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鐵走出去的經濟意義：

第一，“高鐵外交”開啟中國外交的3.0時代

“高鐵外交”作為國家新名片，它是技術集成、產業配套、重大裝備、國際融資、國際貿易、國際關系協調等的綜合能力的表現，標志中國外交開始走上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地位相匹配的發展道路，開啟了中國外交的3.0時代。

第二，中國高鐵“走出去”有助于“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歷史性轉變

中國高鐵的生產和出口已具備相當實力，高鐵的核心技術優勢非常明顯，技術輸出正是建立高鐵國際優勢的開始。中國高鐵“走出去”對中國高科技產業輸出起到引領作用，必將帶動一大批高科技產業騰飛，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中國高鐵“走出去”有助于“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歷史性轉變。中國標準必將引領世界。

第三，中國高鐵“走出去”有利于建立國家安全體系

中國是一個陸權大國，鐵路修到那里，國家的意志就通達到那里，國家的安全體系就建構在那里。以高鐵為支柱的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將為中國帶來一個陸權時代。當“海權”與“陸權”并存時，中國就可以在其全球戰略態勢上建立起一個對沖的局面。誰制定了未來世界范圍內高鐵的技術標準和管理體制，誰就掌握了保障國家安全的“陸地法”。中國高鐵“走出去”維系著中國在歐亞地緣政治和全球格局中的地位，維系著邊疆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防安全的重大使命。

第四，高鐵“走出去”是中國經濟突圍發展的戰略需要

我們曾經以向東發展的海洋戰略，希望加入全球經濟循環，承接產業轉移，促進重大裝備的出口。嚴峻的國際環境迫使我們既要堅持以上海自貿區為新起點，實施新一輪對外開放，又要調整戰略，向西、向北、向南發展。謀劃中的中國高鐵“走出去”，包括三個戰略方向：通過俄羅斯進入歐洲的歐亞高鐵；從烏魯木齊出發，經過中亞最終到達德國的中亞線；還有從昆明出發，連接東南亞國家，一直抵達新加坡的泛亞鐵路。高鐵“走出去”是中國經濟突圍發展的戰略需要。

一、作用：

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石，具有戰略性、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經過連續多年大規模投資，我國傳統基建領域的存量基數已經很高。以數字型基礎設施為代表的“新基建”卻處在起步階段，擁有廣闊發展空間。

二、意義：

無論是在線辦公助力復工復產、云商業云服務便利社會生活，還是智能制造加速發展，這些都離不開“新基建”的有力支撐。有機構測算，到2025年，我國5G網絡建設投資累計將達1.2萬億元。2020年至2025年，5G商用直接帶動的經濟總產出將達10.6萬億元。

一端連著巨大的投資與需求，另一端連著不斷升級的消費市場，可以預見，“新基建”將激發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新動能，有效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而且是企業應對挑戰、轉型升級的重要機遇，能很好地助力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擴展資料

一、基礎保障：

數字經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新基建”是數字經濟的基礎保障。“新基建”對國民經濟發展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不僅能在短期內助力穩投資、擴內需和增就業，從長遠發展來看，更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

二、推動作用：

加速布局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正成為中國實現多種戰略目標的關鍵之舉。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再次強調“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新基建”為數字經濟提供新動能

工業經濟時代，人和物的流動構成經濟發展的基礎，經濟活動建立在以“鐵公機”（鐵路、公路、機場）為代表的傳統基礎設施之上，交通樞紐地區具有比較優勢；而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的流通成為關鍵，以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也躍遷為新的地區競爭力。

今年3月中央多次提及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來，上海、北京、浙江、成都、日照等地先后發布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三年行動方案；廣州還聚焦數字“新基建”，率先發布《廣州市加快推進數字新基建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年）》。

各地的“新基建”方案計劃都以2020-2022年為周期滾動實施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行動計劃，力爭用三年時間取得較大成效。各地也結合當地的產業發展基礎、產業支撐能力、區域承接能力和創新發展能力，紛紛從實際需求出發、因地制宜建設新型基礎設施。

1、建設目標：打造“云、網、端”，改造“鐵、公、機”

上海明確“新網絡、新設施、新平臺、新終端”四大重點領域、北京聚焦“新網絡、新要素、新生態、新平臺、新應用、新安全”六大方向、云南提出“新網絡、新平臺、新引擎、新載體”四大領域……梳理各地于三年行動方案中提出的建設目標，打造涵蓋“云、網、端”全領域的基礎設施、改造以“鐵、公、機”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可謂各地著力下好的“先手棋”。

圍繞“云、網、端”，各地明確了多項任務的具體指標，為未來三年繪就建設藍圖。如浙江方案提出到2022年，浙江全省建成大型、超大型云數據中心25個左右（云），率先完成雙千兆寬帶網絡布局（網），實現重點領域基礎設施智能化水平提升20%以上（端）。

與此同時，推動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升級，也是各地的三年行動重點。如上海方案圍繞“新終端”提出打造智能化“?？铡睒屑~設施、建設國內領先的車路協同車聯網和智慧道路、加快布設新能源終端和智能電網設施。

2、投資部署：建立多元化投資機制

新型基礎設施項目投資規模大、周期長，其建設首先需要解決“錢從哪兒來”的問題。

在“新基建”方案計劃中，各地制定了不同的投資計劃，如浙江計劃三年完成新基建投資近1萬億元，并提出要奮力建設新型基礎設施投資領先的標桿省份；廣東已建立起數字“新基建”項目庫，著重以項目拉投資；上海則明確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建立總規模1000億元以上的“新基建”優惠利率信貸專項，要求放大財政專項資金的杠桿作用，并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加大“新基建”投入力度。

與發布三年行動方案相對應，多地也將新基建列入專項債投資清單，引導專項債支持新基建投資。其中在做好專項債券發行及項目配套融資工作的過程中，需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近日為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樓”而背上400多億債務的貴州省獨山縣也啟示“新基建”投資應避免出現超前建設、過度投資、產能過剩等問題。

因此“新基建”的推進，也需根據財力和債務情況統籌規劃、循序漸進。

3、賦能城市：“新基建”優化城市生產生活

“新基建”是打造智慧城市、增強地區核心競爭力的重要載體。在各地“新基建”方案計劃中，建設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基礎設施、應用“新基建”為地方發展服務是未來三年的主旋律。

一方面，“新基建”需充分考慮結合地區特色，如上海方案提出要探索引領長三角示范區在江南水鄉風貌基礎上增添新型基礎設施時代特色。這既需要充分利用地方的土地、資金、人才、水、電、氣、網絡等要素資源，也需要考慮地區承載能力，如《上海市互聯網數據中心建設導則（2019）》已基于能耗考慮嚴禁在上海市中環以內區域新建 IDC。

另一方面，加快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也是優化超大城市治理體系的重要支撐。如北京圍繞“新應用”部署了智慧政務應用、智慧城市應用、智慧民生應用、智慧產業應用以及中小企業賦能等；《重慶市新型基礎設施重大項目建設行動方案（2020—2022年）》也要求項目策劃需考慮加快建設“智造重鎮”“智慧名城”所需。

在2020年，新型基礎設施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還與“新型城鎮化建設”“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一起成為當年政府擴大有效投資的重點。隨著國家積極布局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將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技術支撐，帶動數字經濟增長，并促進數字經濟相關產業升級，我國經濟也將加速向以“新基建”為戰略基礎的數字新時代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