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的原因

第一、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使蘇聯喪失了維系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這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第二、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極度膨脹，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

第三、蘇聯解體和建立獨聯體也是蘇聯領導人尋求擺脫政治經濟危機的一種“措施”。

第四、“8.19事件”后，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公開卷入蘇聯內部事務，推行肢解蘇聯的政策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極其重要的外部原因。

中國是漸進式的改革，從經濟改革開始，并用經濟改革來促進政治改革；蘇聯則是一攬子改革計劃，對經濟采取了休克療法，一下子完成了從政治制度到經濟制度的改變。也由此產生了蘇聯在90年代經濟發展停滯，但與此同時，中國雖然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政治改革卻越來越舉步維艱，近年來這一問題日益突出，而俄羅斯經過90年代的調整之后，經濟也在逐步發展。

大凡改革，總不外乎有以下前提：一是歷史背景，二是當前困境，三是代表人物。中國的改革，在背景的積重，起步的艱難，問題的嚴峻上遠遠超過前蘇聯。但兩者改革實施上的比較，最大的不同在于政治方向。中國的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大方向和堅持共產黨領導為前提的棄舊圖新，即自我調整與自我完善。盡管在改革的道路上，風風雨雨，坑坑洼洼，但都始終堅守這一原則，從而避免了自亂陣腳。而前蘇聯則不然，戈巴喬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對馬列主義的完全否定，是一次導致了民眾政治信念動搖的大地震。而葉利欽則走得更遠。經濟轉軌是前蘇聯改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容，但“經濟轉軌并非一定要否定政治制度才能實現……從中央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并不存在與政權的更迭發生必然的聯系。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產權制度也并非非走全面私有化的道路不可。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可以在原有改革的基礎上，從理論上，實踐上探索前進，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最終完成轉軌的任務，建立起符合自己國情的市場經濟體制，使社會主義充滿生機，充滿活力，立于不敗之地。”

兩相比較，不同的第二點是：盡管我們基礎差，起點低，加以十年的動亂，帶給我們的是一個接近崩潰邊緣的經濟。然而，在跨出的第一步上，我們卻是扎實的，具有奠基的意義。我國的改革，首先從廣大農村開始。（這一點極為關鍵）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命脈，是輕重工業的原料及勞力的供應基地。農村“定”了，全國就 “穩”了；農村“活”了，民眾也就“富”了。三中全會后的中國農村，多勞多得，熱氣蒸騰，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農村面貌日新月異，變化之快之大，令人刮目。人們由此深切感受到不同的路線政策，其正負作用的懸殊，竟然如此之大。當西方國家及其傳媒，正一致看好戈氏的改革，紛紛為之叫好，并批評中國未能象蘇聯那樣先行著手政治改革時，我國的農村正熱火朝天地改變著自己“一窮二白”面貌，并為改革的深入開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不同的又一點是：中國的改革，按照鄧小平的話來說，是“摸著石子過河。”審慎地，穩步推進，摸索著往前行，發現不妥，及時改正。譬如農村的“聯產承包”，譬如“經濟特區”的建立，譬如證券市場、股份公司以及基層民主選舉的實施，國家機關的“政務公開”，差額選舉與監督制度等等。所有這些，可以說都是新事物、新觀念，但沒經驗，有風險。一般說來，一項新措施正式出臺前，除專家研究討論，拿出詳盡的可行方案，還得有一個實驗試行的階段。人大、政協對此可發揮其立法審批和咨詢監督的作用，另由中央向各民主黨派征詢意見。這是有鑒于歷史教訓，有效地防止了決策失誤。

對比之下，蘇聯的改革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雖各有不同，但作為首腦人物，對待事關億萬民眾切身利害的改革大事，卻都顯露了過于急躁輕率，以至于決策失誤，鑄成大錯。戈氏上臺后，提出“公開性”、“多元化”號召后，各地非正式組織猶如雨后春荀，反對派勢力開始形成：1989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紀念儀式時，約5000人舉行反政府示威，打出了“十月革命是俄國的悲劇”的標語。由此可見，同是改革，由于決策者的遠慮或短視，審慎或輕率，由于途徑和方法的不同，其效果也迥然兩樣．

蘇60年代的改變是權力的放松，主要是把自己的腰帶放松一點。
80年代則是大改特改，大有徹底與馬列決裂之勢。

我們改的也很大了，主要圍繞怎么搞錢這個問題來改，應證了托洛茨基的預言——資產階級復辟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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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逐漸擺脫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或者叫蘇聯模式的道路，開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綜合國力明顯提高，經濟發展成果顯著。
蘇聯的改革前期局限于原有體制，只滿足于對原有體制的修補，因此效果不明顯，出現了反復（這是教科書上的標準說法，事實上蘇聯的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的改革還是取得了很不錯的效果）；后期的改革成了改向，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共產黨放棄了領導地位，最終導致社會主義制度被顛覆，蘇聯國家解體，亡黨亡國。

結論：一方面社會主義必須不斷進行自我完善和改革，決不能滿足于現狀，只有根據不同的歷史階段和不同國家的國情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同時也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否則就會危及到社會主義制度本身。

日本：明治維新
結果：成功

中國：戊戌變法
結果：失敗

原因：
一、實行改革的內部條件不同。
首先看到，19世紀中葉，在中曰兩國封建社會的內部，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中國的先進地區??江南和東南沿海一帶同曰本比較發達的畿內地區相比，其經濟的發展是處于較高水平的。然而，對于一個幅員廣闊的中國來說，這些發展無論在水平上還是在地域上，都是極其有限的。在廣大的內陸地區，自然經濟只受到較小的沖擊，甚至有些地方原封不動。加上統治階級禁止大規模商品經濟的發展，抑制工商，從而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在整體水平較高的情況下，曰本向近代社會轉變是相對較易的。

其次看看國內革命形勢方面。19世紀中葉，曰本仍處于諸藩割據的局面。國門被打開后，維新志士為推翻腐朽的幕府統治，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號，這符合曰本民族渴望由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央集權來結束割據分裂局面的社會心理要求，符合在列強侵略的刺激下曰益高漲起來的愛國廣義和==義情緒，符合千百年來形成的奉王政為正宗的傳統道德輿論，有極大的號召力和鼓動力。而中國自太平天國失敗以來，革命形勢已轉入低潮。戊戍變法前，中國從未出現過曰本維新前夕的動蕩局面，廣大群眾沒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動。孫中山說：從乙末到庚子，“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那期間，不僅戊戍變法是曇花一現，就連廣州起義也遭失敗，且不得國人同情。證明維新思潮還未深入人心，全國規模的運動條件仍未成熟。

再來看看文化傳統及對外來文化的態度方面。中曰兩國也有很大的差異。郭沫若在分析中曰兩國的近代改革一敗一成的原因時認為，兩國在固有文化的負擔上的差異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國固有文化的負擔太重了，資本主義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對過去的文化懷著一種憧憬，對新的文化發生抵觸，往往視歐美為夷狄之邦。資本主義以前的中國文化誠然是光輝的，但就因為太有光輝，在變革時期便不免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曰本雖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國傳來的文化，但細的說來，曰本的負擔沒有中國那樣重，所以便走得快。”特別是由于曰本在歷史上曾有過大規模吸收中國文化，以促進本國文化發展的經驗，曰本人把移植外來文化視為當然的事情，只要能夠適應形勢，任何需要的東西都可以從海外引進，既無顧慮也不以為恥。因此，當曰本在19世紀中期開始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威脅時，能夠以這些國家為榜樣，順利地實現了本國的社會變革，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二、改革的社會基礎不同。由于中曰兩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水平都不高，民族資產階級弱小，所以兩國維新運動的基礎，均主要是從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分化出來的具有資本主義傾向的改革力量。19世紀30年代起，一些經濟實力較強，政治影響較大的西南強藩，就已開始在“幕藩體制”下成功地進行了“藩政改革‘。他們順應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引進西方先進生產和軍事技術，積極擴大對外貿易，促進了藩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生長。曰本維新志士，是藩政改革核心力量。由于曰本實行門閥制，被壓迫階級以及統治階級的下層向上流動的渠道被堵塞了，他們無法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產生強烈的不滿情緒；各藩大名又時刻伺機推翻將軍幕府，有的恃著經濟力量雄厚，公開與幕府對抗。特別是”天保改革“中幕府改革的失敗和藩政改革的成功，更使各大名紛紛效法西南四藩，倒幕維新成為大勢所趨。這就為維新志士進行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便他們有所憑借，并且在地方上得到富農、豪商的支持，訓練軍隊，建立倒幕基礎。而大批下層武士，由于幕府末期財政狀況惡化，上司經常克扣傣祿，生活無著，不少人淪為浪人，他們就更成為倒幕運動的骨干力量了。
在中國，土地自由買賣，只要有財富便可擠身于地主階級之列；科舉制度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識分子開辟了升官的道路。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和官僚、士人等都把維護封建制度視為他們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具有一種特殊的凝聚力，很難分化出與中央相對抗的革新勢力。在中央慈禧大權獨攬，在地方上，各實力派在關鍵時刻無一例外效忠朝廷。維新派沒有強大的地方政權和豪商富農作后盾，更無可能和機會有據點去獨立地創建訓練軍隊，勢力薄弱，焉能不敗？

三、雙方領導維新的人物能力不同。明治維新領導人大多參預了藩政改革，于50、60年代比較鞏固地掌握了藩內實權，他們受過比較長期的鍛煉，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戊戍維新的領導人，卻缺乏政治實踐鍛煉。他們成長于書齋，維新前都未從事過際的社會管理工作。曰本維新派精明強干，長于韜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們目標堅定，百折不撓，富于大無畏犧牲精神。中國維新派疏于政務，黯于世事，對中國國情、政治斗爭殘酷性、封建頑固勢力反動性、頑固性的認識都不深刻。思想準備上的不充分導致了行動上軟弱、妥協，一旦遇到阻力，即驚慌失措，步步退讓。政變后，惟有“大眾痛哭不成聲“‘一籌莫展。他們的個人遭遇，也相對少坎坷，斗爭勇氣和決心較之曰本維新派差距甚大。除譚嗣同、唐才常少數人敢與封建勢力一決雌雄外，康有為哭天抹淚急著跳海，梁啟超倉皇出逃，嚴復、黃遵憲一時噤若寒蟬，無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殘局。

明治維新中，維新派注意靈活運用政策，集中矛頭對準幕府，團結爭取社會上各種勢力，以減輕維新阻力。在中國，維新運動初期，洋務派包括李鴻章在內，無不爭相趨附。但維新派痛恨李鴻章簽訂不平等條約，對實力最強的李鴻章一系力加排斥，致使李鴻章改投頑固派，成為變法阻力。帝黨是個人數不多的小集團，除光緒外，成員中權力較大的只有光緒師傅，軍機大臣翁同?。在處理翁同?問題上，維新派不但不努力挫敗后黨陰謀，反而利用光緒思想曰漸激進，同翁產生了一定程度矛盾促成了翁的被革職。其實，在維新派同頑固派的斗爭中，翁、李和王朝內部的洋務派分子、其它非后黨的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緩沖矛盾，甚而牽制削弱頑固派作用的。可是維新派沒有看到這一點，至于同民眾運動的聯系就更談不上了。這暴露了戊戍人物缺乏雄才大略。李鴻章視他們為“書院經生、市井訟生之流，不足畏也”。就連同情他們的費行簡，也批評譚嗣同“博辯喜事，濫交寡識，初非任事才”，林旭之輩“皆溫雅詞章這士，更鮮老謀”。另外，曰本維新領導人一旦上臺，便控制實權；中國維新派盡管曾得過幾個軍機章京的頭銜，但從未真正奪到過政權。

此外明治天皇與光緒帝個人條件也不同。盡管都是無權皇帝，但明治天皇在維新派權臣輔弼下，勵精圖治，很好地發揮了他的統治才能。光緒雖有抱負，但長居深宮，終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是個不折不扣的傀儡，動搖不了慈禧的實權。兼以性格軟弱，“每曰章疏，上閱后皆封送園中”，百曰維新間，光緒帝曾去西太后處“請安駐蹕“12次。下詔變法后，新任命二品以上官員須去西太后前”謝恩“。

三、變法受到的阻力不同。由于曰本實行禁止土地買賣的領主制，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很容易解體，建立在它的基礎之上的幕藩領主階級的統治也會隨之而發生動搖。更因為曰本民族看到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所受到的屈辱，決心要擺脫國門打開后面臨的民族危機。所以，明治維新時，主要阻力來自于幕府。而幕府由于廣大人民反對以及各藩的離心，已搖搖欲墜。在中國，如前在社會基礎一點中論述到的，中國的封建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較強的調節能力，有一種特殊的穩定性，它雖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繼續維持其反動統治。對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革產生強大的阻力，封建頑固勢力上有清朝==的各級官僚，下有大量的地主、紳士、僧尼、道士和滿洲旗民，還有眾多的八股士人，力量十分強大。誠如梁啟超所說：“盈朝都是守舊之人”，“改革黨人乃個人成分奮螳臂而與這爭，猶如孤身入重圍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敵，而欲其無敗可得乎？”

中國失敗啦!
日本改革成功!
因為中國的頑固派勢力太大!
日本的頑固派被消滅后才開始改革的!

根本原因就是滿清王朝的腐朽,頑固.妄自尊大.當朝掌權人的問題.當時是慈禧這老妖婆.日本明治維新是日本真正開始成為強國的轉折點,改革前日本貧弱不堪,被美國的軍艦打開門戶以后,白銀大量外流,各種原材料也遭到掠奪,日本國內一片凄涼,但是在1967年,在一群有識之士如西鄉隆盛,大久保力通,伊藤博文等一時的不懈努力下改革成功,推翻幕府,實施君主立憲.為日本的近代化拉開了帷幕.從此日本改革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經濟制度,軍事制度等等,大力推進日本現代會,在短短30年里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就是明證.明治維新毀滅了舊的封建秩序,開創了新時代,無論在日本歷史還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而中國在19世紀后期也進行了很多努力妄圖富國強兵,但是都以失敗而告終,究其原因,就這么幾點.
　　首先,中國的改革首先是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感召下發動的,以李鴻章為首腦的洋務派,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企圖在不改革清政府封建腐朽體制的前提下引進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甚至直接采購先進的軍艦大炮來富國強兵,因此雖然苦苦經營近半個世紀,但是由于本末顛倒,治標不治本,所謂的洋務運動武裝起來的是一支紙老虎,清政府內部的腐朽使得中國在甲午海戰中不敗而敗,令人扼腕嘆息.
　　其次,中國洋務運動失敗以后,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改良派登臺,他們從洋務派的失敗中認識到我們必須學習日本改革政治體制,實施君主立憲,但是中國傳統勢力盤根錯節,他們一群沒有任何基礎的書生在頑固守舊派面前根本不堪一擊,百日維新曇花一現,也宣告了改良派在中國的失敗.
　　最后,中國的仁人志士們并沒有停止探索中國改革的腳步,譬如維新改良派演變為頑固的保皇派,堅持要君主立憲,而心生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也開始了轟轟烈烈的革命起義來反抗清政府,孫文為首的革命黨人,宣揚三民主義,希望通過武力推翻清政府建立真正的民族共和國.但是由于革命基礎薄弱,雖然在20世紀初期有所成就,但是轉眼就給攫取了勝利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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