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證據開示是對抗式訴訟程序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實行證據開示制度，對于防止控辯雙方掌握證據信息不對等導致的對抗力量不均衡，使控辯雙方平等武裝和對抗，實現控辯平衡和程序公正，以及明確爭議的焦點，避免庭審證據突襲，發現實質真實，實現實體公正，提高訴訟效率，具有重要的意義。隨著律師法的修改，律師的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擴大，重新審視我國刑事證據開示制度的問題，重構并完善我國的刑事證據開示制度，實現刑事訴訟公正與效率的價值目標就顯得尤為重要。
證據開示制度19世紀開始于英國，此后，受到各國重視。各國的證據開示制度都有各自的發展和完善歷程。在具體的證據開示范圍、方法及限制、制裁等方面也有所不同。我國在審判方式改革中，部分地區試行了庭前證據交換，但也存在不少問題，且有關訴訟體制、法制環境、訴訟觀念等運行環境問題，尤其值得深思和研究。所謂證據開示制度，是指訴訟當事人或訴訟外第三人所掌握的事實材料，只要與案件有關，除享有秘密特權保護的以外均應向對方當事人披露，任一方當事人均享有要求對方當事人及訴訟外第三人披露上述事項的權利的制度。
在以往的刑事案件訴訟進程中，辯護律師庭前通常只能從檢察院得到非常簡單的《起訴意見書》和技術性的鑒定材料，而對于辯護來說非常重要甚至起決定性作用的當事人供述等材料卻無法看到。與之相反的是，檢察院作為國家機關，擁有強大的司法資源和國家強制力作為后盾，不僅能夠掌握大量第一手的證據資料來支持其指控意見，而且能對辯護律師的調查取證施加影響。
這樣帶來的直接后果是，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常常因證據遠不如公訴方充分有力而陷入被動，法庭上于是時有動輒申請休庭進行補充調查的情況發生。這不僅大大降低了庭審效率，造成審判久拖不決，更重要的是，辯方力量的不當弱化極大地削弱了被告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案件審判的實體正義因程序上的瑕疵而打了折扣。
證據開示的核心精神，恰恰在于從程序上保證訴訟雙方權利的公平機會，讓控辯雙方盡可能實現平等。控辯雙方在庭前交換可能在法庭上出示的全部證據，可以讓雙方在庭審進程中的每一步都能對對方的證據使用了然于心，從而更有效地實現指控和辯護。對辯護律師而言，這一做法從程序上保證了其先知權，無疑將最大限度地避免被動，實現有效辯護；證據開示的另一大好處在于，可以避免動輒申請休庭進行補充調查的情況出現，有利于提高庭審的公正性和效率，更有效地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九十二條 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
人民警察就其執行職務時目擊的犯罪情況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適用前款規定。
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