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師，兩個措施概括具體寫明了他們的不準和冬至的要求，運用了列數字舉例子。

王道枝城的兩個措施概括出來，具體只什么和什么我也不知道。

包括兩方面：一是“王道之始”，一是“王道之成”。
要能做到“王道專之始”，首先屬是就是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這樣谷、魚、木就會富裕，即有吃有用，第二步是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也就是樹桑、蓄殖、耕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第三步就是抓教育，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也就是教化百姓要知孝悌之義，要有助老之心，以形成尊老愛幼、和諧美好的社會風氣， “然而不王者，未有之也！”這便是王道之成~

【摘要】孟子的惠民富民經濟思想內容十分豐富, 不僅涉及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也涉及到封建社會的國家的各種經濟政策和法令。其主要內容包括: 制民恒產, 實現小康; 輕徭薄斂, 取民有制; 鼓勵交換, 保護工商; 提倡恭檢, 反對腐敗。

【關鍵詞】孟子;惠民;富民;經濟思想

孟子( 約公元前372 年～前289 年) , 名軻, 鄒人( 今山東鄒縣東南) 。孟子是我國戰國時期的著名思想家, 是繼孔子之后的儒家大師。孟子生活在戰國中晚期。這個時期, 各諸侯大國先后通過變法和改革, 已經相繼完成了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 隨著封建政治制度和生產關系的確立和鞏固, 代表落后生產關系的奴隸制社會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 而從分裂割據走向全國統一已經形成不可抗拒的歷史發展趨勢。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大動蕩、大變革、大整合時代的孟子, 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杰出思想家, 從鞏固新興地主階級政權, 發展封建經濟, 開創繁榮、穩定、和諧的社會局面的實際出發, 高標“仁政”、“民本”兩面旗幟, 在全面創立王道政治學說體系的同時, 提出了一系列的“貴民”、“愛民”、“惠民”、“富民”的經濟思想和主張。

一、制民恒產, 實現小康

孟子一向主張實行“王道”政治, 反對“霸道”橫行。孟子對“王道”和“霸道”作了如下界定:“以德行仁者王”, 即以德服人, 實行仁政就是王道;“以力假仁者霸”[1]52, 即假借仁義名義為號召, 憑借武力征伐就是霸道。“制民恒產”, 這是孟子構想的封建社會的土地制度, 也是孟子主張實行王道政治的重要施政綱領。

所謂“制民恒產”, 就是通過國家法令, 規定授予黎民百姓一定數量的產業。在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為主體的封建社會, 老百姓最重要的產業就是土地。孟子認為:“民事不可緩也”, 就是說老百姓的生產和生活問題拖不得, 必須當作政府工作的頭等大事來抓。黎民百姓有一個基本情況:“有恒產者有恒心, 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 放辟邪侈, 無不為已。”[1]82 這段話的大意是: 有一定的產業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 沒有一定的產業收入的人便不會有一定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假若黎民百姓沒有一定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 就會胡作非為、違法亂紀、什么壞事都會干得出來。非常難能可貴的是, 亞圣孟子在這里用中國古代的樸素辨證思維講述了社會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

怎樣“制民恒產”呢? 孟子首先提出“制民恒產”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是故明君制民之產,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飽, 兇年免于死亡; 然后驅而之善, 故民之從之也輕。”[1]17 即賢明的君主規定百姓的產業, 一定要使他們上足以贍養父母,下足以撫養妻子兒女; 好年成, 豐衣足食; 壞年成, 也不至于餓死。然后再把他們引上善良的道路, 老百姓也就很容易聽從了。其次, 孟子提出實行“制民之產”的具體辦法: 每戶農民分得“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 分得“百畝之田, 勿奪其時”, 這樣“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1]17- 18 最后, 孟子提出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1]18 即使整個社會的老年人都達到“衣帛食肉”的小康水平, 一般人都達到“不饑不寒”的溫飽水平, 這樣就實現了王道政治。

孟子還注意到在積極建設社會物質文明的同時,要加強社會精神文明建設。其具體辦法是:“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1]5 即辦好各級學校, 反復地用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的大道理開導青少年一代。在日常生活中,“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 出以事其長上”[1]7。加強家庭美德和社會公德建設,提高整個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水平。

孟子反對農民貧困化, 他非常尖刻地指出:“今也制民之產, 仰不足以事父母, 俯不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苦, 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 奚暇治禮義哉?”[1]17 這樣每個人為了拯救自己還怕來不及, 哪有閑工夫學習禮義呢?

二、輕徭薄斂, 取民有制

民本思想是孟子的王道仁政學說體系的核心內容。孟子認為, 諸侯有三樣寶貝:“土地、人民、政事。”[1]256要實現天下“定于一”[1]9, 即實現天下統一, 安定和諧,統治者必須實行“保民而王”[1]10 的基本國策。只有這樣, 才能得到黎民百姓的真心擁護,“民歸之, 由水之就下。”[1]9 保民的具體措施就是輕徭薄斂, 取民有制。

孟子主張, 統治者應該“膏澤下于民”[1]136, 即造福于全國黎民百姓, 把好政策落實到每個老百姓身上。“膏澤下于民” 的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易其田疇, 薄其稅斂, 民可使富也。”[1]234 就是說, 要調動農民種好地的積極性, 就必須實行惠農政策, 減輕農業方面的稅收, 使百姓真正富起來。孟子提出了幾種農業稅收政策, 提供給統治者施政參考。一是“耕者助而不稅”[1]55的農業稅收政策, 即八戶農民為一個基層單位, 共同種植一百畝公田, 全部上交公糧; 而私人的每戶“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就不再上稅了。二是“耕者九一”[1]26的農業賦稅政策, 即農業的稅率是九分抽一。三是“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1]85 即郊野用九分抽一的“助法”, 城市用十分抽一的“貢法”。農業稅減少, 農民才能富裕起來。富裕起來的農民, 其精神面貌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農村出現“鄉田同井, 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1]85 的新氣象。富裕的農村才會出現“文明的村社”。

孟子主張, 國家應該減輕人民的徭役負擔。各地政府征調農民服徭役應當做到“不違農時”[1]5, 即不在春播、夏鋤、秋收的大忙時節征調農民服徭役, 保證農民在農忙時節把主要精力用在農田上,“不失其時”,通過辛勤誠實的勞動, 用汗水換取了“谷不可勝食”( 糧食吃不完) 的勞動成果,“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1]5 老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了, 養家活口、婚喪嫁娶沒有什么遺憾了, 這就是王道政治社會的開端。

孟子主張, 封建統治者應當“取于民有制”[1]82, 即政府的稅收一定要按照政策法令辦事, 不能亂攤派、亂收費。孟子尖銳指出, 許多諸侯國高稅收造成了黎民百姓家破人亡的嚴重惡果:“為民父母, 使民然, 將終歲勤動, 不得以養其父母, 又稱貸而益之, 使老稚轉乎溝壑,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1]83 即一國的國君號稱是百姓的父母, 卻讓百姓一年到頭辛辛苦苦, 而結果卻連他們的父母都養不活, 還不得不借高利貸來交足稅款, 終于一家老小拋尸露骨于山溝之中, 這算是哪門子“為民父母”呢? 真是揭露得淋漓盡致, 切中時弊。

孟子堅決反對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孟子指出:“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 民有饑色, 野有餓莩, 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 且人惡之; 為民父母, 行政, 不免于率獸而食人,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1]6 即富貴人家廚房里有肥肥的肉, 馬欄里有健壯的馬, 老百姓卻面色菜黃, 荒郊野外有餓死的尸體, 這等于居高位的統治者率領野獸來吃人。獸類自相殘殺, 人類且厭惡它們; 而作為老百姓的父母官來主持政治, 還不免率領野獸來吃人, 這又怎么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這些話把社會上的大小貪官污吏罵得痛快淋漓, 切中要害。

三、鼓勵交換, 保護工商

孟子的“惠民”、“富民”經濟思想, 除了“制民恒產”、“輕徭薄斂”、“取民有制”等“惠民”思想主張,還有贊成社會合理分工、鼓勵產品公平交換, 大力保護和積極發展工商業等思想主張。

在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學術論壇上, 孟子在與農家學派的代表人物的辯論中, 明確提出社會分工理論。在孟子看來, 社會成員劃分為從事國家政事管理和精神產品生產的“勞心者”與從事物質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生產的“勞力者”([1]P89) 。兩者之間相互聯系, 相互依存。沒有勞心者, 就沒有人管理勞力者; 沒有勞力者, 就沒有人供養勞心者。孟子的社會分工理論, 主要是指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分工, 同時還包括兩者內部的分工。如勞心者內部, 有人分別管理治水、農事、教育、司法等; 勞力者內部, 有人分別從事農業、手工業、商業等。孟子認為, 社會分工是“天下之通義也。”[1]89 即通行天下的準則。如果不實行社會分工,每件東西都要自己制作而自己使用, 就會使天下的人都疲于奔命。這說明, 孟子的社會分工主張, 既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有利于民生的需要, 又是維持社會經濟生活秩序的需要。孟子的這一思想, 是前無古人的。

在社會分工的理論基礎上, 孟子又提出鼓勵“百工交易”[1]88 的主張。在孟子看來, 實行社會分工, 必然有相互之間的產品交換。譬如勞心者與勞力者之間,從事精神產品生產的“勞心者”與木匠車夫等勞力者之間, 既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 又具有一種產品交換關系。前者教習禮義可以滿足后者精神生活的需要,后者從事生產可以滿足前者物質生活的需要, 兩者之間體現了精神產品和物質產品的交易關系。就勞力者內部的產品交換而言, 農夫“以栗易械器”,“陶冶亦以其械器易栗”[1]88,“以其所有易其所無”[1]74,“農有余栗, 女有余布”, 相互交換,“通功易事, 以羨補不足”[1]102,即將各行各業的產品互相流通, 用多余的來彌補不足的, 通過不同行業的人們之間互相交換產品, 就能滿足人們的不同需要。在中國思想史上, 孟子第一個從生產力發展與產品交換的層面上論證了社會分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這是孟子在這一領域中所作出的重要的理論貢獻。

孟子主張國家應該用減少稅收的辦法鼓勵工商業的發展。一是,“市, 廛而不征, 法而不廛, 則天下之商皆悅, 而愿藏于其市矣。”即在市場上, 劃出空地來儲藏貨物, 卻不征收貨物稅; 如果滯銷, 依法征購, 不讓它長久積壓, 那么天下的商人都會高興, 愿意把貨物存放在市場上。二是,“關, 譏而不征, 則天下之旅皆悅, 而愿出其路矣。”[1]55 即關卡上, 只稽查而不征稅, 不亂設卡, 亂收費, 那么天下的旅客都會高興, 愿意從那里的道路通過。三是, 對于城市的手工業者, 只抽什一稅, 即所謂“什一使自賦”。[1]85 孟子還主張:“有布縷之征, 粟米之征, 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 緩其二。”孟子認為“用其二而民有殍, 用其三而父子離。”[1]256 即按政府法令要征收布帛的賦稅, 征收谷米的賦稅, 征收人力的賦稅。但開明的當權者應該采取三種中的一種,那兩種應該暫時不用。如果同時用其中的兩種, 黎民百姓就會餓死; 如果同時征用三種賦稅, 老百姓就會饑寒交迫、家破人亡、父子不相顧了。孟子的保護工商的主張, 對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 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社會實用價值。

四、提倡恭儉, 反對腐敗

孟子站在安邦治國平天下的歷史高度, 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當權者中大力提倡恭儉, 并且倡議各諸侯國君應該首先做到恭儉:“賢君必恭儉禮下。”[1]82“恭”,其原意一為恭敬; 二為敬業。此處是“敬業”之意, 亦即“勤政”。“儉”, 原意為“節儉”, 此處意為“廉政”。就是說, 賢明的君主一定要敬業、節儉, 勤政、廉政, 禮遇臣下。在敬業、勤政方面, 孟子主張君主要深入實際, 體察民情, 多為百姓辦好事, 辦實事; 把好事辦實, 把實事辦好。君主下去視察, 要問民疾苦。“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1]24 就是春天巡視耕種情況, 對貧窮農戶加以補助; 秋天考察收獲情況, 對缺糧農戶加以補助。在節儉、廉政方面, 孟子對當時各國流行的上級到下邊巡視, 吃拿卡要, 揮霍民脂民膏窮奢極欲表示深惡痛絕。孟子認為, 這種不顧人民死活的揮霍浪費,“飲食若流”, 揮霍老百姓血汗如流水, 只能造成“饑者弗食, 勞者弗息, 胥讒, 民乃作慝”[1]24 的嚴重社會后果。就是說, 由于政府的腐敗, 使黎民百姓饑者不得食, 勞者不得息, 常年累月在死亡的邊緣線上痛苦掙扎, 老百姓人人怨聲載道, 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 只能鋌而走險, 揭竿而起, 造統治者的反。

在孟子看來,“恭者不侮人, 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 惟恐不順焉, 惡得為恭儉?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1]128 就是說, 恭敬別人的人不會侮辱別人, 節儉的人不會掠奪別人。侮辱掠奪人的諸侯, 只怕別人不順從自己, 又如何能恭敬和節儉呢? 恭敬和節儉難道可以靠甜言蜜語和笑容可掬裝出來的嗎? 孟子堅決反對統治者“奪其民時, 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 兄弟妻子離散。”“陷溺其民”[1]7 于水深火熱之中。對這類昏暴之君, 賢明的君主有權力和責任“誅其君,吊其民”,“救民于水火之中。”[1]105

孟子堅決反對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窮奢極欲而勞民喪財。孟子指出: 統治者毀掉民宅, 挖掘人工湖供自己游樂, 使“民無所安息”; 統治者毀壞良田營造園林,“使民不得衣食。”[1]109 淪為難民。孟子堅決反對統治者花天酒地,“流連荒亡”[1]24 的腐敗行為。所謂“流”, 就是統治者用公款去游山玩水, 順流而下, 樂而忘返; 所謂“連”, 就是統治者溯流而上去旅游娛樂, 樂不思還; 所謂“荒”, 就是統治者把打鳥獵獸當作專業行當而樂不知倦; 所謂“亡”, 就是統治者成天聚眾喝酒而毫無節制。如果一個國家, 用這樣一幫敗家子去久安又從何談起? 戰國時期, 已經出現了多起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和“國人”暴動, 孟子從實踐中清醒地認識到, 腐敗是造成社會動亂、政治危機的根源, 因此他大力提倡恭儉, 反對腐敗。

孟子的惠民富民經濟思想, 是他的王道仁政學說在經濟生活中的具體體現。孟子的經濟思想極其豐富, 涉及經濟活動中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 也涉及經濟活動中的政府政策和法令。孟子的經濟思想, 有理想主義的色彩, 其本質上也是為封建統治階級“王天下”, 即“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1]232 服務的, 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孟子經濟思想的人民性和進步性。西漢以來的開明封建統治者, 都極其重視孟子的經濟思想, 他們以孟子為師, 以亡秦為鑒, 制定安國利民的經濟政策。西漢前期高、惠、文、景、武、昭、宣七位帝王, 接受秦施暴政二世而亡的教訓, 采取了“輕繇(徭) 薄賦, 與民休息”[2]57 的基本國策, 出現了“文、景之治”、“武帝盛世”。唐太宗李世民以“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隋“煬帝恃其富饒, 侈心無厭, 卒亡天下”[3]513 為借鑒, 認為“賦重則民愁, 民愁則國危, 國危則君喪”, 采取了省徭薄賦, 使民衣食有余的“安人治國”的政策, 出現了后世有口皆碑的“貞觀之治”。清朝的康熙大帝也采取了減輕徭役、寬租輕賦的措施, 營造了“康、乾盛世”。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后人認真總結的,從中汲取對我們今天的建設和發展有益的東西, 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

【參考文獻】

[1]楊逢彬.孟子[M].楊伯峻注譯.長沙: 岳麓書社, 2000.

[2]( 漢) 班固: 漢書[M].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3]( 宋) 司馬光: 資治通鑒:第三冊[M].長沙: 岳麓書社, 2002.

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過自己的語言來勸說他接受儒家的王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