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府大規模向云南移民，在主要的政治經濟中心區域內移民人口迅速超過當地人口而成為主導民族。以儒學為主導的漢文化也隨著移民的到來以不同的形式進行傳播。 論文的第一章主要論述了研究明清時期云南移民及儒學傳播的意義。介紹了明清時期云南移民及儒學傳播研究的現狀，研究明清時期云南移民與儒學傳播及其影響的方法。認為研究明清云南移民與儒學傳播及其影響對于我們今天更加深刻地認識云南社會與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系有著積極的作用。 第二章論述了明代以前歷朝歷代云南移民及其儒學傳播的情況。從漢代儒學成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以后，一直到明朝之前的一千多年時間中，儒學伴隨著進入云南的移民也一同來到這里。在此期間，雖然進入云南的移民原因多樣，或戰爭、或交往、或貿易等等，但有一點，就是不管哪個類型的移民，進入云南后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傳播儒家文化，促使云南社會在不知不覺中朝著以儒家思想為標準來衡量社會發展的方向變遷。這期間儒學在云南傳播最重要的就是賽典赤在云南興建學校來傳播儒學的事件，把儒學傳播推進了一個新的階段。 第三章論述了明朝大規模移民的情況及其移民對儒學的傳播與影響。明朝中央政府所進行的大規模移民其數量之多、持續時間之長史無前例。根據各種史書記載及現代學者研究，僅在明朝洪武永樂時期明朝政府遷往云南的各種移民就應在200萬人以上。這迅速改變了云南政治經濟中心區的民族人口結構，加上明代以前以遷到云南的漢族百姓，漢族迅速成為云南社會的主體民族，與之相適應的中原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也隨之被帶到云南。大規模的漢族移民進入云南迅速掀起了儒學傳播的高潮，建文廟、興學校、辦書院，儒學在明朝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下，通過移民中的各個階層，全方位的開始在云南傳播。以儒學思想為主導的漢文化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倫理道德、價值取向等以不同方式、不同渠道對云南社會產生著影響。到了明朝中后期，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云南的政治制度開始發生較大變化，那就是部分接受儒家文化較深的少數民族地區開始進行改土歸流的政治改革，經濟上封建社會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開始占主導地位，生產力發展水平與內地基本一致;文化方面也表現為學習儒家文化的人員日益增多，科舉之風日盛，著述水平提高，大部分地區社會風俗發生了重大變遷，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漢文化成為改造云南少數民族文化風俗的標準。 第四章論述了清朝時期云南的人口遷移及儒學傳播與影響。在清代268年的統治中，雖然沒有出現像明朝那樣大規模的政府組織的移民，但由于清朝時期人口總數增大，在明朝大規模移民云南的基礎上，內地與云南的交往增加，中原地區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清朝云南礦業發達，所以，清代以各種形式進入云南的中原人口不下百萬。在這些移民中，以官仕滇的階層及其家屬雖然數量不多，但在清代儒學傳播中卻起著主導作用。經過二百多年的儒學傳播，清代云南社會較明代相比更加與內地日趨一致，政治上清政府對條件成熟的地區繼續進行改土歸流，對條件不成熟但因統治需要改土歸流的地區進行強制性的大規模改土歸流，強行推廣儒家文化。經濟上封建的生產關系由云南中心地區向邊遠地區擴大，內地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及時傳入云南，提高了云南的總體經濟水平。礦冶業的發展促進了云南的商業發達，并迅速改變著云南各族人民的價值觀念，在儒家文化的教育及影響下，_滇人文化水平大大提高，考中科舉的人數己不低于內地。儒家思想影響著云南社會的各個方面，促進了云南社會在清朝的總體社會變遷。時至今日，云南成為保存中國古代儒家文化最豐富的地區之

�（1）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有利于國家統一，推動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2）有利于國內各族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推動各民族經濟的進步發展。
�（3）有利于江南的開發，推動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
�（4）開發南洋，對世界文明發展做出貢獻。
�（5）人口分布日漸合理，人口資源得到開發和利用。
（6）也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南洋經濟文化的發展。

原因1：因戰亂被迫移民，如西晉以后幾百年的五胡亂華時期，大量漢人為躲避從北方南下的游牧民族的襲擾而移民江南。
原因2：政府強行移民，如明初從山西洪桐大槐樹向河北、河南、山東移民，以及湖廣填四川。
原因3：政府招募移民，這個歷代政府都進行過，招募游民前往邊遠地區屯田。
原因4：個人行為，純粹為了尋找更好的明天，而進入城市或者逃亡政府管不到的地方。

由于人口統計標準的改變，在官方史籍中，清代人口數字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了1億大關（1.4億），并相繼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億，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億， 這幾個年代和數字因此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國內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態度帶有鮮明的階段性：“1978年前不敢議及人口過剩問題，而1978年以后大不相同，不少學者都認為清代的人口過剩已十分嚴重”（注：袁祖亮、延勝：《中國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歷史研究》1996年第5期。）。80年代以后， 清代“人口膨脹”、“人口激增”、“人口飛躍”、“人口爆炸”、“人口奇跡”、“人口危機”等諸多駭人的名詞更不斷涌出，清代人口研究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近些年來中國日趨明顯的人口壓力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對人口問題的憂患意識，反映到學術研究，就是很多學者容易“自覺或不自覺地相信清代前中期中國人口確實增長過快”（注：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長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在不少論著中只要涉及清代人口問題，學者們便不加辨析地拿此前歷代的戶數和口數（數千萬）與清代相對真實的人口數（數億）作對照，以證明清代的“人口奇跡”。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又使人們不太重視人口史研究動態的發展，造成一段時期內，研究清代人口發展的論文雖然很多，但“大多數論文并沒有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注：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頁。）。 葛劍雄、李伯重等先生顯然已注意到這個誤區，在各自的論著中作了精辟分析或質疑（注：參見前引葛劍雄、李伯重著作。），惜由于內容所限，均是點到為止，未作詳論。本文正是以此為出發點，通過對清代前中期人口基數及人口增長率的估計，重新厘清清代人口發展狀況，為更加客觀真實地認識清代中期的人口現象做出努力。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清代前期人口（1644—1741）

清初人口與明末人口基數直接相關。明末人口經過西方學者的深入研究，已基本令人信服地推翻了明代官方統計數字5000—6000余萬的可靠性，學者們根據各自研究，推測出早在明代中晚期（萬歷年間，1600年左右），中國人口就已愈億，數字在1.2億—2億之間（注：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葛劍雄、曹樹基：《對明代人口總數的新估計》（《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然而，由于明末農民起義和明清鼎革，清初的人口數字再次成為一個無法科學計算的難題，引起了諸多估計與爭論。中國學者的估計略為保守，一度傾向于“以丁折口”的學者，分別將清初丁、口比例大致定為1∶4、1∶5、1∶6等，從而根據官方對“人丁”的統計數字1063萬（順治8年，公元1651年）分別推算出清初人口當為4000余萬、5000 余萬和6000余萬，這種推算法現已基本為學界否定。程賢敏先生根據康熙末年至雍正十二年間的人口年均增長率逆推出順治八年的人口當為7000余萬（注：程賢敏：《論清代人口增長率及“過剩問題”》，《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3期。），但由于其根據的基數仍是“人丁”數， 所以推測數字顯然偏低。高王凌認為康熙20年代（1682 年左右）， 中國人口約有7000—8000萬，到1700年大約有9000萬至1 億左右（注：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國人口的估算問題》，《人口理論與實踐》1984年第2期。）。以何柄棣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因早已認定清朝前期的丁數只是賦稅單位，不能代表人口數或成年男子數，所以對清初人口的估計相對樂觀，他們普遍認為，清初人口（17世紀中期至17世紀末，1650—1700 ）當在1億—1.5億之間（注：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

人口學原理及人口發展史已經證明：人口發展速度是有“惰性”的，即長時期內形成的人口增長速度及其基數，會持久地依慣性向前運行。而在人口史研究中，人們仍然容易過高估計社會動亂或朝代鼎革之際所造成的人口損失。事實上，戰爭在某些地區對人口雖然有較大力量的損傷，但同時在當地和其他地區依然有大量新的人口出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著減少了的人口。即使這種彌補不能使人口總量繼續增加，至少在50年至100年的時間長度內，不會出現驚人的倒退， 短期的損失能夠在一段時間內得到恢復。

將時間從清初推后2個世紀， 從晚清到民國近一個世紀的動蕩社會可以幫助我們證明這一判斷。從咸豐元年（1851年），人口沖至清代最高值4.3億，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內戰結束， 中國社會歷經百年浩劫與滄桑：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和捻軍等部的起義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中國、辛亥革命、軍閥混戰、八年抗日、三年內戰……大的戰爭歷歷在目，小的戰爭不計其數，尤其是洋槍、洋炮等新式武器的運用大大加劇了戰爭中的殺傷率，若按人們以往的邏輯推斷，100年后的20世紀50 年代左右，中國人口應銳減至3億、2億甚至更少。幸虧近代經常性的人口統計為我們保存了更接近歷史真實的寶貴資料。據內務部的統計，1912年的中國人口為4.058億，排除統計數字中的隱漏、 不實因素， 可以說， 從1851年至1912年中國的人口總量至少沒有減少；從1912年至1949年，戰爭的頻率、波及面及武器裝備的現代化程度均大大增強，葛劍雄先生對此有過簡要論述：“這期間大小戰爭不斷，如護國戰爭、北洋軍閥間的混戰、北伐戰爭、蔣桂戰爭、中原戰爭、五次圍剿與反圍剿、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些戰爭直接造成的傷亡就相當大，如在八年抗戰中中國的人員傷亡至少有2000萬；從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 國民黨軍隊死傷171萬，解放軍方面死傷131萬，失蹤19萬，平民的損失尚無統計。至于戰爭對人口增長所造成的間接損失就更大。”災害是扼殺人口的另一張巨手，這期間自然災害的殺傷亦不容忽視， “如1928 年的大旱，1931年和1935年的長江大水、1932年的華北大旱等都曾造成生命和財產的巨大損失。1931年長江大水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2.89億元， 受災人口有253萬戶；1935年的洪水又使7300萬畝農田被淹，1400 萬人無家可歸，湖北漢川縣29萬人中有22萬人死亡……”（注：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第258—259頁。）。但就是這樣多災多難的37年，中國人口依然在頑強增長，1949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人口的統計數字甚至直沖5.4億人的新高峰（注：見《中國經濟年鑒》（1981年）， 經濟管理雜志社1981年版，國家統計局：《1949—1979年經濟資料選刊》。1953年中國大陸第一次進行真正的人口普查，公布數字為5.826億。）！把這種現象簡單解釋為“人類抗災能力和社會組織水平的一種進步”（注：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頁。）是不夠全面的。 試想如果歷史沒有留下如此豐富的人口統計資料，我們會作怎樣的猜測呢？

由此回頭審視明清鼎革，對其間人口的損耗自當作更謹慎的估計。在人口行為一以貫之的情況下，對明末人口估計數字較高，而對清初人口估計或推算突降，且時間跨度為50—100年， 這是以短時段現象推測中時段的結果，因而是不恰當的。

基于此，我們認為，如果中國人口在明末（1600 年左右）已攀升1—2億是基本可信的，那么清初（1700 年左右）人口在此基礎上即使沒有增長，至少不會大幅度降低，保守地估計，1700年左右的人口總量至少在1.5億左右（同何炳棣說），這就是清代前中期人口發展的基數。

二、清代中期人口（1741—1851）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項賦稅政策的出臺，為清朝人口統計標準的變化埋下伏筆。經過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間的摸索、實踐，至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出現接近現代意義上的對全體人員進行統計的人口數字：會計“各省通共大小男婦14341萬1559名口”。不過，由于人丁編審仍然未廢， “丁口”與“人口”單位在一段時間內同時并用，直到丁賦丁額久定，“丁口”統計全失意義后，乾隆三十七年才正式停止“編審”，戶口統計完全成為人口統計。

人們在論及乾隆年間的人口發展時，幾乎較為一致地認為乾隆朝人口發展速度快于康、雍兩朝，因此所謂的“人口爆炸”、“人口奇跡”等稱呼，又主要是指乾隆年間人口“突飛猛進”的“發展”。早在本世紀40年代，羅爾綱先生就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人口數計算出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1741—1794）的53年間，平均增長率為1.485％， 自乾隆五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1794—1850）的56 年間，年均增長率為0.566％（注：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1949年第8卷第1期。）。全漢升、王業鍵先生以此為據將清代人口分為4個時期：恢復時期（17世紀下半葉）； 迅速增長時期（18世紀初葉至末葉）；增長緩和時期（18世紀末葉至19世紀中葉）和停滯時期（19世紀50年代至1911年清亡），并尋找了一些相應資料進行證明（注：全漢升、王業鍵：《清代的人口變動》，《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61年，第32本。）。周源和將乾隆朝分為三個時間段，計算出60年平均增長率為1.45％左右（注：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周祚紹則根據對官方數字的直觀印象總結說：“簡而言之，清代前期全國人口增長趨勢大體以乾隆朝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大約90年，由戰亂到安定，……人口的上升呈現出漸進的趨勢。后一階段則是全國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并斷言，“可以肯定的是清代中期人口激增確是事實”（注：周祚紹：《清代前期人口問題研究論略》，《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4 期。）。可見，雖然具體計算和考察角度略有不同，他們的共同之處卻不少：均是依據官方數據進行各個時期的比較，得出幾乎一致的結論，并進行“六經注我”式的說明和“論證”。

如果我們承認乾隆年間官方的人口統計依然存在嚴重疏漏，那么，依官方數據作出乾隆年間人口增長速度大大高于此前三朝的結論時，是否還應同時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1.乾隆年間人口增長的內在動力比康雍二朝有何巨大增加？

2.乾隆朝人口增加的外在條件（如生產力水平）比康雍二朝有何明顯的或突破性發展？

3.乾隆朝的自然災害狀況、出生人口死亡率、醫療水平等因素有無明顯改善，向有利于人口增長的方向發展？

在人們闡述乾隆朝人口“激增”的諸多原因中，我們很少看到對此類問題的深入分析，而如果這些問題無法明確解釋，則難以找出乾隆年間人口“迅速”增長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僅依官方數字作出的判斷就站不住腳。

尤須指出的是，人們長期以來習慣于將“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作為促進清代人口發展的一個政策上的重要原因（注：例如趙文林、謝淑君認為，此項政策實施之后，“人口的增殖完全擺脫了賦稅和差役制度的束縛，于是人口的發展就象脫韁野馬似的狂奔起來”。見前引《中國人口史》第395頁。）。 葛劍雄先生幾年前已對此種觀點作了糾正（注：參見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第256頁。）， 但似乎并未引起足夠重視。仔細體味我國封建社會的管理效率就可明白，封建社會一項經濟政策的推行，往往要經歷長時間的嘗試和普及。這種普及可能會在相關政策的改變上立竿見影，如由“人丁編審”向“人口統計”轉變，但對于社會基層人民行為方式的控制力常常是微弱的。我們試比較清代前期人丁、田地、賦額的增長率，見下表：

表1 清代人丁、田地、賦額增長率

年 份 人丁 田地 賦額
增長率 增長率 增長率
康熙元年(1662年) － － －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5.9% 11.1% 7.1%
康熙五十年(1711年) 21% 17.4% 7.8%
雍正十二年(1734年) 11.1% 28.4% 5.8%
1662—1734年增長狀況 37.6% 67.6% 8.8%

資料來源：人丁增長率依據《清實錄》數據計算，田地和賦額增長率依據彭雨新：《明清兩代田地、人口、賦額的增長趨勢》（《文史知識》1993年第7期）中的數據計算。

由上表可見，在康熙五十年以前，官方統計人丁、田地的增加率與賦額的比例就不是同步發展，尤其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間，在人丁、田地總量穩步增加的同時，稅糧卻有所減少（－39石），稅銀增長亦只有9.8％，二者合計平均增長7.8％。若將三項全折算出年均增長率，這種不均衡增長就顯得更加突出：25年間人丁年均增長率為0.77％，田地0.64％，而賦額只有0.3％，遠慢于人丁、田地的增速。 這意味著所謂“滋生人丁”在康熙五十一年前，其實就常常未能實際征稅，“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的出臺與其說是封建朝廷的一項惠政，不如說是在基層財政征收已經有所失控狀態下進行的一種自我調節，它對“提高人口的實際增長率所起的作用卻是相當有限的”（注：參見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第256頁。）。
相比之下，由于人們普遍對嘉慶、道光朝的“由盛轉衰”狀態印象深刻，因而對其人口增長率的驟然降低亦不以為異。按官方統計數字計算的人口年均增長率，請看下表所示：

表2 乾隆至咸豐朝的人口年均增長率

年 份 人口(萬人) 年均增長率(%)

乾隆六十年(1795年) 31328 －
道光五年(1825年) 37989 0.64%
咸豐元年(1851年) 43216 0.52%
1795—1851年 — 0.58%

資料來源：表中數據依據《清實錄》，其中乾隆六十年是取乾隆朝人口的峰值即乾隆五十九年的人口數為基準。乾隆五十九年人口為31328萬，六十年卻減少到29696萬，顯然系統計中漏登漏報之誤；道光三十年（1850年）人口為41449萬，咸豐元年與之僅一年之隔， 人口卻“增加”了1767萬，顯然亦是道光三十年漏登漏報之誤，因此表中以清朝人口的峰值——咸豐元年人口數為準。

1795—1851年56年間的人口年均增長率0.58％，與乾隆朝的1.45％或1.49％（1.485％四舍五入）相去甚遠。 從這些數字比較中得出結論是容易的，但這種巨大的懸殊符合人口自身發展規律嗎？符合歷史的真實嗎？

三、清代前中期人口增長率

現在回頭總結一下僅依官方數字得出的康雍、乾、嘉道三個時段的人口年均增長率：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的人口年均增長率0.77％，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含滋生人丁）為0.7％， 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為1.49％，乾隆六十年至咸豐元年為0.58％，前面指出的諸多漏洞，已經反映出，乾隆年間如此之高的人口增長率是值得懷疑的，進一步而言，從邏輯和實踐仍可辯駁：

1.人類漫長的歷史進程已經證明：“每一次壯觀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產技術獲得重大突破時發生的”（注：（美）L·S·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頁。）。與康雍、嘉道相較，乾隆朝不過是封建社會發展鏈條上的一環，生產技術并無任何重大突破。至于人們普遍認同“高產作物”的因素，其實并非均在乾隆朝蜂擁而至。這些作物從引進到推廣、普及，有一個陸續、緩慢的發展過程。例如玉米、蕃薯，早在明朝嘉靖、萬歷年間已引入中國，在清代逐漸推廣。而近代中國百姓的“救荒糧”馬鈴薯，從1705年引入中國，直至19世紀以后才得到普及。如果說乾隆朝人口增長有高產作物的因素，那么嘉道時期又何嘗沒有呢？況且，與其說是高產作物的推廣刺激了人口的增長，不如說是人口的增長促進了高產作物的栽培和推廣。將清代人口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審視二者的關系，可能會有新的啟示。

2.由于乾隆朝在人口統計標準上的重大轉變，由于統計工作的不斷完善，以前皆免予登記人口的眾多特權貴族、下等戶、邊區游民、山區棚民、沿海灶戶、漁民乃至大量邊疆少數民族等不斷“咸登版籍”。這種巨大差異造成的人口增加當屬“人為”而非“自然”增殖，這種“人為”增殖人口的大量出現，當是史籍所載乾隆朝人口“激增”、“爆炸”的實質所在。

那么，拋開這些不實成份，乾隆朝人口增長率可能在什么程度呢？由于我們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已大致確定了清初人口的基數，又已知清后期人口峰值數，因此，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作一個謹慎的求證和估計。

康雍年間人丁數的不實已是眾所公認的。但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收復臺灣之后，清朝統治即趨于穩定，人丁統計標準亦相對固定，從人丁數的前后變化反映出的人丁年均增長率應具有較大參考價值。嘉道年間同理。因此，從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的0.77％、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的0.7％和嘉道間的0.58％三個時段的人口增長率中， 我們取其中數0.7％（注：帕金斯（Perkins）的計算結果是，1650—1850年間中國人口的成長率為0.6％， 陳春聲通過對廣東省乾隆四十一年至五十六年間人口增長考察，算出年均增長率為0.68％（參見陳春聲著：《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18C廣東米價分析》， 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頁），另據《清實錄》計算乾隆五十五年至道光十四年的人口年均增長率亦是0.7％，均與此估計增長率接近。）作一檢驗。

以清初1.5億人口為基數，以0.7％為人口年均增長率向后推算，隨機抽出幾個年代可得出若干個推測數據，將推測數據與《清實錄》所載數字比較，我們會發現不少新的問題，請見下表：

表3 《清實錄》數字與推測數字比較表

年 份 《清實錄》人口數 推測人口數 二者相差(大約)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2010萬 1.5億 5000萬
乾隆六年(1741年) 1.4億 2億 6000萬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3億 2.8億 2000萬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 3.5億 3.5億 0
道光三十年(1850年) 4.1億 4.27億 1700萬
咸豐元年(1851年) 4.3億 4.3億 0*

＊康熙三十九年的人口統計單位是“丁”。

比較這組饒有趣味的數字可以發現：

1.推測數字與史載數字基本吻合，且越到后來越吻合，說明0.7 ％的人口增長率是大致符合歷史邏輯發展的。

2.乾隆六年，史載人口數字表面上比康、雍年間已有“飛躍”，但實際上由于漏登、免登等長期形成的歷史原因，其對人口的統計數字實際上仍然偏低，乾隆初年人口的官方數字為1.4億，實際上很可能已達2億左右，已恢復到明末的人口水平。

3.乾隆五十五年左右，出現了推測數字低于史載數字的現象，這里至少有兩種可能：①1700年左右1.5億的人口基數實際上仍是偏低的；②乾隆中晚期的人口增長率確實稍高于此前此后的其它時期，如何炳棣先生認為人口數較準確的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九年（1779—1794）間的人口增長率為0.87％。

4.道光三十年與咸豐元年僅一年之隔，人口統計上居然出現近2000萬的差別，計算其人口增長率為4.26％！這種增長率在人口死亡很高的封建社會根本不可能出現，再次說明官方史料的隨意性和不可靠。

5.在嘉慶二十五年和咸豐元年，推算人口與史載人口二度完全吻合，反映了清代前中期人口即便按現在看來并不算高的增速增長（ 如0.7％），到中后期已逾越3億、4億大關，而這幾個數字在生產力水平與以往歷史時期并無突破性提高的清代，已足以使人們感到壓力。

人類自身生產是不同于其他生產資料生產的獨特的社會歷史現象，它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和規律，如具有社會性、惰性（慣性）、以家庭為范圍、周期長等等。經典作家曾經指出：“人類的增殖條件直接決定于各種不同社會機體的結構”（注：《列寧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頁。）。社會結構不變，即人類的增殖條件不變， 人口再生產的特點就會具有明顯的歷史延續性，我國解放初期人口行為強大的慣性發展已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因此，任何脫離封建社會固有的社會結構、社會條件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規律的行為都是不夠科學和嚴謹的。

四、結語

基于前述種種，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明末清初之際的人口損益不會導致清初人口在總量上的急速下滑。經過近百年的調整、恢復，清初人口與明末相比應略少或接近。表現為具體數字，是1700年左右當有1.5億或更多的人口。

2.清朝前期、中期人口的年均增長率并非如官方數字顯示的那么大起大落，大體上應是穩定而有規律可循的，其總體人口自然增長率當在0.7％上下。

3.乾隆朝人口的增長速度并不一定或并不在很高程度上高于此前的康雍二朝和此后的嘉慶朝，過高估計“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等農業政策或高產作物等救荒糧食的引進對人口的刺激作用，以及依《清實錄》記載數字得出乾隆朝人口“激增”的結論，均缺乏真實有力的根據，難以令人信服。

4.由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及高產作物推廣等因素影響，乾隆朝后期的人口增速可能會略有增加，但十分有限。清代人口問題在乾隆年間有所凸現，不是因為其增長速度太快，而是本來龐大的人口基數，即使增速不快，若中間未經人為或天災中斷，到一定階段亦會對農業社會形成較大壓力，乾隆朝不過是這種量變階段較引人注目的一段。

　　清中后期，沙俄不斷侵食東北，為防止俄國侵。
清于1860年局部開放東北的“封禁地”，1897年全部開禁，以后又采取鼓勵政策，山東、河北及北方各地的移民大批遷入東北，至清末，移民累計超過1000萬。

1910年東北總人口增至1800萬人。民國年間（1912年——1949年），“闖關東”洪流澎湃，新中國前夕近4000萬人（數據來自《中國人口地理》，東北實現漢化。
“闖關東”，主要是山東人和河北人，可以說，現代東北人多是山東人和河北人的后裔，其中山東人尤其多。

　　闖關東，從“流人”到“流民”，到東北“移民社會” 。清初民族矛盾尖銳，清朝統治者采取了極其殘酷的鎮壓手段。將“造反”者遣送邊陲“煙瘴”之地，山東觸犯刑律者多發配“極邊寒苦”的東北，這種遣犯史稱“流人”。山東人是“安土重遷”的典型。人口壓力、天災人禍、 滿清政府的政策導向等構成了山東人闖關東的外因。以修筑當時的中東鐵路為例，《東北開發史》 引日本人稻葉君山的話說：“中國苦力，如蟻之集，而勞力之供給地之山東，更乘機輸送無數勞工出關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東路乃山東苦力所完成，亦非過言也。” 闖關東，東北是外敵侵擾之地，山東人卓絕的斗爭。吉林省渾江市《灣溝公社志》記載：“1921年間有一名叫王振邦的農民， 原籍山東，因逃荒攜妻及長女一家流落于西川一帶。1931年日軍侵占東北，王振邦與山東老鄉聚義百余人抗日，1934年末，他們與日軍大小戰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戰績最佳，日軍死傷慘重，義軍為日軍所膽寒。” 　　闖關東，由于東北為流放地，禁墾，邊墻西為蒙古貴族駐牧地。但覆滅的滿清政府無力阻擋歷史潮流，滿清二百多年統治，倒促進了滿蒙漢等族的大融合，即使“滿蒙獨立”運動、“偽滿洲國”等歷史滄桑，都沒能改變滿洲人成為中國的滿族人。山東圣人之鄉心態鄉土意識淡化，冒險精神增強最，促使流民春往冬歸轉變為在東北扎根。辛亥革命東北幾千萬關內漢人回到中國懷抱，“以至于人文地理學地圖表明該地區完全是中國人的”（《草原帝國》，法國，勒內·格魯塞）。
　　走西口，清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清初通過康雍乾三世的恢復發展，到乾隆朝全國人口突破三億大關。人地矛盾尖銳，大量內地貧民迫于生活壓力，“走西口”、“闖關東”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走西口”是清代以來成千上萬的晉、陜等地老百姓涌入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的移民活動。“走西口”這一移民活動，大大改變了口外蒙古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同時，占移民比例極高的山西移民，作為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將山西的晉文化帶到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使當地形成富有濃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晉文化作為農耕文化的一部分，通過人口遷移，與當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豐富了中國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的惡劣迫使晉北很多人到口外謀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舊謠充分說明“走西口”者多為自然災害引起的饑民。清光緒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現被稱為“丁戊奇災”的近代最嚴重的旱災，甚至部分地區寸雨未下。自然災害引起的人口流遷，以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為突出。晉北各州縣貧瘠的土地，惡劣的自然環境迫使大批百姓離開故土。例如“陽高地處北塞，砂磧優甚，高土黃沙，滿目低土，堿鹵難耕……地瘠民貧，無所厚藏，一遇荒歉，流離不堪。”在貧瘠的土地，寒冷的氣候，無川流灌溉的惡劣自然環境里，晉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災歉，人們不得不流離失所，奔赴口外謀生。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艱苦奮斗的創業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離鄉北上口外蒙古，艱苦創業，開發了內蒙古地區。更重要的是，他們給處于落后游牧狀態的內蒙古中西部帶去了先進的農耕文化，使當地的整個文化風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伴隨著“走西口”移民的進程，口外蒙古地區以傳統單一的游牧社會演變為旗縣雙立，牧耕并舉的 多元化社會。在這一演變過程中，作為移民主體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絕大多數，因而當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晉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說是晉文化在這一地區的擴展。 　　人口的流動，帶動了文化的傳播，而文化的傳播，又拉近了地區間的距離，增強了它們的認同感。“走西口”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進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與內地的交流，進一步增進了蒙漢之間的民族感情，對我們多民族國家的繁榮穩定產生了一定的積極的影響。
　　下南洋，明末清初，大量的難民、被清兵打散的農民軍、抗清失敗的明軍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遺民，掀起了移民東南亞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總兵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等率領兵將家眷3000余人、戰船50余艘到達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這塊地方因此被稱作“明鄉”。1659年，跟隨永歷帝流亡緬甸的官兵眷屬，有的逃亡暹羅 (今泰國 )，有的被安置在緬甸邊遠地方，今天緬甸北部的桂家與敏家都是這些官兵的后裔。

19世紀后期的舊中國，俄國和日本帝國主義侵入后，兩國競相在東北擴張勢力，修筑鐵路、掠奪資源，需大批勞動力，迫使華北破產，農民移入東北，尤以山東、河北兩省農民最多.1923年－1930年間移入東北達300萬人，1937年一年就達到70萬人。此外，西北地區的甘肅、青海、新疆等地，也有很多來自河南、陜西等省的農民。

“走西口、闖關東”
　　19世紀后期的舊中國，俄國和日本帝國主義侵入后，兩國競相在東北擴張勢力，修筑鐵路、掠奪資源，需大批勞動力，迫使華北破產，農民移入東北，尤以山東、河北兩省農民最多.1923年－1930年間移入東北達300萬人，1937年一年就達到70萬人。此外，西北地區的甘肅、青海、新疆等地，也有很多來自河南、陜西等省的農民。
“東南沿海下南洋”
　　歐美資本主義侵入東南亞后，為掠奪東南亞資源，招收中國破產農民作為開發殖民地的勞動力資源，并販賣中國勞工，致使東南亞人口激增。

一是戰亂，二是天災。

清朝人口流失的非常的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