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廣填四川，是由于四川地區幾度人口銳減之后，從明代初年開始的，在清代初年達到高潮的大規模移民入川的一個歷史過程。其結果是使四川地區接納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總數超過了四川本地的居民。大量移民入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這種融合促進了四川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也使得四川地區清代以來經濟文化的復蘇和發展更加具有兼容并蓄、匯納百川的顯著特點。
歷史記載
"湖廣填四川"這一歷史過程確實是存在過的，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連續進行的長期的移民運動。民間的有關傳說較之歷史的真實有明顯的擴大與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張獻忠剿四川"這一歷史事件也是發生過的，民間的傳說較之歷史事實有失誤，也有一些歪曲。參見袁庭棟:《張獻忠論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這些偏差或失誤排開，就可見到所謂"湖廣填四川"原來是連續進行了多年的人口與文化的大融合，對巴蜀歷史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
所謂"湖廣"，包括今湖北與湖南，而湖北的麻城與孝感縣籍的又占第一位，估計這一地區是清初大規模移民入川時的重要的中轉站。在蜀中老人口中與民間文學中，幾乎都將麻城與孝感二縣誤為"麻城縣孝感鄉"。胡昭曦根據部分地方志和家譜中所載的716戶人家的有關資料統計，元末以前即已居于蜀中的只有65家，僅占9%。在清代以前遷入的220家中，湖廣籍就有171家，占77.7%。其中湖北麻城又有151家，占湖廣籍的88.3%。在清代以前遷入的移民中，大多是元末明初遷入的，如從現存家譜的資料統計，清以前遷入者共58家，其中在元末明初遷入的有40家，占69%。見胡昭曦:《張獻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廣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多年來，我曾注意過明清時期若干知名人士的祖籍，如明代著名文學家楊慎，明代著名詩人張佳胤，清代著名經學家廖平，自貢鹽業界最大的鹽業經營者王三畏、李四友，五通橋鹽業界最大的鹽業經營者吳金三等，他們的先輩都是在元末明初"湖廣填四川"過程中舉家入蜀的。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入蜀，又可以分為四類:
1.紅巾軍農民大起義開始之后，湖北地區若干家資較豐者(包括一些蒙古族)紛紛"避難入蜀"。
2.如上所述，明玉珍率領大批湖北軍民入蜀。當朱元璋的軍隊攻占湖北之時與之后，若干原來紅巾軍舊部或與紅巾軍有聯系的人，為了逃避朱元璋部下的打擊，也紛紛逃奔巴蜀境內的明氏"大夏"政權，求得保護。
3.朱元璋派湯和率大軍由湖北攻入巴蜀，派傅友德由陜西攻入巴蜀，以后駐在四川也就成了巴蜀人。
4.明代初年，為了控制巴蜀局勢，若干官兵被留居巴蜀。鑒于巴蜀地區人少地多，急待墾殖，所以明中央有意安排鄰近巴蜀的湖廣移民入蜀，這是整個元末明初"湖廣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現存的很多家譜族譜中，都記載著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間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經歷。
以上，就是元末明初"湖廣填四川"的大致情況。
由于元末明初的"湖廣填四川"，由于明代前期人民生活比較安定，所以經濟有一定的恢復，人口也有所增加，然而，明代的巴蜀經濟還未完全復蘇，又進入了一個比宋元之際時期更長、情況更烈的戰亂與殘破時期，巴蜀人民遭到了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場浩劫。對于這場浩劫的存在，古今均無異詞。但這場浩劫的原因，看法卻各有不同。
在清代的史書中，多認為這場浩劫是因為"張獻忠屠蜀"，或者說"八大王剿四川"。

湖廣填四川是指發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根據考證表明，江西、福建、廣西等十幾個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重慶、四川經過戰亂，導致人口急劇減少。因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廣行省人口最多。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極度稀少，需要充實。明末清初30年戰亂，四川被禍最慘。1644年，張獻忠率領農民起義等入川，12月稱帝建立政權，國號“大西”，定成都為“西京”。四川成了四戰之地：明軍濫殺，清軍濫殺，地方豪強濫殺，鄉村無賴濫殺邀功，張獻忠也有濫殺之嫌。繼而是南明與清軍的戰爭；還有吳三桂反清后與清軍的戰爭。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戰亂和屠戳。據官方統計，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萬人。一些州縣的戶口存損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殘余人口約為60萬人。
清政府在統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勵外省移民入川墾荒。如規定凡愿入川者，將地畝給為永業。各省貧民攜帶妻子入蜀者，準其入籍等。對入四川招民優惠政策與各級官吏的政績升遷、獎勵墾荒招民緊密聯系起來；在賦稅政策上實行額外的優惠。康熙下詔對移民墾荒地畝，規定五年起才征稅。并對滋生人口，永不加賦。還規定對移民原籍地當局和入四川落業定居地當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實，安排上戶籍、編入保甲。這些政策為移民創造了好的環境和條件。整個明末清初的移民達一百多萬人，有一半來自湖北、湖南。

“湖廣填四川”及移民文化
明末清初的大戰亂，四川大部分地區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蕪，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愿(經商、游宦、習醫等)入川，改變了整個四川的人口經濟、風俗民情諸方面，其影響勝過歷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動，奠定了現代四川包括成都諸生活的由來與根基。正是由于大規模舉家甚至舉族遷移入川，戀家戀根之心甚重，因此對族譜的修繕，方志的撰寫甚于它朝。不特如此，四川古來都有重視修志的傳統，從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東漢的《巴郡圖經》到中國現存的最早講究體例一部方志、常璩的《華陽國志》，無不對此后中國地方志的修撰產生了既深且巨的影響，而常璩的《華陽國志》還被梁啟超稱為“方志之祖”。就劉緯毅所著的《中國地方志》中載，我國現存歷代地方志共有8273種，倘按方志所屬省區來劃分，位居前五位之榜首的四川672種(其它分別是浙江592種、河北567種、山東541種、江蘇540種)。四川修方志之風很盛，或許與四川人戀鄉又遠離中央政權不無關系。如果方志是官方為了保存當地的民俗風情和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那么民間為了保存自己的聲音，達到睦宗族、正人倫、端風化、敦孝悌，亦即鞏固家放大的凝聚力、維護家族的秩序、擴大家族的活動與影響，維護亞宗法社會的生活原則，讓子孫銘記家族的創業和遷移活動，以及祖先們為后代所創下的基業，因而譜諜的修撰就顯得非常之必要。
經過清初至中葉的“湖廣填四川”后，移民對自己的來歷及祖先的業績更是特別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隨即回鄉取來或者老族的人送來老譜，以便在遷四川后續修新譜。在學者黃尚軍所過目而作簡略登錄的100部家譜中，最早者系喜慶13年(1808年)，最晚是民國36年(1947年)，其間包括有數部無法確定年代的族譜。而這一百部中關于成都府的更多，但關涉至今日仍屬成都管轄的則只有23部。而這23部中因古簡州包括今龍泉驛，而龍泉驛已屬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時所描述的簡州龍泉驛家族之族譜；再者23部明載因清初“湖廣填四川”而遷入成都者為13部，占23部的56%，可見湖廣填四川對成都人口影響之一斑。茲隨舉幾例，以窺一斑。1835年(道光15年)簡陽所修的《王氏族譜》中表明其1680年從長沙府遷入成都府簡州龍泉驛；1875年大邑《邱氏宗譜》記載順治年間由福建遷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譜》中載其始祖從康熙年間從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處成都、綿陽、樂山，以新都為最；1924年華陽《廖家族譜》說1726年從廣東興寧縣至湖廣，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資料均見《四川方言與民俗》)。福建、江西、廣東在清初戰亂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緒年間《德陽縣志續志》中的《陜西會館田記》一文說：“……時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報墾……當此之日，楚來最多，亦最選，秦次之，江右為后，粵、閩出于亂定數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雜處”。《成都通覽》是這一論點另一個佐證，從當時填四川者，湖廣籍占25%，云貴籍占15%，江西籍占15%，陜西籍占10%，安徽占5%，山東占5%，廣東占5%，廣西占5%，而福建、山西、甘肅合占5%。這說明湖北、云貴、江西和陜西人占了湖廣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數。

奉旨入蜀的人就不去說他了，因為他們入川缺乏很多內在動力和本能的利益驅使，這種入川方式最難判斷入川者的個人素質。而那種被逼上絕路逃荒或者由于家鄉發展已至極限，具有冒險精神的人，才是我們應該分析的對象。可以說，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農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們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讀書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著是封建社會科舉考試下的邊緣人。一直到了他們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變了他們辛勤勞動而食不果腹的尷尬境地，他們積聚了錢財，需要改變自己或許有點錢，但卻非常寒微地位，于是讀書中舉就成了在平凡而穩定的社會之必選項目，也表明了“湖廣填四川”給四川包括成都帶來了怎樣的榮譽。我們先談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帥陳毅、朱德等人的家世(這些族譜方志里的資料均采自孫曉芬編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處不再另行出注)。陳毅的先祖陳堯欽三兄弟在康熙末年從湖南寶慶府新寧縣，隨“湖廣填四川”的人口移動而長途跋涉入蜀，最終老大陳堯欽決定落戶樂至，而另兩位兄弟則另走它處，與其告別。到陳毅時已至第九輩。朱德先祖隨“湖廣填四川”的大潮，從廣東韶光遷移到四川廣安、營山一帶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帶著四個兒子到儀隴縣馬鞍場大灣定居。到朱德時已至第八代。這就說明移民非數代之艱辛勞作不能結果。

一些四川的現代作家如李 人、陽翰笙、郭沫若、艾蕪、馬識途等，其祖上都過“湖廣填四川”的艱辛歷程。李 人的八世祖李述明清初從湖北黃陂縣入蜀，李述明的入蜀比較特殊，他是沿途做小生意比如賣布并且行醫，到達四川華陽縣定居的。而李 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也是教私塾兼行醫，出售湖北祖傳“朱砂保赤丸”，而李 人的父親李傳芳及其妻子均會制作此丸。其實李氏之入川，不只是帶來了“朱砂保赤丸”，而且將祖傳的家鄉菜也實踐到他所開的餐館“小雅”當中——如涼拌芥茉寬粉皮之類。更重要的是李氏第八代之子對成都的貢獻，不只是他的小說堪稱近代小說的《華陽國志》，而且他對成都的研究在四川作家中無出其右者，這只從他的遺文《成都歷史沿革》和《話說成都城墻》里就能不費力地感覺得出(《成都文物》1991年2期)。而艾蕪的遠祖則是失掉了土地，只好攜妻帶子，遠走他鄉，于是在康熙中葉遷蜀，在成都府的新繁與彭縣交界的平原上，靠著水溝插占務農。其始祖是帶著“烈希承宗祖，美務正乾坤”的韻文字輩入川的，到了艾蕪父親一代正好用到“坤”字輩，于是派人去湖北麻城尋訪祖先同姓，又帶回用在字輩的頭兩句韻文“道繼寬仁著，功昭勇智聞”，按照粗略的估計，艾蕪始祖入川已達十世左右。而作家陽翰笙的祖先和馬識途與所有入川之作家的祖先均不同，他的祖先是被官方脅迫而非自愿入川的，他并不想遷蜀，遷蜀后定居于高縣羅場。作家、學者郭沫若祖上乾隆年間從福建長汀州寧化縣遷蜀，其“有”字輩的始祖背著兩個麻袋移民到嘉州務農，到三代仍做長工，第四代突然大昌，而到郭沫若屬第六代。作家馬識途的先祖是在乾隆年間從湖北麻城奉旨遷蜀墾荒，到忠縣境內離石寶寨十多里的彎丘和沙地壩落業，后干脆名為馬家山和馬家灣。我國著名地礦專家、作家韓素音之父周煒是清代大移民時從廣東遷蜀的，“由廣東行商來蜀，經營花板及絲綢，為高人貲富人”(陶堯生《愛國至忱，以死勤事——記韓素音之父周映彤先生》)，后定居郫縣。而我國著名中醫專家唐宗海，其先祖從湖南武崗入蜀廣漢，最后遷至彭縣三邑鄉。觀察上面諸多個案，可得出移民之艱辛不易，要想培養出本家族的杰出人才，非得六至十代不可，尤以八代為最普遍。按每代二十年算，移民之家要培養自己的杰出之才，需要160年左右不可，至此移民已完全蜀化矣。而且從另一方來說，也表明移民的人口素質及其結構的提高，為優化四川人的人口質量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不只是如此，川劇發展至今日的局面，也是移民文化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結果。明代四川土戲與昆劇入川形成的昆川混雜，秦腔入川及彈戲的形成，徽調入川及川胡琴的誕生，都給川劇形成空、高、胡、彈、燈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礎，加上像魏長生這樣的川劇創造者及其他表演藝術家的努力，以及像文人如趙熙創作《情探》等，均對川劇的發展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陜西在清初填四川的大潮中，占有極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問自明，陜西與四川自古相通，是為近鄰，常有商業交易及民間往還。陜人在清初入川占地，其具體做法是“秦人隨大軍開辟，砍樹臼其皮為界，施棚帳于內髏瓦礫之間”，自此之后，“遠近趨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縣志》)陜西人在成都的經商行道以典當、鹽茶、棉織業等著稱。比如清代33家當鋪(《成都通覽》載28家)，多為陜商經營。陜西嚴氏家族便是以運銷川鹽而獲得大利，故而嚴雁峰(他是尊經書院的學生，王壬秋的高足，與宋育仁、廖季平、張森楷等著名學者系同學)、嚴谷孫才有賁園藏書之富，同時才有大量資金投入所輯的《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輯的“叢書”涉及經傳、訓詁、音韻學、中醫藥學等重要的文獻。我自己就曾收得其中嚴氏刊刻的關于音韻學方面的書數種，流沙河先生還曾借去作過一個關于音韻方面的口訣表。嚴氏刊刻“叢書”的版片大約3萬多片，可惜文革時保存不善，軍宣隊進駐文殊院時，軍代表將存于該地的一些版片，拿來當作煮飯的柴火燒。曾蒙書籍裝設計家盛寄萍先生遺贈，我得到一塊嚴氏刊刻《曾子》一書的版片，閑時用手指輕扣這梨木版片，不勝陶醉之感。

更為切要的是外地人之入川所帶來的農作物種植上的革命，對改變四川農作物及經濟作物的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這方面閩粵入川移民功勞甚劇。如紅薯在1733年間經閩、粵入川的移民帶入四川，比如乾隆《雙流縣志》上載有當年成都、雙流開始種植紅薯的情況，“民間有空地者種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只經過了二三十年，1760全川種植紅薯就頗成規模，尤其是川北等地如西充被稱為苕國。如此一來，加上原先的水稻種植，使得四川人的糧食逐漸富裕起來，且廉價的紅苕還可用來喂豬，對改善民眾的膳食及營養結構均不無好處。但順帶說一句，玉米、紅薯之引入中國福建、浙江一帶，確實極大地利用旱地，較以前保證了農民食物問題，但這是一柄雙刃劍，旱地開發過多，毀林開荒的事情就不斷發生，以至于森林面積逐漸減少，清代以后，全國森林遭破壞越來越加劇，除人口劇增(道咸以后尚有減少)外，最重要的玉米、紅薯廣泛裁種對土地的需求量加大，從而造成這種無可避免的后果。成都在中后葉，尤其是光緒元年(1875年)至光緒三十年(1905年)三十年間，四川所有日常物品(包括建筑材料其增長均在3%以下，為現代經濟學家所認可的合理的物價上漲指率。而四川的燃料價格卻在三十年間平均上漲約118%，平均每年上漲3·93%，超過了物價上漲的合理指率(呂實強《近代四川農民的生活》)。這說明代移民造成的毀林開荒——與紅薯的大面積種植不無關系——加之伐薪燒炭的事情日趨嚴重，才造成炭價上漲。前經營炭幫和木柴幫的商號和人數那么多，其原因蓋源于需求大、利潤厚的緣故。同時大量伐木，造成水木流失，泥沙增多，河床加高，而水量減少，這是清末包括府南河在內的岷江等內河航運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紅薯等旱地作物的大量種植看似與炭價上揚、內河航運能力低下、水土流失嚴重、水災頻繁沒有聯系，真實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內在關聯。

其次尚有甘蔗、山蠶的引入，對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響。蔗種在1671年在富順種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順產甘蔗15萬噸，產蔗糖1萬余噸，糖坊500余家(詳見《富順縣志》)。內江大約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達做生意來到內江，見九月菊花開放，知此地氣候與福建有相近之處，遂借返鄉迎親之際，帶來蔗種、制糖工具并帶來了制糖工人。這種經濟作物的種植對整個川西平原及淺丘地帶的農業生產和商業帶業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因為四川原來只有春蠶、秋蠶和四季蠶，并無山蠶。而山蠶是1741年大邑縣知縣、山東人王酉將山蠶從山東引入四川，從山東省取蠶數萬，散發給民間，教他們飼養。山蠶喜吃柞樹葉(又名櫟樹，俗名青杠樹)，而四川許多地區都有櫟樹，而山蠶所產絲謂之為柞蠶絲，其所織成的柞絲綢，是柞蠶絲織成的平紋織品，有光澤，適宜做夏季衣服。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在清末經營絲綢生意的絲綢幫商號及人數之眾堪與日日不離的油米幫的商號及人數相埒的原因，同時也為更多的普通人家消費得起絲綢服裝打下了基礎。福建、廣東入川的移民身上均有經商傳統或具備商業眼光，而且有敢于為先的風氣，如他鄉之人不喜種苧麻時，“粵東籍家多種之”(《溫江縣志》)，給擴大苧麻種植，增加經濟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四川雖有煙草種植，但產量不高，面積不大，煙與煙葉的加工比較粗放。雍正年間福建龍巖移民至金堂的傅氏因此廣種煙草，于是傅氏的煙草在成都很賣得起價，獲利高，又能運銷四方，于是民眾便廣泛種植，這樣就為成都地區的民眾增添了一項經濟收入。為成都經濟的盡快恢復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大量的移民入川，于是他們在四川各地建立了大量的會館，移民幾年或十幾年后便如雨后春筍一般遍布各地。京師各省會館的作用大抵如次：為官紳喬寓之館，科舉士子居住的管所，專門為赴科士子住讀之所。而地方會館自是不同于京師針各省會館，但一般會館不外是協助同鄉應試舉子，推進同鄉工商業務，便于同鄉間聚會聯宜等等。而川省林立的會館因其系移民所建而有所不同，臺灣史學家呂實強認為四川的會館有三點值得注意：其一是參加會館者不僅是工商官宦，即便是農民亦是會館的基本會眾；其次是會館設立相當普遍，不僅通都大邑，就是村鎮鄉場也往往設有；最后，川省會館除了一般會館的功能外，尚涉及若干屬于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務，諸如仲裁是非，調解財產糾紛等(《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發生的影響》)。這就使得四川的會館取得了亞宗法社會(既與官方有利益聯系又有自己利益地盤，會眾只要通過大社會里的小社會就可解決問題)對于會館會眾的利益保護和約束力。四川在清代中后葉袍哥眾多、公口林立，對四川的近現代社會結構及社會變動，保路運動的爆發以及民國的軍閥割據鴉片泛濫川省等，都產生了既深且巨的影響。譬如會館會眾的廣泛性和會館建立的普遍性，使得各個利益集團的聯絡在農業社會的情況下相對快捷，便于統一行動，在短時間內聚集起來，以應付各種不測之激變，這對后來袍哥發水電報以起事都有不可小看的啟示。

移民所形成的宗族的族約族規，對維護一個宗族正常的社會秩序有不可小視的作用，但我個人認為宗族對社會產生較大且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便是族產中的族田亦即義田。因為古代社會重家重族，而且一個人中舉進士，不只是個人的榮耀，也是整個家族的光榮。再且這一個社會在不能，更準確是說不想(當然統治者是不想，他們想的上如何愚民)實行義務教育亦即免費教育，同時又使同族大多數人不致失學的一個有效辦法。譬如成都龍譚鄉范氏宗祠，從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的時間里，范氏家族有祠產3000畝(資料來源孫曉芬《清代前的移民填四川》)。而范氏族產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如族產屬范氏家族所有，并推舉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孫出世后只須向祖宗送紅雞公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冊后便可成為其中一員，享受祠中一切權利。當然也有對違規的懲處條款。其是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組織機構，設德高望重的族長一人，正副總理各一個，掌管祀田(指祭祀專項開支費)和義田(作為辦學及獎學金、救濟金之專項開支)的收支，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更為重要的推帳務主管一人，為本祠貧困子孫、老弱病殘、鰥寡孤獨者進行救濟，每年終施放一次救濟糧、款，同時設學務主管一人，為范氏小學子弟專管伙食、學雜，此費由祠堂供給。考上初中發給獎學金24銀元，高中36元，大學100元，上京師和日本留學，每年發給140元。考上留歐美發給280元。每個學生畢業考取優等者，在祠堂貼掛金字紅榜鼓勵。宗族祠堂在沒有義務教育以前，在一定意義上實行義務的是義務教育(小學免費)，倒是現在義務教育實施不了，因為現代社會將祠堂的功能代替，但就是沒有做好真正的義務教育。正是祠堂族產族田亦即義田對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整個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也是廢除科舉制度建立新的學校，立馬就能夠在各地得以實現的真正原因。因此實行新的學校制度后，就能立馬改為華陽范氏小學。近代成都的變化和前進與這些都有不可分割的關系。

“湖廣填四川”及移民文化
明末清初的大戰亂，四川大部分地區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蕪，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愿(經商、游宦、習醫等)入川，改變了整個四川的人口經濟、風俗民情諸方面，其影響勝過歷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動，奠定了現代四川包括成都諸生活的由來與根基。正是由于大規模舉家甚至舉族遷移入川，戀家戀根之心甚重，因此對族譜的修繕，方志的撰寫甚于它朝。不特如此，四川古來都有重視修志的傳統，從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東漢的《巴郡圖經》到中國現存的最早講究體例一部方志、常璩的《華陽國志》，無不對此后中國地方志的修撰產生了既深且巨的影響，而常璩的《華陽國志》還被梁啟超稱為“方志之祖”。就劉緯毅所著的《中國地方志》中載，我國現存歷代地方志共有8273種，倘按方志所屬省區來劃分，位居前五位之榜首的四川672種(其它分別是浙江592種、河北567種、山東541種、江蘇540種)。四川修方志之風很盛，或許與四川人戀鄉又遠離中央政權不無關系。如果方志是官方為了保存當地的民俗風情和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那么民間為了保存自己的聲音，達到睦宗族、正人倫、端風化、敦孝悌，亦即鞏固家放大的凝聚力、維護家族的秩序、擴大家族的活動與影響，維護亞宗法社會的生活原則，讓子孫銘記家族的創業和遷移活動，以及祖先們為后代所創下的基業，因而譜諜的修撰就顯得非常之必要。
經過清初至中葉的“湖廣填四川”后，移民對自己的來歷及祖先的業績更是特別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隨即回鄉取來或者老族的人送來老譜，以便在遷四川后續修新譜。在學者黃尚軍所過目而作簡略登錄的100部家譜中，最早者系喜慶13年(1808年)，最晚是民國36年(1947年)，其間包括有數部無法確定年代的族譜。而這一百部中關于成都府的更多，但關涉至今日仍屬成都管轄的則只有23部。而這23部中因古簡州包括今龍泉驛，而龍泉驛已屬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時所描述的簡州龍泉驛家族之族譜；再者23部明載因清初“湖廣填四川”而遷入成都者為13部，占23部的56%，可見湖廣填四川對成都人口影響之一斑。茲隨舉幾例，以窺一斑。1835年(道光15年)簡陽所修的《王氏族譜》中表明其1680年從長沙府遷入成都府簡州龍泉驛；1875年大邑《邱氏宗譜》記載順治年間由福建遷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譜》中載其始祖從康熙年間從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處成都、綿陽、樂山，以新都為最；1924年華陽《廖家族譜》說1726年從廣東興寧縣至湖廣，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資料均見《四川方言與民俗》)。福建、江西、廣東在清初戰亂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緒年間《德陽縣志續志》中的《陜西會館田記》一文說：“……時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報墾……當此之日，楚來最多，亦最選，秦次之，江右為后，粵、閩出于亂定數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雜處”。《成都通覽》是這一論點另一個佐證，從當時填四川者，湖廣籍占25%，云貴籍占15%，江西籍占15%，陜西籍占10%，安徽占5%，山東占5%，廣東占5%，廣西占5%，而福建、山西、甘肅合占5%。這說明湖北、云貴、江西和陜西人占了湖廣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數。

奉旨入蜀的人就不去說他了，因為他們入川缺乏很多內在動力和本能的利益驅使，這種入川方式最難判斷入川者的個人素質。而那種被逼上絕路逃荒或者由于家鄉發展已至極限，具有冒險精神的人，才是我們應該分析的對象。可以說，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農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們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讀書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著是封建社會科舉考試下的邊緣人。一直到了他們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變了他們辛勤勞動而食不果腹的尷尬境地，他們積聚了錢財，需要改變自己或許有點錢，但卻非常寒微地位，于是讀書中舉就成了在平凡而穩定的社會之必選項目，也表明了“湖廣填四川”給四川包括成都帶來了怎樣的榮譽。我們先談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帥陳毅、朱德等人的家世(這些族譜方志里的資料均采自孫曉芬編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處不再另行出注)。陳毅的先祖陳堯欽三兄弟在康熙末年從湖南寶慶府新寧縣，隨“湖廣填四川”的人口移動而長途跋涉入蜀，最終老大陳堯欽決定落戶樂至，而另兩位兄弟則另走它處，與其告別。到陳毅時已至第九輩。朱德先祖隨“湖廣填四川”的大潮，從廣東韶光遷移到四川廣安、營山一帶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帶著四個兒子到儀隴縣馬鞍場大灣定居。到朱德時已至第八代。這就說明移民非數代之艱辛勞作不能結果。

一些四川的現代作家如李 人、陽翰笙、郭沫若、艾蕪、馬識途等，其祖上都過“湖廣填四川”的艱辛歷程。李 人的八世祖李述明清初從湖北黃陂縣入蜀，李述明的入蜀比較特殊，他是沿途做小生意比如賣布并且行醫，到達四川華陽縣定居的。而李 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也是教私塾兼行醫，出售湖北祖傳“朱砂保赤丸”，而李 人的父親李傳芳及其妻子均會制作此丸。其實李氏之入川，不只是帶來了“朱砂保赤丸”，而且將祖傳的家鄉菜也實踐到他所開的餐館“小雅”當中——如涼拌芥茉寬粉皮之類。更重要的是李氏第八代之子對成都的貢獻，不只是他的小說堪稱近代小說的《華陽國志》，而且他對成都的研究在四川作家中無出其右者，這只從他的遺文《成都歷史沿革》和《話說成都城墻》里就能不費力地感覺得出(《成都文物》1991年2期)。而艾蕪的遠祖則是失掉了土地，只好攜妻帶子，遠走他鄉，于是在康熙中葉遷蜀，在成都府的新繁與彭縣交界的平原上，靠著水溝插占務農。其始祖是帶著“烈希承宗祖，美務正乾坤”的韻文字輩入川的，到了艾蕪父親一代正好用到“坤”字輩，于是派人去湖北麻城尋訪祖先同姓，又帶回用在字輩的頭兩句韻文“道繼寬仁著，功昭勇智聞”，按照粗略的估計，艾蕪始祖入川已達十世左右。而作家陽翰笙的祖先和馬識途與所有入川之作家的祖先均不同，他的祖先是被官方脅迫而非自愿入川的，他并不想遷蜀，遷蜀后定居于高縣羅場。作家、學者郭沫若祖上乾隆年間從福建長汀州寧化縣遷蜀，其“有”字輩的始祖背著兩個麻袋移民到嘉州務農，到三代仍做長工，第四代突然大昌，而到郭沫若屬第六代。作家馬識途的先祖是在乾隆年間從湖北麻城奉旨遷蜀墾荒，到忠縣境內離石寶寨十多里的彎丘和沙地壩落業，后干脆名為馬家山和馬家灣。我國著名地礦專家、作家韓素音之父周煒是清代大移民時從廣東遷蜀的，“由廣東行商來蜀，經營花板及絲綢，為高人貲富人”(陶堯生《愛國至忱，以死勤事——記韓素音之父周映彤先生》)，后定居郫縣。而我國著名中醫專家唐宗海，其先祖從湖南武崗入蜀廣漢，最后遷至彭縣三邑鄉。觀察上面諸多個案，可得出移民之艱辛不易，要想培養出本家族的杰出人才，非得六至十代不可，尤以八代為最普遍。按每代二十年算，移民之家要培養自己的杰出之才，需要160年左右不可，至此移民已完全蜀化矣。而且從另一方來說，也表明移民的人口素質及其結構的提高，為優化四川人的人口質量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不只是如此，川劇發展至今日的局面，也是移民文化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結果。明代四川土戲與昆劇入川形成的昆川混雜，秦腔入川及彈戲的形成，徽調入川及川胡琴的誕生，都給川劇形成空、高、胡、彈、燈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礎，加上像魏長生這樣的川劇創造者及其他表演藝術家的努力，以及像文人如趙熙創作《情探》等，均對川劇的發展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陜西在清初填四川的大潮中，占有極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問自明，陜西與四川自古相通，是為近鄰，常有商業交易及民間往還。陜人在清初入川占地，其具體做法是“秦人隨大軍開辟，砍樹臼其皮為界，施棚帳于內髏瓦礫之間”，自此之后，“遠近趨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縣志》)陜西人在成都的經商行道以典當、鹽茶、棉織業等著稱。比如清代33家當鋪(《成都通覽》載28家)，多為陜商經營。陜西嚴氏家族便是以運銷川鹽而獲得大利，故而嚴雁峰(他是尊經書院的學生，王壬秋的高足，與宋育仁、廖季平、張森楷等著名學者系同學)、嚴谷孫才有賁園藏書之富，同時才有大量資金投入所輯的《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輯的“叢書”涉及經傳、訓詁、音韻學、中醫藥學等重要的文獻。我自己就曾收得其中嚴氏刊刻的關于音韻學方面的書數種，流沙河先生還曾借去作過一個關于音韻方面的口訣表。嚴氏刊刻“叢書”的版片大約3萬多片，可惜文革時保存不善，軍宣隊進駐文殊院時，軍代表將存于該地的一些版片，拿來當作煮飯的柴火燒。曾蒙書籍裝設計家盛寄萍先生遺贈，我得到一塊嚴氏刊刻《曾子》一書的版片，閑時用手指輕扣這梨木版片，不勝陶醉之感。

更為切要的是外地人之入川所帶來的農作物種植上的革命，對改變四川農作物及經濟作物的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這方面閩粵入川移民功勞甚劇。如紅薯在1733年間經閩、粵入川的移民帶入四川，比如乾隆《雙流縣志》上載有當年成都、雙流開始種植紅薯的情況，“民間有空地者種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只經過了二三十年，1760全川種植紅薯就頗成規模，尤其是川北等地如西充被稱為苕國。如此一來，加上原先的水稻種植，使得四川人的糧食逐漸富裕起來，且廉價的紅苕還可用來喂豬，對改善民眾的膳食及營養結構均不無好處。但順帶說一句，玉米、紅薯之引入中國福建、浙江一帶，確實極大地利用旱地，較以前保證了農民食物問題，但這是一柄雙刃劍，旱地開發過多，毀林開荒的事情就不斷發生，以至于森林面積逐漸減少，清代以后，全國森林遭破壞越來越加劇，除人口劇增(道咸以后尚有減少)外，最重要的玉米、紅薯廣泛裁種對土地的需求量加大，從而造成這種無可避免的后果。成都在中后葉，尤其是光緒元年(1875年)至光緒三十年(1905年)三十年間，四川所有日常物品(包括建筑材料其增長均在3%以下，為現代經濟學家所認可的合理的物價上漲指率。而四川的燃料價格卻在三十年間平均上漲約118%，平均每年上漲3·93%，超過了物價上漲的合理指率(呂實強《近代四川農民的生活》)。這說明代移民造成的毀林開荒——與紅薯的大面積種植不無關系——加之伐薪燒炭的事情日趨嚴重，才造成炭價上漲。前經營炭幫和木柴幫的商號和人數那么多，其原因蓋源于需求大、利潤厚的緣故。同時大量伐木，造成水木流失，泥沙增多，河床加高，而水量減少，這是清末包括府南河在內的岷江等內河航運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紅薯等旱地作物的大量種植看似與炭價上揚、內河航運能力低下、水土流失嚴重、水災頻繁沒有聯系，真實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內在關聯。

其次尚有甘蔗、山蠶的引入，對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響。蔗種在1671年在富順種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順產甘蔗15萬噸，產蔗糖1萬余噸，糖坊500余家(詳見《富順縣志》)。內江大約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達做生意來到內江，見九月菊花開放，知此地氣候與福建有相近之處，遂借返鄉迎親之際，帶來蔗種、制糖工具并帶來了制糖工人。這種經濟作物的種植對整個川西平原及淺丘地帶的農業生產和商業帶業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因為四川原來只有春蠶、秋蠶和四季蠶，并無山蠶。而山蠶是1741年大邑縣知縣、山東人王酉將山蠶從山東引入四川，從山東省取蠶數萬，散發給民間，教他們飼養。山蠶喜吃柞樹葉(又名櫟樹，俗名青杠樹)，而四川許多地區都有櫟樹，而山蠶所產絲謂之為柞蠶絲，其所織成的柞絲綢，是柞蠶絲織成的平紋織品，有光澤，適宜做夏季衣服。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在清末經營絲綢生意的絲綢幫商號及人數之眾堪與日日不離的油米幫的商號及人數相埒的原因，同時也為更多的普通人家消費得起絲綢服裝打下了基礎。福建、廣東入川的移民身上均有經商傳統或具備商業眼光，而且有敢于為先的風氣，如他鄉之人不喜種苧麻時，“粵東籍家多種之”(《溫江縣志》)，給擴大苧麻種植，增加經濟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四川雖有煙草種植，但產量不高，面積不大，煙與煙葉的加工比較粗放。雍正年間福建龍巖移民至金堂的傅氏因此廣種煙草，于是傅氏的煙草在成都很賣得起價，獲利高，又能運銷四方，于是民眾便廣泛種植，這樣就為成都地區的民眾增添了一項經濟收入。為成都經濟的盡快恢復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大量的移民入川，于是他們在四川各地建立了大量的會館，移民幾年或十幾年后便如雨后春筍一般遍布各地。京師各省會館的作用大抵如次：為官紳喬寓之館，科舉士子居住的管所，專門為赴科士子住讀之所。而地方會館自是不同于京師針各省會館，但一般會館不外是協助同鄉應試舉子，推進同鄉工商業務，便于同鄉間聚會聯宜等等。而川省林立的會館因其系移民所建而有所不同，臺灣史學家呂實強認為四川的會館有三點值得注意：其一是參加會館者不僅是工商官宦，即便是農民亦是會館的基本會眾；其次是會館設立相當普遍，不僅通都大邑，就是村鎮鄉場也往往設有；最后，川省會館除了一般會館的功能外，尚涉及若干屬于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務，諸如仲裁是非，調解財產糾紛等(《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發生的影響》)。這就使得四川的會館取得了亞宗法社會(既與官方有利益聯系又有自己利益地盤，會眾只要通過大社會里的小社會就可解決問題)對于會館會眾的利益保護和約束力。四川在清代中后葉袍哥眾多、公口林立，對四川的近現代社會結構及社會變動，保路運動的爆發以及民國的軍閥割據鴉片泛濫川省等，都產生了既深且巨的影響。譬如會館會眾的廣泛性和會館建立的普遍性，使得各個利益集團的聯絡在農業社會的情況下相對快捷，便于統一行動，在短時間內聚集起來，以應付各種不測之激變，這對后來袍哥發水電報以起事都有不可小看的啟示。

移民所形成的宗族的族約族規，對維護一個宗族正常的社會秩序有不可小視的作用，但我個人認為宗族對社會產生較大且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便是族產中的族田亦即義田。因為古代社會重家重族，而且一個人中舉進士，不只是個人的榮耀，也是整個家族的光榮。再且這一個社會在不能，更準確是說不想(當然統治者是不想，他們想的上如何愚民)實行義務教育亦即免費教育，同時又使同族大多數人不致失學的一個有效辦法。譬如成都龍譚鄉范氏宗祠，從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的時間里，范氏家族有祠產3000畝(資料來源孫曉芬《清代前的移民填四川》)。而范氏族產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如族產屬范氏家族所有，并推舉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孫出世后只須向祖宗送紅雞公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冊后便可成為其中一員，享受祠中一切權利。當然也有對違規的懲處條款。其是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組織機構，設德高望重的族長一人，正副總理各一個，掌管祀田(指祭祀專項開支費)和義田(作為辦學及獎學金、救濟金之專項開支)的收支，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更為重要的推帳務主管一人，為本祠貧困子孫、老弱病殘、鰥寡孤獨者進行救濟，每年終施放一次救濟糧、款，同時設學務主管一人，為范氏小學子弟專管伙食、學雜，此費由祠堂供給。考上初中發給獎學金24銀元，高中36元，大學100元，上京師和日本留學，每年發給140元。考上留歐美發給280元。每個學生畢業考取優等者，在祠堂貼掛金字紅榜鼓勵。宗族祠堂在沒有義務教育以前，在一定意義上實行義務的是義務教育(小學免費)，倒是現在義務教育實施不了，因為現代社會將祠堂的功能代替，但就是沒有做好真正的義務教育。正是祠堂族產族田亦即義田對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整個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也是廢除科舉制度建立新的學校，立馬就能夠在各地得以實現的真正原因。因此實行新的學校制度后，就能立馬改為華陽范氏小學。近代成都的變化和前進與這些都有不可分割的關系。

幾乎所有南方的省都有移民 只是以2湖2廣居多 現在四川95%的人口都是外來人的后代 成都更是高達98% 所以可以說成都是中國最不排外的城市了.

湖廣其實是兩湖啊 湖南湖北最多
我有個疑問：既然怎么多外來移民，那是如何形成獨特文化的呢 ？

此圖出自羅香林先生所著《客家源流考》一書，您要是想要電子書可以留下郵箱地址，我給您發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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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大本營在粵閩贛交界處，從這里遷出的人叫做“客家裔”，這里的古代居民叫做“客家先民”。從中原遷來，但尚未到達“客家大本營”的，只能稱為“中原移民”，不是通常理解上的“客家先民”，最多只能算是“泛化”的客家先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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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5月的一天，剛剛于上個月過完60歲生日的清圣祖康熙大帝，端坐在金鑾寶殿之上，開始臨朝理事。他首先把主管田糧戶冊的戶部尚書、四川遂寧人張鵬翮(he，音"和")宣進殿來，詢問有關四川大移民的事情。

原來，上個月康熙大帝在接見各省老人祝壽團時，已同一位來自四川的87歲長者、張鵬翮的父親張娘有過接觸。他從這次接觸中了解到，當時各省移民響應朝廷的詔諭，源源不斷地涌進四川，大事墾荒種地，使得"四川之荒田，已盡開墾"。由此，他決定就四大移民起因背景等問題，詔問張鵬翮。于是，一段關乎本課題研究內容的君臣詔對就這樣開場了。

康熙帝首先問："明末時張獻忠兵到四川，殺戮甚慘，四川人曾有記其事之書籍否?"張鵬翮奏："無有記其事者。"康熙接著說："爾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張獻忠入川時計，約已十七八歲，必有確然見聞之處，爾問明繕折進呈。"這段對話，雖然一問一答，只有寥寥數語，但卻富于史料價值，故被收錄在《清朝實錄》里面。這次寵遇，使張氏家族滿門生輝，同時此事也被保存在遂寧《張氏族譜》之中。

不久，張鵬翮遵旨，根據其父張煨的口述，由他繕疏上聞，總算向康熙帝交了一份答卷。至于是否令皇上滿意，不得而知。不過，他的父親張娘卻從這次人京覲見和詔對中受到了啟發，是該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記錄下這段大移民起因的背景，以填補這段歷史空白的時候了。后來，他殫精竭慮，不遺余力，果然寫出了一本名叫《燼余錄》的書。該書以他的生平見聞為依據，從明熹宗天啟七年(1627年)一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記述了明末清初80余年自己在四川的所見所聞。其中，對康熙皇帝所特別關心的張獻忠據蜀時期的情況，記載得尤為詳盡。．

根據《燼余錄》可以知道，張氏家族從明朝起，即由湖北麻城遷居遂寧，300年間，族姓繁盛，計十三房，人口凡萬余人。但是經過明末四川大亂之后，該族僅存"三世一宅，童仆百余人"。及至清初，四又遭浩劫，居民死傷無數，于是，"蜀民至是殆盡矣"。《燼余錄》還對清初人口殆盡的原因作了如實的分析："今統以十分而計之：其死于獻賊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搖黃(指活躍于川東的農民軍)之擄掠者二，因亂而相殘殺者又二，饑而死者又二，其一則死于病也。"在他看來，真正死于張獻忠之手的，僅占四川的30％，加上死于搖黃十三家農民軍之手的，也僅占四川人口的一半。其余一半人口的死亡，則與張獻忠和搖黃十三家無關，他們是被隨之而來的戰亂、天災、饑荒和病魔奪去生命的。

到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占領四川，對全川人口再作統計時，在冊的人口總數僅僅50萬～60萬。鑒于人少地多，田土大量荒蕪，社會亟待恢復的實際，朝廷不得不決定從外省招募人民，自愿人川屯墾。于是，繼元末明初之后，四川又一次掀起了移民運動的高潮，這就是"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遷徙運動的來歷。

"湖廣"是省級行政區劃的名稱，起源于元，固定于明。清沿元明舊制，設湖廣行省，轄境為今湖南、湖北二省范圍。"湖廣填四川"一詞正式見諸文字，最早出自清道光進士、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魏源(1794～1857)的筆下。他在《湖廣水利論》一文中寫道："當明之季世，張賊屠蜀民殆盡，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人楚，楚人人蜀。故當時有'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之謠。" "湖廣填四川"原本是流行于明代民間的一句民謠，它生動記錄了明初以來湖廣人民大量移居四川的社會現象。魏源借用它來描寫清代前期大量外省移民遷川的潮流，居然得到當時社會的認同。他可能做夢也沒想到，經他記下的這句民謠，竟然會在日后的四川、重慶，乃至于在全國學術界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研究清初四川大移民的熱潮。

自從張煨撰寫《燼余錄》開始，四川一些文化人抓住時機，陸續撰寫、出版了有如《蜀碧》、《蜀警錄》、《蜀龜鑒》、《蜀破鏡》、《荒書》等一系列書籍，填補了當初四川人"無有記其事"的空白。這些書雖然并非直接針對"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而寫，但卻也從歷史背景上解釋了造成這場大規模的移民運動的起因。不過，由于受時代和階級偏見的限制，他們大多把責任推給農民軍領袖張獻忠，其結論無不在說這是由于"張獻忠剿四"造成的。

解放后，新時代的史學工作者針鋒相對撰寫了許多著述，為推進這一課題的研究，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四川大學教授胡昭曦率先撰寫了《張獻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廣填四川"》的學術專著，具有開創性的價值；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編輯部主持召開了"張獻忠在四川"學術研討會，并開辟專欄推進這一問題的討論，對推進"湖廣填四川"研究工作的起步，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作用。其后，到了八九十年代至21世紀之初，四學界又出版了許多地方史專著，有不少內容都涉及到這段歷史。例如，孫曉芬的《清前期的移民填》一書，從選題上切入這一領域，并?[編了相關的資料。此外，還有《張獻忠傳論》、《清代四川財政史料匯編》、《四川人口史》、《中國人口·四川分冊》、《四川古代史稿》、《清代四川史》、《四川通史》、《四川歷史農業地理》、《四川方言與巴蜀文化》、《四川方言與民俗》、《四川的客家人與客家文化》、 《清代四川農村社會經濟史》等等，也都從不同側面論述到這段歷史的相關內容。至于這一時期發表在國內報刊上有關"湖廣填四川"的學術論文，據不完全統計，也有數十篇之多。

綜觀這些成果，從研究內容上看，大致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1)從明末清初的社會背景人手，剖析了"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產生的原因，指出"張獻忠剿四川"的后果只是導致清初大移民的一個因素，并非全部、唯一的原因。(2)對清政府的移民實川政策的性質、特點、過程、階段及其演變作了初步探討，指出清初移民政策并非一成不變的，在政府移民政策的調控之下，移民浪潮隨之跌宕起伏。(3)深人探討了移民墾荒政策下四川人口、耕地、糧食及城鄉經濟發展的狀況，肯定了移民運動在推進四川經濟復蘇與重建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4)對移民社會中的社會組織，尤其是對移民會館的功能、作用進行了初步的探討。

(5)對"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影響下所產生的種種文化現象，如民間文藝、民俗文化、地方文獻、民居建筑等，作了一定的搜集和整理。

總之，解放以來四川學界在這一研究領域內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其貢獻主要集中到一點，就是把"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從一句民謠和口碑傳說層次，提升為一個嚴肅的學術研究課題，使之成為中國移民史和清代歷史上不可缺少的篇章。盡管目前還有人懷疑"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是否客觀真實存在過，還有許多謎團等待人們去破解，但是，"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作為清初四川一段重要歷史，作為學術領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研究對象，是誰也無法改變的了。

與此同時，也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過去有關這一問題的前期研究成果雖然不少，但是從總體上看，分量不夠、質量不高、挖掘不深，則是共通的弊病。幾年前，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在其撰寫的《中國移民史》第6卷中，對當時國內"湖廣填四川"問題的研究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作了中肯的評價。他指出："'湖廣填四川'在清代前期移民史上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它的意義在于重建了一個泱泱大省四川的人口，由此而構成清代前期最大規模的區域移民；這不僅指其移民數量眾多，而且指其移民來源廣泛。可惜的是，有關這場大規模移民的史料挖掘，長期以來并未取得大的進展，故而以前的有關論文，僅僅局限于對這一移民運動作一些'舉例子'的簡單描述......有關清代四川移民史的資料實在是太少了，以至于我們無法對各個區域移民史作出更深一步的分析......"

當然，也不可一概而論。在這期間，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國內學術界，也產生了幾部有影響的學術論著，開始從不同側面觸及這一區域性移民的根本問題。其中重要的有：張國雄的《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王笛的《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劉正剛的《閩粵客家人在四川》、藍勇的《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等等。曹樹基評價說，這些學術論著一改以往"舉例子"的研究方法，"不再用一些模糊的概念，如'許多'、'大量'、'廣泛'等字眼對四川移民的數量規模進行籠統的描述，而是力圖求解移民人口的規模和各籍人口的數量。"

本書就是在上述學術背景下，在諸多學術論著已經作了初步探討的情況下，進一步將"湖廣填四川"作為一個大規模的移民遷徙運動來專門進行研究，并且通過"解讀"的方式，以專著的形式系統地加以表現。若問本著與上述論著或同類主題的論著究竟有何區別?本書究竟有哪些心得可以貢獻于讀者與學界?我想，應該有以下幾點：

(1)把"湖廣填四川"作為一個獨立的移民遷徙運動來研究，是本書的首要特點。

此前的學術論著雖然認識到"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在中國移民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重視程度毋庸置疑，但在具體涉及這一問題時，大多僅把"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作為一般性的歷史事件，還沒有把它歸結到一個獨立的移民遷徙運動來研究，因此，論述過于籠統、分散，缺乏詳細準確的分析。其情形又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其一是在某些學術論著中，僅把"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作為清前期的四川的一段歷史來對待，其內容不外是對背景、動機、經過、后果等一般歷史過程的浮光掠影似的掃描而已。其二是在某些專題性質的學術論著中，僅取其中某一內容切入"湖廣填四川"，或許在其所論述的人口、耕地、經濟發展、移民政策、社會影響等方面有所建樹，但對這場移民運動的發展過程及其與所論內容之間的連帶關系則疏于探討。其三是不少移民后裔(包括客家后裔)以記敘性著作描述"湖廣填四川"這段歷史或移民運動，往往僅憑一時的記憶、傳說、直覺與靈感，抓住點滴資料就空發議論，缺乏深入細致的比較、考證，難免膚淺偏頗。正如客家研究大師羅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導論》一書中所點評的："客家學子之論客家源流者，又往往僅憑一時記憶或直覺，發其空論，而不能博采群書，及各種有關系的材料，用科學方法，客觀態度，以相考聶，故于客家南徙的實際景況和途徑，亦不能有深刻的認識；其尤可怪者，則往往立言矛盾"。

本書與此前的學術論著的顯著區別，就在于把"湖廣填四"當作為一個完整的移民遷徙運動過程來研究，由此建立了一個原鄉一遷徙一定居創業的觀察架構，并第一次深入移民原鄉，對移民在原鄉的生存環境及其與遷徙的關系，以及對移民遷川前的準備(包括心理準備、摸底準備、精神準備、路牌準備、盤費準備)、整治行裝、擇吉上路、遷移方式、遷移路線、路上遭遇等等，作了深入細致的剖析與敘述，從而完整再現了清初外省移民"填四川"的生動場景。

(2)從社會生活史的視角出發，從微觀細節人手，對"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中的下層社會和平民主體給予關照和論述，是本書的第二個顯著特點。

清前期的"湖廣填四川"，從本質上講是一場典型的經濟類型的移民運動。與歷史上那些因為逃荒、流放、宦游、戍邊、行商而客居四川的人們不同，這一次卷入到移民潮流的主體，大多是平民百姓。以平民百姓為主體的移民史，按理說應該是展示下層社會民眾生活形態的舞臺。下層社會生活的內容豐富多彩，包羅萬象，幾乎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牽涉到四川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社會、生態、家庭、宗族等等方面。舉凡與下層民眾有關的社會生活事象，無一不與這場運動有關。前此不少的學術論著，在"湖廣填四川"的題目下，往往偏重從政治史的角度出發觀察問題，研究領域大多局限于一個狹小的范圍，集中在封建王朝和上層人物活動上。至于在這些政策演變背后平民百姓的活動，以及下層社會所發生的變遷，則往往難以進入研究視野。

各類移民史著述所涉及的基本內容，多為移民史的概況，以及建立在移民史基礎上的綜合研究。而移民史概況的研究，則又偏重于勾畫移民活動的基本輪廓，即概述每一次移民活動"當時的歷史背景、移民出發地和遷入地的概況、移民遷移的原因、方式、路線、數量以及他們對出發地和遷入地的影響"。相對說來，微觀研究則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

梁啟超先生在定義"史者何?"的問題時，曾經指出："凡史跡皆人類過去活動之僵跡也，史家能事，乃在將僵跡變為活化--因其結果以推得其情態，使過去時代之現在相，再現于今日也。"在他看來，只有善于"摹體"、"描態"的"真史"，才堪稱"能盡史之神理"。否則，即使是"紀事縱極精善"，也只是"得肉遺血，得骨遺髓"。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一部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真史"，應該是有血有肉、有骨有髓的。而要產生這樣的"真史"，必須將宏觀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

本書在把"湖廣填四川"作為一個完整的移民遷徙運動來研究的前提下，以移民遷徙為主線，將遷徙過程中移民自身的生活狀態，以及移民在作跨地域遷移過程中的具體情態問題作為陳述重點，并用若干生動的、微小的細節來加以表現，具體回答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廣大下層百姓是怎樣 "填"四川的?填川過程中移民們究竟是怎么生活的?遇到一些什么困難?歷經了何種艱辛與磨難?等等。由于在官方史書里沒有我們所需要的現成史料細節，而民間史料又散見于各類地方文獻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如果沒有從生活情態上深化中國移民史研究的價值取向，不深入基層、深人生活，很難想象那些足以展現移民社會鮮活狀態的、有價值的史料細節能夠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本書盡其所能，在這方面作了一定的嘗試與探索。

(3)大量運用文獻資料并結合田野調查所得，對"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的遷徙歷程及其所涉及的重大問題，不是采用過去傳統的全景式敘述方式，而是采用"解釋性"史學的表述方法進行解說和解讀，是本書的第三個特點。

"湖廣填四川"作為清前期規模最大的區域移民運動，涉及到大量的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人口空間分布、生態和自然環境以及社會結構和社會面貌等問題。僅僅依靠傳統史學全景式敘述方式，是難以把這樣復雜的社會歷史發展現象和趨勢解釋清楚的。因為，以"敘述式"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史學，同以"解釋性"為基本特征的新史學有著本質的區別。在20世紀的西方，曾經在史學領域中掀起了一場所謂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其標志是出現了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取代了過去的傳統史學，其結果是"敘述式"史學被"解釋性"史學所取代。

所謂"解釋性"史學，就是一種建立在分析基礎上的跨學科史學。這種新史學與傳統史學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注重的是發揮研究者本身的認識功能，要求研究者必須從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中吸取理論模式與研究技術，如運用社會學、社會人類學、人口學、計量方法等多學科的分析方法、模式和概念，以豐富自己，構建歷史。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借鑒人類學長于解構生活的優勢和田野調查手段，充分發揮研究者本身的認識功能，對研究對象進行實地的考察與感悟。只有把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讓歷史研究具有人類學視角，讓人類學研究注重歷史深度，這樣才可能從新的角度理解這場移民運動，從而建立起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模式。這方面，以研究下層民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著稱的法國年鑒學派大師伊曼紐埃爾·格魯瓦·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 rie)，為我們樹立了典范。在他許多講演和著述中，就開辟了"過去不被重視或不曾充分利用史料的新領域，有助于認識普通民眾的生活經歷與他們的態度和感情"。

"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是一段已經消失，但是至今仍活在民間的平民生活史、生命史。它曾經造就了一個異彩紛呈的移民社會，這個社會雖然早已經消融，但在四川現實生活中卻隨處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對于這樣一段已經逝去的歷史，僅僅依靠傳統歷史學的"話語表達"方式，是難以把它復原出來的。這是因為，傳統史學習慣于采用"蓋棺定論"的話語方式為過去寫歷史。這種"主持'追悼'的國家話語和權力"的表達方式，在以平民為主體的移民運動面前，勢必難以將移民運動鮮活生動的特點與精髓表現出來。而史學家的責任正在于"讓歷史'活'過來"。所謂"讓歷史'活，過來"，正如有位學者所指出的，就是應該"讓平民世界的日常生活、連續的過程脈絡和當事人的想法活過來；讓悼詞，的權力話語變成心氣平和的歷史交談"。

學習和借鑒這些新的史學理論和史學研究方法，本書在研究思路和表述方法上，作了這樣的探索：

(1)根據移民史的發展線索，首先將"湖廣填四川"這段歷史分解為若干階段，每個階段劃分為若干片段，然后逐一展開，逐個將它們提出來加以討論，進行必要的探索、闡釋與解讀。所謂的解讀，主要是對地方志、族譜上以及民間口碑傳聞等地方文獻所提供的相關史料，進行必要的鑒別、考證，然后把它放在移民運動特定的發展過程階段中去進行觀察，并結合一定自然、歷史與社會背景給予合理的解釋。過去地方文獻上有關"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的史料也不算少，但由于過于零碎分散，后世許多著述在利用這些史料時，流于就事論事，見子打子，缺乏從總體上加以把握，少有把這些史料放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之中，結合當時、當地的自然、歷史與社會環境給以合理的解釋，因此，很難使之成為可以理解、識別的歷史記憶。

為此，本書注重從兩個層面上來展開解讀：一是從個別到一般。即盡量把相關個案資料放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中去分析、解剖，使之成為歷史鏈條中不可缺少的一環，而不是孤立事件和個別現象。二是從一般到個別。即根據移民運動的發展歷程，對一定階段上可能出現的趨勢，以若干生動的個案實例來加以補充、印證，從而使歷史過程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有血有肉。

(2)強調從家族角度人手，深入開展對"湖廣填四川"的研究。從一般意義上講，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族組織是社會的基礎。在數千年的歷史變遷中，家族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并通過與地緣關系、利益關系的結合，演化出種種再生形態，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家族的發展演變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文化和社會變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研究家族組織的內部結構、社會功能、發展模式和演變趨勢，探討家族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系，是當今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從家族角度切入"湖廣填四川"運動，可以滲透到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有助于改變過去重上層輕下層的研究傾向，從而把研究引向深入。

清代四川移民社會就是建立在一個個移民家庭的基礎之上的。清朝官方雖然留下了豐富的人口數字資料，但其質量、統計口徑存在一定的差異。而對于這些人口數字，研究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因此目前在對四川移民人口數量的統計上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如果我們能在大的范圍內、從更多的氏族、家庭中發掘出更多更有用的人口數據樣本資料，相信就可以使學者們對于清代四川人口數據的推測得到更加符合實際的檢驗與修正，從而能使現有的推測建立在更加科學的基礎之上。

由于"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中有數以萬計的家庭從外省遷至四川，我們根本不可能把所有家庭的遷徙狀況和移民過程弄清楚，而且也沒有這個必要。而選擇適當的對象作為典型代表，則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有鑒于此，本書選定了一個由福建遷川的普通移民家庭--陳時安兄弟一家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

(3)按照一般移民家族和移民社會發展的軌跡，本書將"湖廣填四川"這段歷史的解讀框架劃分為三個階段，由此演繹為本書的三個篇的寫作結構：

第一篇《原鄉篇》，主要是以個案研究的家族對象為線索，深入探討移民在福建原鄉的生存環境與生活狀況；第二篇《遷移篇》，主要追溯和復原外省移民遷川的歷史過程；第三篇《創業篇》，主要講述移民抵達四川后的環境、遭遇與艱苦創業經歷。

為了深人解剖"湖廣填四川"中大量外省移民遷川的深刻社會歷史背景，在第一篇中，作者采用文化尋根的方式，深入到個案研究對象家族生活的原鄉--福建閩西地區，通過對移民祖先在遷川前原鄉生活狀況的發掘、探索與復原，進一步揭示了閩西地區何以會成為清初遷川人口的一個輸出地的奧秘。鑒于四川移民史料的零星分散，復原再現難度較大，在本書各篇中，作者針對研究對象和具體問題，將眾多的移民家族遷川實例中的精彩片段--"歷史碎片"，加以集錦式的組合拼湊，以便為再現歷史上"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中的傳奇經歷和動人場景，提供一個可以觸摸的藍本。遷川的主人公原本為陳輝胤、陳時安兄弟。由于陳輝胤無后，加之在抵川后不久即病逝，因此，本書下文在提及這一移民家庭時，概以"陳時安兄弟"或"陳時安一家"代稱。至于移民遷川后，在定居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所發生的家庭人口的繁衍、宗族的重建與區域社會的整合，以及移民社會向定居社會融合，逐步土著化(在地化)的演變趨勢等等，本應是"湖廣填四川"專題研究的對象，毫無疑問應該包括在本書的討論范圍之內。但是，由于目前研究不夠，有待深入，因此，本書只在結尾部分提出問題，闡明自己觀察這一問題的思路，具體內容的展開，則只好留待我目前正在主持進行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湖廣填四川"與西部生態環境及社會變遷研究》(編號：04xzs004)來解決。

最后，關于敘述方式的問題。由于本書的研究對象，本身就是人們感興趣的家族遷徙問題，具有廣泛的讀者群體，這就決定了本書行文應該盡可能通俗，貼近大眾。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本書所考察的問題，涉及到許多學科領域的知識，不可避免地要對有關史料進行梳理和引證，這就不得不增加大眾的閱讀難度。加之，這種"歷史人類學的考察"，本身就是一種嚴肅的學術研究，其行文必然要講究一定的學術規范，因此，少不了要參考獻的出處作必要的注釋。這些都決定了本書在行文風格上，必然與我幾年前出版的另一本書--《天下四川人》不同。

1999年，我在《天下四川人》一書中，圍繞四川人的思維與行為方式，選取了性格情貌、外在表現、內心世界、處事之道、為人之道、價值追求、精神氣度、人生哲學等幾個側面，對古往今來的四川人進行了解剖和論述。未曾料到的是，該書印數2萬冊，正式發行兩周后，即發現盜版無數。一本普通的歷史著作，竟然引起省內外許多讀者的關注，連續幾周登上省市書店的暢銷書排行榜，以至成為當時一個不大不小的新聞熱點。

《天下四川人》在激起強烈社會反響的同時，也引起了我內心的深刻反思。以前不是有一種議論，說歷史研究離現實太遠，沒有多大用處，因而不受大眾歡迎嗎?但從《天下四川人》的出版發行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廣大讀者對于歷史還是很有興趣的，他們不是不需要歷史研究，關鍵在于歷史學家能否拿得出內容與形式都為讀者所關注、所喜好的著作來。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就此發表了許多精辟的見解。他深刻地指出，正因為人類對歷史的關心，通常都出于對今人及現實的關懷，因此，"歷史研究有用沒用，用處大用處小"，自然與歷史研究的題材內容作用于今人和現實的程度，以及成果的表現形式能否易于為今人和現實所接受密切相關。他并從美國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一書中，總結出學術研究內容與生動的表現形式相統一的經驗，指出黃仁宇的書之所以在大陸、臺灣擁有大量讀者，最主要的原因就在兩點："一是他的研究具有鮮明的時代感，表現出相當的現實關懷，能夠引起很多讀者的共鳴，讀了會有一定的啟示；二是他的著作的表述形式比較通俗直白，容易為有知識的普通讀者所接受。"

如果說，幾年前我是在不自覺中找到一點與歷史對話的感覺，對現實寄托人文關懷的情愫，那么，在今天，當《天下四川人》作為一段經歷已經成為過去，并著手撰寫新著時，自當進一步堅持這個方向，而不能從現有的起點倒退。盡管本書在許多方面與前者有所區別，但是，作為作者，必須努力解決好個人興趣與歷史責任感相結合，學術研究內容與生動的表達形式相結合的問題，則是共通的。只有做到這兩個"結合"，才能更好地發揮歷史學的社會功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思想、有創見地敘說歷史，總結經驗，給普通大眾以啟迪，為今世和未來提供借鑒。

為此，本書行文試圖在學術與大眾讀者需要的結合點上，兼顧知識性與通俗性，具體做法是：在基本保持學術體例和學術規范的前提下，行文盡量照顧一般讀者的需要，但在正文的陳述分析中，不作過分的夸張性的文學描寫，以保證基本忠于歷史；僅在篇、章導語中則適當放開，加入一些聯想和比喻，以加強章節之間的銜接，同時活躍一下閱讀氣氛。這樣做是否能夠做到雅俗共賞，有待進一步檢驗，尚請讀者方家指正。

我是瀘州王氏族群，我們的族譜遺失，只記得一部份字輩，文，武，云，安，福，德，寬，祥，和，具，代，傳，家，寶。永，遠，生，修，萬，代，官。

這個一般人幫不到您，只能通過兩種方式，第一，找你原籍王氏老人，看看有沒有相似的族譜。第二，找到你們王氏研究家譜的組織，比如QQ群。在群里尋找。 很多后代先不說有沒有譜可續，都自己亂起名了。王氏是大姓，可能情況更糟。這個問題如果百度給你解決了，那他就太神了。

我也是都江堰的王氏，我家有完整的老總宗譜

我也是瀘州王氏。你是湖南過來的嗎？我是上梅王氏明遠公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