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俗話說十里不同調，一村一方言，我們現代人雖然在公共場合用普通話來交流，在家鄉之時或者遠在他鄉遇到老鄉的時候，都會以老家口音的老家話來拉近感情。

我們有時候會想到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古代并沒有普通話，是不是在繁華的地方，來自山南海北的人都用家鄉口音來交流，腦子甚至會腦補讓人啼笑皆非的畫面。兩個來自不同地方的古人，一個說東一個說西，或者因為聽不懂對方的話造成誤會，古人的誤會說不準要動武的。那么古代沒有普通話，兩個不同地方的人是怎么交流的？首先我們要知道古代跟現在一樣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秦朝在沒有統一文字之前不但口音不用文字也是多樣化的存在。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書同文使文字一致，但是古人識文斷字之人畢竟是少數，再則文字交流畢竟沒有語言交流方便。古人同樣有屬于他們的普通話，古人則把普通話稱之為雅言也就是官話，當然各朝各代的雅言也不相同。夏商周以河南口音的語言為雅言，像圣人孔子，雖然是魯國人，他所處的時期是春秋戰國時期，雅言自然以周朝的雅言進行交流，也就是河南口音，孔子傳教用的話也是河南話。秦朝統一六國，歷史進入封建時代，秦朝定都咸陽，關中話就是普通話。漢朝代替秦朝，定都洛陽自然河南話和關中話同時并成為普通話。如此類推下去，那個朝代定都那個地方，以當地話為普通話。

我們現在用的普通話是因為，元明清三朝大部分時間按北京口音來作為官話，所以建國之后也以北京話為標準，成為國語。學好普通話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們現在以普通話來跟各地的人無障礙交流，古人同樣如此。我們有普通話，他們有官話，真的如我們想的那樣各地人們都用各地方言，沒有統一的官話，古代皇帝別說治理朝政，每天上朝光理解大臣們的方言就夠頭疼了。

我們聰明知道用統一標準的語言實現無障礙交流，古人也不笨，他們用官話同樣實現人與人之間的無障礙交流。

其實在古代也古代的有普通話，也就是所謂的“官話”。

馬可波羅曾經說過，中國“全境通用一種語言和一種書寫文字，盡管各地的方言是不同的”。

明代作家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記載：“(王)雅宜不喜作鄉語，每發口必官話?！薄班l語”就是方言，而“官話”就是當時的普通話了。

馮夢龍《笑府》載有一則笑話稱：“有好嫖者，妻謂之曰：‘我看妓家容貌，也只平常，你愛他有甚好處！’夫曰：‘我愛他官話好聽耳?！藜磻疲骸@也何難！’”

而官話究竟是基于哪種方言形成的呢？

西班牙奧斯定會會士拉達《出使福建記》、《記大明的中國事情》：“各省有不同的方言，但都很相似——猶如葡萄牙的方言、瓦倫西亞語(Valencia)和卡斯特勒語(Castile)彼此相似。中國文書有這樣一個特點……用中國各種方言都能閱讀同一份文件，盡管我看到用官話和用福建話寫的文件有所不同。不管怎樣，用這兩種話都能讀一種文體和另一種文體?！?/p>

耶穌會負責印度、日本、中國地區教務的印度傳教團視察員范禮安神父1583年發送給羅馬耶穌會總部的手稿，講述到中國人諳熟多種學科，“特別是書法與官話，官話需要長時間的學習才能掌握，官話之于中國人就像拉丁語之于我們一樣。”

《利瑪竇中國札記》中也著重講述了中國的官話：“甚至在中國的各個省份，口語也大不相同，以致他們的話很少有共同之點。然而共同的書寫卻構成彼此接觸的充分基礎。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種方言，也就是鄉音之外，還有一種整個帝國通用的口語，被稱為官話(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語言。這種國語的產生可能是由于這一事實，即所有的行政長官都不是他們所管轄的那個省份的人，為了使他們不必需學會那個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這種通用的語言來處理政府的事務。官話現在在受過教育的階級當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們所要訪問的那個省份的居民之間使用。懂得這種通用的語言，我們耶穌會的會友就的確沒有必要再去學他們工作所在的那個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會是不說的，雖然有教養的人在他的本鄉可能說方言以示親熱，或者在外省也因鄉土觀念而說鄉音。這種官方的國語用得很普遍，就連婦孺也都聽得懂?！?/p>

可見，明代的官話是以南京方言為基礎形成的，魯國堯先生考據發現，利瑪竇學習中國話的老師，是一位太監贈送的南京男孩，似乎可以佐證這一觀點。“負責遠航隊的太監高高興興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買的一個男孩作為禮物留給了神父們。他說他送給他們這個男孩是因為他口齒清楚, 可以教龐迪我神父純粹的南京話?！币粋€在宮中當差的太監，給洋人的老師是會說純粹的南京話的南京男孩，足以說明學會了南京話即意味著學會了說官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