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簡單商品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轉化之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就開始發揮決定性作用。這種“市場決定性作用”具有社會歷史性。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在某些資源配置中同樣起決定性作用。但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決定性作用”，不僅具有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決定性作用”性質不同的經濟基礎，而且具有與倡導“市場萬能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導向不同的政府調節方式和調節領域，從而既能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積極引導作用，又能避免價值規律可能導致的消極后果。
　　關鍵詞：市場；決定性作用；國家宏觀調控；國家微觀規制；資源配置
　　自商品經濟產生以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交換方式的進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愈來愈重要。在簡單商品經濟向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轉化之后，資本主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就開始發揮決定性作用。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盡管市場發揮作用的條件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但在一定范圍內的資源配置中同樣起決定性作用。
　　市場是通過價值規律的作用對用于生產和消費的各種資源加以配置的一種方式。在資源配置過程中，市場通過商品價格的波動而調節商品的供給和需求，進而影響商品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經濟行為，從而調節經濟運行和發展。所謂市場決定性作用，就是指通過競爭機制、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等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發揮決定性影響。
　　一、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決定性作用”
　　(一)在無國家干預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1．“市場決定性作用”的表現
　　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要表現為，在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下商品價格的波動對各種生產資源和消費資源進行自發配置。在這一階段，市場中的商品交換主體處于自由競爭的地位。除稅收以外，政府對交換主體的影響微乎其微。恩格斯指出，在大工業發展初期，自由競爭是必要的，“因為只有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大工業才能成長起來”［1］。歷史上，隨著工業革命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展開，生產規模和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在這一條件下，由于沒有政府對商品交換的調節和干預，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以商品價格的較大波動表現出來，從而導致商品的供給與需求失衡逐漸成為常態。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爆發。例如，1842年至1868年期間，經濟危機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每十年左右就爆發一次。［2］商品供求失衡以及經濟危機又反過來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表現為商品相對于消費者購買能力的過剩、勞動者失業、企業破產、生產設備閑置等等。
　　在無國家干預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雖然仍然表現為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但商品供求失衡以及經濟危機對社會資源的浪費更加巨大，對生產力的破壞更加嚴重。隨著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社會大生產程度越來越高。市場交換主體之間的無規制自由競爭已不適應社會大生產的需要。在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下和私人壟斷資本追求壟斷利潤的動機驅動下，壟斷資本主義初期生產的社會化和金融市場規模的擴張，使得經濟危機更加猛烈地爆發。而經濟危機對社會資源配置的破壞和浪費程度最嚴重的典型案例，就是1929年至1933年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
　　2．“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原因
　　在無國家干預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決定性作用”的上述表現，既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原因。
　　在主觀方面，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使得價值規律的盲目自發作用沒有受到有效約束。從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看不見的手”的有誤命題(即資本所有者受著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其本意更能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直到1929年至1933年經濟大危機之前，主流經濟學的基礎是薩伊定律。薩伊定律避開貨幣交換媒介職能包含的危機可能性，從物物交換出發，宣稱“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從而否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可能性。［3］在壟斷資本主義初期，形成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在經濟學界和政府管理者的頭腦中仍然根深蒂固。人們普遍認為，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來自發決定，可以實現有效的資源配置，而政府只能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不應該對市場活動進行任何干預。實際上，盡管《國富論》中闡述了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調節經濟生活的優勢，但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還同時闡述了另一只“看不見的手”——倫理道德對于調節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不幸的是，他的這種思想由于將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作了割裂，因而并沒有被后來者所重視。［4］從總體上看，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自由放任思想使得價值規律作用所帶來的經濟無序性和低效性沒有受到任何限制。
　　在客觀方面，價值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的共同作用，使得“市場決定性作用”對于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既有積極的正面效應，又有消極的負面效應，市場兩面性功能的表現如下：
　　首先，價值規律使市場的資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觀均衡功能、信號傳遞功能具有兩面性。價值規律通過商品價格的波動既調節著商品的需求，又調節生產要素在各生產部門的分配。這使得市場具有資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觀均衡功能、信號傳遞功能等功能強點。但是，這些功能強點同時又形成了市場的調節目標偏差(即無法實現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持續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經濟發展目標)、調節速度緩慢、調節成本昂貴、調節程度有限等功能弱點。［5］一方面，這種自發調節是具有滯后性的事后調節，往往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可能引起經濟的波動；另一方面，市場的資源短期配置功能使得商品生產者只關注短期利益，投資于短期能取得較大收益的產業，而不愿投資于回收資金周期較長、但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基礎產業等。
　　第二，價值規律使市場的技術創新功能具有兩面性。價值規律形成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刺激商品生產者為了在競爭中獲勝從而獲得更多收益，不斷改進技術和管理，這使得市場具有技術創新的功能強點。但是，已經具有競爭優勢、在技術上獲取壟斷地位的商品生產者，為了保持自己的技術優勢，就會阻礙技術的合理傳播和使用，這使得市場又具有阻礙技術進步的功能弱點。
　　第三，價值規律使市場的局部利益驅動功能具有兩面性。價值規律通過競爭機制調節商品生產者的利益分配。競爭中獲勝的商品生產者獲得利益較多，而競爭中失敗的商品生產者獲得利益較少甚至無利可圖或虧損。這使得市場具有局部利益驅動的功能強點。但同時，這又使得市場的調節目標偏離國家調控目標這一功能弱點得以強化，一方面，市場的局部利益驅動功能導致兩極分化：長期處于競爭優勢的商品生產者由于獲利多而得以不斷擴大生產規模，而長期處于競爭劣勢的商品生產者則由于獲利少、無利可圖或虧損而生產萎縮，甚至退出生產；另一方面，市場的局部利益驅動功能使商品生產者只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忽視環境保護、文化保護、公共健康等社會整體利益，更不愿投資于教育、衛生、基礎研究等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的部門，從而導致負外部效應。
　　私人剩余價值規律使市場的功能弱點得到強化和放大。私人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了追求剩余價值是私人資本唯一的生產目的。為了賺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私人資本所有者不斷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從而使資本積累規模和生產規模越來越大，以至于形成壟斷并逐步向世界擴張。私人資本積累為強化和放大市場的功能弱點創造了條件。一方面，私人資本積累使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形成相對過剩人口，使失業成為資本主義的常態。另一方面，私人資本積累使社會兩極分化不斷加劇，“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6］因此，馬克思指出，“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7］。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壟斷階段以后，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私人壟斷資本對壟斷利潤的追逐使市場的功能弱點進一步被強化和放大，進而導致經濟危機爆發烈度更大，破壞性更強，對社會資源造成的浪費更加嚴重。例如，在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下降了44%。危機期間，美、德、法、英的破產企業數量分別為14萬、6萬、5．7萬和3．2萬，美國全失業者和半失業者之和高達1700萬人，而德、英、法的失業者人數分別高達700萬、300萬和300萬。在危機最嚴重階段，美國和德國接近一半的工人失業。［8］
　　(二)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作用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產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主要參戰國的戰時國民經濟管理，而1929—1933年經濟大危機之后逐漸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仍然起決定性作用，但受到了政府的某種干預和調節。
　　1929—1933年經濟大危機的嚴重性使人們意識到政府干預經濟的必要性。對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管理實踐產生重要影響的主要有兩大理論流派，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凱恩斯主義、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9］
　　1．凱恩斯主義的思想、政策主張和實踐
　　凱恩斯主義的核心觀點是：由于市場的自發調節無法實現充分就業，政府可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來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以實現充分就業的宏觀經濟目標。這一理論的本質是：在不改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通過政府對“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干預和調節來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即充分就業。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和以曼昆為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在論證方法上不斷加以修改和補充，但其核心觀點與傳統凱恩斯主義是一致的。例如，薩繆爾森提出，由于對經濟完全的自由放任會導致個人之間不平等的擴大以及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有必要在個人的創造性與最優社會規則之間尋找一條中庸之道。［10］這條中間道路的實質是將“市場決定性作用”與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相結合。斯蒂格利茨認為，由于市場和政府干預在信息和激勵方面各具長處與局限，有的市場失靈可以通過減少政府干預來解決，而有的市場失靈則需要政府干預來解決。［11］
　　在1929—1933年大危機期間，一些開明的政治家就開始采取政策措施來擺脫經濟危機。如1929年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提出以公共工程解決失業問題的方案，以及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上臺后推行包括公共工程在內的一系列增加購買力的政策。這些政策對于經濟的復蘇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不涉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對經濟加以干預，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對“市場決定性作用”的矯正。其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各國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節。一是需求管理，即根據經濟周期而綜合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節總需求，以期熨平經濟波動。但在實際政策操作上，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各國主要采取了擴張的經濟政策。二是產業促進政策，即通過產業政策來優化產業結構，使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三是經濟計劃化，即通過經濟計劃來引導企業的投資和經營。四是福利政策，即通過在再分配領域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狀況來增加總需求。［12］
　　其次，各國政府對經濟實施一定程度的微觀調節或規制。一是通過制定和執行法律和制度來維持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二是對私人壟斷企業等(特別是自然壟斷的企業)加以規制。其途徑主要有反壟斷法、限制壟斷價格等。［13］
　　第三，各國政府通過直接參與社會生產過程來影響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一方面，政府通過向私人企業訂貨、采購等活動來影響總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國家獨資或與私人合營的企業來生產和提供公共產品。［14］國有化現象在戰后西歐各國較為突出。例如，1968年，法國、意大利、聯邦德國、荷蘭、英國和比利時的國有企業資產占全國資產總額的百分比分別為33．5%、28%、22．7%、21%、17%和13．5%，［15］這些國家的國有資產主要集中于一些重要的生產部門。
　　作為改良資本主義的凱恩斯主義具有進步性，但其改良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又導致政策主張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形成了滯脹現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20多年中，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這使得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獲得了20多年較為穩定的增長。而在具體的政策實踐中，這些國家長期實施的主要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刺激私人投資的增長，這既導致國家財政長期赤字，又導致貨幣供給量增長速度超過國民生產總值，從而形成越來越嚴重的通貨膨脹。到了20世紀70年代，長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已形成嚴重過剩的生產能力，而這一時期的石油危機造成生產成本上升。擴張性政策已無法進一步刺激私人投資增加，經濟增長陷入停滯之中，形成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現象。
　　2．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政策和實踐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是：在長期，市場的自發調節會使一國實際就業率趨向于與由該國技術水平、文化風俗和自然資源等因素決定的自然就業率相等，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對于實現自然就業率是無效的。［16］弗里德曼提出，以控制貨幣供給量為目標的貨幣政策是熨平資本主義短期經濟波動的唯一有效的政策。［17］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本質是宣揚“市場萬能論”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其政策主張集中體現在1989年為解決拉美國家經濟衰退而形成的華盛頓共識中。華盛頓共識既包含加強財經紀律、政府支出重點轉向經濟效益好的領域和促進收入分配改善的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降低邊際稅率和擴大稅基等合理的政策主張，又包含很多脫離拉美國家實際的政策主張，如較快實施利率自由化、更具競爭性的匯率制度、貿易自由化和放松外國直接投資限制等市場開放原則，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放松進入與退出的政府管制等減少或取消政府干預的主張。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在具體實踐中為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埋下了禍根。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凱恩斯主義對滯脹問題的束手無策使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在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實施。例如，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在執政期間都采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弗里德曼關于控制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策主張對于抑制通貨膨脹，從而使經濟擺脫滯脹，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義對“市場決定作用”的自由放任，也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后果。首先，私有化政策使經濟危機的根源，即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例如，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在三個任期內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進程逐步推向深入，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系統戰略。［18］私有化過程使社會財富分配向少數私人壟斷資本所有者傾斜，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導致社會生產的無限擴大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斷縮小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其次，金融市場的管制放松導致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從而金融危機頻繁發生。由于缺乏對金融市場的有效監管，金融機構可以不受約束地從事各種高風險業務以獲取高額利潤。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活動過度擴張，導致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從而使經濟運行風險不斷積累。金融市場的風險積累使金融危機頻繁發生，成為經濟危機的引爆器。
　　第三，對收入分配調節的缺乏使貧富分化現象加劇。在初次分配領域，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本積累必然導致社會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而在再分配領域，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導向使政府對收入分配沒有進行有效的調節，從而使貧富分化日益擴大。
　　3．經濟危機的新特點
　　由于政府對經濟的反周期干預，加上科技進步等因素，二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經歷了三四十年不斷波動的正負增長。然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對“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干預和調節，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因此，經過或長或短的時期之后，經濟危機仍然不斷爆發。與沒有政府干預情況下的經濟危機相比，這一階段的經濟危機因政府對“市場決定性作用”的調節表現出一些新特點。
　　首先，經濟危機的周期性不明顯。經濟危機在這一階段發生較為頻繁。在二戰前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由于經濟危機的爆發間隔而形成的經濟周期包含危機、蕭條、復蘇、繁榮等四個階段，而在二戰以后，經濟周期的這四個階段的界限一般并不十分明顯，危機階段對經濟的破壞性一般比1929—1933年大危機弱得多。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經濟周期的危機階段也會較為明顯，不僅持續時間較長，而且對經濟的破壞也較為嚴重。例如，1973—1975年的經濟危機期間，美、日、西德、英、意大利的工業生產分別持續下降16個月、15個月、23個月、22個月和19個月，下降幅度分別達到15．1%、14．1%、12．2%、12%和22．3%。［19］而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至今仍沒有消除。
　　其次，經濟危機主要以滯漲形式出現。在二戰前的經濟危機中，經濟停滯的同時物價大幅下跌，例如，1929—1933年經濟大危機中，美國物價下跌53．9%。［20］但在二戰后的經濟危機中，經濟停滯的同時物價持續上漲，即所謂“滯漲”現象。美、日、英、法、聯邦德國和意大利的消費品物價指數分別上升了15．3%、32．5%、43．9%、19．1%、11．1%和24．6%。［21］這一現象既使商品進一步滯銷，又加重了低收入群體和失業者家庭的貧困狀況。
　　第三，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相互交織。20世紀80年代后，債務危機成為經濟危機的一種新形態。例如，1982年8月，從墨西哥開始，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智利等拉美國家先后宣布暫停償還到期外債，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此后，這些國家的債務問題長期存在，并多次成為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22］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冰島、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相繼發生了主權債務危機。
　　20世紀9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危機又開始頻繁發生。這些金融危機不僅發生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且發生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例如，墨西哥在1994年、泰國在1997年(波及日本、韓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以及新加坡和我國臺灣等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俄羅斯在1998年、巴西在1999年、阿根廷在2001年都先后發生過金融危機。而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則引發了波及不少西方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這次金融和經濟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和影響至今還在持續。

均衡就是需求=供給
聯立方程組就可以
彈性就是求導，消費者剩余就是利用公式直接求定積分
書上都有公式，直接套用就可以了

古諾模型我們也沒怎么學

價格彈性=-(dQ/Q)/(dp/p)=-1，期中Q為數量，p為價格
假設原來的價格為p0,則現在總支出=廠商銷售收入=p'*Q'=2p0*Q'
而-((Q'-Q0)/Q0)/((p'-p0)/p0)=-1,所以(Q'-Q)/Q=1,Q'=2Q
這樣的話支出變為4p0Q0,那么應該是4倍，所以我覺得你這個題目是錯的，并且需求彈性一般是正值，不是負值
效用論那章還沒學不知道學好了再說吧

價格需求彈性通俗的說就是價格的變化會引起需求變動的難易程度．
如果彈性大，則價格變動容易導致需求變化．
如果彈性小，則價格變動不容易導致需求變化．

我是國際經濟貿易專業的，好象這個就是價格和需求的一個函數．這個彈性是變量系數．

你說的”在相似偏好情況下，收入不變，所有商品得價格加倍，那么對所有商品的需求減半 ”是彈性為-1時的情況．商品的彈性是不一樣的．基本消費品的彈性很大

你最后的問題，其實是個求最優解的問題，把3個函數畫出來，交點貌似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