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庫存方面，2017年將堅持分類調控，因城因地施策，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將去庫存與促進一億農業人口市民化、棚戶區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設、建立住房租賃市場等更好地結合起來。例如，2017年住建部將繼續加快棚戶區改造工作，安排600萬套棚改任務，確保完成棚改三年計劃，并進一步做好公租房工作，推進公積金體制改革。
去杠桿方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2017年，債轉股將繼續在市場化、法治化的方向上深入，推動落后產能的淘汰，降低企業杠桿，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
降成本方面，2017年，我國將繼續落實和完善營改增等減稅降費政策，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有效發揮減稅政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效應。同時，深化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進一步清理規范基金和收費，再取消、調整和規范一批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公開中央和各地收費目錄清單。
統籌推進五大任務，既要去舊又要育新。
在補短板方面，不是簡單增加投資，而是切實從滿足需要出發，增加有效供給。2017年將切實提高精準性和有效性，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加大對脫貧攻堅、公共服務、創新能力、生態文明、軟硬基礎設施等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的投入。
以城鄉統籌發展為例，2017年將努力促進“城市病”治理，新開工地下綜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加快推動海綿城市建設，持續整治城市黑臭水體，加快推動北方地區冬季清潔取暖，大力推進霧霾治理，狠抓農村人居環境改善十項工程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抓謀劃、抓統籌、抓落實的任務依然艱巨繁重。各地區各部門要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增強定力,乘勢而上，擼起袖子加油干，推動改革落地見效。

　　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進入新常態以后，增速下行之 新 已經明朗化，但結構優化和動力轉換之 常 還未最終實現，這就需要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委員認為，經濟增長從高速轉為中高速，必須從供給側入手塑造新的動力源，以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增強我國在國際上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后勁。
　　2015年我國新興產業保持快速增長，但一些傳統產業面臨著嚴重的去產能、去庫存壓力，“鋼鐵賣出白菜價、煤炭跌入最谷底”。代表委員們認為，當前階段，推動中國制造業由大到強，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依靠傳統的需求側管理方式難以實現，迫切需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結構性矛盾突出，有需求側的問題，更主要的是供給側的問題。”重慶兩江新區管委會副主任湯宗偉代表認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要通過調整供給結構、增加有效供給來適應需求總量和結構的變化，實現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這對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化解經濟結構性矛盾具有重大意義。
　　與此同時，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面臨來自資源環境等方面的巨大壓力，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賈康介紹說，我國約有94%以上的人口聚居于僅占國土面積不足43%的東南半壁，這種“半壁壓強型”格局中的資源使用、能耗、環境壓力等因素，使我國處于“三重疊加”式環境承載高壓力之中，應對資源環境挑戰，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企業生產方式，在供給側形成體系化、高水平的對策方案，實現綠色發展。
　　代表委員們認為，當前我國正處于由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關鍵階段。“避免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必須通過改善供給環境增強供給動力、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賈康說。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計劃經濟”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代表委員們認為，當前階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充分發揮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也要更好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給市場新活力、給企業新動力、給社會創造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要搞新的 計劃經濟 ，而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賈康表示。
　　代表委員們認為，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意味著需求管理的退出，而是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需求多樣化、高端化和服務化趨勢，把資源更多配置到適應市場需求變化的領域。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吉林省吉林市委書記趙靜波代表認為，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放寬市場準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同時通過降低企業稅費，有效減輕企業負擔，為企業松綁，讓企業把更多資源用于結構調整和產品升級。
　　湯宗偉建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更強調精準發力、更強調發揮市場的作用、更強調企業主體地位、更強調金融的手段、更強調社會治理。
　　重點應突出創新和制度供給
　　代表委員們認為，與傳統的需求側管理依靠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不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應該突出創新和制度供給，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釋放經濟活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在制度創新。”賈康認為，我國經濟仍面臨嚴重的供給約束與供給抑制，需要實質性的供給端改革創新舉措。當前要緊緊抓住制度和科技這兩大生產要素相關的創新，促進供給端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解除供給約束，推動改革創新攻堅克難、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充分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
　　“破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障礙歸根結底、最為根本的是需要創新。”趙靜波表示，人才是支撐創新發展的第一資源。近年來，東北地區的出生率持續下降，已成為人口凈流出區域。如何留住用好人才，打造創新創業的高地，營造人才引進培養的政策“洼地”，是實現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重要問題。

（一）供給側改革要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去認識。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所謂供給側，總是相對于需求側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這一方面。而任何社會生產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另一方面又必須注重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所表現出來的供給側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是必須深入認識生產關系這個層面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多地從完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容。必須高度重視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對于我國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巨大能動甚至決定性作用。僅僅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二）供給側改革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余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改，絕不能如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而應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解決供給側問題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政治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一定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構成了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核心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根源。因此，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四）供給側改革既應強調供給又要關注需求，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并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于生產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全面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分配、流通和消費方面的改革的辯證關系，也才能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是片面的，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更是錯誤的，必須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都沒能科學地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因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據這兩種經濟學理論所制定的，無論是新自由主義政策還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由于沒有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所固有的內在矛盾，從而也未能消除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因此，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決抵制這兩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潮的干擾，必須堅定不移地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制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各方面具體政策。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后選擇的治理藥方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思維：　　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方法論在新常態下的具體運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思維和戰略舉措，其理論基礎既不是供給學派，也不是結構主義，更不是新自由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方法論在新常態下的具體運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發展和創新，它標志著我國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其目的是通過改革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創造條件，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更堅實的物質基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也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新時期的創新發展，具體而言就是以新常態理論為創新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它以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目的，以是否形成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為檢驗標準，把握促進經濟增長的多層次舉措，構建新型所有制模式，從整體調整、全面改革、協調發展的角度。　　第一，從社會主義本質論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核心標志是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福利水平。按照政治經濟學的生產關系理論，各種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歸根結底都是利益關系。要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體系，就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體的作用，建立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通過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形成利益和諧共容的生產體系、分配體系和交換體系。　　第二，從政治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來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不僅來源于資本、勞動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更為重要的來源是技術和分工水平的提升。增長階段轉換體現為產業體系升級，并會出現生產關系以及上層建筑的調整和局部性的革命性變化。因此，促進經濟增長的舉措包含多個層次，構成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環境。　　第三，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所有制理論，生產力發展受到阻滯，意味著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體系方面存在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以國有企業改革為核心構建新型所有制模式。　　第四，根據政治經濟學市場運行理論，市場供求失衡不僅意味著需求不足或供給過剩，而且表明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大環節都出現了問題，是多環節的市場失靈。其中，生產環節中的所有制、企業勞動關系、治理體系以及競爭體系尤為重要，是很多資源配置問題的根源所在。　　因此，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必須從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多環節尋找答案，從整體調整、全面改革、協調發展的角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要從生產環節入手，推動過剩產能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和改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排除干擾，心無旁騖，牢牢把握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幾個重大原則：一是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任務；二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生產力能否解放好、發展好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則性問題；三是堅持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必須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經驗。要為創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勵機制，調動其積極性。對各級干部，要堅持激勵和約束并舉，既堅持黨紀國法的“高壓線”，也要重視正面激勵，完善容錯糾錯機制，旗幟鮮明給那些嘔心瀝血做事、不謀私利的干部撐腰鼓勁。總之，我們要學好用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來，形成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整體合力。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后做出的重大判斷。生產成本上升、技術進步方式變化、投資收益率下降、出口導向型增長不可持續，這幾個因素使得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源于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這個新常態的表現就是經濟增速下降、消費占比提高、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金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轉換，以及對自主研發的需求增加。　　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　　從短期來看，當前我國經濟新常態表現出四大典型特征：一是在GDP增速逐季回落過程中，價格總水平保持相對穩定狀態；二是在GDP增速與工業增加值增速持續回落的同時，就業狀況保持較為良好態勢；三是七大類結構參數開始發生較大變化，我國結構大調整時代已開啟；四是前期刺激性政策的負面效應出現，經濟系統性風險難以在短期內化解。從中期來看，我國經濟出現九大特征：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轉化；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組織新特征；人口老齡化日趨加快，農業富余人口減少，經濟增長將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市場競爭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從長期來看，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表現出六個基本特征，即階段性增長、創新驅動增長、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型增長、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增長、環境友好型與資源節約型增長。　　因此，新常態下，我國發展既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機遇，也面臨著很多新問題和新矛盾。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需要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觀念，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后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是結構性的。在當前形勢下，國民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藥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結構性改革。在中國前進的道路上，必須破除長期積累的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素質性突出矛盾和問題。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近期主要表現為“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后選擇的治理藥方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思維：　　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方法論在新常態下的具體運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思維和戰略舉措，其理論基礎既不是供給學派，也不是結構主義，更不是新自由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方法論在新常態下的具體運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發展和創新，它標志著我國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其目的是通過改革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創造條件，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更堅實的物質基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也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新時期的創新發展，具體而言就是以新常態理論為創新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它以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目的，以是否形成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為檢驗標準，把握促進經濟增長的多層次舉措，構建新型所有制模式，從整體調整、全面改革、協調發展的角度。　　第一，從社會主義本質論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核心標志是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福利水平。按照政治經濟學的生產關系理論，各種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歸根結底都是利益關系。要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體系，就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體的作用，建立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通過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形成利益和諧共容的生產體系、分配體系和交換體系。　　第二，從政治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來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不僅來源于資本、勞動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更為重要的來源是技術和分工水平的提升。增長階段轉換體現為產業體系升級，并會出現生產關系以及上層建筑的調整和局部性的革命性變化。因此，促進經濟增長的舉措包含多個層次，構成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環境。　　第三，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所有制理論，生產力發展受到阻滯，意味著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體系方面存在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以國有企業改革為核心構建新型所有制模式。　　第四，根據政治經濟學市場運行理論，市場供求失衡不僅意味著需求不足或供給過剩，而且表明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大環節都出現了問題，是多環節的市場失靈。其中，生產環節中的所有制、企業勞動關系、治理體系以及競爭體系尤為重要，是很多資源配置問題的根源所在。　　因此，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必須從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多環節尋找答案，從整體調整、全面改革、協調發展的角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要從生產環節入手，推動過剩產能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和改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排除干擾，心無旁騖，牢牢把握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幾個重大原則：一是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任務；二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生產力能否解放好、發展好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則性問題；三是堅持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必須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經驗。要為創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勵機制，調動其積極性。對各級干部，要堅持激勵和約束并舉，既堅持黨紀國法的“高壓線”，也要重視正面激勵，完善容錯糾錯機制，旗幟鮮明給那些嘔心瀝血做事、不謀私利的干部撐腰鼓勁。總之，我們要學好用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來，形成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整體合力。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后做出的重大判斷。生產成本上升、技術進步方式變化、投資收益率下降、出口導向型增長不可持續，這幾個因素使得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源于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這個新常態的表現就是經濟增速下降、消費占比提高、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金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轉換，以及對自主研發的需求增加。　　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　　從短期來看，當前我國經濟新常態表現出四大典型特征：一是在GDP增速逐季回落過程中，價格總水平保持相對穩定狀態；二是在GDP增速與工業增加值增速持續回落的同時，就業狀況保持較為良好態勢；三是七大類結構參數開始發生較大變化，我國結構大調整時代已開啟；四是前期刺激性政策的負面效應出現，經濟系統性風險難以在短期內化解。從中期來看，我國經濟出現九大特征：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轉化；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組織新特征；人口老齡化日趨加快，農業富余人口減少，經濟增長將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市場競爭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從長期來看，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表現出六個基本特征，即階段性增長、創新驅動增長、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型增長、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增長、環境友好型與資源節約型增長。　　因此，新常態下，我國發展既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機遇，也面臨著很多新問題和新矛盾。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需要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觀念，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后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是結構性的。在當前形勢下，國民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藥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結構性改革。在中國前進的道路上，必須破除長期積累的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素質性突出矛盾和問題。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近期主要表現為“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