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確定案件性質，確定案件罪名，根據此罪名確定是否可能判死刑。所有規定的死刑處罰的刑法罪名，只要觸犯了，都存在被判處死刑的可能。之所以說存在可能，而不是絕對的，是因為有量刑情節。最終宣告是死刑，死緩，還是更輕一點的處罰，都要取決于量刑情節。罪名前提，也是基礎。
其次、案件情節，確定量刑情節，根據此情節確定是否必須立即執行。這里所說的量刑情節是指犯罪手段，造成的危害結果。如果犯罪手段非常殘忍，社會危害后果非常嚴重，那量刑就會向死刑立即執行方向去，如果犯罪手段不是很殘忍，社會危害后果不是非常嚴重，那么就可能不向死刑立即執行方向去，而是向死緩方向偏。譬如說一個殺人惡魔被親人給大義滅了。大義滅親之人雖說也殺了人，他的社會危害性明顯的比殺人惡魔要小很多，與殺人惡魔相比，大義滅親之人就不應該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再譬如說，人和人的生命價值是同等的，但是人和人的社會價值是不同的，殺害對社會貢獻很大的人和殺害對社會貢獻不大甚至沒有貢獻的人，相比之下，殺害對社會貢獻很大的人的罪犯則應當被判死刑立即執行，后者則就有不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考慮空間。再譬如說，一個殺了很多人的罪犯和一個只殺過一個人的罪犯相比，后者就有不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空間。如果有其他的自首、立功、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等等量刑情節的更應該考慮死刑的適用問題（這里只是舉例侵害生命權益的犯罪）。
第三、再犯可能性，以此來鞏固量刑情節部分的觀點，是否必須立即執行死刑。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通過預防犯罪和打擊犯罪來實現的。預防犯罪包括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特殊預防是指預防犯罪人重新犯罪，一般預防是指預防社會上的不穩定分子走上犯罪道路。打擊犯罪只是在法益被侵害之后，對侵害法益的行為作出的處罰以便對其他人以警示，仍然是在預防犯罪。如果對觸犯死刑的人的處罰能夠起到打擊犯罪的效果，并起到特殊預防的效果，那么刑法的目的也就算是達到了。因為刑罰的嚴厲性并不是表現在刑法的嚴酷性上，而是表現在刑罰的不可避免上。另外，生命權是最高的權利，既然要尊重和保障人權，就必須在死刑案件適用上具體體現出來。那就是可殺可不殺的人不殺！因為犯罪人觸犯了死刑，對刑法保護的法益嚴重侵害，如果對其不區分情況的均處以死刑，則實際上追求的是一種同態復仇，對等報復。這并非刑法的目的所在！
【審查起訴階段】
會見犯罪嫌疑人，查閱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調查取證，提出辯護意見。

法律主觀：

罪名的確定，要根據證據細節確定的犯罪構成事實；有指控才有辯護，律師的辯護要針對辦案機關的具體偵查和指控。 如果已經進入刑事司法程序、最終是否能得到一個好的處理結果，要看是否能找到“所有”對被告人有利的事實和情節、并“及時”向辦案機關簡明、扼要、有理、有據、有力地說清楚－－這需要一定的刑事法律素養和辯護語言技巧。

法律客觀：

一、要善于準確歸納并找出辯護的法定理由。律師憑什么為被告辯護?我國《律師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律師擔任刑事案件辯護人的，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也作了內容相同的規定，只不過是該規定不僅對律師適用，對非律師的其他辯護人也同樣適用。對于律師辯護的法定理由，我歸納出以下四類。1、無罪或不負刑事責任辯護的法定理由。在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可作“無罪辯護”或不負刑事責任辯護的情形大致有三種：一是刑法不認為犯罪的，如《刑法》第三條法無明文不為罪，《刑法》第十三條“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為罪，《刑法》第十六條“不可抗力”或“不能預見”原因造成的危害行為不為罪;《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證據不足”的無罪推定;二是刑法規定不負刑事責任的，如《刑法》第十六條年齡方面未滿十四周歲的人犯罪的不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六周歲的除犯故意殺人、故意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奸、搶劫、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項罪名以外的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十八條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時犯罪的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二十條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二十一條緊急避險不負刑事責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如《刑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已過追訴時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自訴案件受害人不起訴或撤回起訴的，不予追究。2、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辯護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體刑事責任能力方面的有：年齡方面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八歲的，精神方面間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聾又啞的人、盲人等;在主觀方面惡性程度較小的有：防衛過當、緊急避險過當、預備犯、未遂犯、中止犯等;在犯罪作用方面較小的有：從犯、脅從犯;在犯罪后將功折罪的表現有：自首、立功等。此外，還有一些特殊規定，例如，《刑法》第十條規定在國外受過刑罰的可以免除或減輕處罰;《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處罰;《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的人或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等。3、罪輕辯護的法定理由。通過此罪與彼罪之辯改變定性，將重罪辯成輕罪，最終提出罪輕辯護觀點。主要有：一是主觀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將故意殺人罪辯成過失殺人罪：二是單一主體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公職人員的貪污罪辯成非公職人員的職務侵占罪;三是單一主體變成雙重主體，例如將自然人犯罪辯成單位犯罪，我國對單位犯罪的處罰是對單位適用財產刑，對自然人則刑減一等，特別是沒有死刑;四是時間差上的罪輕，《刑法》第十二條規定，以修訂后的《刑法》實施日1997年10月1日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從舊兼從輕原則處理;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輕，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團中的從犯、脅從犯;六是多罪中的罪輕，根據數罪并罰原理，將數罪辯成一罪，以達到罪輕而從輕、減輕處罰的目的。4、注重抗辯從重處罰的理由。我國《刑法》明文規定應當從重處罰的情形有：《刑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教唆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教唆犯，《刑法》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六條規定的累犯。實踐中公訴人要求酌定從重處罰的還有：(1)犯罪集團中的首要分子相對于主犯，(2)教唆犯相對于被教唆犯，(3)慣犯相對于偶犯，(4)受過刑事處罰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構成累犯)相對于初犯，(5)拒不如實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贓或拒不交代贓款去向的。二、不要忽視對被告有利的酌定情節。相對于法定情節而言，酌定情節指的是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依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可以酌情考慮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隨著公訴人隊伍素質的普遍提高，起訴書和公訴詞的水平越來越高，有人甚至贊揚它是向罪犯宣戰的檄文。對一些可以或應當從輕、減輕被告處罰的法定情節，如年齡未滿十八周歲、從犯、立功等，起訴書和公訴詞一般都能客觀認定，公訴人還利用法庭辯論階段先于律師發言的機會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讓律師獨做“好人”的趨勢。很多律師越來越感到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節都讓公訴人先說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訴人“致謝”外，沒有留下什么可讓律師說的了。我則不以為然，我認為遇到上述情況時，可以在簡單表達認同公訴人(但千萬不可講向公訴人“致謝”的話)發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節的基礎上，騰出更多辯護時間和篇幅多說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節。下面，我簡單羅列一下辯護中常作辯題的酌定情節，并借助法院已公開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判決的先例，加以說明。1、性質上的酌定情節。從法理上講，相對于直接故意的間接故意，相對于積極作為的消極不作為，都是司法實踐中經常考慮的從輕處罰酌定情節。例如，司法實踐中同是受賄罪，對被動收賄者的處罰往往輕于主動索賄者，間接故意殺人的處罰也輕于直接故意殺人。2、主觀惡性程度的酌定情節。民事糾紛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對于偶發的刑事犯罪，突發性犯罪相對于預謀性犯罪，出于義憤的犯罪相對于無緣無故的犯罪，處罰都輕重有別。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贓而形成的酌定情節。例如，湛江走私受賄案中市委書記陳同慶受賄110萬元，茂名海關關長楊洪中受賄180萬元，依法應當判處死刑，但法院考慮他們積極退贓，兩人都被判了死緩，讓陳同慶和楊洪中“撿回一條命”。又如，陳同慶之子陳勵生犯走私普通貨物罪，數額特別巨本該判處死刑，但法院以其“案發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為由，輕判其死緩，留其一命。4、犯罪次數上的酌定情節。相對于慣犯的偶犯，相對于累犯的初犯，都是從輕處罰的酌定情節。5、實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節。

死刑辯護，是對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根據事實和刑法規定，可能被判處死刑的案件的辯護。死刑包括死刑立即執行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死刑辯護主要是量刑辯護，在一審中主要是辯護犯罪達不到必須適用死刑的程度，找出各種有利的量刑情節，建議法庭采納不適用死刑。二審的死刑辯護，一般都是一審已經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件，上訴主要為了“免死”，故二審的辯護主要是針對死刑立即執行的辯護，找出有利的，一審沒被法院采納或被法院故意忽略的量刑情節，證明案件嚴重程度，依法應當被判處死刑，但卻不必被判立即執行，建議法院改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達到保命的目的。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為辯護人：（一）律師；（二）人民團體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親友。正在被執行刑罰或者依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被開除公職和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