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俄羅斯認為目前的全球經濟形勢是，除美國、歐盟和日本這些傳統的經濟中心之外，出現了新的經濟中心，如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以及亞太、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其他國家。在目前美國、歐盟和日本在經濟上都面臨一系列棘手問題的背景下，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對外擴張，正在導致在全球經濟領域形成更加具有競爭性的環境。在此背景下，即使是在俄羅斯國內經濟的有利因素持續增加的情況下，以符合俄國家利益為前提的、俄羅斯完全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體化進程，也將是艱難的。隨著俄羅斯經濟進一步強大，極具競爭力的精加工高端產品帶動俄出口結構日趨多元化，阻撓俄羅斯分享國際勞動分工利益的勢力只會越來越強大。

2)俄羅斯認為在外交中，推動俄羅斯在海外的商業活動日益占據重要地位。在此領域的實際工作，應該通過對各種具體項目進行支持，以及創造能夠發揮俄羅斯商業和投資積極性的國際環境的途徑來得到落實。近年來，俄羅斯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積極性正不斷加強。俄羅斯在海外的投資是發展俄羅斯經濟的有利因素，因為它能夠幫助俄羅斯打開新的銷售市場、降低生產費用、拓寬原料基地、消除稅收和非稅收壁壘、掌握更多競爭優勢。

3)俄羅斯認為在生產技術、科學和教育方面具有巨大潛力的俄羅斯，不可能在全球化經濟進程中被邊緣化。這決定了俄羅斯將努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參與制定協調國際貿易活動規則。在俄羅斯改革經濟結果調整尚未結束的情況下，俄羅斯在談判中堅持對個別關鍵性行業進行保護的必要性，這種保護在經濟上是有依據的。無論哪個國家，無論發達與否，都不能不采取此類保護性措施，而且這是世貿組織規則所允許的。俄羅斯努力的重點是實現國家貿易政策體制的自由化。世貿組織是制定旨在實現商品和服務市場自由化的國際貿易規則的主導性國際機制。俄羅斯認為盡管在世貿組織框架下的目前這一輪多邊貿易談判沒有取得成果，但該組織的作用在國際經濟關系全球化趨勢不斷深化的前提下，將持續加強。俄羅斯參加世貿組織的有效性將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俄羅斯成為該組織成員的入門條件，二是俄羅斯國家機構準備遵循世貿組織現行機制和程序的程度。在此情況下，俄羅斯的原則立場是堅持最大限度推動國家經濟發展。

4)能源外交的意義正在迅速凸顯。這是因為能源燃料綜合體在俄羅斯現階段的國民經濟發展中居于首要地位，俄羅斯正是在國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形勢下謀求更優越的能源資產和銷售市場，以獲取利益的最大化。2006年在俄羅斯擔任“八國集團”輪值主席國期間選擇了全球能源安全保障的議題，這并非偶然，圣彼得堡峰會通過了相關宣言，其基礎正是兼顧全球能源市場所有參與者的利益。因此，那些確保能源供應可靠性的措施，應當通過保證能源需求的步驟來予以加強。總之，在能源領域，俄羅斯的努力方向是確立統一的市場原則、營造透明的條件。

與此同時，俄羅斯與其他國家一樣，不會放棄天然的競爭優勢，也不會損害本國利益。俄羅斯將繼續增強能源潛力，在能源市場樹立起俄羅斯作為強大而負責任的伙伴的形象，促使能源運輸線路多元化，保障能源燃料工業的可持續發展，促進全球能源市場的平衡。能源因素在俄羅斯外交中的意義與日俱增，這凸顯了制訂俄羅斯對外能源政策構想及其中長期實施機制的必要性。俄羅斯安全會議與俄工業和能源部已經聯合開始在這方面采取相應步驟。

俄羅斯認為，發展與歐盟、歐盟各國、美國、中國、印度、日本以及其他能源消費國之間的能源對話，鞏固與重要能源生產國(阿爾及利亞、委內瑞拉、挪威、沙特阿拉伯等)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具有重要意義。俄羅斯把能源出口所獲得的財政收入，用到加快俄羅斯經濟的多元化、推動經濟走上技術革新發展道路的進程中。繼續對一系列能源領域的大型投資項目提供外交支持。這些大型項目有，波羅的海管道網項目、“友誼”管道網同“亞得里亞”管網連通項目、“藍色流”天然氣管道項目、“北方流”天然氣管道項目和“東西伯利亞-太平洋和布爾加斯-阿列克山德魯波利斯”石油管道項目。

5)目前俄羅斯的主要伙伴依然是歐盟，在歐盟擴大后，俄歐貿易額占俄外貿總額的52.1%。同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這四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約30%的國家的貿易額，僅是俄外貿額的16%。同地理上相距遙遠的拉美和北美各國以及東南亞各國的貿易額占俄外貿額的7%。同時，俄羅斯在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的進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不足2%，在美洲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的進口總額中的比重不足0.4%。俄羅斯在世界經濟調節領域的努力方向是建設更加民主化和公正的經濟關系體系。

6)俄羅斯在交通領域優先關注的是，如何發揮俄羅斯作為歐亞大陸橋的潛力，仔細研究有關把俄羅斯和全歐交通基礎設施相對接的問題，發展經過俄羅斯的交通走廊及其同跨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聯系問題，落實關于建設“北-南”國際交通走廊的政府間多邊協定。

7)俄羅斯主張在多邊經濟外交領域的優先方向之一是確保俄羅斯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它是工業國協調社會經濟政策的主要論壇。

目前，在啟動關于俄羅斯加入該組織問題的談判方面，已經形成了總體上的有利條件，這些良好條件將為啟動談判進程的努力注入新動力。在該組織“第一輪擴大浪潮”框架內一些國家可能被提議同該組織成員國開始就加入該組織的問題舉行談判。俄羅斯保持同該組織加強合作的勢頭，繼續奉行擴大俄羅斯各部委參與該組織各委員會和工作機關活動的方針，積極加強同該組織成員國的雙邊對話，以支持加入該組織。

8)隨著俄羅斯財政狀況的好轉，俄羅斯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關系具有全新的質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俄羅斯已經從接受援助國變成了捐助國和債權國。在同世界銀行的合作中重點也正在發生變化:對俄羅斯來說該銀行已經不再是獲取低息貸款的來源，而首先是獲取金融經驗和知識的工具，是俄羅斯進行改革的補充性來源。在俄羅斯同世界銀行的合作當中，俄羅斯的最大興趣是，發展同加入世行的國際金融公司以及在第三國市場提供投資保障的世行多邊機構的合作。

9)俄羅斯聯邦參與亞洲開發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的活動，從加強俄羅斯在亞太和拉美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的角度來說，也有不錯的前景。這一步驟有利于進一步擴大俄羅斯同這些發展迅速的地區的合作，與其金融經濟體系進行更深的融合。此外，參與上述銀行可以帶來潛在的經濟利益，為俄羅斯商業參與這些銀行貸款實施的項目提供可能。

10)在國際社會需要優先解決的全球性問題名錄中，居于前列的是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正是在這一領域牢牢確立了通過多邊方式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問題的立場。在這方面聯合國作為制定一致決定的通用機制和國際自然保護法的最重要根源能夠起到主要作用。因此，俄羅斯致力于最大程度地利用這一通用組織所提供的可能性，推廣自己的立場，堅持國家在生態領域的優先方向，加強自己的國際影響力，提升作為環保領域關鍵的世界大國的形象。俄羅斯通過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理事會及人居署理事會的工作積極參與發展該領域的國際合作。

俄羅斯積極利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聯合國系統內負責實施有關21世紀議題的綜合決定的主要機構———擴大自己的利益，加強能源、運輸及農業領域以減少其對環境的影響為目的的全球合作。俄羅斯是大多數主要的多邊環保公約的參與者。目前正在開展相關工作，以加入旨在減少使用、停止生產并最終完全銷毀12種劇毒化學品的《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以及《關于在國際貿易中對某些危險化學品和農藥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約》，該公約目的是為了規范這些物品的國際買賣，以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

11)俄羅斯在推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附屬的《京都議定書》的生效進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是防止全球氣候變化的一個重要的國際杠桿。在國家層面上采取明確的法律和規則性的調控措施，采取明確措施監督和總結《京都議定書》的實施情況，這對俄羅斯來說在經濟上將是實惠的，可以促進外國投資進入俄羅斯的經濟現代化和推廣使用環保清潔技術的領域。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按照俄羅斯的倡議，啟動了各國間的廣泛對話，以制定關于各國批準履行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自愿義務的相應規則。俄羅斯從自己這方面愿意同所有與《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有關各方進行廣泛合作及建設性對話，以便制定在限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未來途徑，降低人為因素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改善地球的生態狀況。

俄羅斯所制定和實施從向西傾斜到全方位的外交政策，與其獨特歷史傳統、地理位置、政治主張、文化底蘊、經濟發展及國際形勢密切相關，其中，大國思想始終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一)歷史傳統背景

俄羅斯是近代以來國際社會中最獨具特性國家之一。自沙俄以來的400余年歷史進程中，它始終保持著世界性大國地位，而且它強有力的進取性態勢始終備受關注。從1547年伊凡四世自稱沙皇到20世紀初，俄羅斯由一個地處歐洲東部、占地43萬平方千米的大公國，發展到“二戰”結束時的蘇聯已擁有2240萬平方千米土地。直到今日，作為蘇聯主要遺產繼承者的俄羅斯仍然擁有其他任何國家無法比擬的遼闊的國土面積———1709.82萬平方千米，是全世界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

俄羅斯領土擴張可分為封建式的擴張時期與封建式和資本主義式擴張交融時期，后一時期基本建構了蘇聯的巨大版圖。而十月革命后至蘇聯解體前，從斯大林的有限擴張到勃列日涅夫時期力求取代美國、獨霸世界的戰略目標來看，盡管社會制度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大國戰略仍在繼續。就當今俄羅斯的對外政策仍不難看出歷史的痕跡:以強大的核軍事力量作后盾，依托具有超制度、超時空性的民族大國意識，力圖顯示其獨特的自我改造能力，捍衛俄羅斯的利益，擴大合作，積極參與國際安全活動，力爭將目前巨大的壓力轉化為重新崛起的動力和機遇，為新一輪的發展奠定基礎。正如馬克思所說，俄羅斯傳統外交之老練，就體現在它能孜孜以求地長期追索它所期待的目的，這充分反映出俄羅斯的民族性格和歷史傳統一面:俄羅斯“帝國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個歐洲變成斯拉夫種族、尤其是這個種族的唯一強有力的部分即俄羅斯人的領土的野心。”

(二)國內背景

俄羅斯國際地位的穩固性直接取決于國內形勢的狀況。俄羅斯內政的加強使其對外政策更加目標明確和卓有成效，使俄羅斯外交工作在國際事務中不可或缺。一個變得強大的俄羅斯已經成為全世界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因素。在新形勢下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從國家的迫切需要、俄羅斯公民的利益出發，特別關注那些同國家安全和繁榮息息相關的因素。

1991～1993年年末，是俄羅斯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向西方模式演變的啟動階段。俄從蘇維埃制轉向三權分立制，從一黨制轉向多黨制，從公有制轉向私有制。這期間的對外政策也恰如當時國內政局一樣，全面西傾。但是俄羅斯似乎忘記了一點:外交關系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方各自利益需要的交匯點。對西方國家來說，其根本需要是鞏固所謂“冷戰”勝利成果。西方口惠而實不至的援助，使俄羅斯經歷了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諸領域劇烈震蕩，轉而逐漸放棄“休克療法”，放慢向西方模式轉型的勢頭。在對外關系上，1996年1月，歐洲-大西洋派的外交部長科濟列夫被免職，標志著俄羅斯向西方一邊倒對外政策的終結和獨立自主、東西兼顧的全方位外交政策的最終確立。

1996年7月葉利欽再次任總統后，對改革路線進行了大幅度調整，提出政治上和諧和睦，經濟改革慎重行事，社會領域改革穩步進行等思路。俄羅斯的轉軌已不再盲目狂熱，進入了一個漸趨務實的階段。盡管俄政府幾度更迭，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社會抗議活動不斷，地方分離主義抬頭，外交活動顯得力不從心，但俄羅斯仍注重發揮大國作用，如在科索沃沖突、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美英聯合空襲伊拉克等國際熱點問題上，積極參與，協調立場，為和平解決地區危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后，政治上實行務實主義，逐步建立了執政黨體制，排除財閥，加強中央集權;在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在外交上奉行獨立自主、東西兼顧的外交政策，使俄羅斯全方位外交得到了深化和發展。俄羅斯外交異常活躍，普京訪問了從英國、法國到蒙古、中國、日本、印度、朝鮮的歐亞地區的幾乎所有重要國家，展開了凌厲的外交攻勢，其中有3個外交舉措格外引人注目。其一，普京親臨杜馬討論，敦促杜馬于2000年4月14日、21日批準了《俄美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和《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從而掌握核裁軍的主動權，阻止美國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和部署國家導彈防御系統;其二，2000年7月19日，普京訪問平壤，使俄羅斯外交在朝鮮半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其三，2000年10月，自普京訪問印度，兩國關系直線發展，在政治、經貿等領域，尤其是軍事領域的合作更加密切。2001年5月4日，普京在致函印度總理瓦杰帕伊時，視印度為“最重要伙伴”和“戰略的優先方向”。新世紀之初，俄羅斯在“內部目標高于外部目標”的前提下，不斷調整國內各項政策，整頓秩序，加強外交力度，對西方的態度較前強硬。其目的是在“單極”與“多極”較量仍然繼續的今天，充分、合理地發揮俄羅斯自身作用，使俄羅斯的大國外交思想得以延續。用俄羅斯新一屆議會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羅戈津的話說，俄羅斯的原則就是“合理的民族利己主義”。

(三)國際因素

最近幾年國際上發生了很大變化。不斷發展的全球化進程雖然造成一些自相矛盾的結果，但仍然使影響力和經濟增長的資源得到了比較平均的分配，從而為國際關系的多極結構奠定著客觀基礎。在承認安全問題是當代世界不可割裂的一個整體的基礎上，國際關系中的集體原則和法律原則繼續得到加強。能源因素，即對能源的獲取和占有，在國際政治中的意義更加重要。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大大加強。強大和更加自信的俄羅斯已成為世界上積極變化的一個重要部分。

因此，由于“冷戰”結束而失去的國際平衡及競爭環境正在逐漸得到恢復。不同的價值觀取向和發展模式正在成為不同文明標準之間展開競爭的對象。在普遍將民主和市場的基本作用視為社會制度和經濟生活的基礎的同時，民主和市場機制的實施又往往因各國的歷史、民族特點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態。

在發生積極變化的同時，依然存在著一些消極趨勢:國際政治中的沖突面正在擴大，裁軍和軍備控制問題被迫脫離全球性的議事日程范圍。在應對新的挑戰和威脅的旗號下，有人仍然企圖建立“單極世界”，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強加給別的國家，并且無視世界其他國家在歷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發展特點，任意使用和解釋國際法準則和原則。

最近幾年的事件還表明，出于政治上的考慮，繞開各種法律準則，在國際關系中用武力解決某些問題的意義和作用已經被高估，并已經強加給世界。這是違背當代世界發展的客觀趨勢。越來越明顯的是，某些國家不愿承擔在安全和裁軍領域的新國際法義務，裁軍進程因此停頓了下來，而那些覺得自己在軍事方面經不起打擊的國家則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當做自身安全的保障，導致其在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方面的愿望日益強烈。

總之，這表現了單方面作出反應的習慣性做法，而這種做法的思想基礎來源于“冷戰勝利”綜合征。通過吸收新成員，逐漸擴大西方的勢力范圍，并在國際政治中保持敵我分界線的方針也同樣來源于此。在國際關系中主張重新意識形態化和軍事化的選擇，正在導致世界出現新的分裂威脅，而且現在的這種分裂更是帶上了不同文明的標志。在同國際恐怖主義斗爭的背景下，情況正在變得更加復雜。反恐斗爭需要在不同的文化、宗教派別和文明之間展開廣泛對話，需要應對自身范圍內的極端主義，需要堅決地推進包括地區沖突在內的各種問題的解決進程，因為這些問題都是恐怖主義產生和存在的溫床。

與此同時，變得更加清楚的一點是，現有的國際問題無法用武力來解決。單方面作出的非法反應，特別是武力反應，被證明是不僅沒有根據的，而且是起反作用的。其結果是導致旨在解決各種曠日持久沖突方面的政治外交努力，也變得無能為力，老問題得不到解決，新問題又層出不窮。

單極世界的神話在伊拉克徹底破滅了。這種模式本身無法發揮作用，因為它沒有，也不可能有當代文明社會的道德基礎。利用強大的軍事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作后盾來謀求世界唯一領導地位的失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需要客觀上對國際事務承擔特殊責任的主要國家一起發揮集體領導作用。調節全球和地區范圍內國際關系的主要方式———多邊外交，其不可替代性正在得到廣泛認同。在當代需要全球團結的客觀大趨勢背景下，國際社會主觀上正在對當代世界形成一致的看法，這可以成為正在發展的多極世界格局的理論基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已經認同世界格局多極化的現實性。顯而易見，目前已經到了必須要考慮建立新的全球安全格局的時候了。這種新格局應以國際交往的各個主體的利益，合理地保持平衡為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和責任顯著加強了。俄羅斯重新獲得外交上的獨立性是最近幾年來的主要成果。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世外桃源。任何國家的國家安全保障不可能脫離全球安全和地區安全的大背景。

“冷戰”后，國家間關系更加復雜。尤其在俄美關系上。俄羅斯對美國企圖建立“單極世界”公開表示不滿和反對。俄羅斯同美國矛盾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首先，在如何建立“冷戰”結束后歐亞大陸的安全體制方面，俄羅斯建立“大歐洲”的主張同西方要以北約作為歐洲安全體制基礎的立場發生了對立。其次，在經濟關系、獨聯體、伊朗、伊拉克、美國部署國家導彈防御系統的計劃等問題上，俄都采取了與美國對抗的政策。

隨著俄歐關系不斷升溫，西歐在俄對外戰略中地位突出。“融入歐洲”代替“籠統西化”已成為俄外交政策重要目標，其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合作成為俄歐合作重點，俄羅斯明確提出了加入歐盟的目標。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在俄受到關注與歡迎;二是“聯歐抗美”的傾向顯現。俄主張建立“歐洲人自己的大歐洲”，對美在歐洲的地位提出公開挑戰，增強俄羅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活動空間。普京繼任以來，俄歐關系依然是俄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連續出訪歐洲各國，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普京熱。盡管西歐國家與美國在歐洲乃至世界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但它們之間維護自己在國際體系中優勢地位的根本戰略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即使俄與西歐國家關系取得一定進展，也不會超過美歐關系的水平，俄的“聯歐抗美”策略不會取得太大成效。

在俄羅斯戰略格局中，中東是俄羅斯抗衡美國發揮影響的重要政策舞臺。1994年以來，該地區形勢發生一些變化，例如，美國不愿過深地卷入中東事務;中東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厭美情緒增強;阿以雙方力量對比失衡等情況，為俄羅斯中東外交政策提供了有利場所。但是，自美國“9·11”事件后，中東地區形勢驟變，復雜難測，俄要把中東作為全方位外交的重要戰略板塊，道路更艱難。

俄羅斯把改善與亞太地區關系作為外交的重要方面，力求通過東方外交增大與西方抗衡的籌碼。加入亞太經合組織，參加亞太地區經濟大循環，建立穩定的經濟合作機制，這是俄羅斯亞太外交實質性突破。俄還積極參與亞太地區新安全機制的構筑，推進對中亞地區安全與合作產生重大影響的“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與中、印、朝、越、蒙、韓、日及東盟國家加強聯系，確保東部安全，發揮大國作用。與此同時，俄與拉美及非洲國家的關系也在恢復和加強，凡此種種，充分表明俄依照其政治作用和地理位置，以全方位外交為手段，實施既不與西方對抗，也不與東方結盟的平衡、進攻型外交戰略，積極推進世界多極化發展，力保大國強國地位，不斷強化俄羅斯在世界各地的形象與影響。

(四)地緣政治背景

俄羅斯獨立后的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特征發生了很大變化，新獨立國家將歐洲與俄國攔腰斬斷。其新的地緣形勢是:其一，原東歐國家，改革進展比較快，而且都希望加入西方經濟體系;其二，俄羅斯同波羅的海三國、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摩爾多瓦這些國家的關系復雜;其三，俄羅斯是穆斯林民族占多數的中亞國家。現今的俄羅斯地緣政治結構有3個因素:其一，就領土、人口和自然資源而言，俄羅斯領先于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其二，俄羅斯在其整個歷史上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沒有過確切的邊界，致使它為了穩定周邊地區經常搞擴張，這反而加重了心理負擔;其三，就地理以及政治和文化而言，俄羅斯處在歐亞之間，這就使它從未體驗過真正的歸屬感。

獨特的地理位置使俄羅斯形成了獨特的安全觀:從最初尋求生存的領土安全，到擴大勢力范圍的帝國安全，到確保獨特的歐亞大安全，地緣政治思想已成為俄羅斯制定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如今新鄰國(中東歐國家、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的出現對俄羅斯構成了新的安全問題:其一，對東歐霸權的喪失使西部安全屏障比蘇聯時期向東后退了1000千米，蘇聯解體又使俄羅斯的防御前沿向東后退了1000千米，莫斯科地區成了防御前沿;其二，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形成了權力真空，也使俄羅斯面臨眾多邊界問題，如俄羅斯的勢力在離心力較大的烏克蘭、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摩爾多瓦等國遭到排斥;其三，俄羅斯境內民族與蘇聯其他共和國境內民族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特別是穆斯林民族，他們境內散居著的俄羅斯族人或操俄語民族，是一個潛在的沖突根源，如關于北高加索地區的民族分離勢力、摩爾多瓦的俄羅斯少數民族問題等;其四，蘇聯境內許多重要軍事基地都不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如拉脫維亞的預警雷達設施和空軍基地等，俄羅斯要進入這些軍事設施都將引起麻煩。由此可見，當前俄羅斯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是，從中亞、東歐至南歐的巴爾干地區這一“地震帶”，不斷的武裝沖突及其向周邊蔓延的趨勢，其中以巴爾干地區沖突最為激烈、持久。

(五)文化背景

俄羅斯文化處在東西方兩種文化的交界處，受到東西文化的共同影響而具有兩重性:一方面表現出獨特的民族個性和具體實用的文化，在社會制度上具有抵御外來文明侵蝕和武裝侵略的功能;另一方面它還具有外為己用的傳統和功能。這一文化的力量源泉就是大俄羅斯主義，而文化的宗教性又萌發了俄國人的救世主義情懷，認為俄國是“唯一被賦予某種使命并正在把整個歐洲作為某種腐朽物、面目猙獰的惡魔和注定要滅亡的東西而加以推翻的國家”。正是這一“救世主義”情懷成為俄羅斯人靈魂深處“大俄羅斯主義”思想的理論基礎，進而為沙皇的侵略擴張提供了依據。其實，“這種俄羅斯救世論思想，無論以官方意識形態出現，還是以經過加工后的知識分子的理論出現，或者作為群眾的‘大國’心理，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大國意識的思想基礎，也是向往在世界上起特殊作用的思想基礎”。俄羅斯獨立后，在自由主義指導下的西歐主義或大西洋主義，強調徹底倒向西方，外交政策目標就是尋求變遷中的俄羅斯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制度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同、援助并接受，最終成為西方大家庭中的一個強國。然而，大西洋主義下的西傾政策得到的只是俄羅斯的國際聲譽一落千丈，民族尊嚴、民族自尊心受到極大損傷。隨著大西洋主義西傾政策遭到社會各階層的痛斥，20世紀90年代中期，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重點開始轉向“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從而產生了一股強大的民族主義潮流，權威主義取代自由主義便成為俄政治文化中的主流。與此同時，以強調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歐亞主義又開始盛行。

曾出現于20世紀20年代的歐亞主義之所以能夠在當前的俄羅斯外交舞臺上受到重視和運用，有三方面緣由:一是歐亞主義的視角，其現實基礎在于強調歐亞大陸這一特殊地緣政治，植根于對版圖的控制和防御。這體現了俄羅斯的歷史文化、地緣政治和民族心理的完整統一;二是歐亞主義總是表現出一種生生不息的大國色彩，突出民族利益、國家至上，強調俄羅斯是偉大東西方的結合，是完整的巨大世界的同時，也強調俄羅斯民族是有前途的民族，它能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些正是目前俄羅斯重塑自身形象所急切需要的;三是歐亞主義從一開始就展示著一種東方傾向，如果沒有亞洲部分俄羅斯就不會成為世界大國。這種緊緊抓住亞洲的東方趨向正與當今俄羅斯所面臨的國內需求和外交現實相吻合。在政治轉軌過程中，俄羅斯政治文化的演變反映了俄對外政策的演變。如果說從自由主義到權威主義反映了政治發展的合理化、有序化和制度化傾向，那么從西傾政策到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則更表明了這種深深地扎根于本國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對外政策才會成熟、靈活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