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早年受業于孔子之孫子思，孟子主張"性善論"由此演化出他的仁政學說。或者說孟子的仁政貴民思想以"性善論"為基礎。孟子認為人生而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而"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他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君主的善性體現在治理國家上，就能夠傾聽百姓的呼聲，關心百姓的疾苦。"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他進而指出"仁政無敵"，把是否能以仁政貴民思想治理國家提升到國家存亡興廢的高度來認識。
　　從總體上看，孟子的仁政思想的核心是貴民論。提出政治上，要以民為本。他最早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這在中國古代社會是非常可貴的。他總結歷代王朝興廢存亡的經驗和教訓，明確得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的治國之道。他還一再告誡統治者要與民同憂共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以仁政貴民思想治理國家，就要求君主自身有道德。孟子認為，“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當然，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又由于孟子思想中有不少空想的色彩，他的仁政貴民思想是不可能實現的。孟子繼承了前代的民本思想，其貴民論亦有一定的特色和進步意義。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又的確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不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積極的意義，而且影響了其后兩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使得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去犯顏直諫、舍生取義、為民請命。仁政貴民的思想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宣揚以人為本的思想和民貴君輕的民本意識。但是他所突出的民本意識、民本思想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超過"忠君"的界限。是為了在更高層次上維護君主專制的國家制度。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版。他把“親親”、“長權長”的原則運用于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系，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來《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

仁政是一種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代表孟子從孔子的“仁學”繼承發展而來。是孟子學說中的“仁政”、“民本”思想、“性善論”等政治理想之一。
"仁政"這種儒家思想在它誕生之后的很多個朝代中都作為統治者的思想。這種思想主要宣揚“民貴君輕”，“人性本善”理論。
在當代的哲學研究中，這種思想還是具有先進性，時代性。

勞力與勞心在孟子“仁政”的思想體系中，社會分工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滕文公章句上》記載了孟子與農家學者許行的一場辯論。許行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自食其力，連國君也不例外。孟子則激烈地批判了他的主張，認為社會要有合理的分工，即“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孟子的批判顯然是正確有力的，他通過批評許行理論的內在矛盾，強調了社會分工的重要性。孟子的這些論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比較全面的關于社會分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理論，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關于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價值問題，孟子也做出了相應的解釋。《滕文公章句下》中，孟子指出，讀書人以行道服務于社會，他們的“得食”與農民種地、婦女織布、工匠制器而“得食”一樣合理，這僅僅是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不同罷了。由此可見，社會分工也是孟子“仁政”思想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2.禮樂教化孟子十分認同“禮樂”的重要性，強調教育的重要作用。《盡心章句上》云：“仁言不如仁聲之人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可見孟子主張用“仁聲”即美好的音樂來感化民眾，用“善教”即仁德的教育來教化民眾，只有這樣才能上下親和、其樂融融，從而得到“民心”.稱王天下。孟子還認為學校教育對百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從《滕文公章句上》《梁惠王章句上》中的有關內容都可以看出，孟子是非常強調教育的，認為老百姓不僅要吃飽穿暖，還要懂得人倫孝悌，這樣社會才能秩序井然，不至于產生混亂。 來源：名作欣賞·學術版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于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系，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于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復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一種封建性的自然經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為基礎，采取勞役地租的剝削形式。每家農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吃穿自給自足。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只有使人民擁有“恒產”，固定在土地上，安居樂業，他們才不去觸犯刑律，為非作歹。孟子認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這就可以造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認為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擁護，這樣便可以無敵于天下。孟子所說的仁政要建立在統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上。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但是，這種同情仁愛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愛”，而是從血緣的感情出發的。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這種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體現。
　　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來《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

時下偶爾翻閱三萬多字《孟子》，書中自始至終貫穿著孟子的政治理想：推行仁政，以德王天下。而仁政思想是一種政治理論，是孟子的思想偏好。在縱深的層次上，仁政思想有其哲學的依據。它是建立在對人的本質做出價值判斷的基礎上的。
孟子的個人認為，人的本質是有善惡的。人天生有四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四心是為四端，“非由外鑠我也，我固之有也”。（《孟子"告子上》）既然如此，人們就沒有必要向外尋求了，因為“四心”發自人的本性。但是這“四心”也常常會被蒙蔽，“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孟子"盡心下》）因而要時常自省，且寡欲，以保持本心不被蒙蔽。這就是孟子的“性善論”的哲學主張。他舉出了小兒掉于井來證明性善是人的本性，“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公孫丑上》）對于統治者來說，在進行政治統治的時候，之所以能夠實行仁政，是因為他有人人皆有的“惻隱之心”。如果君主把四心擴充，“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孟子在把惻隱之心運用于君主身上的時候，又用作“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孟子的仁政，圍繞的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原則。實行仁政，讓百姓能夠安定的生活，最起碼滿足他們基本的愿望，“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 （《梁惠王下》）,這樣君主才能王。在孟子同時代以及孟子之前也有人提出民本的思想，不管出于何種目的。但孟子又把民本做了進一步的引申。既然民是國家之本，那么民的地位就高于君王的地位。“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干水溢，則變置社稷”。(《盡心下》）這點才是孟子最高的理想。孟子的仁政思想都是在游說君王的過程中提出來的，所以在提出自己的仁政思想后總要加上“可以王”、“仁者無敵”之類的結語，以期君王能夠接受自己的主張。孟子作為周游于列國的士人，推行仁政的目的當然不僅僅是為了讓君王擴疆展土，稱王天下。與其說這是目的，到不如說只是孟子實現自己理想的一個手段。孟子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回到圣王時代。然而，即使孟子拋出了“可以王”的誘餌，還是沒有王能夠接納他和他的主張。
孟子的仁政思想并不僅包括單獨的幾點政治措施，它是一個政治思想體系。在孟子時代，它沒有被君主接納。在當今，對于正在向現代國家轉型的中國而言，孟子的仁政思想仍是不可取的，但可以借鑒。
孟子的思想是圍繞人治社會展開的，而中國轉型正是要從人治社會走向法治社會。簡單而言，人治社會就是政令圍繞君主及官吏展開，而法治社會是政令圍繞政治體制在法律法規框架內展開。人治社會存在權力沒有限制、政策不可預期、人亡政息等弊病，所以中國要想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就要從根本上改變人治社會的治理模式。
而孟子的思想要想付諸實踐，就得依靠君主的支持。在他的思想體系里，至關重要的就是一個明君賢君的存在。因為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密不可分，所以這個明君還必須嚴于律己，本身就是個道德楷模。而在法治社會，掌握行政權的某個人或某些人的執政行為是要嚴格在法律范圍內活動的，他自己的主觀意識對政策制定和執行并不起關鍵作用。即使想要在政治運行的過程中表現自己的偏好，也必須通過正當的政治程序和法律程序。此其一。
孟子在他自己所設計的理想模式里，知禮講義是人與人相處的重要規則。君與臣相處有道，君與民相處有道，官與民相處有道，長輩與晚輩相處有道，這些相處之道構成了仁政推行的倫理基礎。而在法治社會里，政治的運行不受制于倫理情感、宗族關系，而是依靠政治體制，法律體系。此其二。
目前有觀點說，孟子的民本對中國實現民主政治有可供借鑒的地方。這就要認清民本和民主是根本不同的兩個概念。孟子的民本思想是要求統治者重視老百姓的作用，要使民有道。而民主是一種程序，官員的產生、權力的運用都要依靠民主程序進行。此其三。
因此，孟子的仁政思想作為法制設計對轉型期的中國來說是不合時宜的，它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套人治思想，與法治相悖。但也不能說孟子的仁政思想對現時代就毫無意義。在法治框架內，仁政作為施政方針而存在，還是有可供借鑒之處。
其實， “仁”與政結合便是“仁政”，主體偏向于政治范疇；與禮、義、智結合則是個人修養問題，更多的屬于道德范疇，而道德是個人自愿的行為而不具備強制性。德治與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來都是以個人修養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實處，而不流于形式，當然有它的作用。今天治國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黨有一系列的原則、綱領、宗旨，如果這些都能真正貫徹，當然利國利民，而一旦出于形式，便一無足觀。而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氛圍，只要落到實處，從新農村建設緊鑼密鼓進行中，讓老百姓真正得到實惠，這就是仁政的黨在辦仁政的事，民興國強的時代就會來臨。

仁政是一種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代表孟子從孔子的“仁學”繼承發展回而來。是孟子學說中答的“仁政”、“民本”思想、“性善論”等政治理想之一。
"仁政"這種儒家思想在它誕生之后的很多個朝代中都作為統治者的思想。這種思想主要宣揚“民貴君輕”，“人性本善”理論。
在當代的哲學研究中，這種思想還是具有先進性，時代性。

孟子以他的人性論作為"仁政"的理論源頭,如果把"仁政"思想運用于政治實踐,便又成了他的"民本"原則.但是,"仁政"也好,"民本"也罷,其終極的價值追求還是"王道".在當代,這一思想對我國的政治實踐仍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

孟子的思想始終圍繞仁民、富民、養民、教民、利民、保民論述，體現民為國內本的容思想。
現代意義：
1.人不能肆意破壞自然，要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
2.仁意是最大的利益。
3.民富才能國強。
4.發展經濟，振興教育，加強教化，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雙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