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看，國外偏重資源、環境保護、人口及可持續發展的研究主題，較宏觀。而國內偏重的是理論方法、發展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比較微觀。有關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綜合開發與保護研究的著述相對較少。

一、國外研究現狀

（一）提出以人為本的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理論

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問題，眾多學者從不同的學科角度研究提出了諸如環境決定論、人口中心論、增長方式轉變核心論等各種側重點迥異的理論觀點。如1994年開羅會議提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中心是人”，引起學術界強烈反響。這個新的發展觀逐步演變為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理論體系，其基本點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宗旨是為了滿足人的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全面發展的需要；發展途徑為實現資源合理有效配置，尤其注重人力資源開發和利用，逐步過渡到以人力轉變積聚和集中為主要手段的發展；基本模式為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科技相互促進和協調發展，由此形成可持續發展理論框架為全方位適度人口論、資源稀缺論、生態系統論、總體經濟效益論、社會協調論等。

（二）提出經濟社會、環境、資源協調一致的可持續發展理論

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各類國際文獻以及召開的一系列會議（如基多的“綜合發展觀”專家會議和北京的國際社會發展會議等）都在世界范圍內深化了社會發展理論，強調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們認識到經濟發展就是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而社會發展就是“更好地生存”。

在20世紀人類物質文明高度發達，同時也是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最為嚴重的時期。全球發生了三大影響深遠的變化：一是生產力極大提高和經濟規模空前擴大，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物質財富，從而迅猛推進人類文明進程；二是人口爆炸性增長，20世紀人口翻了兩番，超過62億，并仍以每年7800萬的速度繼續激增；三是由于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與消耗，污染物質的大量排放，導致全球性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和貧富分化加劇已成為21世紀困擾人類文明進步的桎梏，表明人類社會當今生存方式不可持續，四者的惡性循環為舊工業生產方式掘下墳墓，那種“先污染后治理”，以高消耗刺激增長的傳統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

人們逐漸意識到人類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與自然資源、環境生態緊密相聯，人類的活動必須遵循自然規律，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必須納入人口、資源、環境、生態體系，只有這樣，才能使人類社會系統與地球自然系統協同進化、良性循環。1992年183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聚會，其中102個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討論并通過了《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聯合國氣候發展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關于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等一系列文件，對國土資源的利用與保護提上了日程，并付諸實踐。

（三）社會資源利用與保護發展模式

西方社會也從先前的發展模式中認識到社會發展必須是“整體的”，“綜合的”，也是“協調的”。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出臺政策，制定法規、采取措施，對國土資源進行重新的定位和開發利用。從大量的消耗資源聚集財富到降低消耗，遵守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到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提出了“低碳經濟”這一新的理論和發展模式，即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總體看，從國外對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的研究成果來看，各國都從自身國情出發，提出的理論和制定的發展模式具有針對性，雖然國外少有直接針對像我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方面的相關研究，但國外發展理論的演變及其規律則為本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樣本和理論基礎，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研究常常欠缺對社會背景和社會制度的深入分析，各種發展模式忽略了各國內部存在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和區域之間的巨大差異，從而使理論及模式的預期指導意義相對弱化。

二、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對于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同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認識是在西方發展理論的輸入，以及我國社會實踐的雙層擠壓中逐漸領悟到的，并部分在國土規劃等研究實踐中得到了應用。

（一）十八大報告等為區域國土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戰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從我國資源開發與保護的戰略規劃來看，國內相關的研究在沿襲、借鑒國外發展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國情，提出我國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同社會可持續發展和諧統一，并在有些細節上有所充實、完善和發展。如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把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地區協調發展作為一項戰略任務，強調：“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關系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關系地區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大舉措”。在十六大報告中論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時，提出了“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新概念，認為要“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就必須使“社會更加和諧”。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整個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進一步樹立全面的發展觀，始終堅持統籌兼顧，更加注重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地區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協調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直至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構筑“和諧社會”。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提出了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礎上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主要目標，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上明確指出了政策的著力點將轉到提高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富裕人民群眾作為全新思路和戰略。

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促進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全面促進資源節約，推動資源利用方式根本轉變。這些表述為我國國土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區域國土規劃發展模式和實踐成果

從發展模式和實踐成果來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對國土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一般采取“層次推進”的模式。堅持讓部分地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原則，這種政策本身并沒有問題，但傳統的發展觀偏重區域發展，卻忽視了區域間協調以及可持續發展。

我國“十一五”規劃首次把東中西和東北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完整地闡明了四大區域的戰略布局，即東部地區“率先發展”、西部地區大開發、中部地區崛起、東北地區振興。這種全新的區域發展戰略格局的調整充分體現了“全國一盤棋”、各地區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一貫思想，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同時，我國西部地區尤其是邊境少數民族經濟欠發達地區，在開發利用國土資源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和整個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得到了政府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我國主體功能區劃相關研究成果。2010年12月21日，國務院下發《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實際上是中國第一個關于國土空間開發的規劃。樊杰等（2009）對中國主體功能區的科學基礎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成果為阿勒泰地區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區劃提供參考和借鑒。

（三）相關理論研究

從相關理論研究看，代表的研究成果有：國土資源部信息中心的《國土資源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研究》，從當前國土資源管理的實際情況出發，以土地資源、固體礦產資源、能源礦產為研究重點，設計了我國國土資源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總體框架，以及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能源安全評價的基本框架；建立了我國耕地糧食生產能力指標、城市用地集約利用指數、礦產品價格指數、礦產資源國際競爭力指數、石油安全度和國土資源管理績效等6個綜合性指標。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從國土資源規劃理論與實踐出發，主要針對國土資源規劃體系、國土資源規劃理論基礎、國土資源規劃編制及國土資源規劃實施等專題進行闡述，重點對國土資源五年規劃編制、國土資源與環境綜合承載力評價等實例進行了專題研究。李新玉等的《國土資源與區域經濟發展》，主要就中國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的區域特征進行分析，總結出這些資源在空間布局、發揮區域資源比較優勢、區域國土資源綜合利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在國土資源調查評價、規劃、參與世界經濟分工協作、法制建設、技術進步等方面相應的對策。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的《民族語發展》、樊勝岳等的《西北地區發展戰略與對策研究》、徐建華等的《中國西部地區遲發展效應與后發優勢及創新對策研究》、王文學主持的《甘肅民族地區大開發的戰略與對策研究》、《西部大開發與甘肅區域經濟》，劉敏主編的《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與社會發展》和王永亮主編的《西北回族社會發展機制》等成果，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等進行了研究。

另外，還有很多零散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都有效地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包含了大量的理論見解，豐富和完善了我國民族地區國土資源利用開發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對本項目研究的順利開展具一定的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

（四）阿勒泰地區相關研究成果

近年來，已有一些針對阿勒泰地區土地、礦產、水、草場與畜牧、旅游5種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的論文、專著等。這些成果對阿勒泰地區單一資源開發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等有獨到的見解，為本項目研究提供了參考。

有關土地資源的研究成果較少，主要有《阿勒泰地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還有地區申報土地整治項目所形成的部分資料，如《新疆天山北麓阿勒泰地區土地開發整理重大工程論證材料》（2010）等。此外，阿勒泰地區也有一些游牧民定居工程方面的實際經驗和資料，這些材料主要對阿勒泰地區土地利用現狀、存在問題等進行了闡述。上述成果對土地資源開發利用具有參考借鑒價值。

礦產資源及礦業發展成果。阿勒泰地區此類相關研究成果較多，主要有《新疆阿勒泰礦業特區建設研究與探索》（2010）、《新疆阿勒泰地區礦業經濟管理研究》（2012）。主要論文有：《加快新疆阿勒泰市礦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思考》、《新疆阿勒泰地區周邊國家毗鄰地區礦產的可利用性》，研究報告有《阿勒泰地區礦產資源總體規劃（2008～2015年）報告》等。這些成果對阿勒泰地區礦產資源概況、礦業經濟發展等進行了研究探索。為本書的編著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針對阿勒泰地區草場與畜牧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論著有：《阿勒泰草原的無奈和期盼》（2009）、《裂變的阿勒泰草原》（2009），《新疆阿勒泰牧區草地資源分類經營機制與可持續發展研究（2008）》（碩士論文）等。這些文獻資料為阿勒泰地區草場與畜牧資源合理開發利用與保護提供了研究支撐與參考。

阿勒泰地區為我國重要的旅游區，旅游資源十分豐富。阿勒泰地區先后編制實施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旅游發展總體規劃。對阿勒泰地區旅游指導思想、原則、目標任務、旅游資源與環境分析、旅游業發展總體目標和保障措施等進行了闡述。2006年國家旅游局、新疆旅游局組織中山大學編制了《大喀納斯旅游區總體規劃（2006～2020年）》等。2009年，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與阿勒泰地區旅游局完成了《阿勒泰地區旅游發展總體規劃（2009～2020年）》（征求意見稿）等。

（五）總體評述

從國內對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的研究成果來看，現有的成果涉及我國某一固定區域單項國土資源利用與保護的戰略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多，專注于區域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方面的研究較少，尤其是針對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更少。總體考察與本項目相關的研究成果，不足之處主要在于：

（1）大多數研究是將國土資源分種類，具體細化到每種資源不同的開發利用和保護方式，專門研究單個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但并沒有同其他相關資源統籌考慮，缺乏一定的系統性與綜合性。

（2）對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現狀、困境和途徑等方面，特別是脫貧、基礎教育、轉移支付等層面，而涉及該類地區國土資源利用與保護的綜合性戰略研究較少，系統總結研究的更少。事實上，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是自然資源豐富和潛力較大的地區，對國土資源利用與保護的研究，將更有利用推動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從而縮小地區差距，縮短區域間的不平衡發展，同時保護相對脆弱的生態環境。

（3）可持續協調發展的本質是要求用社會系統的觀點和方法探索經濟、社會發展問題，而任何發展都需要現實的物質基礎，國土資源作為社會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應對其加以重視。目前學術界對于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研究還較為分散，系統性不強，亟待相對系統完善的成果問世，以期對這類地區的國土資源進行綜合開發利用與有效保護，促進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合理開發與保護。

因此，如何把西方社會發展理論和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結合起來，借鑒切實有效的理論成果，提出發展戰略、選擇適合該類地區發展的路徑和模式，對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進行綜合利用、有效保護，是開展本項目研究的首要問題，也是本書研究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