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一號衛星，反映著當時我國的經濟、科技、社會和軍事能力發展水平，是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是影響國際關系格局的重要因素，是促進經濟和科技進步的重要手段，對于增強民族自豪感 和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東方紅一號衛星上天，在許多國家引起了強烈反響，國外紛紛發表評論指出，這顆衛星發射成功，“體現了中國一直在依靠自己的力量為人類的幸福和進步進行宇宙開發”，“表明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進步達到新高度”，“是中國科學技術和工藝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中國掌握了先進火箭技術和制造出大型火箭的技能”。東方紅一號衛星是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艱苦奮斗的結晶，是中國工人階級、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杰出貢獻。之所以能在較短時間內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主要歸功于黨中央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聶榮臻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衛星事業自始至終都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皣烂C認真，一絲不茍，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等指示，已成為航天科技工作者的座右銘。 東方紅一號衛星文化是“兩彈一星”精神和航天精神的體現。在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研制過程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全國大協作，建立起了一個比較完善和健全的航天科學技術研究、設計、試驗、制造及質量保障和管理體系，鍛煉和造就了一支又紅又專、技術水平高、能打硬仗、善于攻關、專業配套、老中青相結合的航天技術隊伍。歷史會記住錢學森、趙九章、郭永懷、錢驥、陳芳允、楊嘉墀、王大衍、王希季、任新民、孫家棟等“兩彈一星”元勛對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杰出貢獻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衛星重173公斤，運行軌道距地球最近點439公里，最遠點2384公里，軌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夾角為68 5度，繞地球一周需用114分鐘。衛星用20009兆周的頻率，播送《東方紅》樂曲。衛星運行情況良好，各種儀器工作正常，遙測儀器不斷發回各種數據，這意味著中國發展空間技術的重大突破。

對于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有兩種理解，一是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理論，一是關于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論。本文便圍繞這兩個主題對毛澤東、周恩來的理論探索進行比較。 （一） 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理論 中共二大根據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把中國革命分為性質不同的兩個階段。此后，特別是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的許多共產黨人進一步致力于對中國革命特點和規律的探索，從而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比較來看，毛澤東、周恩來在以下幾個方面獲得了相同或相似的理論認識。 1. 中國革命為什么要分兩步走 毛澤東在1923年4月10日發表的《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中，通過分析國內外政治經濟的情勢，“斷定中國目前及最近之將來，必然是反動軍閥支配的天下。這個期內是外力和軍閥勾結為惡，是必然成功一種極反動極混亂的政治的”。由于“反動勢力來得太大了”，所以“共產黨暫放棄他們最急進的主張，和較急進的國民黨合作”① ，為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政治而斗爭。1925年11月，毛澤東在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中寫道：“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所以主張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軍閥、買辦和地主階級，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② 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清晰地闡明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理由。 1923年7月，周恩來也撰文指出：“國事敗壞至今，純由吾人受二重之壓迫，即內有冥頑不靈之軍閥，外有資本主義之列強。吾人欲圖自救，必須推翻國內之軍閥，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雹?1924年，周恩來與旅歐華人中的國家主義派就國共合作進行了激烈的論戰。對方誣蔑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是“階級妥協”，并提出如下責問：“既談三民主義不足以濟將來階級斗爭之窮，又何不直接行共產主義革命？”周恩來回答：“中國的實際問題、物質條件，必需要中國實行國民革命?！彼M而指出：“不錯，我們共產主義者是主張‘階級革命’的，是認定國民革命后還有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的‘階級革命’的事實存在。但我們現在做的國民革命卻是三民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合作，以推倒當權的封建階級的‘階級革命’，這何從而說到‘國民革命’是‘階級妥協’？且非如此，共產主義革命不能發生，‘打破私有制度’‘無產階級專政’自也不能發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雹?可見，在中國革命為什么要分兩步走的問題上，周恩來與毛澤東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 2. 關于中國革命的動力和領導權 中國民主革命的動力包括廣泛的階級和階層。毛澤東確認這個革命是絕大多數國民的任務，“全國國民中商人、工人、農人、學生、教職員，都同樣應該挺身出來擔負一部分革命的工作”①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將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以及游民無產者和秘密組織都視為革命的動力。周恩來則提出了中國革命有海外華僑、勞動階級、知識界、新興工商業家和農民階級等五派革命勢力的見解，認為“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個革命的政黨統率之下，則國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為遼遠”②。 中國的民主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還是由資產階級領導，這是當時共產黨人所面臨的一個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毛澤東將中國資產階級劃分為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個部分，認為前者依附于帝國主義，理所當然是革命的對象，而后者則具有軟弱性和動搖性。當他們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但當革命有國內外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和積極援助，對他們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發展要求感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軟弱性和動搖性決定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民主革命的領導者。毛澤東強調：無產階級由于集中和經濟地位低下，因而特別能夠戰斗，其人數雖不多，“卻做了民族革命運動的主力?！雹?1926年，毛澤東又說過：“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雹?這就更明確地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 周恩來同樣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劃分為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個部分。他說：“中國的買辦階級，不是中國的商家”，他們對于愛國運動“起而破壞，甘為帝國主義走狗”，所以“是革命的對頭”① 。至于民族資產階級，周恩來認為他們巴不得兼并了社會上的一切財產，而自尊自享，因而必然反對工農要求解放的努力，“在革命的長期爭斗中，民族資產階級總是富于妥協性”② 。在他看來，無產階級常與列強資本勢力接觸，備受中國軍閥凌辱，因此“終將為國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這是毫無疑義的”③ 。隨后周恩來更鮮明地提出：“工人是國民革命的領袖。”④ 3. 關于中國革命的時代特征 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人類社會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毛澤東把當時世界上的局面，視為“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后斗爭的局面。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于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幟之下?！雹?從這一時代特征出發，毛澤東揭示中國民主革命“其目的是建設一個革命民眾統治的國家；其終極是要消滅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建設一個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聯盟（即孫先生所主張的人類平等世界大同）”⑥ 。這些觀點實質上說明了中國民主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周恩來認為，在過去的歷史上，革命事件雖屢見不一，最大的如法蘭西革命、美利堅獨立，也頗能震動一時，各有其歷史上的相當價值，“但一持與俄國十月革命相較，則廣狹遠暫的不同，又不難立見。前二者革命的范圍只限于謀各個民族有產階級的利益，而后者便轉向全世界無產階級身上來了”① 。隨著國共合作的形成，周恩來連續發表文章，闡述中國民主革命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關系。他在《救國運動與愛國主義》一文中寫道：“我們若認清事實果想將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打倒，我們也非與全世界被壓迫階級聯合一致，來打此共同敵人不可，故我們的救國運動，乃必須建立在國際主義方面?！雹谠凇盾婈犞姓喂ぷ鳌芬晃闹?，周恩來指出：“西方是無產階級革命，東方是國民革命，會合起來成為一個世界革命，這個世界革命成功，便進于世界大同?！雹?后來他還以更為精粹的語言總結道：“國民革命是解放目前中國的唯一目的，同時中國國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雹?從毛澤東、周恩來關于無產階級領導權以及中國革命時代特征的論述來看，他們已經認識到中國的民主革命與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著重大的區別。這場革命是特殊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雖然他們尚未使用“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概念，但都觸摸到了這一革命的本質內涵。 雖然如此，毛澤東當時對中國民主革命基本問題的理論探索也有超過周恩來的地方。第一，他明確提出革命勝利后的國體是以無產階級為首的革命民眾的聯合統治，而周恩來只是一般地提到實現“民主政治”，未能揭示政權的階級構成和基本性質；第二，毛澤東認識到農民階級在民主革命的巨大作用，提出了“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⑤ 的卓越見解。周恩來雖然也看到了農民階級起來的重要性，但尚未達到毛澤東那樣的認識程度。 大革命失敗后，作為中共領導核心成員之一的周恩來，在新的歷史環境下繼續對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進行探索。在中共六大上，他說：“五次大會以后，大家還是把革命任務與革命動力混為一談?！北в羞@種看法的人以為既然是工農革命，那就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了，于是產生了沒收一切土地的口號和超越革命階段的觀點，甚至連工廠要歸工人，車子要歸車夫這些不恰當的口號都有人提出來。周恩來指出：“這都是不懂革命性質的結果?！雹?1930年7月，周恩來在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國革命新高潮與中國共產黨》中說：“中國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同時，這一民權革命是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聯合農民才能徹底完成。”② 這些觀點對端正黨內認識無疑起到了積極作用。 到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總結長期的革命實踐經驗，集中全黨的智慧，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對象、動力、領導權、前途等問題作了更加全面、系統和深刻的論述，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理論的完全形成。其主要理論貢獻在于： 其一，他首次正式使用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為中國民主革命的特殊性找到了一個準確而又精煉的表達形式，并將其內涵界定為“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③。 其二，他提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從而進一步深化了人們對革命動力的認識。 其三，他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為由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準備了一整套理論構架。 （二） 關于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論 鄧小平曾經指出：“馬克思、列寧從來沒有說過農村包圍城市，這個原理在當時世界上還是沒有的?！雹?的確，馬克思、列寧都主張以城市為中心開展革命斗爭，從未把農村作為促成革命成功的戰略基地。毛澤東立足中國的國情，從領導秋收起義部隊向農村轉移開始，逐步開辟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是這一革命道路理論的主要貢獻者。而周恩來在1928年至1930年指導各地武裝斗爭的過程中，也結合新的實踐經驗進行理論思考，從而為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的初步形成和最終成熟做出了重要貢獻。 國共合作的大革命以前，毛澤東集中精力于城市工作。有次惲代英看到陶行知他們搞鄉村工作，便寫信給毛澤東。毛澤東回信說：“我們現在做城市工人工作還忙不過來，哪有空去做鄉村工作?！雹?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在湖南開展和考察農民運動過程中，方開始感受到農民和農村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分量。他說：“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然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② 面對大革命后期嚴峻的形勢，毛澤東在1927年7月4日中央常委擴大會上提出“上山”主張，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③。8月9日，毛澤東出席由瞿秋白主持召開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議進行中，瞿秋白提議毛澤東去上海黨中央工作，毛澤東回答：“我要跟綠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綠林交朋友?！雹?由此可以說，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在黨的領導層中是最早把眼光投向農村的人。他領導秋收起義攻打長沙受挫后，便果斷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轉移，并在井岡山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1928年10月，毛澤東撰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認為地方性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權間的長期分裂和戰爭，這樣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發生和發展下來，從而明確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在隨后寫的《井岡山的斗爭》中，毛澤東對“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作了系統闡述，提出建立與發展紅色政權，必須將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互相結合起來。這時，毛澤東雖然意識到工農武裝割據“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但尚未形成“鄉村中心”的概念。1929年4月5日他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還說：“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的唯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之建立，大區域產業支部之創造，正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最大任務，但同時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域蘇維埃之建立，紅軍之創造和擴大，亦是幫助城市斗爭、促成革命潮流高漲的條件?！雹?這是明顯地將農村斗爭置于城市斗爭的輔助和配合地位。毛澤東在思想上帶突破性的進展體現在1930年初撰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的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① 以此為標志，堅持“鄉村中心”，走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論已基本形成。 對于毛澤東的思想發展，周恩來曾有過如下的評述：“在‘六大’那時候，關于要重視鄉村工作、在農村里搞武裝割據的重要與可能等問題，毛澤東同志是認識到了的，而‘六大’則沒有認識。但是，關于把工作中心放在鄉村，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來領導農民游擊戰爭，我認為當時毛澤東同志也還沒有這些思想，他也還是認為要以城市工作為中心的。開始他還主張在閩浙贛邊創造蘇區來影響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給林彪的信中才明確提出要創造紅色區域，實行武裝割據，認為這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鄉村為中心。所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發展的?！雹?這段話有助于理清毛澤東的思想發展歷程。 與毛澤東比較，周恩來認識到鄉村的重要性要晚一些。他領導的南昌起義，就沒有把部隊轉移到農村進行土地革命。1927年底到1928年初，他在指導全國各地武裝斗爭實踐中，以注重實際的態度，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開始萌芽。1927年12月18日，他起草的《中共中央致浙江省委指示信》，明確其工作的重點是迅速恢復和建立黨與工農群眾組織，指導它們“發展廣大的鄉村游擊戰爭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爭”，強調“這一種斗爭必須是群眾的，然后才能發展到暴動的局面”。“只要有了得力的黨的組織的領導，割據的暴動局面可以創立起來的”。② 這是周恩來較早使用“割據”這一概念。1928年1月27日，他起草的《中央致廣東省委信》又要求瓊崖特委發展工農武裝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加緊造成一割據的局面”③ 。同月，他代表中央與派往湘鄂邊的賀龍、周逸群等談話時，提出“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④ 的重要方針。 到黨的六大前夕，周恩來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1928年4月28日，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在2月作出的《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該決議對于糾正當時中共中央的盲動主義錯誤有重要指導作用。但它忽視中國的國情，指責中共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是“策略上的動搖”，是“對游擊戰爭的溺愛”，是“沉溺于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游擊戰爭”。在討論中，周恩來指出：“因為農民占了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與俄國的不同。現在的問題是鄉村的領導問題，由此發生一個不平衡的發展問題?！彼u那種只重視城市工作而忽視領導農民土地革命走向深入的觀點說：“過去城市的工作的確不好，但在中國形式下很適宜的配合是很困難的。要這樣，必致引到鄉村（對城市）的等待，這是不好的。”① 在周恩來看來，敵人占據大城市，工人起義一時難以發動，要求城市和鄉村同時發動起義是不太現實的，而要求有條件發動的鄉村也要等待城市工人的起義，不利于中國革命的發展。在中共六大上，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有了相當程度的認識。他說：“以地方言，南部與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階級言，農民發展與城市沉悶不相配合?！辫b于發展不平衡等原因，周恩來認定中國革命“有割據的可能”，“對于南中國的幾省中，在目前就應該開始割據局面的準備，因為這與全國的準備工作是有極大的關連。同時我們要組織廣大群眾于蘇維?？谔栂?，以總暴動來實現蘇維埃政權”。② 在共產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以城市為中心的情況下，周恩來強調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問題是難能可貴的。在當時黨內有這種認識的人也極為少見。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與實踐，是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的前提條件，否則就不可能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 但應當指出，中共六大時，周恩來雖然開始呈現出擺脫“城市中心論”的思想傾向，但并未突破這一模式。他自己也坦言，依據當時的實際情況與理論水平，黨是不可能產生以鄉村作中心的思想的?！拔乙哺鶕v史的經驗與當時的情況研究了一下，太平天國是從鄉村中發動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還有一種‘流寇’式的農民游擊戰爭，沒有占城市，終歸失敗。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長期存在。”③ 從工農武裝割據到以鄉村為中心，周恩來的思想還有一個嬗變的過程。 六大以后，中國農村的革命游擊戰爭正處于特別困難的時期。8月間，工農紅軍第四軍在湘南遭到重大損失。11月起，敵人第三次“會剿”井岡山時，紅軍中一部分人又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進軍中又遭敵人截擊和追擊。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對形勢感到憂慮，加之共產國際也認為紅軍只能分散存在，要求高級干部離開紅軍，所以他在1929年2月7日代中共中央起草的給紅四軍的信中，提出了分散紅軍、毛澤東離開紅軍到中央工作的意見。這自然是不正確的。4月3日，紅四軍前委才接到“中央二月來信”，而此時紅四軍已經在贛南打開了局面。 4月5日，毛澤東起草給中央的報告（即“四五”復信），認為中央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了”① 。并表示不同意朱毛離開隊伍。這時，由于客觀形勢的發展，中共中央的認識也在改變。4月4日，也就是毛澤東寫報告的前一天，中央常委討論紅四軍問題時，周恩來說：朱毛出來問題，原則上是如此，但現在實際情形要寫得活一些。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經周恩來修改過的致毛澤東、朱德的指示信。信中說：“軍閥戰爭本身不是革命高潮”，“以為有軍閥戰爭就一定表示著統治階級將要很迅速的崩潰，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紅軍目前的總任務是：擴大游擊戰爭范圍，發動農民武裝斗爭，深入土地革命。② 信中也不再堅持朱毛離開紅軍。 1929年6月12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毛澤東、朱德的“四五來信”。討論中，周恩來雖然仍強調城市的領導問題，但認為分散紅軍的策略“是有些毛病”，紅軍只有集中才能擴大，也才能成為促進中國革命高潮的動力之一。8月21日，周恩來起草的《中央給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明確指出：“你們的任務便首先是：游擊區域的發展，農民武裝的加強，紅軍的擴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務?！雹?8月底，陳毅赴上海向中央詳細匯報了紅四軍的奮斗歷程和內部分歧。9月，經周恩來審定的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④ 規定紅軍目前的主要任務是：“一、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雹?這是周恩來第一次以中央名義對中國革命道路所作的正確結論，是對毛澤東等人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對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升華。后來毛澤東撰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主題思想明顯受到九月來信的影響。1930年1月15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中央軍委主辦的機關刊物《軍事通訊》創刊號出版，全文刊登陳毅寫的《關于紅四軍歷史及其情況的報告》，編者加寫了按語，要求各地紅軍、各地方黨組織學習紅四軍的經驗。 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理論的初步形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中毛澤東、周恩來作出了最為突出的貢獻。從“上山”主張到“工農武裝割據”、從“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到紅色政權的建立和發展，“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毛澤東、周恩來的思想隨實踐不斷得到豐富和升華。雖然在某些環節上，周恩來的理論認識甚至比毛澤東更早一些，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農村游擊戰爭的實踐經驗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革命道路理論的基礎。當然，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理論的最后成熟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論新階段》、《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報告和文章中，進一步從理論上闡述了中國革命道路問題，提出“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農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從而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理論的完全成熟。

《朝鮮停戰協定》全稱《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及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一方與聯合國軍總司令另一方關于朝鮮軍事停戰的協定》簽訂。1953年07月27日在朝鮮板門店簽訂。同日生效。自此中美韓朝四方停火，抗美援朝最終結束

1953年7月，雙方簽訂《朝鮮停戰協定》，從此抗美援朝勝利結束

在板門店簽訂停戰協定

板門店協議的簽訂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后，蘇聯方面首先提出要和平解決戰爭，中朝方首先提出恢復和談。4月26日重開和談后，和談進展很快，短短3個月后的7月27日，雙方就簽定了停戰協定。
1950年10月10日周恩來在蘇聯獲承諾先進武器和技術支援建設后，派出兩百多萬至三百多萬中國最優秀的軍人作為“志愿軍”前往朝鮮與聯合國軍隊開戰。
傷亡百萬的數字早在N年前就有公布，當時我朝官方沒承認也沒否認。之所以非戰斗傷亡遠遠高于正常水平，其根本原因是后勤補給不足，對于出國戰爭的后勤補給的困難被低估了，準備不足。

第一次戰役，是志愿軍入朝后進行的首次作戰。這次戰役，

志愿軍不宣而戰

從1950年10月25日開始至11月5日結束，將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到清川江以南，取得了初戰勝利。

第二次戰役 50年11月長津水庫之戰，原第三野戰軍精銳宋時倫第九兵團12個師15萬人馬企圖圍殲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2萬2千人，結果是美國陸戰一師殺出重圍從海上安全撤離。不僅沒丟棄重裝備，而且帶走了所有傷兵，陣亡將士尸體，以及九萬平民。第九兵團此役傷亡九萬五千人，除伙夫，馬弁，參謀，干事，醫院的護士，文工團員，能拿槍桿的剩下不多了。

1950年12月31日志愿軍發起第3次戰役，聯合國軍稍加抵抗后便立馬撤出漢城。

不過不管怎樣，步兵師對抗機械師打成這樣已經不錯了，這還多虧了朝鮮半島少平原多山嶺的地行，美軍的機械師得不到充分的發揮。 戰役的經過幾乎是第三次戰役加第四次戰役的翻板，戰役的第一階段主動進攻，結果和第三次戰役一樣，占了城地，沒殲滅對方多少兵力。第二階段是再次進攻后轉入防御，這回又吃了第四次戰役那樣的苦頭，面對具有優勢火力和機動力的美軍反擊，損失超過了第四次戰役。美軍在第五次戰役中的表現卻顯得成熟，先以迅速的撤退消耗中國軍隊的糧彈，再以快速有力的反擊殺傷對手的有生力量，連橫城反擊戰那樣的機會也沒給對方留下。 三兵團180師的折損是發動第五次戰役的直接惡果，折損180師主要責任在三兵團指揮部。三兵團是輪番作戰的新部隊，兵團司令王近山對朝鮮戰爭的特點沒有切身感受，拿著國內戰爭時的經驗來指揮作戰，尤其要命的是驕傲自滿，戰前滿不在乎地說：就美軍那點兵力，還不夠一場淮海戰役打的。

第三次戰役結束后，

三兵團180師的折損是發動第五次戰役的直接惡果，折損180師主要責任在三兵團指揮部。三兵團是輪番作戰的新部隊，兵團司令王近山對朝鮮戰爭的特點沒有切身感受，拿著國內戰爭時的經驗來指揮作戰，尤其要命的是驕傲自滿，戰前滿不在乎地說：就美軍那點兵力，還不夠一場淮海戰役打的。 第三次戰役結束后，第9兵團主力因為在長津湖戰役中傷亡巨大，仍留在元山休整；第3、19兵團在入朝途中，尚未抵達前線。志愿軍的一線部隊僅38、39、40、42、50、66軍，共6個軍21萬余人。而且連續2個半月的進攻，也讓志愿軍各部隊異常疲勞。其實作為前線指揮官，彭德懷清楚了解美軍實力受損并不嚴重，原先是連發起第三次戰役都不同意的，三次戰役打完后更是出現前面所述的對戰局的極度憂慮

.砥平里戰斗是志愿軍人海戰術的典型之作。第一階段戰役，集合3個軍的4個主力師(而不是什么8個團)5萬余人，力圖包圍全殲砥平里的美軍一個加強營(不是一個團) 加一個法國營，加上一個炮兵中隊，一個坦克中隊，共4千人。5萬對4千，若在國內，沖鋒號一吹，2小時就解決戰斗了?？蛇@次志愿軍碰上了硬釘子。 美軍這個營和法軍均是職業軍人，被圍后并不慌亂。在美軍中校營長指揮下，全部火力搭成一個環形圈，榴彈跑，坦克炮對付志愿軍外層后續兵力，重機槍，擲彈筒，沖鋒槍構成內層火網，火力遠近搭配，密不透風，結果讓志愿軍摔了大跟頭。 看看志愿軍是如何進攻的吧，用一個當年參戰美軍士兵的描述“當夜幕降臨，四周響起了凄厲的軍號聲，他們(指志愿軍) 從地平線滿山滿谷地涌出，不畏生死地往前沖。。。他們一排排地象麥捆子似的被機槍火力擱倒，后面又一排排地往上沖，又被擱倒。。。我們的機槍狂吐著火焰，槍管打紅，臂膀打酸，看著滿坑滿谷的尸體，我對自己說，my God! 這不是戰斗，這簡直就是屠殺” 。 戰斗結果，志愿軍4個主力師強攻2晝夜，全被打殘，戰斗到后期，美軍竟敢突出包圍圈，反擊傷亡慘重，兵無斗志，匆忙后撤的志愿軍。據美軍統計，志愿軍沒來得及帶走或掩埋的戰場遺尸就有4千多具。 砥平里戰斗讓志愿軍的人海戰術徹底破產，讓志愿軍戰場指揮員們明白了以往的軍號一響大部隊一沖就解決戰斗，不再顯靈。盡管志愿軍高層還在不顧死活地籌劃大戰役，但前線的軍長師長們已信心不足，不敢再象一、二次戰役那樣猛沖猛打大膽穿插，而是左顧右判，動作遲疑，不敢與美軍大部隊正面強攻。

失敗的第5次戰役

1950年冬天，志愿軍已經打到朝鮮的三八線，彭德懷主張暫時不過三八線，因為軍隊損失已經很嚴重，而M否定了彭德懷的意見，結果是：倉促發動的第四次戰役，并沒有取得預想的結果。相反，美軍抓住志愿軍不具備一周以上連續作戰能力的弱點，大舉反擊，使志愿軍遭到大挫折。不僅損失了數萬多人，放棄了剛剛占領不久的仁川和漢城，而且全線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又撤回到了三八線以北。

第五次戰役目標開始決定主要在三八線地區打擊敵人，到后來卻發展到要打回三七線以南去了。第五次戰役開始不久，美軍掌握了志愿軍的作戰規律，利用其機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強等優勢，使志愿軍無法發揮運動戰的特長。結果，志愿軍全線被迫后撤約40公里才勉強阻止住敵人的推進，且損失嚴重。僅此戰役，志愿軍就有1.7萬人被俘，占整個朝鮮戰爭中志愿軍被俘人員的80%還多。

后來志愿軍總算找到了對付美軍的辦法，那就是利用朝鮮北部的山地形勢，挖坑道死守，讓美軍來耗力仰攻，反正我不怕人員傷亡，有的是人，你美軍就耗不起。但志愿軍再也無力進攻，把美帝趕下海也成了一句空話，直耗到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