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資產—在信息經濟中贏得競爭優勢[書摘]
馬克斯·H·博伊索特：巴塞羅那ESADE商學院的戰略管理教授。
《節選》
人類理解“以能量作為經濟的基礎”用了大約兩個世紀，是否對于“以知識作為經濟基礎”的相關問題也要用兩個世紀？而德魯克更加樂觀一些，他在20世紀50年代說，希望在一百年后（2050年左右）出現和《資本論》一樣偉大的《知識論》。——我們不妨可以認同德魯克的樂觀，因為從常識看，知識是加速度地發展的。我個人也不妨做一個更為樂觀的估計，從當前世界上這一領域的研究看，以及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的現時成果看，大約在未來20年、即2030年前后，人類應當對“知識”、“知識資產”等“經濟基礎”問題取得突破性的、總結性的理論成果，而人們的規模化的實踐成果將比這個時間還要早——實踐往往是領先于理論的。（事實上，如果玩一個文字游戲，人類規模化的知識實踐成果，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了。）
如果采限一元的認識論，那么最大化知識增長或組織學習，就是要進行不斷的實驗，使企業組織能學習其環境條件，也包括學習如何滿足客戶需求、和應付競爭。但這里存在著認識論難題——除非對于環境描述的知識與該組織無關，否則就無法對這種相互作用進行分析。如果采用的認識論是多元論的，那么企業組織仍然可以被看做是實現知識增長的一種手段，而多元認識論有了更大的解釋力。除了實證主義傳統所承認的準科學知識外，還包括“組織常規”的經驗性和實用性的知識。而且，還可以將企業描述成為各種類型的知識之間發生相互作用的場所。用波拉尼(Polanyi)的術語說，除了外在的“非個人化的”科學知識外，還有“隱性的”、“個人的”知識。比如，具有創造性的企業家精神的隱性個人知識，可以通過成立一個企業（建立一個系統）來發揮杠桿作用。
博伊索特的多元認識論是三維的。它用“是否可抽象”、“是否可編碼”、“是否可擴散”的三種“特征”為“知識資產”作為框架性定義——“知識”是以從“數據”中提取的“信息”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一種能力。（更通俗的表達是，“知識”就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信息”。）隨著時間的推移，知識資產產生了一連串有用的服務，從而具有潛在的經濟價值。然而，和實物資產不同，知識資產可以在與人分享的同時保存自己，即使將知識給了別人，自己也還有一份。就象人們常說的“思想可以象火種一樣傳遞”。可是，雖然分享知識資產并不降低它對原占有者的效用，但分享卻降低了知識資產自身的（經濟）價值，因為知識因分享而喪失了稀缺性。這是知識資產最重要的一個悖論。人們通過專利制度來保護知識產權，但這是一種越來越脆弱的制度，因為知識很多時候又需要“擴散”（傳播）才能夠完成價值。而且，通常“擴散”順暢的知識都是經過充分“編碼”和經過充分“抽象”的。（比如，我們最常見的知識編碼和抽象形式，就是將某種知識做成產品，比如將關于通信的知識做成手機產品；再比如，傳送一個人的姓名信息，比描述一幅畫的內容要簡單得多。）
知識資產是通過學習過程建立起來的。——除了傳播知識，還有創造新知識的情形。——而學習是以適應性的方式充分利用知識傳播（“擴散”）的一種能力。許多學習，是從我們所說的信息環境中獲得知識營養的（只能用比喻的說話，抱歉）、以社會方式構成的活動。某些環境鼓勵通過分享個人的知識資產存量來從事學習，而某些場合的環境則鼓勵通過獨自累積自己的知識資產創量來進行學習。有趣的是，知識被結構化（“編碼”）和被分享（“擴散”）的程度，可以用來界定不同的文化。例如，官僚制的文化喜歡經營充分“編碼的”、“抽象的”和“顯性的”知識。然而，這種文化卻不習慣于分享它，而是采限行動阻止其“擴散”。早在18世紀，馬克思就（正確地）指出，“所有的官僚等級制，其實質是知識的等級制。”相反地，為了讓市場更加有效率，自由市場文化卻表現出很高的知識分享（“擴散”）程度。當然，市場文化為了鼓勵分享，也需要很高程度的對于知識編碼和抽象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價格”的產生過程。