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爭土地，當時大量土地都集中在教會手中，其次是爭政權獨立，所以很多拽的國王都不想受教會控制，還有當時沒有新文化一直是主張君權神受，也就是你這個國王是上帝給的，所以你要聽教會的差遣，久了一些國王也不服的。主要是這些文藝復興和資產階級革命后爭的就是政治地位和土地還有勞動力和市場了。

中世紀前期(5－11世紀)，王權與教權之間處于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關系。一方面，教會需要國家的保護，需要王法處理世俗事務，并且教皇的選任也需要國王的認可；另一方面，王權也需要教會的支持、祈禱，并從教皇那里獲得自己合法存在的依據(jù)。這樣，教會和君主各有其獨立管轄的領域，二者相互依賴、相輔相成，共同管理人間的事務。

宗教沖突

一神教，教民是上帝的羔羊，教皇是牧羊人

http://post.baidu.com/f?kz=31619824

歐洲中世紀長期處于教會和國家、王權與神權的二元統(tǒng)治制下，政教之爭是中古西歐政治史上極重要的內容。王室與教會作為并存的兩大政治力量，二者之間的沖突與合作并存。中世紀前期，王權與教會的關系錯綜復雜，兩者既相互為援，又不乏激烈的權益紛爭，處于對立、統(tǒng)一狀態(tài)；中世紀中期，教會的實力不斷增強，“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之間展開了長期的以爭奪最高統(tǒng)治權為核心的政治斗爭；進入中世紀后期，王權在與教權的合作與斗爭的制度化進程中走向強大，而教權則日漸沒落。
（一）中世紀前期：教權與王權的二元統(tǒng)一—— “雙劍論”
中世紀前期(5－11世紀)，王權與教權之間處于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關系。一方面，教會需要國家的保護，需要王法處理世俗事務，并且教皇的選任也需要國王的認可；另一方面，王權也需要教會的支持、祈禱，并從教皇那里獲得自己合法存在的依據(jù)。這樣，教會和君主各有其獨立管轄的領域，二者相互依賴、相輔相成，共同管理人間的事務。
這里的教權是產生于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時代的基督教權。羅馬帝國滅亡后，基督教及其教會卻被保留了下來，當羅馬教皇的權力向各教區(qū)延伸時，以國王為首的世俗權力也要求對所在地區(qū)的教會行使權力，這樣就產生了教權與王權的關系問題。涉及這一問題的理論，首推教皇拉西烏斯一世在公元5世紀提出的“雙劍論”，即上帝把象征最高宗教權力的劍交給教皇執(zhí)掌，把象征最高世俗權力的劍交給皇帝執(zhí)掌。
西羅馬帝國統(tǒng)治的后期，日耳曼部落開始大遷徙，并在遷徙過程中建立了許多小王國，其中最大的是法蘭克王國。法蘭克人首領克洛維在建立王國的過程中曾和高盧北部的主教建立了良好的關系，496年圣誕節(jié)又接受了羅馬基督教的洗禮，正式皈依基督教。這對克洛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其在此之后的侵略擴張得到了基督教的大力支持，而教會也從克洛維手中得到了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克洛維死后，751年，法蘭克王國宮相矮子丕平在教會的支持下當上了國王，為酬謝教會，丕平兩次向與教皇為敵的倫巴德人開戰(zhàn)，占領的意大利的中部地區(qū)，并把中部地區(qū)連同羅馬城一起獻給教皇，這一歷史事件稱為“丕平獻土”，由此奠定了西歐教皇國的基礎。從克洛維皈依基督教到“丕平獻土”再到教皇國的出現(xiàn)，這一階段，王權與教權是和平相處，相互利用的，但教權始終臣服于王權。統(tǒng)治階級為穩(wěn)定統(tǒng)治，給自己的統(tǒng)治罩上了一層神秘的光圈，使人民安于天命，企圖借助于神權來神化自己的統(tǒng)治，由此，統(tǒng)治者開始不斷向教會供奉土地和財富，從而形成了強大的教會經濟。教會則借助于世俗權力來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宗教地位。這種關系在查理大帝寫給教皇的信中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他說，“我的天職是用武力保衛(wèi)教會，使他不受異教徒的攻擊，而神圣的教父，你的職責是用祈禱支持我的武力。”
公元751年以后，政治形勢發(fā)生了變化，查理曼帝國分裂，拜占庭皇帝失去了對中部意大利的控制，教皇斯蒂芬二世借機提出了接替拜占庭統(tǒng)治意大利的要求。為了替教皇的領土要求提供理論基礎，羅馬教會在公元8世紀晚期偽造了一份文件——“君士坦丁的贈禮”。文件的大體內容是：當君士坦丁皇帝遷都君士坦丁堡時，曾經把帝國西部的統(tǒng)治權授予羅馬教皇西爾維斯特一世執(zhí)掌。②這一文件是基督教急于擺脫君權控制、實現(xiàn)對封建神權統(tǒng)治的一個信號，其實質是欲為教皇統(tǒng)治西歐和意大利制造理論基礎。
實際上，羅馬教皇從來沒有真正實現(xiàn)對帝國西部的直接統(tǒng)治，但教皇從來沒有放棄統(tǒng)治帝國西部的夢想，并且經常借為世俗君主加冕的方式努力實現(xiàn)著他的夢想。中世紀由羅馬教皇主持的加冕禮有兩次最為著名，一次是公元800年，教皇利奧三世為法蘭克國王查理加冕并稱他為“羅馬人皇帝”，另一次是公元963年，教皇約翰十二世為德意志國王奧托一世加冕，同樣稱他為“羅馬人皇帝”。聯(lián)系到先前的“雙劍論”和“君士坦丁的贈禮”，不難看出教皇借加冕及所贈予的頭銜所表現(xiàn)出的意圖，即教皇自認為代表上帝把統(tǒng)治帝國西部的權力轉贈給了世俗君主，實際上是扶持世俗君主作為西羅馬帝國的皇帝。教皇對世俗君主的加冕，一方面是對君權神授理論的實踐，另一方面也將世俗權力置于教會的從屬地位，尤其是置于教皇之下。
公元10至11世紀，格里高利一世在改革天主教會的同時，對“雙劍論”進行了修正。他提出，上帝曾經把宗教權力和世俗權力都授予了教皇，而后教皇又把世俗權力委托給了世俗統(tǒng)治者，但是教皇保留了對世俗權力進行規(guī)范的權力，因而如世俗君主對權力使用不當，教皇有權罷免世俗君主。格里高利的新理論代表了中世紀天主教會的社會理想，即在塵世建立起一元化的神權統(tǒng)治，實際上是建立起教皇權的一元化統(tǒng)治。
（二）中世紀中期：教權至上、王權衰落——“日月論”
中世紀中期(11－14世紀)，是天主教會勢力增強的時期，教權在此時臻于極盛。他不僅與各國君主逐鹿西歐，還一度控制他們成為共主，形成唯我獨尊的局面。教皇權力的增強及其鼎盛，首先表現(xiàn)在擺脫了世俗政權的控制，教會取得了完全的獨立，教皇真正主宰了教會。
10世紀中葉后，教會內部掀起了一場旨在改革教會腐敗，加強教會組織紀律、反對世俗君主授任神職的克呂尼運動，其目的是統(tǒng)一教會。克呂尼派教皇戈利哥里七世在位時，圍繞教會統(tǒng)一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其目的是：由教皇控制西歐各國的教會，發(fā)動十字軍取得領導權，發(fā)展宗教法，提高教會的管理效率。當時，統(tǒng)一教會的主要障礙是俗人授職權的風行，教皇與君主就此展開了40年之久的授職權之爭，此番爭斗的實質還是由誰來統(tǒng)一和治理歐洲。皇帝宣稱君權神授, 鼓吹上帝不僅賜給他們世俗統(tǒng)治權, 同時還授予他們教會管理權, 教皇的加冕表明了教會對這種權力的承認。王室基于此而堅持政府在世俗事務中有絕對權威，只承認教會在精神事務上有絕對權威。這些觀點自然不被教會改革家所接受，教皇戈利哥里七世認為政府必須聽命于教會，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唯有教皇一人有權制定新法律，有權任命主教，教皇甚至有權力認可或否認人民在某種情況下選舉的統(tǒng)治者。在當時要擺脫歐洲的政治分裂與混亂, 唯一的出路就是政府放棄一部分權威，承認教皇為他們的共同宗主。在1076年，亨利七世終于屈服，他赤足披毯，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諾莎城堡向教皇請罪，求得了教皇的寬恕，保住了皇位，穩(wěn)定了國內政局。直至1122 年簽訂的沃姆斯宗教協(xié)定, 規(guī)定主教和修道院院長的任命必須得到教皇和皇帝雙方的認可, 教會與君主才達成了妥協(xié), 延續(xù)了幾十年的政教之爭暫告結束。教會雖然沒有徹底制服君權, 但至少也可以與皇帝平起平坐。
至此，教俗的力量對比處于暫時的平衡狀態(tài)。此后，沖突并沒停止，并在13世紀再一次出現(xiàn)了激化。這一時期的羅馬教皇明顯加快了與帝國政權斗爭的步伐，斗爭的目的是想進一步擺脫皇帝控制，建立一個以羅馬為首的“世界教會帝國”。
教皇權勢的顛峰時代出現(xiàn)在英諾森三世時期，隨著他登上彼德寶座，教皇的奧古斯都時代開始了。他積極干預各國政事，對各國君主指手劃腳，從他寫給歐洲各國君主的6000余封書信中來看，滿紙都是威脅警告之辭。當他在位時，其權勢已伸張至全歐洲，國王與皇帝為這位白色衣袍的上帝眾仆之仆執(zhí)蹬，并吻其足，至此，教皇的權勢已經達到人類野心所能企及之最高點。教皇英諾森三世在《宇宙的創(chuàng)造者》中表述的“日月論”可以生動的描述當時的教權與王權的關系。英諾森三世聲稱：“主交給彼得治理的不僅是整個教會，而是整個世界。他說：宇宙的創(chuàng)造者在天空中安放了兩個發(fā)光體，光度較大的一個管白晝，光度較小的那個管黑夜。在以天上之城見稱的普適性教會的天空中同樣如此，他設立了兩大尊位，較大的那個主管靈魂，較小的那個主管肉體，這二者就是教皇的權力和君主的權力。不僅如此，月亮從太陽那里得到光亮，并且月亮無論從它的大小和能量上均小于太陽。同樣，君主的權力因教皇的權力而取得威望，因此，他愈逼近那個權力的光環(huán)，自身所顯出的亮度就越小，反之，越是退避一些，亮度則越強。”此后到卜尼法斯八世間的教皇，權勢雖不及英諾森時顯赫，卻基本上能夠控制世俗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