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訴轉自訴案件在追訴機制上實行公訴、自訴二元制，公訴與自訴的關系是公訴優先，自訴補救。因此明確公訴轉自訴的條件就成為銜接好公訴、自訴程序轉換的關鍵。根據刑訴法的有關規定，筆者認為，公訴轉自訴案件的條件主要有二：
　　(1 )公訴轉自訴案件的程序性條件是公安機關或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
　　此類案件因由公訴轉化而來，自訴權實際上是被害人保護其合法權益的一種救濟性手段，因該案件已經公訴程序處理，并且公安、檢察機關對被告人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就成為公訴轉自訴案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程序性條件。由于刑訴法第86條、第145條規定， 公檢法三機關對于不立案的決定應當通知被害人，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書應當送達被害人，因此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訴時，必須出示公安機關或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決定書，以證明公訴程序已經終止，否則此類案件就不能轉化為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受理的自訴案件。對此類案件的轉化在程序條件上如此要求，主要是從案件本身的公訴性質，公訴優先、自訴補救的追訴機制，以及任意擴大案件范圍將混淆公訴、自訴程序，不利于保護公民合法權益和打擊、懲罰犯罪等方面考慮的。
并且在程序上如此要求，也不會限制或削弱被害人“告狀權”的行使和合法權益的保護。因為對于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決定，被害人除了享有自訴補救權以外，還可以采取其他補救措施。首先根據法律規定，被害人對于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沒有立案偵查的案件，有權向人民檢察院提出，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如果人民檢察院認為該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對于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決定不服，被害人可以自收到不起訴決定書后七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請求提起公訴。因此，對于公安機關不能立案，被害人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或者被害人對不起訴決定不服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的案件，一方面由于被害人依法選擇了或寄希望于以公訴程序追訴犯罪，但同時又因為是否能夠引起公訴程序又處于一種不能確定的狀態，因而此種情況下，被害人的自訴權能否行使當然也就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
因為，人民檢察院如果接受了公安機關不立案的理由，從而沒有通知公安機關立案時，案件仍然屬于公安司法機關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情形，被害人的自訴權就能夠依法行使，即有權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但是，如果人民檢察院通知公安機關立案的，由于法律規定公安機關必須立案，因此，為避免為同一犯罪行為同時分別以公訴程序和自訴程序進行追究，筆者認為被害人的自訴權就應當因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程序的開始而歸于消滅，此時即使由于時間差的關系自訴程序已經開始，也應當合并到公訴程序中去，即由公訴程序取而代之，被害人的法律地位由自訴人改變為公訴案件的被害人，案件的追訴、審判程序均按公訴程序進行，這也是由案件本身的公訴性質、公訴優先、自訴補救的追訴機制以及此類案件自訴的提起必須以國家放棄公訴權為前提等因素決定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此種情況下自訴因公訴程序的開始而歸于消滅，與訴訟理論上的自訴擔當是不相同的。何為自訴的擔當，用臺灣學者的話講“擔當訴訟，乃訴訟之擔當;詳言之，即由檢察官擔當自訴人在自訴程序上為訴訟行為，既非基于自訴人之委托;且其擔當關系之存在，以有擔當原因之存在為前提，乃具有法定代理之另一形態”。“因之，自訴案件不因檢察官之擔當訴訟而變為公訴，亦非代替自訴人成為當事人.即自訴的擔當適用于本屬于自訴性質的案件，并且自訴程序已經開始，但由于被害人提起自訴后又因擔心報復、遭受威脅、恐嚇以及身患重病等原因而不敢、不愿、不能告訴時，由檢察機關介入到已經開始的自訴程序中替代被害人行使控訴職能，但案件的性質并不由自訴轉化為公訴，被害人的自訴人地位也不因此而發生變化。
其次，根據刑訴法第145條的規定， 被害人不服不起訴決定而申訴，請求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將復查決定告知被害人，對于人民檢察院維持不起訴決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很顯然，這種情況下如果被害人對不起訴決定提出申訴，根據法律規定，只能在人民檢察院作出維持不起訴決定后，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即以對公訴權的否定而使自訴得以產生。立法如此規定同樣也是為了避免公訴與自訴的沖突，突出這類案件公訴優先的本質特點。至于被害人不經申訴程序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當然不受這一申訴程序條件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