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媒介的進化與社會發展關系 媒介的進化與社會發展關系（如何理解媒介的進化與社會的發展之間的關系?） 哈特的媒介分類——試述傳播學家哈特對媒介系統的分類。（哈特把有史以來的傳播媒介分為三類） 1.示現的媒介系統。即面對面傳遞信息的媒介，如口語和表情、動作、眼神（等非語言符號），是由人體感官或器官本身來執行功能的媒介系統。傳收二方都不需使用機器。 2.再現的媒介系統。包括繪畫、文字、印刷和攝影等。傳方需使用機器。 3.機器媒介系統。包括電信、電話、唱片、電影、廣播、電視、計算機通信等。傳收二方都需使用機器。 三類媒介按先后順序依次出現。從不依靠任何機器手段的“示現媒介”到部分依靠機器的“再現媒介”，再到完全依靠機器的“機器媒介”，是一個人類傳播媒介手段日趨豐富的過程，也是人體的信息功能日益向外擴展、體外化信息系統逐漸獲得相對獨立性的過程。 傳播媒介的進化對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曾提出著名觀點:媒介即訊息。核心思想是:從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看，真正有價值的訊息不是各時代的具體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及其開創的可能性。因此，媒介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每一新媒介的產生都開創了人類交往和社會生活的新方式。如果我們把媒介和媒介技術理解為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內容，那么媒介的進步對社會變革的巨大影響是無可否認的。 媒介的極大豐富和體外化信息系統的發達，更加增加了信息及其傳播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信息社會由此產生。 ps:我上學期學了傳播學.要課本不?給你郵過去..

傳播媒介的進化與社會發展關系 媒介的進化與社會發展關系（如何理解媒介的進化與社會的發展之間的關系?） 哈特的媒介分類——試述傳播學家哈特對媒介系統的分類。（哈特把有史以來的傳播媒介分為三類） 1.示現的媒介系統。即面對面傳遞信息的媒介，如口語和表情、動作、眼神（等非語言符號），是由人體感官或器官本身來執行功能的媒介系統。傳收二方都不需使用機器。 2.再現的媒介系統。包括繪畫、文字、印刷和攝影等。傳方需使用機器。 3.機器媒介系統。包括電信、電話、唱片、電影、廣播、電視、計算機通信等。傳收二方都需使用機器。 三類媒介按先后順序依次出現。從不依靠任何機器手段的“示現媒介”到部分依靠機器的“再現媒介”，再到完全依靠機器的“機器媒介”，是一個人類傳播媒介手段日趨豐富的過程，也是人體的信息功能日益向外擴展、體外化信息系統逐漸獲得相對獨立性的過程。 傳播媒介的進化對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曾提出著名觀點:媒介即訊息。核心思想是:從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看，真正有價值的訊息不是各時代的具體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及其開創的可能性。因此，媒介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每一新媒介的產生都開創了人類交往和社會生活的新方式。如果我們把媒介和媒介技術理解為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內容，那么媒介的進步對社會變革的巨大影響是無可否認的。 媒介的極大豐富和體外化信息系統的發達，更加增加了信息及其傳播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信息社會由此產生。 ps:我上學期學了傳播學.要課本不?給你郵過去..

在很大程度上，傳媒將是最可依賴的信息平臺，作為政府與公眾中介的媒體，在突發事件的應對和管理中成為決定成敗的關鍵因素。 澳大利亞危機管理專家羅伯特·希斯將媒體在社會風險中可資發揮的作用概括為；
1．提供信息，指導公眾在不同的危機情境中行動；
2．增強公眾的危機意識；
3．危機發生時警示公眾；
4．為危機管理者提供信息，關注利益相關者的情緒，可以理解和分析較大的危機；
5．提供有關做什么、去哪里、聯系誰及采取什么措施的信息，以控制并解決危機。

如今，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已經得到了高度認同，根據貝克的觀點：現代風險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如環境和自然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政治風險等等，它幾乎影響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現代風險是隱形的，并且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現代風險不是孤立的，它的影響將波及全社會，而且是以一種“平均化分布”的方式影響到社會中的所有成員，包括窮人和富人。而且，現代社會的風險一旦轉化為實際的災難，它的涉及面和影響程度都將大大高于傳統社會的災難。

現代社會風險的一大特點，是它疊加在“媒介化社會”的基礎上，以通俗的話表達：當代的社會風險，大多是由傳媒的信息傳播行為呈現出來的，因而是典型的“呈現性風險”，或者說“媒介化風險”，普通人感受到的不是實際的風險，而是被傳媒呈現后的風險，傳媒報道、披露的風險信息，是一般社會成員能切身感知到的風險的關鍵性源泉。如此，人們不得不關注一個頗為現實的問題：在擬態環境下，傳媒主動或被動引發“媒介化風險”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有效預防它們的出現。

一、擬態環境與傳媒的風險呈現

李普曼“擬態環境”理論中指出，我們每天接收到的信息越來越多，我們根據這些信息形成關于這個世界的看法，但我們的這些看法并不來自于直接經驗，而是來自于大眾傳播媒介給我們營造的擬態（虛假）環境，進而我們按照從這一擬態環境中獲得的信息，去理解與想象一個“現實”的世界。所謂的“擬態環境”，正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之后向人們提示的環境；然而，由于這種加工、選擇和結構化活動是在一般人看不見的地方(媒介內部)進行的，所以，通常人們意識不到這一點，而往往把“擬態環境”作為客觀環境本身來看待。[ ] 日本學者藤竹曉進一步發展了“擬態環境”概念：在擬態環境中，起初不具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觀念、價值、行為方式等，在經過大眾傳播后具有了重要性，而與“擬態環境”存在一定距離的真實世界，在大眾傳播的作用下越來越向“擬態環境”靠攏，并日漸形成“擬態環境”的特點。

傳媒天然是人類的信息傳播工具，這使得它們擁有了充當人們與外部世界溝通中介的先天優勢，在風險社會中，人們也很自然地把這項重要使命移交給傳媒：社會風險的“不確定性”加劇了社會成員對新聞信息的渴望與焦慮，因此，風險社會學賦予媒體在“對抗風險”、“揭露風險”、“具象化風險”方面的重要責任，風險議題有賴于傳媒的呈現，大眾傳播將有效提高風險情境的“社會能見度”，貝克也充分肯定了大眾傳媒在風險社會中積極的傳播功能：“對已經確定的風險的定義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個對自身造成威脅的遲鈍的社會,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公眾(大眾傳媒)對風險的揭示就成為流行的思想狹隘的‘更多同樣的事’這一態度的解藥。”

風險社會的另一大特征是其平等性。換言之，人人都有可能受到危機的影響。因此，在新的風險社會中，應建立起雙向溝通的“新合作風險治理”模式，在政府、企業、社區、非營利組織之間構筑起共同治理風險的網絡聯系和信任關系，建立起資源、信息交流與互補的平臺。這樣才可能充分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共同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在很大程度上，傳媒將是最可依賴的信息平臺，作為政府與公眾中介的媒體，在突發事件的應對和管理中成為決定成敗的關鍵因素。

澳大利亞危機管理專家羅伯特·希斯將媒體在社會風險中可資發揮的作用概括為；

1．提供信息，指導公眾在不同的危機情境中行動；

2．增強公眾的危機意識；

3．危機發生時警示公眾；

4．為危機管理者提供信息，關注利益相關者的情緒，可以理解和分析較大的危機；

5．提供有關做什么、去哪里、聯系誰及采取什么措施的信息，以控制并解決危機。[ ]

在當今社會，大量風險是由技術導致的，其重要特點之一，便是普通人無法通過感官直接感知，風險在表現為實際癥狀之前一直籠罩在一種不真實的氛圍中，或者說，由于與這些技術有關的危險不是一種可視的存在，它們很難被人們認識為風險，風險社會中的公民很可能就是“瞎眼公民”。這種情形不僅發生在風險的潛伏階段，也可能發生在風險的初發階段，當公民、乃至政府尚未充分意識到風險的存在時，傳媒和記者就應該及時傳遞信息，呈現風險景象，提供風險預警，這在美國知名新聞記者約瑟夫·普利策那個著名比喻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證，他說：“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社會對傳媒在風險呈現方面的功能的合理預期，是借助傳媒塑造社會的風險共識。傳媒關于風險共識的訴求在于，利用傳媒的影響力、充分的組織性，堅持風險分配正義及其責任框架，通過對話的方式，讓政府、風險利益涉及方、專家、社會公眾之間形成關于風險的共性認識，從而達成最大的關于可行性、合法性、合理性的政策形成。[ ]

二、“媒介化風險”的表現及危害

但是，在風險社會語境下，傳媒也可能成為已有風險的助推器和新風險的發動機。因為受眾對風險的認知和理解離不開傳媒，在現實的社會風險面前尤其如此。一旦傳媒在風險呈現過程中出現偏差，高度發達的現代信息技術很快就會將其全球傳播，由風險和災難所導致的恐懼感和不信任感將通過現代信息手段迅速傳播到全社會，引發社會的動蕩不安。

“媒介化風險”的主要特點在于，傳媒因其社會信息溝通中介的特殊角色而發起了風險，這一點又突出地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傳媒本身無中生有地挑起風險，制造社會恐慌或混亂；二是傳媒在傳播既有社會風險過程中，有意識地擴大或縮小，使已有的風險無法準確反映，傳媒失去了預警的功能，轉而成為風險的參與制造者。前者是傳媒主動擔當了新的社會風險的“發動機”，后者則表現為傳媒充當了已有社會風險的“助推器”。

傳媒在已有的社會風險中充當“助推器”，教訓可謂層出不窮——

現階段，我國廣大民眾缺乏科學的風險意識，不能以科學的態度認識和應對風險事件的發生，這樣的社會心理背景，考驗著傳媒在風險傳播過程中的表現，“媒體誤讀”必然加重人們的焦慮與恐慌，使事實的風險與恐慌的社會心理相結合，最終加重風險的危害程度。例如在2003年“非典”時期，相當一部分地區的群眾對“非典”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心里焦慮，流言四起，整個社會人心慌慌，而在2005年禽流感較為嚴重的時期，很多人拒絕吃雞，以至于談雞色變，在這些案例的背后，傳媒的推波助瀾作用是不可小視的。

傳媒對科學的誤讀，是傳媒解釋社會風險時出現偏差的一個重要原因。現代風險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許多風險是基于科學技術的變化而產生的，要求人們以高度科學的態度對待，而傳媒在報道科學問題時往往偏重于轟動性和影響力，卻忽視其完整性和平衡性，加之一些記者的科學素養本身也存在瑕疵，最終導致對風險議題的呈現常常出現偏差，對某一特定議題的報道在數量上多寡失當，在內容上也選擇不妥，而且傳媒的報道取向，也影響到它能否盡量完整地呈現與風險議題核心論述有關的諸多事實。由于這些因素的存在，傳媒對于特定社會風險事實的揭示往往帶有欺騙性，更加劇了人們的不安全感。

此外，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賦予了風險的高度爭議性，爭議的焦點契合了傳媒的價值判斷。觸及社會中樞神經的風險事件，事關受眾的切身利益，暗合了傳媒的新聞價值觀。現代社會中傳媒的企業化特征，導致了在不能確定基本狀況的情況下，一些傳媒為謀取“眼球經濟”，故意夸大和歪曲風險的實際情況，形成所謂的“風險預言”，傳媒成為社會風險的建構者、“發動機”。

風險是對“常態社會”的破壞，是一種非常態，而這恰好是各種傳媒報道、傳播的興趣點所在，反常性是報道追逐的焦點之一，在商業利益、新聞競爭的背景下，一些傳媒不免要把風險作為炒作的對象，傾向于強調戲劇或例外的情況、意見不一致和沖突等，許多學者曾批判這種情形：都市生活類報紙充斥著庸俗新聞并將日常生活夸大甚至扭曲，而媒體與受眾沉醉于觀看的熱鬧而忽視問題的實質，必然喪失對問題的深層思考，2007年初個別報紙對“海南香蕉致癌”的連續報道以及導致的后果，就是這類行為的一個典型，學者研究后發現：其對廣州香蕉感染枯萎病（俗稱“蕉癌”）的報道并非憑空捏造，也不存在報道失實；然而，整個報道卻存在著煽情、夸張、失衡、不嚴謹等問題，從而在某種程度上誤導了消費者……煽情報道之所以會出現，則是為了強化報紙的賣點與看點，搶奪讀者的眼球，爭奪注意力資源，一言以蔽之，是為了片面追求市場效應與經濟效益。[ ]

實際上，簡單的兩分法并不足以囊括所有的“媒介化風險”，還有一些更深層面的因素牽制著傳媒：現代社會的各種資源與權力嵌入傳媒，導致了傳媒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權力博弈的地方，是軟實力的角逐場所。真正的社會事實往往讓位于政治與經濟目的，傳媒對于風險不再簡單的再現，而是各種社會風險因為各方勢力的影響而被媒體隱藏，在隱藏狀態之下，社會風險實際上被加大了風險。

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認為，隨著風險社會的到來，我們對社會中提供信息和解釋信息的符號系統和專家系統的依賴程度越來越深，如果這兩大系統出現問題，現代社會就有可能陷入高度緊張和突發性事件所帶來的混亂的風險之中，而傳媒是“提供信息和解釋信息的符號系統”的核心部分之一，一旦其在風險傳播中發生扭曲或誤讀，社會危害不難想見。

三、“媒介化風險”的有效預防

對于“媒介化風險”的有效預防，不能采取因噎廢食的態度，以犧牲傳媒的風險傳播功能為代價，相反，必須在有效強化傳媒的風險傳播職能、推進社會風險抗御能力的前提下展開，是對其正面作用的進一步加強。

傳媒能否完整地呈現風險議題、有效地促進風險傳播以及深入地闡述公共政策議題，對于提高社會的風險抗御能力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2006年，我國政府印發了《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2006―2010―2020年）》，明確指出“提高各類媒體對于公共衛生事件和重大自然災害等突發事件的反應能力，指導公眾以科學的行為和方式應對突發事件。”這為充分發揮傳媒的社會監測功能，完善社會利益協調和社會糾紛調處機制，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和應急救援、社會動員機制，提高處置突發事件能力提供了政策規范，傳媒在風險傳播中的功能必須加強，顯然是其中的應有之義。

但是，傳媒作為風險傳播的主體之一，不能也無權僭越自身的角色規范，傳媒的責任是如實提供信息，呈現社會風險，促進社會的風險共識；而非炒作、扭曲或誤讀社會風險，制造社會恐慌或混亂。

傳媒在風險社會中正確發揮呈現功能，注定了它們必然是負責任的媒體。新聞媒介應負起正確引導公眾輿論并進而引導公眾參與政治的社會責任。首先，媒介應充分尊重公眾的意見，為公眾提供一個平等交流、討論的論壇，而不能壓制公眾的意見，甚至讓公眾發表和自己意見“假一致”的觀點。其次，媒介應以服務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而不能為一些利益集團的私人目的服務或者為不正確的思想服務。再次，對嚴肅的社會問題媒介應以嚴肅、公正、客觀的態度去對待，而不能將其“娛樂化”，敗壞公眾對嚴肅社會問題的思考能力。[ ]落實到操作層面，對于任何不確定性的風險信息的傳播，傳媒只能止于客觀如實的報道，而不能取代專家系統來做任何的解釋甚至是判定，更不能任意煽情炒作風險，造成社會恐慌。另外，對潛在或現實的風險適時發出嚴重警示的同時，也要保持科學、理性的態度，盡量充分提供關于風險溝通與批判的信息，避免自身的“風險預言”引發社會恐慌。強化風險意識，面對不確定信息，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不僅是對新聞客觀性原則的忠實實踐，對于有效規避社會風險也有重大意義。

此外，作為預防“媒介化風險”的另一側面，也需要提高公民的傳媒素養，指導人們正確理解、建設性地享用大眾傳播資源。傳媒固然是人們主要的信息提供渠道，但它們并非社會風險的精確定義者，且傳媒的信息傳播行為有可能因為消息來源不正確或有偏見、解讀的失誤或偏差等而偏離現實的準確情形，因此傳媒的報道不能取代科學的分析和解釋，也不能替代人們的理性思考。科學、理性地看待傳媒在風險傳播中的作用，將有效降低人們面臨的風險，避免“媒介化風險”的不必要侵襲。

媒介說得具體點、就是信息技術的傳播與發展對社會的影響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
人類社會生活的改變，最終是由社會生產力所決定，當今社會科學技術的第一生產力作用日益凸現，信息科學技術作為現代先進科學技術體系中的前導要素，它所引發的社會信息化則將迅速改變社會的面貌、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對社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一、信息就其含義而言，包括兩層含義：一是信息本身所表達的意義，即信息的內容；二是傳遞信息的工具，即信息載體，如符號、聲音、文字、圖形等都是信息的載體，信息技術則是信息的獲取、傳輸、處理、存儲、顯示和應用技術，如遙感技術、遙測技術，通信技術、計算機技術、光盤技術、各種顯示終端技術等。信息技術包括信息技術的生產和應用兩個方面。信息技術的生產主要體現在信息技術產業，包括計算機軟硬件、電信設備、微電子生產等，信息技術的應用則是體現在信息技術的擴散上，包括信息服務、管理信息系統等。在信息技術系統中，微電子技術、通信技術、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可稱為信息技術的核心。它們的發展進程體現了信息技術的發展過程。 從微電子技術看，自從1948年晶體管被發明以后，1958年第一塊集成電路問世，引發了一場微電子革命，微電子技術使得越來越復雜的電子系統可以集成在一小塊硅片上，使電子設備和系統的微型化、低能耗成為可能。集成電路從中小規模集成電路逐步發展到大規模集成電路，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并實現了平均每18個月集成電路芯片上集成的電子器件數翻一番，而價格卻保持不變甚至下降，這就帶動了以集成電路為基礎的信息技術迅速發展，創造了信息技術產品性能不斷提高，而價格不斷下降的奇跡。從通信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看，從19世紀上半葉莫爾斯發明電報至20世紀下半葉初第一部程控交換機的誕生和數字程控交換機的應用，使通信技術開始向數字化發展。衛星通信、稱動通信和通信技術的發展，更是開拓了通信手段，進一步擴展了通信技術的應用領域。而從1946年世界上第一臺笨重的龐大的、高電能耗的計算機問世以后，隨著集成電路和軟件技術的發展，計算機的運算速度、存儲容量和能力不斷提高，其功能也從單一的計算功能發展成能處理數字、語言、圖象等多種信息，其應用的領域也覆蓋了社會各個方面。 從網絡技術看，1969年美國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采用分組交換技術的計算機網絡ARPANET，然而它僅連接了四個大學實驗室，這是計算機互聯網(因特網)的前身；因特網的真正起點是1986年建成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網NSFNET；而因特網的迅速發展則是在進入商業應用的1991年，從此因特網的發展迅速膨脹，給信息產業乃至整個社會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從電子郵件到電視會議，從因特網傳真到因特網電話、從網上瀏覽至購物等等豐富多彩的服務，不僅方便了消費者，為企業參與全球競爭提供了有利的機會，而且帶動了同因特網有關的一批新興服務業的發展。由于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信息技術的應用已經廣泛地滲透到社會、經濟和生活的各個方面。計算機輔助設計、計算機輔助制造、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等先進制造技術，正在徹底改變傳統工業的面貌，信息技術進入消費領域，形成巨大的消費市場，加速了社會信息化的進程；因特網的興起，更是空前地加速了信息技術的應用和滲透，掀起了全球的信息化熱潮。二、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引發了社會信息化，"每9個月互聯網用戶增長一倍，信息流量增加一倍，線路帶寬增加一倍"。這一事實被稱為新摩爾定律。據統計，1999年底，全球已有2.6億多互聯網用戶，956萬個站點，電子商務營業額達到2400多億美元；中國已890萬互聯網用戶，1.5萬個站點。預計3年后，全球將有5億因特網用戶，2100萬個站點，電子商務營業額達到1.3萬億美元；中國因特網用戶將達到3700萬戶，5萬個站點。而信息科學技術所引發的社會信息化正在深刻地改變社會的形態、經濟增長方式、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產生巨大的影響。1、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在工業社會中，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是靠資源投入的方式來實現，工業化加工資源的方式是一種高消耗、高污染的實現方式，這種方式必然會引起自然資源的日益枯竭，工業污染的加劇、環境退化的失控。而信息科學技術引發的社會信息化，為各國擺脫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了技術可能。信息化的開展開創了經濟增長的新方式，即依靠科技進步，而不是高資源、高投入來促進經濟增長。目前發達國家中，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作用率已達60％-80％的幅度。2、對人類社會時代的影響。由于信息科學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時代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已經從以物質能量為主的生產力轉換到以信息知識和技術為主的生產力，從工業經濟轉到知識經濟，從讀寫為主的時代轉換到視聽為主的時代，即虛擬時代、數字時代。虛擬，就其本身來說，是數字化方式的構成。它首先是人類中介系統的革命。人類第一次中介系統的革命，是語言符號系統的發明，它創造了人類思維空間和符號空間，導致了人類文明的長足發展。而虛擬則是在思維空間中發生的革命，它在思維空間中又創造出了虛擬空間、數字空間、視聽空間和網絡世界，使不可能的可能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一種真實性。虛擬這場中介革命，使人類由以前的語言符號文明進入到更高級的數字文明。其次，虛擬性激發了人們的創造能力的巨大發展。對于虛擬而言，現實只是許多可能性中的一種可能性，在虛擬空間中，還有別的可能性，虛擬使現實中的不可能在虛擬空間中復活、再生、創造發展，從而使人的潛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因此在信息科學技術影響下，虛擬時代、數字時代即將到來。3、對思維方式的影響。思維方式是一定時代人們的理性認識方式，是按一定結構、方法和程序把思維諸要素結合起來的相對穩定的思維運行樣式。思維主體、思維客體和思維中介系統三者社會歷史地結合，構成特定時代的思維方式。在大機器生產為主的工業社會，思維主體以個人為主、以人腦為主，思維客體受思維主體及社會關系的影響，主要以現實世界為主，思維中介主要由工業技術中介系統和工業文明所產生的各種物化的思維工具構成，這標志著工業社會時人類的思維方式的發展狀況和水平。進入信息化社會以后，思維主體則由個人為主發展到以群體為主，以人腦為主發展到以人-機系統為主，思維客體由現實性為主進入到虛擬為主，思維中介系統由工業技術中介系統和工業文明所產生的各種物化的思維工具構成轉變為網絡技術中介系統和信息技術所產生的各種物化的思維工具構成，從而實現思維方式由現實性轉換到虛擬性思維。4、對教育方式的影響。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及應用，給教育方式帶來巨大影響，表現在：第一，教育投資的重心將由物質資源轉向信息資源。工業社會中，教育以消耗物質資源如校舍、桌椅、粉筆等維持，因此教育投資的重心主要是物質資源的投入。而信息化社會，由于信息具有無損使用、無損分享、不可分割、公平性等特點，使其將取代自然資源、資金、人力等成為最重要的資源，投資的重心也將轉變為信息的開發上，因為信息產業是開發費用高、使用費用低的產品，其低廉化使用是建立在高投入開發的基礎上的。因而，教育一旦依賴于信息資源，則其開發問題將制約網絡化教育發展，教育的投資由過去重在物質條件的擴充轉向信息資源的開發也成為不言而喻的事情。第二，單一的"班級授課制"將為多樣化的網絡授課取代。"班級授課制"這種曾大大提高過教育效率的教學組織形式將被信息技術打破，互聯網絡應用于教育，改變了傳統的固定師生關系，使異地授課，網上學習成為可能。利用互聯網可以十分便捷的得到世界各地的教育資料，實現信息交流、資源共享；網絡技術的發展也使無法進入學校讀書的人獲得必要知識成為可能；學生無論身在何處，只要有網絡計算機終端設備便可上網學習，為學生終身學習的需要奠定了基礎。第三，現代信息技術發揮多種媒體功能的優勢，通過學習內容的豐富性、學習方式的靈活性，調動學生多重感觀參與學習活動，從而大大提高了學習效果。5、對生活方式的影響。由于信息化建立了一個規模龐大、四通八達的網絡通訊系統，從而信息作為最有效、最有價值的資源，改變了傳統的生活方式。第一，通過網絡體系，人類的觀念大大地流通、滲透、互相影響，這將有利于人們按照共同利益協調行為。第二，網絡技術的發展，使人們工作方式發生很大變化，由以前的按時定點上班變為可以在家上班，通過網絡體系處理各種資料和信息。第三，人們的訪友、購物、會議、娛樂等許多事情都可能通過網絡進行；在不遠的將來，人們還可能通過住網絡住宅、使用網絡冰箱、乘坐網絡汽車等，進入科技家庭的生活模式，體驗科技帶給人們的便利。 總之，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地發展以及由它引發的社會信息化，給社會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使人類社會將進入信息時代。而作為時代的引領著，我們中學生有權利，也有義務充分掌握這門技術，為中國的騰飛，以至于全人類的進步，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完善答案

媒介就像橋梁一樣!

監督和傳播的地位

從人類社會 信息系統的發展的角度來看，電子媒介還在別的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電子傳播技術的突破，使人類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前所未有的...

在一個信息社會中，獲取信息是人們行動的基礎，作為信息主要來源的媒介也因此體現出其重要性。在一個現代社會中，幾乎沒有人在生活中不依賴于媒介所提供的信息。舉些簡單的例子，媒介所發布的天氣預報是我們每天必須關注的內容之一；當人們想要休閑娛樂時，會留意報紙上電視和電影的預告；當人們要尋找就業機會時，同樣也會求助于媒介上的招聘廣告。媒介乎可以說是人們社會生活中的第一信息來源。然而，我們每一個人并不是天生就具備這種從媒介獲取信息的能力，它依然是一個后天習得的結果。為了更好地獲取信息，你必須對媒介有所了解，知道在特定的媒介上獲取相關的信息。比如政治經濟類媒介與文化娛樂類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就迥然不同。尤其是對于較為復雜和較為專業化的信息的獲取更是需要專門的知識。因此，媒介教育首先要培養的就是人們對信息的獲取能力，這一能力從基本方面說當然包括能夠看書識字從而了解信息內容，但它更多的是指人們發現信息、組織信息與保存信息的種種技能，比如，如何利用圖書館的圖書檢索系統以及網上的種種搜索軟件來發現自己需要的信息，如何使用音像及電腦等設備來組織對自己有用的信息，以及如何利用相關設施來保存信息。不過，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大爆炸的時代，人們大多數時候所面臨的問題還不是如何獲取信息，而是有了信息后，如何正確地理解信息以指導自己的行動，這就需要人們具備分析和評價信息的能力。媒介上的信息五花八門，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方式去消化這些信息，那么這些信息對人們并無幫助，有時甚至會有害，因而對信息進行分析和評價事實上構成了媒介認知能力的核心。分析能力主要與一些解釋性的理解技巧相關，它要對媒介上所提供的信息進行基本判斷，看看它們符不符合事實；它還要對信息中的原因與結果進行推論，看看其邏輯是否成立；它還要辨別作者的意圖和觀點，以及作品所屬的類型（genre）。在更宏觀的層次，它還包括對信息產生的政治、經濟和歷史語境的認識。它偏重的是一種客觀的認定，其核心可以說是想判定真與假。與之不同，評價則主要是對媒介上的信息進行一種價值觀上的分析與判斷，看看所提供的信息是站在何種立場，代表了哪一種導向，維護了哪個階層的利益，體現了一種什么樣的價值標準，它更多是一種主觀的評判，其核心是對于對與錯的認定及對信息的公正性及客觀性的判斷，并可以進一步上升為對信息所隱含的世界觀的透視。因而，即使對于同樣的媒介事實，人們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結論。對于分析和評價的區別，我們可以簡單地通過一個案例來揭示其不同之處。比如，前些時候當美國軍用偵察機在中國領空撞毀了中國飛機并導致中國飛行員失蹤的事件發生后，美國電視媒體大量播放停留在中國的美國機上人員的家屬擔心、哭泣的場面，如果從分析的角度來看，這些拍攝的場面都是真實的；但如果從評價的角度來看，我們就可以質問，為什么這些媒體不來報道中國失蹤飛行員家屬的悲傷，為什么不來報道中國人民對美國飛機侵犯中國領空的憤怒，因而其報道立場與導向的偏面性已昭然若揭，美國新聞媒介所一貫標榜的客觀性在此已蕩然無存。在現代社會中，學以致用，那么對信息的傳播能力顯然構成了媒介認知能力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傳播能力有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依媒介而定的。通常我們所說的傳播能力除了傳統教育最為重視的寫和說的能力外，還包括了解自己所要溝通的受眾，能夠抓住受眾的注意力與興趣，能有效地利用符號來傳導意義，能對眾多的觀點加以組織。當然，具體到特定的媒介，如報紙和電視等，它們都還有自身特定的傳播技能，其操作性的技巧都需要專門學習。此外，傳播能力還包括根據反饋來調整傳播活動，從而使傳播由一種單向的信息傳遞發展成為一種雙向的互動過程。
如果說對培養學生媒介認知能力的必要性學者們已經達成了共識，那么在具體的主張和做法上則不盡相同，而且在某些問題上甚至存在著不少相互矛盾與對立的觀點。與培養媒介認知能力相關的爭論首先就表現在對媒介教育與傳統教育之間關系的討論上。如何安排與培養媒介認知能力有關的媒介教育課程，人們進行了多種嘗試。根據著名學者馬斯特曼(Len Masterman)的說法，在歐洲主要有四種模式：1、媒介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科目；2、媒介研究作為某一科目中的一種組成部分；3、把媒介教育融于所有的科目中；4、媒介研究作為一門整合的、跨學科的課題。[12]在美國的教育實踐中，這四種形式教育都有所表現，其中最為流行的是第一種。然而，就算是把媒介研究作為一門單立的科目來培養學生的媒介認知能力，里面又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處理媒介教育中的技術教育。我們知道，傳統媒介教育主要教授的是學生進行文本讀解與分析的技巧，但另外一些教育人士認為，媒介教育應該著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只有當學生們能夠自己拍照、自己攝像、自己制作網頁、自己報道新聞時，他們才有可能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消費者，而僅僅教授讀解文本卻不教授制作文本的媒介教育是不完善的。不過，要想教授學生制作媒介文本，那么就需要一定的器材與設備，雖然有不少媒介機構表示愿意贊助這項教育活動，但又有學者擔心這種贊助最終會影響到媒介教育的獨立性。還有一些學者提出，媒介教育的目的應該是使學生成為一個成熟的公民而不是一個成熟的消費者，因此應該把媒介認知能力上升到一種社會文化的層面來認識，他們反對“文本中心”的媒介教育，而主張應該把文本分析與對生產和接受問題的探討整合到一起，并且認為尤其在象美國這樣高度商業化的國家，對于機構的分析尤為重要，他們把這種方法稱之為“語境方法”來對照于傳統的“文本方法”。[13]應該說上述主張都有理由，而最終的做法往往是一種折衷與妥協。媒介教育與傳統教育還有一個巨大的不同之處在于，由于接受媒介教育的學生對媒介并不是一無所知，在某些方面他們的了解甚至超過自己的老師，因而在這種教學活動中，最強調的是一種互動式教學，這也是對傳統教育中教師負責教授，而學生則專注于接受的教學法的一種革新。
與媒介認知能力相關的另一項爭論主要集中在媒介認知是否應該主要關注于通俗文化文本。我們知道，媒介認知能力教育主要教授的是學生讀解媒介信息的能力，而眾所周知，媒介信息其內容大多屬于通俗文化范疇，一些學者擔心這會影響學生對傳統經典文化的學習，而更多的人則指出，由于媒介內容中經常出現暴力與色情方面的內容，會對學生造成不良影響，因而早期媒介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站在這種保護主義的立場上，讓學生自覺抵制這些不良影響，甚至有些學者建議讓學生拒絕電視。然而，也有不少學者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首先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社會中，想讓學生與大眾媒介隔絕是不可能的，大眾媒介幾乎構成了人們生存的第二環境；其次，大眾媒介也并非一無是處，學生們完全可以從中獲得許多有益的知識，關鍵在于要具備一種批評與分辨的能力，而正是我們進行媒介教育的目的。此外，大眾媒介所提供的通俗文化知識也是社會知識一部分，沒有理由去歧視它們，并且事實上它們構成了對傳統教育只涉及到精英文化的一種有效補充，是對傳統教育的精英主義取向的一種反撥。由于媒介內容往往更貼近日常生活，因而能更有效地激發學生的參與興趣。媒介學者鄧肯(Barry Duncan)就指出：“我深信把廣泛的通俗文化現象包括到媒介研究中，正在成為一種日顯重要的視野，尤其是對那些與年輕人一起工作的人。”[14]而白金漢則從接受心理學的角度入手，認為如果我們簡單地強調大眾媒介有問題的一面，就會忽視年輕人對媒介的情感投入，我們可能會忽視他們在這一過程中所得到的快樂，從而用一種憤世嫉俗及高高在上代替了真正的問題與分析
最后，與媒介認知能力相關的一個爭論就是如何使媒介教育適合具體的歷史社會語境，或者說適合所在國的國情。正如我們前文所提及，各國的媒介認知能力教育開展的程度及所采用的方法都不盡相同，因而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格局，這正如馬斯特曼所指出：“在每一次媒介教師的國際集會上，每一個人重新學習的第一課就是，必須樹立觀念，不是單數的媒介教育，而是復數形式的、多種多樣的媒介教育。”[16]西方各國早我們一步認識到培養學生媒介認知能力的必要性，并且在該領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一點肯定值得我們重視與借鑒，但在如何搞好中國的媒介教育上，我們同樣應該注意媒介教育的本土化這一問題，絕不能生搬硬套。哈洛倫(James D. Halloran)在他的一篇談媒介教育的文章中明確指出：“象任何其他種類的教育一樣，或者象任何社會建制一樣，媒介教育無法在孤立的情況下得到充分的研究，比如離開了更寬廣的歷史、文化、經濟、法律、民族、政治及社會背景，它正是在這些背景中發展起來的并且還在起著作用。”[17]誠然如是，每一個國家的媒介教育都應該結合自身的文化傳統與具體國情探尋一條本土化發展之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有著五千年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媒介教育更是我們的必經之途。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我們更應警惕一些西方國家通過媒介來建立一種媒介帝國主義或者說文化帝國主義，因而我國的媒介教育除了要教授學生在信息時代獲取、分析與傳播信息的能力，更應強化學生對媒介霸權的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