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下面的銜接，能不能對你有所幫助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WS200706011.htm
　　從溫州打火機事件透視國際貿易技術壁壘的應對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后，關稅保護措施受到極大限制，技術保護措施日益受到各國的高度重視。發達國家憑借其技術與經濟優勢，制定了苛刻的技術標準、技術法規和技術認證制度，給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設置障礙，這已成為我國“入世”后外貿出口最為隱蔽、最難逾越的貿易壁壘之一。如何突破貿易技術壁壘，將成為今后較長時期內為確保我國外貿出口可持續發展而必須化解的一道難題。
　　一、溫州打火機事件梗概
　　2001年10月2日，溫州打火機協會副會長黃發靜收到了貿易合作伙伴歐洲打火機進口商協會會長克勞斯·邱博一份電函，告知歐盟正在擬定進口打火機的CR法規草案。這是歐盟對1994年美國CR法規的“克隆”。其核心內容，即規定進口價格在2歐元以下的打火機，必須要加裝一個5周歲以下兒童難以開啟的裝置即安全鎖，否則不準進入歐盟市場。由此，素有“打火機王國”之稱的溫州打火機行業即將遭受一場滅頂之災。
　　溫州打火機以價廉物美、品種繁多等優勢打破了日本、韓國、歐盟等一些國家壟斷世界打火機市場的局面。目前，溫州擁有打火機生產企業（戶）約500余家，年產打火機8.5億只，出口量約占總產量的80％，約占世界打火機市場份額近70％。因溫州打火機的外貿出廠價基本上是1歐元左右，在歐盟市場極具競爭力，市場份額曾一度高達80% 。歐盟在著名的BIC公司、東海公司等打火機制造商的壓力下，啟動有關程序擬定涉及國際貿易的CR法規。該法規于2002年4月30日獲得通過，并將在2004年強制執行。CR法規的出臺，意味著溫州生產的價格在2歐元以下、裝有燃料的玩具型打火機將被禁止在歐盟上市。此消息傳出后，溫州的打火機出口受到嚴重影響。據悉，每年的歲末和年初都是溫州打火機接收訂單最旺盛的季節，而2001年入冬以來，接到的出口訂單明顯減少。可以預見，一旦CR法案開始執行，目前設計生產的溫州打火機在歐盟市場上將受到極大沖擊，這已有先例。早在1994年美國關于類似CR法規的實施，就使溫州打火機產業受到重創，8年來溫州打火機在美國市場節節敗退，現在的出口量只相當于出口歐洲市場的1/5。溫州打火機事件是一起利用國際貿易技術壁壘保護本國產業的典型案例，也是我國“入世”后，在國際貿易領域第一次遭遇WTO成員方的技術壁壘。

　　二、CR法規與貿易技術壁壘協議的沖突分析
　　WTO體系下對貿易技術壁壘進行約束的主要是烏拉圭回合談判達成的《貿易技術壁壘協議》（以下簡稱TBT協議）。TBT協議由1個序言、15個條款和3個附件組成。它包括四項基本原則：一是各國應該認識到國際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能為提高生產效率和推動國際貿易做出重大貢獻，鼓勵各國制定國際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1 二是這些技術法規和標準，包括包裝、標志、標簽等不會給國際貿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礙；2 三是不應妨礙任何國家采取必要手段和措施保護其基本安全利益，保護其出口產品質量，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護環境和防止欺騙行為，但不能用這些措施作為對同等情況的國家進行歧視或變相限制國際貿易的手段；3 四是國際標準化有利于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制定技術法規、標準以及合格評定程序。4
　　從表面上看，CR法規制定的出發點是為了保護人類健康和安全的需要，符合TBT協議的有關規定，但仔細分析TBT協議，我們將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1、CR法規違反了TBT協議中“避免不必要的貿易障礙”原則。TBT協定允許各國基于合理的目標自由制定自己的技術法規，5 但是這種自由是有限度的，即“各成員國應確保技術法規的制訂、采納或實施，不應給國際貿易帶來不必要的障礙。”6 TBT協定對技術法規制定自由從四個方面進行了限制：一是法規的適用范圍僅限于保衛國家安全的需要、防止欺詐行為、保護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動物和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保護環境。7 二是各成員方應按照產品的性能要求，而不是按照設計特性來闡述技術法規 ；8三是如果導致采用有關技術法規的情況或目標已不存在，或者，如果情況或目標發生變化后，能采用更少的貿易限制的方式時，則這些技術法規應予取消9 ；四是不應不適當地擴大不執行該技術法規所導致的風險的后果。而評估此類風險的后果時，應考慮到有關的因素，尤其是有效的科學和技術信息，有關的加工技術或產品擬定的最終用途10 TBT協議還對合格評定程序從時11、費用12 、便利程度13 等三個方面進行了限制，要求不得給國際貿易帶來不必要的障礙。而CR法規直接違反了TBT協議中“避免不必要的貿易障礙”原則，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溫州出口的打火機安全性很強，已通過國際通行的ISO9004安全標準，迄今尚未出現威脅兒童安全的有關案例。二是性能方面，溫州出口的打火機雖然沒有安裝安全鎖，但一律采用金屬外殼保護，不易被兒童開啟，與易開易點的一次性打火機存在明顯差別。三是歐盟在無任何證據證明溫州打火機對兒童安全存在影響的情況下，不適當地夸大了不執行CR法規對兒童安全所導致的風險。
　　2、CR法規違反了TBT協議中的“非歧視”原則。與WTO體系下的其它協議一樣，TBT協議中的非歧視原則主要體現在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制度方面。TBT協議要求所制定的技術法規和合格評定程序不應在外國產品之間或本國產品與外國產品之間產生歧視待遇。14 在歐盟打火機銷售市場上，除了中國的打火機沒有安裝保險鎖外，日本、韓國也有幾款打火機沒有安裝保險鎖。盡管從安全角度考慮，兩者性能是一樣的，但僅僅因為這些國家生產的打火機價格在2歐元以上，而未出現在CR法規禁止進口之列。因此，CR法規從本質上來說是在中國產品和其它外國產品之間產生了歧視待遇。
　　3、CR法規違反了TBT協議中的“統一性”和“等效性”原則。TBT協議鼓勵成員國使用已存在的國際標準或相關部分，除非由于諸如基本氣候或地理因素或基本技術問題對實現其合理的目標來說，這些國際標準或相關部分，顯得無效或不適當 15（即統一性原則）。TBT協議還規定，如果另一個成員的技術法規可以滿足本國的政策目標，成員國可以采取另一國的有關法規為等效技術法規16 。國際標準化組織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性標準化專門機構，其制定的ISO9004安全標準具有國際性。溫州的打火機已通過國際通行的ISO9004安全標準認定，而歐盟也無法證明 ISO9004在歐盟境內的無效性。
　　4、CR法規違反了TBT協議中的“技術援助”原則。TBT協議充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技術上的差距，提出對于發展中國家采取特殊待遇。這種待遇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各成員方在制訂和實施技術法規、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時，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成員方的發展、資金和貿易特殊需要；17 二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按照它們的技術和社會經濟的特殊情況，采納某些技術法規、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以便保持與它們的發展、需要相一致的當地的技術、生產方式和工藝。各成員方認識到不應要求發展中國家成員方采用不適合它們的發展目標、資金水平和貿易需要的國際標準，作為它們自己的技術法規和標準，包括檢驗方法的基礎。18 三是國際標準化機構可以根據發展中國家成員方提出的要求，就某些對發展中國家有特殊利益的產品制訂國際標準 19。我國是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WTO的，理應享受到以上特殊待遇。目前，全世界公認的有防止兒童開啟裝置的打火機安全鎖約有9種，常用的有5種，而這些技術已全部獲得專利。因此，中國企業自主研究新安全鎖的空間很小，溫州打火機生產商只能花費巨資向歐盟購買專利。即使溫州打火機企業的資金實力能夠承受巨額的專利費用，其產品成本也必然大幅度提高而失去競爭優勢，將直接導致溫州打火機業遭受重創并被擠出歐洲市場。這充分說明CR法規的制訂者沒有考慮到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特殊立場。
　　5、CR法規違反了TBT協議中的透明度原則。為了盡量減少各國利用技術壁壘影響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可能性，TBT協議對透明度提出了嚴格的要求：（1）凡不存在有關國際標準或擬制定的技術法規中的技術內容與有關國際標準中的技術內容不一致，且如果該技術法規可能對其他成員的貿易有重大影響，則各成員應該在早期適當的階段，以能夠使其他成員中利害關系方知道的方式，在出版物上發布有關提議采用某一特定技術法規的通知；20 （2）應無歧視地給予其他成員合理的時間以提出書面意見，并請求討論這些意見，并對這些書面意見和討論的結果予以考慮。21 而歐盟早在1998年就制定了CR法規的草案，我國作為歐盟打火機的重要出口國卻直至2001年10月才通過非官方途徑知道，歐盟顯然違反了TBT協議的告知義務，使我國錯過了提交相關意見的時機。
　　三、溫州打火機事件的啟示
　　國際市場上貿易摩擦的“戰火”遍及全球的每一個角落。根據國家外經貿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的統計，我國的出口企業中有一半以上遭遇過國外“技術壁壘”，每年因此損失約數百億美元。仔細探究此次溫州打火機事件的實質，可概括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兩種比較優勢的對決，即發達國家技術優勢與發展中國家成本優勢的較量。由于擔心成本優勢對技術優勢的抵消作用，發達國家往往用技術壁壘為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進口設置“連環套”。溫州打火機屢遭出口限制的事件表明，解決的方法要么增加成本喪失價格上的比較優勢，要么放棄歐盟市場；在專利問題上也是如此，要么購買發達國家的安全鎖專利，要么自行開發而貽誤商機。發達國家就是這樣利用技術標準或專利技術，抵消了發展中國家產品的價格優勢，實現技術壁壘的目的。
　　對于尚處于初級階段的出口產業而言，溫州打火機遇到的問題帶有普遍性。更令人擔憂的是，現在國內某些企業仍習慣于傳統的價格和成本競爭，而不適應于日益廣泛的技術標準競爭。因此，從出口企業的角度出發，為克服貿易技術壁壘，應當完成以下轉變：（1）克服傳統的單純價格競爭手段，進一步強化技術創新意識，把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作為提升企業產品競爭力的重要環節；（2）立足于國際標準，緊跟世界潮流，大力開展各種國際標準的認證工作，使企業產品在技術、安全、衛生、環保等方面接近或達到國際標準的要求；（3）積極主動地研究、總結國內外企業突破TBT措施限制的經驗和教訓，根據市場和產品的特點尋求打破TBT措施限制的對策。
　　從政府角度出發，應盡快實現政府職能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這在中國“入世”之后顯得尤為迫切。當前的主要工作內容應包括：（1）協助企業及時了解國際貿易的新動態和新法規，強化企業的規則意識，增強企業對WTO統一規則的應變能力；（2）進一步加大采用國際標準的力度，按照國際通行的統一規則來建立質量體系，促使質量管理行為與國際慣例接軌；（3）按進出口對象和產品類別，全面收集、跟蹤國外的TBT措施，建立TBT信息中心和數據庫，認真研究主要貿易伙伴國TBT措施對我國相關產品的影響，采取積極措施打破技術貿易壁壘，擴大出口；（4）運用WTO的最惠國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非歧視原則以及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堅決抵制發達國家違反TBT協議的貿易技術壁壘，維護我國產品在出口國國家和地區應享有的平等待遇。
　　最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當今的國際貿易戰中，發達國家的政府、行業協會、企業已經處于新的利益共同體中。建立政府領導下的政府、行業協會、企業為主體的多層次性產業預警機制，是WTO自由貿易目標及其規則的客觀要求。中國“入世”后，企業在國內外市場上的競爭結果不僅僅取決于企業自身的實力，還受到行業協會發展狀況等“外部因素”的約束。相對發達的行業自治組織賦予了國外企業相對于中國企業的團隊競爭優勢，親眼目睹正式或非正式的外國商會在北京進行的卓有成效的公關活動，我們就不能不為民族企業的命運擔憂。試想，先天不足又處于散兵游勇狀態的中國企業，如何能與實力強大且組織有序的外國企業軍團開展有效競爭呢？同時，國內行業協會發展緩慢，與國外貿易伙伴缺乏相對應的民間性溝通與對話，也是許多貿易摩擦產生的根源之一。2001年12月，中日兩國政府通過談判達成協議，避免了一場農產品貿易戰。協議提到“通過政府和民間兩個渠道，探討并加強兩國農產品貿易合作”，并提出“雙方民間組織建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農產品貿易信息溝通和協商機制……引導兩國農產品種植、生產和貿易的良性發展”。至于這場爭端的起因，除了日本企業的“開發進口”之外，中日雙方專家和輿論都提到“無協調機制，無民間渠道”是重要原因。因此，為應對貿易技術壁壘，在提高企業競爭力與改善政府職能的同時，必須充分發揮專業性行業協會的作用與職能，即立足于國際市場，針對各行業的生產規模、供求關系、價格水平、創新能力、技術標準、產品結構等一系列情況進行研究和對外交流，建立良好的貿易預警機制，及時向企業和有關政府部門提供國內外市場的動態數據和分析報告，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提供決策依據，協助政府在WTO規則范圍內與其他成員國協商解決各種貿易爭端。

　　后金融危機時代并不是一個準確的學術上的概念，而是媒體自己創造，用于樂觀估計金融危機最危急時刻已經過去，世界金融現在處于恢復時期的時代。然而 2008年以來，美國華爾街危機不僅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場，而且已由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蔓延，目前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速下滑，世界經濟衰退跡象明顯。由于美國、歐洲等海外市場需求減弱，中國經濟也面臨很多困難，需求不足、產能過剩、企業效益下降，經濟增速明顯放緩。
　　后金融危機時代對于中國經濟戰略的挑戰主要在哪幾個方面？
　　在此波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雖然也受到沖擊和影響，經濟發展速度仍然是一枝獨秀，保持了8%的增長率，經濟總量也日益逼近日本。
　　首先是歐美聯合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是相對于其他貨幣而言的，就好像1人民幣可以買到更多美元，這種升值在國內市場基本無法顯示。
　　通俗的意思就是說，中國人的錢值錢了，比如在國際市場（只有在國際市場上才能體現出人民幣購買力增強了）上原來一元人民幣只能買到一單位商品，人民幣升值后就能買到更多單位的商品了，人民幣升值或貶值是由匯率直觀反映出來的。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低迷、蕭條，許多西方國家面臨著通貨緊縮的巨大壓力。與一些發達國家情況正好相反的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和不斷增加的巨額外匯儲備成為推動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原因。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的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價”搶奪世界市場，因此要逼迫人民幣升值，并進而將這一經濟問題轉變為政治責難，向中國施加壓力。在國內外復雜的經濟與政治形式下
　　五大弊端
　　第一，將對我國出口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造成沖擊。在國際市場上，我國產品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價格遠低于別國同類產品價格。究其原因，一是我國勞動力價格低廉，二是由于激烈的國內競爭，使得出口企業不惜血本，競相采用低價銷售的策略。人民幣一旦升值，為維持同樣的人民幣價格底線，用外幣表示的我國出口產品價格將有所提高，這會削弱其價格競爭力；而要使出口產品的外幣價格不變，則勢必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這不能不對出口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造成沖擊。
　　第二，不利于我國引進境外直接投資。我國是世界上引進境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目前外資企業在我國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各個領域發揮著日益明顯的作用，對促進技術進步、增加勞動就業、擴大出口，從而對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產生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后，雖然對已在中國投資的外商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但是對即將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會產生不利影響，因為這會使他們的投資成本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將投資轉向其他發展中國家。
　　第三，加大國內就業壓力。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和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最終將體現在就業上。因為我國出口產品的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受阻必然會加大就業壓[2]力；外資企業則是提供新增就業崗位最多的部門之一，外資增長放緩，會使國內就業形勢更為嚴峻。
　　第四，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人民幣如果升值，大量境外短期投機資金就會乘機而入，大肆炒作人民幣匯率。在中國金融市場發育還很不健全的情況下，這很容易引發金融貨幣危機。另外，人民幣升值會使以美元衡量的銀行現有不良資產的實際金額進一步上升，不利于整個銀行業的改革和負債結構調整。
　　第五，巨額外匯儲備將面臨縮水的威脅。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高達24543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充足的外匯儲備是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對外開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標志，也是我們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參與對外經濟活動的有力保證。然而，一旦人民幣升值，巨額外匯儲備便面臨縮水的威脅。假如人民幣兌美元等主要可兌換貨幣升值10％，則我國的外匯儲備便縮水10％。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嚴峻問題。
　　其次是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的挑戰。1.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國面臨的經濟競爭將日趨激烈

　　在此波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雖然也受到沖擊和影響，經濟發展速度仍然是一枝獨秀，保持了8%的增長率，經濟總量也日益逼近日本。這種狀況使得更多的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把中國當成自己的競爭對手，并在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對中國施加壓力和防范中國。

　　首先是歐美聯合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 2003年2月，西方七國集團財政部長會議上，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提案，要求效仿1985年《廣場協議》，讓人民幣升值。一場有關人民幣匯率的博弈從那時起一直延續到今天。金融危機發生后，世界貿易嚴重萎縮，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的貿易逆差嚴重，這些國家把發生逆差的原因歸咎于人民幣低估，因此，在危機后，歐美聯手逼人民幣升值，更加大了對人民幣匯率的指責。今年3月1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美國進出口銀行年會上發表貿易政策講話時，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機制”過渡。他同時表示，美國政府將在4月15日發布的財政部半年報告中，決定是否將中國劃為“匯率操縱國”。一旦通過把中國定位為“匯率操縱國”，美國就可以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中國出口增長占整個經濟增長超過30%，倘若人民幣大幅升值必然削弱出口競爭力，出口減少將可導致經濟增速放緩和就業機會減少。

　　其次是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的挑戰。目前，各國已將退市列入議事日程，退市表明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退，但短期內可能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再次動蕩，包括大量國際“熱錢”流出中國。熱錢一旦大量在短期內流出，對中國資本市場帶來的沖擊不容小視。

　　第三是中國將面臨越來越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自2009年下半年開始，各國經濟出現復蘇跡象。隨著各國進一步走出金融危機并實現經濟復蘇，危機的中心問題已不再是討論如何走出衰退，而是如何保持財政的永續性和保證國內的就業。為緩解經濟增長、財政、就業壓力和國內民眾的政治壓力，貿易保護主義將成為許多國家政府的選擇。中國在2009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占全球出口份額的比重超過9%。但中國出口競爭力增強的同時也使我國面臨更多的貿易摩擦，根據商務部的統計，2009年全球70%的貿易保護主義舉措與中國的出口貿易有關。截至2009年，中國連續15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4年成為全球遭受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其中，美國自2006年11月份至2009年對我國發起“雙反”調查共23起，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僅2009年美國就對我國發起10起“雙反”調查。因此，在世界經濟發展趨緩的背景下，面對越演越烈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面臨的經濟競爭將日趨激烈。

　　第三是中國將面臨越來越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

　　一是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出口造成嚴重沖擊，二是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造成巨大的下行壓力，三是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城鄉就業造成嚴重影響，四是國際金融危機增加了我國金融風險。

　　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將是一個“緩慢復蘇的世界經濟”。全球經濟深度調整使我國經濟調整和轉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由于外部需求急劇收縮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國內工業生產快速回落和就業下降，主要即有經濟增長模式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加劇，不僅表現在需求結構上，內需和外需增長不平衡，投資與消費關系不協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而且也表現在供給結構上，低附加值產業比重過大，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
　　全球經濟深度調整加大了我國經濟減速壓力。這次金融危機引發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使我國出口形勢面臨多年來前所未有的困難，并對投資、消費和就業等產生廣泛影響；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針對我國出口產品的各種限制措施明顯增加，我國穩定出口市場和份額難度明顯加大；全球失衡再平衡調整，使外部需求收縮幅度加大、持續時間拉長。
　　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和市場收縮，已經使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下降；以往在經濟規模和能源資源消耗總量相對不大的情況下，依靠低成本資源和要素的高強度投入可以支撐高速增長的話，那么隨著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和供需平衡條件的變化，原有的低成本優勢將持續減弱，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約束將不斷加劇.。
　　綠色能源革命使我國科技發展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綠色科技革命使我國在信息技術擴散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就要面臨綠色能源革命的嚴峻挑戰，在傳統產業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就將面臨發展低碳經濟的巨大壓力。
希望采納

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其意在把好流動性閘門、減輕物價上漲壓力，但同時也減少了銀行的可貸資金，增加了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度和成本。金融機構亦怕放貸過程中“擔保難、信息少、風險大”等難題？
“大環境‘風雨交加’，對企業是嚴峻考驗。”所說的“風雨”，既包括準備金率提升帶來的貸款難、資金成本上升，也包括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用工成本上升以及電荒等。 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的晴雨表，浙江省中小企業的發展再一次面臨困境。最突出的是企業融資難度和融資成本明顯提高，以往貸款滿足程度較高的億元以上規模企業中，49.2%已開始感覺資金面吃緊，而中小企業更普遍感覺貸款難。 正規金融銀根收緊後，民間借貸趨於活躍，“高利貸”利息節節攀高。據溫州市人行監測，一季度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單季上漲11.91%，比2010年第四季度漲幅高8個百分點。企業融資成本上升幅度明顯加快。資金斷鏈，企業“斷血，老牌企業因遭遇資金鏈斷裂而接連破產或倒閉。有些城鎮，已經采取3撥限電。而到用電高峰期，電荒問題將更為突出。近九成企業普工工資上升，人工成本比去年平均增加20%—30%，招工難照樣存在。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疊加效應，的確令中小企業難以承受。虧損的占1/4強，僅三成企業利潤保持增長。現在資金壓力最大的是受‘內外夾擊’的貿易企業，經過前一輪“洗牌”，低端薄利產品早已被淘汰，外單產品利潤率尚有保障。“不講質量、不做品牌、不搞延伸產業鏈，靠低價格和低成本資金維持粗放經營，資金鏈最容易斷。就算這次國家出手相救，下次危機，你還是逃不掉。”
有的企業僅僅需要100萬元以內的“過橋錢”、“救命錢”。但由於銀行有選擇性地進行放貸，實力比較強的企業還能挺一挺，一般的中小企業會因貸不到款面臨資金斷鏈、企業倒閉。“貸款申請變難了，以前一兩個星期就能批下來，現在要一個多月，而且貸款申請手續比以前更麻煩，審批也比以前嚴格了。” 而那些信用低、穩定性低、成長性低的中小企業，非常可能被銀行拒之門外。”
讓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有效緩解小企業融資困境，是否另一可行辦法。
望采納。

In the export trade in zhejiang province face complicated external environment, combined with solutions to ease enterprises face difficulties in their business operation, steady export trade in zhejiang province growth picks up.

　　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經濟的深遠影響及對策

　　人民幣升值是一個長期趨勢，總的對浙江經濟是有利的。央行7月21日宣布人民幣升值，標志著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市場化改革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很可能意味著發展和改革的一個新時期的到來。

　　一、人民幣升值的宏觀背景

　　1、人民幣升值是中國生產力增強的必然趨勢

　　改革開放至今，人民幣匯率經歷了由貶值到緩慢升值的倒U字型變化過程（見圖1）。從1994年開始，人民幣進入了長期緩慢升值階段。也就是在這一年前后，中國經濟出現了由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的重大變化。從宏觀指標看，全社會物價指數開始下降；而從體制上看，非國有企業開始全面替代國有企業。人民幣由貶轉升表明，一方面是在長期貶值后，人民幣回歸到真實匯率，而在另一方面，則是生產力水平的持續上升支持了人民幣的持續升值。

　　生產力增強必然導致本幣走強。在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雙重推動下，我國經濟迅猛發展。1978年至2004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4%，以人民幣為單位的名義GDP累計增長了21倍。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明顯快于美國。1990—2001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6.75倍，扣除價格因素則提高了3.58倍；美國提高了1.52倍，扣除價格因素則僅提高1.29倍。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成本下降，再加上中國企業積極提高產品質量和檔次，商品競爭力明顯增強，吸引了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對于中國商品的極大需求，而這又引發了中國外匯順差的持續上升。

　　1994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金融資本項目順差一直呈增長態勢（見圖2），形成了一種雙順差狀況。2004年，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累計高達6368億美元。匯率是貨幣的價格，由外匯市場上本幣和外幣的供求關系來確定。如果外匯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超過人民幣的供給，人民幣就會面臨升值壓力，反之則面臨貶值壓力。我國經濟十多年持續增長、累積額高達6000多億美元的國際收支順差，在外匯市場上形成了對人民幣的巨大需求。正是在這種需求的拉動下，人民幣升值成為一個必然選擇。

　　與此同時，持續十多年的國際收支雙順差致使我國的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截至今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額高達7110億美元，這雖然有國際炒家的因素，但誘因卻是國力增強所引發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巨額外匯儲備遠遠超過了基于正常需要的安全儲備，并由此而進一步增加了人民幣升值壓力。持有過量的外匯儲備會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同時也會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特別是持有美國國債的收益率遠遠低于外商來華投資的收益率（差額約為10%），大量利潤被外國人賺走。在這樣的背景下，提高人民幣幣值有利于克服資源配置的扭曲。

　　2、人民幣升值不會重蹈日本覆轍

　　一些人士喜歡引用日本的案例，來說明本幣升值的不良后果。更有人把此政治化，說壓本幣升值是美國人搞垮一國經濟的陰謀，其實這些都是缺乏說服力的。

　　應該說，日元升值并不是當前日本經濟頹勢的元兇。日元升值始于1971年8月26日，日本由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轉為浮動匯率制。當年12月8日，按照斯密森協定，日元從360日元兌換1美元，升值到308日元兌換1美元。在此之前，日本已經歷了自1955年至1970年，長達15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然而這以后，即1970年至1990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仍高達9.2%。從下圖可以直觀地看到，1970年以后，日元持續升值，而日本的年度GDP增長，卻相對穩定地保持8%左右，最高年份為21.8%，最低年份為4.1%。1990年以后，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經濟增長速度一直較低，這是一個很復雜的經濟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拿日本經濟來類比中國經濟，其實還忽略了中日經濟的兩個巨大差別。一是內需差別。中國是一個具有13億人口的大國，國內市場潛力巨大。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看中的也是中國巨大的市場資源。因此人民幣升值后，即使出口受到一定影響，也可以通過開發國內市場來彌補總需求不足。日本是小國，內需有限，特別是日本政府長期采取保護國內農業、中小企業主利益的政策，進一步導致總體經濟缺乏較強競爭力。二是要素成本差別。日本是典型的資源小國，經濟快速增長導致其國內要素價格急劇上升，最典型的如職工平均現金收入快速增長。1970年，日本職工的月平均收入為7.6萬日元，1990年上升到37.0萬日元，上升了4.9倍，如果以美元計算，則上升了13.0倍[1]，成本上升削弱了日本商品競爭力。雖然中國的自然礦產資源并不豐富，但勞動力價格將長期具有較強競爭優勢。

　　3、人民幣升值為何如此艱難

　　2002年底以來，人民幣就已經面臨升值的顯性壓力，尤其是2004年10月央行加息后，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大。其實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人民幣面臨的也主要是升值壓力。從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到開始升值，歷時三年多，正反映了人民幣升值一個艱難的政策抉擇，這里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升值結果很難判斷。經濟運行是一個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復雜過程，對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只能給出一個大致的預期，很難做出具體的量化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幣升值必將“牽一發而動全局”，萬一出現不可控局面，就會造成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因此人民幣匯率調整必須全面考慮，統籌協調，慎之又慎。尤其是現階段，國際游資大量入境豪賭人民幣升值，而國內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不成熟，金融機構抵御抗風險能力較弱。在這樣背景下，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幅度、方式等，更需謹慎選擇，稍有差錯，可能就會造成經濟的巨大波動。

　　其次是長期低估人民幣匯率所導致的路徑依賴。人民幣被低估，使得出口部門具有價格優勢，形成了出口企業低匯率的路徑依賴。很多出口企業依靠低價格獲取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靠“跑量”贏得大量外匯，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人民幣升值幾乎可以肯定會給依靠低價競爭的出口企業帶來較大壓力，從而將打破利益分配格局，這就必然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因此，人民幣升值必須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處理好多方面關系。

　　二、人民幣升值利大于弊

　　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有利有弊。從宏觀和長遠來看，如果宏觀經濟政策處理較好，人民幣升值利大于弊。就當前而言，人民幣升值所帶的不利影響，大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不會影響到經濟發展的全局。

　　1、出口額不會大幅度銳減。

　　首先，匯率調整的國際經驗證明“匯率升值必定打擊出口”的觀點沒有經驗依據。日本和德國都經歷過貨幣大幅度升值，但這兩個國家的出口不降反升（見圖4、圖5）。1971年“尼克松沖擊”后，日元對美元匯率從360:1上升到308:1。之后日元逐漸升值，到1984年上升到231日元兌1美元，而與此同時，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則呈上升態勢。以日元計算，1985年日本對美國出口總額為42.9萬億日元，比1970年增長6倍，平均每年增長12.7%。70年代是德國馬克升值最快的時期，雙邊匯率從1970年的3.68馬克兌換1美元，升值到1979年的1.73馬克兌換1美元，累計升值1.13倍，而在這期間德國外貿出口額則增長了1.5倍，且一直保持較大順差。

　　其次，浙江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出口結構決定了人民幣升值不會造成出口的急劇銳減。出口商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初級產品，另一類是工業制成品。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初級產品趨同率較高，國際市場競爭激烈。人民幣升值后，初級產品出口有可能受此影響而減少。但從浙江情況看，初級產品的出口比重逐年降低，2003僅占出口總額的5.1%，因此對貿易出口的整體影響不大。工業制成品的生產具有國際化特征，需要大量進口原材料以及機器設備等，人民幣升值后，企業進口原材料、機器設備成本將會降低，給企業提供了一定的降價空間，緩解了人民升值所帶來的價格壓力。更重要的是，工業制成品的產品差異較大，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產品競爭力的影響，主要是看與相關國家產品的比價關系。從我國產品近幾年大幅壓價競爭的情況看，我國低層次工業制成品與其它國家相比具有巨大的價格優勢，即使因人民幣升值而小幅提價，也不一定會高于別的國家和地區，從而不至于較大程度地影響我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再次，低廉的勞動成本使得出口企業可以承受一定的升值壓力。浙江是中國勞動密集產品生產的一個典范，由低工資所支撐的國際競爭力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低廉的勞動成本成為浙江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具有明顯價格優勢的主要支撐。根據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美國工資是中國工資的50倍。勞動力成本的低廉并不會被出口價格的上漲而完全抵消。人民幣升值后，如果幅度不是非常大，勞動力成本依然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使得出口企業可以采取降價策略來緩解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壓力，出口不會因人民幣升值而大幅減少。

　　最后，匯率不是影響出口的主要因素，工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才是導致出口迅速增長的關鍵。從歷史上看，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實際匯率一直處于升值趨勢，但中國出口卻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勢頭。1994—2002年，人民幣相對于美元，歐元（2001年前為德國馬克）和日元的名義匯率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實際匯率升值幅度分別為18.5%，39.4%和62.9%，而此期間中國對美德日的年出口增長率分別為17.3%，11.5%和14.1%；浙江對美德日的年出口增長率分別為23.9%，20.7%和14.7%。這說明匯率不是左右出口的關鍵，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才是核心因素。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出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保持了高于美國1.5—2倍的增長速度，浙江又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只要保持了勞動生產率的較快提高，出口額自然也會不斷增長。

　　2、外商直接投資不會大規模下降

　　1994—2003年我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計290.0億美元，平均每年增長37.2%，外資企業已成為促進我省經濟增長和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推動力，也是引入國外先進生產技術的重要方式。人民幣升值后，外商直接投資不會大幅下降，因為外資企業來華投資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看好13億人口的大市場。世界上已經不可能再找到第二個如此巨大的潛在市場。激烈的市場競爭導致外資公司大量進入中國，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臺灣的康師傅集團進入大陸市場前只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進入祖國大陸后，巨大的內地市場使其迅速成長為中國國內最大的臺資食品公司，獲得了“中國面王”的美譽。

　　二是充分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資源。我國勞動力工資水平相當低下，以1998年制造業名義工資水平衡量，中國勞動力成本只有美國的1/50，日本的1/30，甚至只有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1/4～1/5。這里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長期集約化經營的農業，造就了中國農民特別善于吃苦的優良品質，以及思維與身體的靈巧性。

　　三是相似文化傳統的感召力。浙江外資企業中，港資、臺資企業占了一半左右。大陸和港臺地區具有相同的語言和文化傳統，高度的文化認同感是這些企業來華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人民幣的小幅升值并不會對這類外資引入構成重大影響。

　　外資迅速增長的這三點主導因素都具有明顯的長期性特征，因此外商直接投資不會因為人民幣對外價格水平的上升而迅速逆轉。2003年“非典”肆虐的特定背景下，我省利用外資仍然取得可觀成績即可證明這一點。

　　3、不會出現大面積失業

　　就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很多人擔心人民幣升值后，會嚴重影響總需求，從而造成大面積的失業，影響社會穩定。這種擔心是沒有道理的。

　　匯率調整主要通過兩個渠道對就業產生影響，一是人民幣升值將引起進出口相對價格的變動，進而影響出口，最終影響就業；二是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外商直接投資，進而影響固定資產投資，繼而波及到就業狀況。根據前面的分析，人民幣升值后，企業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都不會出現根本性逆轉，因此就業也不會出現大幅度的波動。

　　此外，2002年以來中國內需十分旺盛，央行從2003年年初就開始利用公開市場操作回籠貨幣，7月后又采取了一些加大控制國內貸款力度的貨幣政策。到目前為止，內需仍然有自動擴張的傾向。人民幣升值后，只要內需保持穩定增長，就可以抵消升值對外需的影響，維持總需求的穩定。在總需求保持穩定增長情況下，就業可能會在人民幣升值后出現小幅波動，但不太會造成大面積失業。

　　三、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的六大影響

　　人民幣升值是我省經濟發展的新機遇，有利于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次匯率調整雖然只升值了2%，但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意味著匯率形成機制向市場化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浙江市場化程度較高，市場主體更加成熟理性，更容易抓住匯率變動所表達出來的價格信號，合理有效地配置資源，提高經濟發展效率。

　　（一）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境外資源

　　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增加居民福利。2003年我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萬元，人民幣升值2%，相當于每個人增加了262元的對美國商品的購買力。這可以擴大居民對國外進口商品的購買，降低出國留學和旅游成本。

　　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利用國外資源。資源、技術等要素制約將是浙江經濟的長期問題。最近幾年，浙江進口鐵礦石、原油等基本資源快速增長，2004年比2003年分別增長了325%和140%。人民幣升值，進口成本降低，對浙江是一個利好消息。據杭州海關統計，今年上半年浙江進口146.1億美元，按照升值后的人民幣匯率計算，可以節省23.4億美元。

　　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利用國外先進知識。人民幣升值，購買力提升，國內企業能以較低費用，加大直接購買境外專利、技術和裝備的力度，同時增加派遣管理、技術人員出國學習。湖州久立特殊鋼有限公司，前不久簽約進口一臺單機壓力在全球排第9位的熱擠壓機，價值975萬歐元，人民幣升值2%以后，企業將少支付225萬元人民幣。

　　（二）有利于加速勞動力向第三產業流動

　　人民幣升值后，降低了企業進口成本，會形成擴大進口機器設備等高科技產品的局面；與此同時，對出口企業而言，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勞動成本的相對提高，因此會出現用境外資本貨品替代國內勞動的情形，即企業擴大機器設備進口，利用新科技的高效率減少對企業工人雇傭。從這個角度看，人民幣升值會造成一定數量的人員失業。

　　但這一過程將加快提高制造業的整體生產效率，提高制造業工人的工資收入，從而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這就為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發展提供了良好機遇。這樣，高科技所替代下來的就業人員將會被第三產業所吸納，形成勞動力向第三產業的加快轉移，從而使得服務業吸納就業人口的作用越來越突出，這也符合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

　　（三）有利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首先，人民幣升值可以加速產業結構調整。人民幣升值后，低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將會受到抑制，企業利潤空間降低。為了在競爭中生存下去，企業不得不轉變競爭方式，一方面將更加關注國內市場，而不是一味追求出口，成為跨國公司的一個車間；另一方面將努力轉變出口結構，增加高附加值產品所占的比重，這會迫使企業提高科技水平，形成加快轉變產業結構的壓力。此外，人民升值后，進口成本降低，企業可以更好地利用境外知識、技術、先進設備等，降低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成本。

　　其次，人民幣升值有利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浙江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環境和資源壓力越來越嚴重，幾乎已經到了承受的極限。浙江主要產品單位能耗比發達國家高30%以上，能源利用效率比發達國家低10多個百分點。2003年人均能源消費、人均年用電比“九五”末分別增長了23%和100%。一些出口產品就是在依靠高耗能、高污染生存，是國外轉嫁環境壓力的產物。人民幣的適當升值將使低能耗高環保的高技術設備進口成本降低，進口數量增加，有效減少資源的浪費，減輕環境壓力。此外，還可以通過“優勝劣汰”效用，淘汰部分能源消耗大、產品附加值低的出口企業，逐步轉變向世界廉價拍賣我們珍貴資源的現象，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四）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和改善貿易環境

　　浙江出口商品以勞動密集型、缺乏核心技術的工業制成品為主，這些產品大致占出口總額的80%以上。出口產品附加值較低，主要依靠低價格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出現貿易摩擦在所難免。2002—2004年，浙江共遭遇國外“二反二保”和“337調查”案件71件，涉案企業2496家、涉案金額15億美元，分別占全國的45%、50%和60%，浙江已成為遭受反傾銷、保障措施等立案調查最多的省份。

　　從短期看，人民幣升值后產品的出口價格會提高。但由于我省出口產品價格已非常低，即使適當提高價格，產品仍將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而且有助于減少其它國家對中國提出產品低價傾銷的訴訟。浙江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相當高，如果利用這種市場優勢，適當提高產品價格，反而可能增加利潤。人民幣升值也向世界表明了我國對待匯率改革的態度，歐美等國必然會隨之調整對華貿易政策，減少各類貿易摩擦的次數。

　　從長期看，人民幣匯率調整雖然只有2%的增幅，但卻說明了一個信號：人民幣正在向真實匯率回歸。對企業而言，這意味著今后必須調整其低價競爭策略，以提高質量、款式、功能和售后服務等方面取勝，提高其在國際分工和價值鏈中的位置，增加產品附加值，使出口貿易逐步納入可持續發展的良性軌道。而這顯然是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的。

　　（五）有利于加速我省企業走向世界的進程

　　浙江省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本雄厚，具有典型的“藏富于民”的特征。全省存款余額2003年達1475.8億元，從1990年算起，平均每年增長27.8%。但由于經濟和金融結構的不完善，儲蓄轉為投資的傳導機制受阻，大量剩余資本在尋找獲利機會。在股市不景氣的情況下，資本瘋狂涌向房地產市場，活躍在全國各地的“溫州炒房團”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省并不缺少投資資金，缺乏的是投資機會。

　　人民幣升值后，可以用較少的貨幣購買更多的國外資源，將刺激企業發展對外投資，實行跨國經營，這樣可以更好地利用國際市場，而不必擔心貿易壁壘的制裁。縱觀國外跨國公司的發展歷程，低級階段是單純的產品出口，高級階段則是直接投資，實行現地生產。浙江企業要率先走向世界，也必然需要經歷這一過程。人民幣升值將加速這一進程的實現。

　　（六）人民幣升值的若干不利影響

　　浙江經濟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征，2004年浙江省外貿總額為852.3億美元，外貿依存度到高達66%，出口依存度高達43%。對浙江這樣一個出口大省而言，人民幣升值也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

　　——打擊出口企業。對紡織業等低附加值產品沖擊最大。浙江有很多出口額在200萬美元以下的小紡織企業，紡織業的利潤一般不足10%，而這些小企業的利潤僅在3%左右，一次性升值2個百分點，對企業的打擊不小。

　　——影響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升值將使同量的外幣折算成人民幣的價值下降，就會使得外國投資者利潤減少，投資自然減緩。

　　——影響就業。我省的出口企業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在人民幣升值，出口企業利潤下降的情況下，企業很可能用壓低工人工資、減少工人數量的方法來轉嫁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損失。這會給就業帶來一定的沖擊。

　　——擴大收入差距。人民幣升值后，用美元表示的收入增加了。但只有能夠購買進口高檔產品的中高收入群體才能真正享受到升值的好處。此外，人民幣升值后，滬深股市上揚，受益的也是有投資能力的中高收入群體。收入差距會因人民幣升值而有所擴大。

　　四、積極把握人民幣升值形成的新發展階段特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無論是日本、韓國，還是德國，本幣升值都會推動本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日本經驗更是表明，本幣進入升值過程以后，一國經濟社會起碼還有20年左右的快速發展期。人民幣升值同樣表明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大致有五個重要特征。

　　一是市場化水平進一步更高，市場對資源配置將發揮更大的基礎性作用；二是中國經濟競爭力上升，在全球經濟中的話語權走強；三是商品和勞務的低價優勢開始弱化，形成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壓力；四是中國經濟進一步接軌全球經濟，至少會逐漸在貿易、商品價格等方面形成內外經濟一體化格局；五是浮動匯率制度導致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但只要靈活地進行相機抉擇的宏觀調控，將有利于激活經濟社會內部的積極因素，且增強了要素合理配置的敏感性

　　充分把握人民幣升值所形成的新發展階段的若干重要特征，加快轉變浙江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們當前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政府而言，應該借人民幣升值的契機，進一步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企業而言，在短期內可以利用各種金融手段來規避匯率風險，也可以采取向經銷商轉嫁負擔等辦法來降低人民幣升值的損失，而從長期看，則應化壓力為動力，加快技術進步，加快調整產品結構，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1、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抓住匯率變動機遇優化資源配置機制。匯率不僅僅是一種政策工具，而且也是一種價格。作為價格，匯率在市場經濟中應由市場決定；作為政策工具，調整匯率是要影響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因此，匯率的變動能否起到有效的調節作用，關鍵就在于市場機制是否完善，在于市場主體能否及時靈敏地能對匯率調整做出反應。浙江民營經濟發達，市場化程度較高，當前應以產權改革為抓手，加快由初級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變，提高資源配置的市場化水平。只有在市場體制完善的狀況下，市場競爭主體才能準確地把握匯率所傳遞的國內外價格信息，正確地進行成本和盈利的國際比較，從而使進出口貿易真正建立在比較利益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提高企業競爭力。當前要加快推進要素市場化進程，如減少政府對于工業用地出讓的行政干預，提高工業用地的招標、掛牌和拍賣比重；加快政府改革步伐，以一個更具創新精神的政府，低成本地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良好運行；加快提升誠信水平，強化政府監管力度，維護和優化市場經濟秩序。

　　2、實施進口戰略，加大利用境外先進知識等資源的力度。人民幣升值給我省企業帶來了出口壓力，但也降低了我省利用境外先進知識等資源的成本，這對既遭遇自然礦產資源制約，又受著知識缺乏制約的浙江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機遇。因此，要從“借力”發展和開放促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要像抓出口一樣，研究和實施進口戰略，加快引進境外先進知識，積極利用境外礦產資源。要系統地研究和加大出國留學培訓、引進專利和技術裝備、采購先進商品、購買能源原材料等。通過利用境外先進知識，購買礦產資源，來優化進口結構，來用好浙江的巨額外匯，加快提升浙江經濟社會的知識水平，緩解浙江的資源制約，走出產業結構的路徑鎖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3、強化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建設，把成本上升因素轉嫁給經銷商。向境外經銷商轉嫁成本，是出口商緩解人民幣升值成本壓力的一個重要策略。但是單個企業勢單力薄，需要在政府引導下，由非政府的行業組織牽頭和出面，增強與境外經銷商的價格談判能力。行業協會也要抓住這一機遇，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事實上，我省一些企業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具有較高占有率，我們在價格上具有較強的談判能力，可以要求和客戶共同分擔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利潤損失。比如紹興豪納紡織品貿易有限公司與沙特阿拉伯某外商簽訂的出口合同中，1米（長1.5米、寬1米）“捷達化纖面料”單價比以前提高了3美分，增幅為4.3%，這就能有效地和經銷商一起分擔人民幣升值帶來成本上升壓力。

　　4、增強核心競爭力，轉變外貿出口結構。企業不可能長期依靠匯率、利率等外在政策的保護實現發展。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強產品的內在競爭力，實現企業的轉型發展。借助人民幣升值機會，企業應合理安排好進口計劃，加大先進技術和高科技產品的進口力度，提高企業科技水平。提升企業品牌內涵，創建品牌的國際優勢。進行資源整合和產品結構調整，實施多元化戰略，提高產品質量和檔次，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附加值，實現由產品輸出到品牌輸出和資本輸出。

　　5、加強對人民幣匯率的長期研究。人民幣匯率調整將對浙江經濟產生多方面的影響，我所今后將作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也希望有關部門能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在全省組織科研力量，進行定期研討，深入研究人民幣升值趨勢下的浙江經濟應對之策。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浙江省外貿的影響>
摘要】 匯率下浮對浙江多項經濟變量之影響的定量分析表明，這些變量對匯率變動反應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現實匯率彈性。匯率變動對浙江工業生產總值影響最大，對出口貿易額、進口商品價格、貿易收入順差的影響次之，對相對貿易條件、物價水平、出日商品價格、出口貿易內部貿易條件等亦有重要影響。在過去人民幣匯率高估時，匯率下浮作為一項短期金融政策在浙江是成功且卓有成效，但這只能作為一項短期政策。否則，會使外匯市場失效，引起通貨膨脹等嚴重消極后果。有鑒于此，中央政府根據市場變化干預、調整匯率是必要的，但要極為慎重，且有利于匯率市場化。而地方政府則應靈活利用匯率變動之機遇來發展外貿。

<淺議民營出口企業外匯風險的財務規避>
【摘要】 人民幣實行浮動匯率以后,人民幣不斷升值,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匯率制度也由浮動匯率向市場化匯率機制過渡,人民幣升值與匯率變動對企業出口產生的影響已不容忽視,民營出口企業必須正視出口業務外匯風險,加強財務控制,采用各種措施,規避企業的外匯風險。

《浙江：探索出口避險新途徑 》
<正>日前,在第七屆中國國際日用消費品博覽會上,很多企業在談合同時留意探索更有效的避險途徑,部分出口企業為避人民幣升值的匯率損失放棄美元結算,有的開始重點開拓內銷市場。多種貨幣計算:非美元結算趨增寧波市環球制燈有限公司負責人說,該公司主要生產節能燈,年出口三億元人民幣,其中美國市場占大部分。盡管用美元結算是一種長期的交易習慣,但今年,公司針對部分美國客戶……

《中行“三創新”：與浙江外貿企業共克時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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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個人,現在就想省事,不用論文了,學個吊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