戶搶劫”，因為從現有《刑法》規定來看，入戶盜竊“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般搶劫處三至十年有期徒刑：“入戶搶劫”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三者相差極大。然而入戶盜竊后轉化為搶劫畢竟不同于典型的“入戶搶劫”，其作案動機和主觀惡性相對要輕得多，若按“入戶搶劫”定罪量刑，顯然有失公允。

　　綜上，《刑法》第二百六十九規定的“轉化型搶劫”在理論及實踐中存在一定問題，有必要進行修改，筆者以為，如下表述更為貼切：“盜竊、詐騙、搶奪公私財物，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嚴重的，依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